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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朋友问我：怎么不回家乡过年？
我反问他：你倒说说，回家乡的哪里？哪家哪户，才是可供过年的容身之地？
父母离世之日，就是人后方家园的崩塌之时。不管是否承认，人都已成了事实上的流浪者。
前多年的春节，我的确是在家乡度过的，但究其角色，也不过是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尾随者而已。为私企打工的妻子，很少正常休息过，于是很想利用年终的假期，与平日难得一见的父母多聚几日;儿子自小因受外婆外公的管护，与他们感情深厚，于是便成了他母亲的拥趸，亦归心似箭。整装出发之前，他们念及弃我一人于家而不忍，尤其是儿子，对我可谓百般规劝，万般央求，几近于苦口婆心，我这才勉强答应与他们一同踏上归途。
客观而论，岳父一家老少，对我的到来自始至终都抱持着无比热诚的欢迎态度，从未表现出些许的排斥与嫌弃。但我还是不愿意在岳母为我铺就的新床单上下榻，宁愿一个人独守宾馆。
除夕之夜，白日里被络绎不绝的洗浴者搅和得嘈杂无比的宾馆，突然就像被叽叽喳喳的鸟雀遗弃的空枝，寂然无声，一个一个的房间，皆黑灯瞎火，似乎唯有我，还死乞白赖地赖在那里不肯离开。
实话实说，对于我这样一个面对喧嚣极其不适的人，此时此刻，倒是非常地享受这等的空旷和寂寥。无人大呼小叫，无人酒后耍酒疯，楼顶上没有了铁锤砸地板般的咚咚声，过道里失却了咳嗽吐痰声，安静得恍然很不真实。我留守房间，或坐或卧，既感觉自己是一个囚徒，又是一个国王——我被虚浮囚禁，又被虚浮伺候。
独住宾馆，便利之处无疑很多，比如那种卸妆之后的自由，以及随心所欲的坦然，并不能时常拥有。当一个人走入人群，尤其是登上舞台，他其实已经与真实的自己剥离，进入一种身不由己的失真状态，甚至有可能深陷于惯性的伪装和表演之中而不可自拔。唯有回到房间，确信无人毗邻，窗缝也无偷窥的眼睛，他才可能找回自己，复原自己，自己与自己的影子重合，并自己与自己促膝谈心。
然而，住宾馆的舒适与惬意，并不能遮蔽内心的疑惑和彷徨。独守空房，难免会惆怅漫溢，并扪心自问：你究竟回来干嘛？你所谓的回来，和出差有何异样？在故乡的土地上，你难道不就是一个异乡客？
中国大陆宾馆前台的上方，最爱悬挂的宣传用语，就是让人极为眼熟的四个字：宾至如归。宾为何？客也！它在昭示并提醒着每一位登记入住者：你不是这里的主人，仅为一个客人而已。客人是过路者，是暂居者，与永久盘踞的居民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居民是深扎泥土的树，有根，有枝，有叶，而客人只是飘落而至的微尘，一缕风就能将其卷走。
当一个人离开故乡日久，他实质上已成为了故乡的客人。除了一根情感的隐线将他与故乡联结之外，他与故乡，再也无法彻底兼容。
2
有宾馆的地方，一定是城镇，而不是农村。农村，也许有近些年才时兴而起的简易农家乐，但绝对没有相对典雅奢华的宾馆。
不错，我往昔过年驻扎的地方，正是县城。县城，被我视为第二故乡，其因在于，我曾在这里工作与生活了整整十个春秋。
但第二故乡与第一故乡，无疑还是有所区别的。如果把故乡比喻为母亲，那么，第一故乡就是原生母亲，而第二故乡，则类同于继母。
生母关乎血脉，继母关乎命运。生母是生命的源头，而继母则是精神的海洋湖泊和崇山峻岭。
我生命的出发地，距离县城十公里，地处一座人字状长吊形土塬的左脚趾位置。我在那里长到十七岁，便赴外地求学，之后就再也没有长留长住过，一直与它处于若即若离，甚至于隔岸观花的状态。数十年遥遥而去，我可能首要解决的难题，不是怎么做才能与它水乳交融，而是如何拂灰去尘，与它重新相认。它就像我一位失散许久的親人，由于隔离太久，纵然重逢，已陌生得难以认出彼此。在互不交错的环境里，接受着迥然有别的心理塑造，以至于使各自从生活方式到思维模型，皆南辕北辙，渐行渐远。依我之观察与猜想，无论是我还是它，对对方的理解，无不沦为了记忆的俘虏。而记忆，仿佛一个停摆的钟，会在它的脑海里，把我定格于出发前的模样;同样也会在我的脑海里，把它定格于我未离开时的样态。
于是当一切都变得面目全非之时，是否还能认出对方，就是一个现实存在的疑难问题。不错，我们都变了。慌张奔跑的岁月带来的，并非简单的生理意义上的年老色衰，更多的则是精神上的各怀心事与各有意趣。
我们都龟缩于各自的城堡，奔涌于各自的河道，不连畔，不搭界，不融会，不贯通，之间相距千道看不见的墙，相隔万座跨不过的山。即使相互走近，熟识的也仅止步于面孔，而无涉其他。
一个人犹如一部厚书，仅目睹了它的封面，或最多读过它的第一页，就宣称对这部书无比熟稔，肯定太过轻率了一些。书的页码在岁月的叠加中无限地延伸，越积越厚，纵然有翻阅它一探究竟的愿望，但未必就能找到合配的钥匙，将已上锁的封皮打开。也许通过暴力开锁，得以破门而入，但面对那些复杂隐晦的象形文字，能否破译它，能否读懂它，又是将要面临的一个严峻考验。
拉斐尔说：理解，等于程度相当。其意在于，心有灵犀，仅限于个别人之间，无关乎人群中的大多数。
不久前看到木心答问中的一句话，我由衷地会心一笑。这位三进三出监狱的铁门，九死一生，至终老才被人发现的大作家，面对记者指出他的“作品没有群众的观点”时，他脱口回答道：“群众是没有观点的。”
当然，期冀故乡能读懂自己这本潦草的薄书，本身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天真。故乡，只是一个精神的符号，而非精神的知己。以知己的标准来苛求它，于它显然有所不公。在生命的初期，故乡像一张被单包裹过你，像一头牛的背脊驮载过你，及至你离它遥遥而去，它还在对着你模糊的背影念叨着你，在你踪影无觅的年月里还记挂着你，对你而言，就已足够。
3
我偶或回乡，遇到的大多都是陌生的面孔。记忆中一棒槌高的孩子，而今已是满脸沧桑，褶皱横竖的爷爷了。很多人需要询问，才能得知他是谁;也有不少人即使询问过，得到了答案，尽管点头诺诺着，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但其实还是未搞明白他是谁。 搞不懂谁是谁，对我而言，也许只是小事一桩;但对于村民而言，却是涉及尊严的大事。
年少时，不止一次，我亲耳聆听到村民们聚在一起，对那些离开本村手端公家饭碗的人，挨个予以点评，并对他们一一进行道德的评判。或曰：某某某很不错，没忘本;或曰：某某某就是个白眼狼，忘本了。
紧随肯定或否定语调的，是众声的附和，其中有赞赏，有叹惋，有唾骂，甚至于不乏诅咒。
何为“忘本”，又何为“没忘本”？究其依据，不过是某次路遇，前者热情地向他打了招呼;而后者，却对他眼睁睁地无视，未予搭理。
以打不打招呼为论据，从而得出是忘本还是未忘本的结论，未免过于草率和牵强。但我自那时起，就将这些议论视作长鸣的警钟，并时刻忠告自己：无论自己内心是愉悦，还是郁闷，见了村民都要热情似火。然而，百密难免一疏，一个人即使再全神贯注，也会有神思恍惚的时候。也许，就在觉得对面走过来的人有点儿面熟，犹疑是否就是村里的某某某时，问候的良机已经错失。在不断地错失中，我不能排除自己已沦为遭人唾弃的可耻的“忘本”者。
人一阔，脸就变，既是做人之忌讳，也是公众之嫉恨。我未阔绰，更未腾达，但在很多土中刨食的村民看来，凡怀揣一个城市户口本的人，无不嘴角斜抽，眼角飞翘，呈现着高高在上的傲慢姿态。
于是甜言蜜语极易换来村民的高调赞颂;热热乎乎很容易转化为“不忘本”的证据。
这种简单化的认知，忽视了人与人之间个性的差异，更是等级社会衍生出的生命之悲和精神之哀。
事实上，在世俗化的世界里，趋炎附势，媚红蔑黑，并非什么新闻，而是生活的常情常态。强者只在乎更强者对自己的态度，却对弱势者的热颜与冷脸，往往并不在意。但弱者则大为不同，他们中的很多人，皆拥有一颗玻璃般易碎的心，对强者对自己的表情，显得格外地敏感。一个不经意的眼神，一句有口无心的话语，都能化为锋利的箭矢，射中他们的心口。
“忘本”与“不忘本”之论，正是在这样的现实鸡窝里孵化出来的。
不能责怪村民，居于社会末端的他们，实在是被忽略得太久太严重了，他们渴望被尊重，被看得起，是作为人最低限度的期盼。当然，也不能过度责备那些没有向村民嘘寒问暖的在外务工者，也许他们真的没有留意到迎面走过来的那个人，就是自己往昔的近邻。
阻隔产生陌生，错位产生误解。要让鹰理解兔子为何不飞翔，或让兔子理解鹰为何不在地上跑，既白费力气，又纯属多余。
当我有时候向旁人询问刚和我打招呼的人是谁时，我能感觉出他的惊骇：就是那个谁谁谁呀？你咋搞的，竟连他都忘了？你不会是装的吧？
在记忆的深处反复搜索并打捞，的确能捕捉到一些有关谁谁谁的模糊残片。把一个一个的残片拼接起来，才能勾画出谁谁谁那副已经斑驳得犹如古壁画的大致轮廓。
这等窘境，和“装”与“不装”无关，只涉及于记性的牢固与否。
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人和人之间，亲密无间，不亲密亦无间。别家的一切，事无巨细，皆能看在眼里，挂在嘴边，成为东家长西家短的热烈谈资，并迅速地被全村所有吸尘器一般的耳朵悉数接收。然而，我却持久地浸泡于与村庄迥然有别的观念池塘之中，这里是人的汪洋，也是信息的大海。在一个与村庄毫无瓜葛的社交体系里，人们不关心你的过去，只在意你的现在;不关心蔬菜的长势，只在意蔬菜的价格;不关心麦子是怎么碾打的，只在意面粉里有无添加剂;不关心墙根地畔引发的纠纷，却对官场的勾心斗角和国国之间的冲突津津乐道……如此这般，自然也就没有人在与我的交流中，涉及村庄的家长里短。数十年里，从未有人向我提及过谁谁谁，我又如何能做到讓他恒久地盘踞于心？尽管我也在尽力地抗拒着遗忘，但记忆却越来越依稀，越来越渺茫，终究会被时光飘落的积尘彻底覆盖。
小时候背诵过的诗篇，如果不温习，不复诵，注定就会遭到新物事的挤兑和驱逐。人也是一样，如果彼此间久久地不来不往，曾经无比熟悉的人，也会渐渐地沦为记忆深处一缕飘忽的炊烟，消失于无形。
4
不止一个朋友，出于好意，这样鼓动我：将来退休了，回村里盖一栋属于自己的宅院，以安享晚年。
我笑笑，未置可否，但心里却豁亮透彻，知道所谓的“安享”，不过是浪漫主义者无比曼妙的想象而已。
人的移动，远不是物的移动：大件的请个搬家公司，中件的请个拉脚师傅，小件的往手提袋里一塞，即可完成对其的移位。人更像是树，在某一个地方待久了，不但已经适应了这里的气候，而且会生出根须，扯出枝丫，盘根而错节，不是想移动就能轻易移动的。年少时人是相对独立的个体，像风一样地自由来去，但长到一定的年岁，人就变成了蜘蛛网上的蜘蛛。蜘蛛的每一个决定，都必须把整个蛛网的因素考虑在内。
村庄之于我，无疑是生命的孵化之地，但家庭的其他成员，因未受之于村庄的滋养，他们对村庄是生疏的，是恐惧的，甚至是拒绝的。村庄在他们的想象里，是偏僻的，是荒芜的，是落后的，是缺盐少醋的，是寂寞乏味的。每遇争论，我总能接收到这样的质问：你当初考学是为了啥？不就是想要逃离村庄，过上另一种生活吗？如果你巡游了半个世界，却还要回到村里，当初灯下苦读的意义又何在？
这样的质疑，常常让我尴尬且无言以对。何以无言？皆因它揭示了我们这代人热衷于高考的真相：以自我拯救的方式，跳出农门，逃离农村。
不是吗？我，或者我们这些农村的土孩子，起初不正是带着对农村的厌弃，带着对城市生活的憧憬，才奋力挣脱牛缰的束缚，通过考学的门槛，从荒僻的农村，迈入繁华的城市的？城市与乡村，自古而今，皆天上地下。灯红酒绿，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等，那都只是城市的表象。掩映于表象后面的，或许是另一种俗眼无法洞见的东西：城市既是权力的狩猎场，又是财富的浩瀚渔场，更是人类精神的巍峨山巅。人不是自然界的低级动物，仅满足于生理上的本能就沾沾自喜，人是社会的，是高级的，是有喜怒哀乐本性的，是有情感倾诉与思想互动需求的。 在层级化的社会，地域也难免被行政化，标签化。不同身高的城市，所拥有的资源，与其级别相对应，彼此间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且不论自生自灭的村庄了。财富是朝上浮动的，人才也是朝上浮动的。在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层位高的城市，便被喂养成了头大脖子粗的胖子，雄霸天下，亦睥睨天下。
很多人都陷入了无法自圆其说的悖论：一边在指斥城市的种种缺陷，比如雾霾，比如拥挤，比如嘈杂等，一边又在挤破头地朝城市迁移，颇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这等景况，与面对美国时的爱恨交织异曲同工。美国是世界上挨骂最多的国家，却又是地球各个角落各等肤色的精英与非精英们，皆心驰神往执意迁徙的目的地。非精英阶层，是怀揣淘金的意愿前往的，而精英阶层，却能透过云雾缭绕，透视到它民权制度的优良以及对人性尊严的捍卫与尊重等。
可以反对，包容批判，这恰是美国优长于别国的最为迷人之处，也是众多知识精英对其趋之若鹜的重要因素。城市也一样，充斥抱怨，充斥牢骚，除了城市人对生活的品质要求更为严苛更为挑剔之外，最为主要的，还是源于城市具有容忍批评的环境，源于城市人具备批评的能力。而乡村即使再糟糕，都是有口无言的。纵然屋檐之下有叹息，床笫之旁有不满，也无法纷纷扰扰地传输到其他人的耳孔，被整个世界所聆听。城里家庭的自来水管，胆敢两天断水，就会引发抗议的浪潮，但乡村的人，纵然长年累月地挑着水桶下沟上坡地寻找水源，为一担饮水而汗流浃背，也是自行承受，默不作声。
城里很多人，从来没有在农村生活过一天，仅在旅游的路途，透过巴士的车窗，雾里看花般地瞭望到农舍外表的明丽，就天真地以为农村已经足够富庶，农村人的生活已足够滋润，从而放纵他们那浅薄的喉咙，对其大发感慨和赞叹。但如果让他们从车上下来，在他们所羡慕的农村，别说吃住一月两月，即使住上三天五天，我相信他们中的十个人，有九个人都会中途逃离的。而对于一向自卑的农村人而言，从来都是自己羡慕城里人，哪有城里人反过来羡慕自己的时候？对于来自城市不明真相者地恭维，他们既很享受，又很自得，更稀里糊涂地误认为自己的生活真的已经超越了城市，真的已经步入天堂了。
唯有如我这般既有农村生活经历，又有城市生活经验的人，才深谙两者之间的巨大落差。就目前而言，农村人尽管比之自己缺吃少穿的过去，生活状况不知改善提升了多少倍，但与城市人相比，其差距还远不是五步十步的问题，而是百里千里的问题。
5
大约有七八年的时间，我与村庄皆处于梦中望月的状态，未曾有过任何亲近。但这些年，年复一年，我都以各种理由，年均回村三四趟。除了清明祭祀父母和先辈为必备的动作外，其余回去，大多不过是闲来无事的闲转而已。
陪姐姐在乡路上行走，瞅着冬日里荒芜裸露的大片田畴，以及田畴里翘立的牛头羊头般的土坷垃，我忍不住感叹：看见这些土就觉得很亲。
姐姐笑我痴愚，说：你竟说些傻话，土有啥好亲的？到处都是土，看见土就发愁。土都能把人埋了，还亲呢？
姐姐与我的站位不同，对土的感受自然就南辕北辙。对她而言，在土里流汗，在土里打拼，在土里刨食，挣断了肋骨，弯驼了腰背，对土可谓爱之切切，亦恨之切切。土之于她及家人，既是存活下去的最后一道防线，又是一根无法挣脱的绳缰。而我与土曾经是那么地亲密无间，日后却又是那么地疏远隔离，对土的怀念，犹似对初恋恋人的日思夜想，近乎于烈火焚心。一经亲近，感慨之言亦是发自肺腑。
但姐姐的话，无疑提醒了我，让我很快意识到自己在她面前抒发情怀，未免过于矫情。
去四川的青城山旅游，那时还未架起缆车，上山主要靠腿脚的跋涉。但爬累了，就坐滑竿。名曰滑竿，其实是由竹子制作的坐轿。一人坐轿，四人挥汗肩扛。山路陡峭，坐在滑竿上，左顾右盼，却见一个个的山民，弯着脊梁，背着大块的石头，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艰难爬行。他们粗壮的喘气声，五米之外也听得清晰。他们的胶鞋被磨破，裸露着粗糙的脚趾;衣服被磨破，裸露着青肿的肉膀。
看到一块飞翘的石头，游客们也许会兴奋得大叫，并对其不惜溢美之词。但山民却是默不作声的，是懒得瞅其一眼的。
对山脉，对石头，游客和山民的感受迥然相异。游客们慨叹完山之雄，石之奇，却并无谁愿意留下来，与他们喋喋以赞的山石持久地相拥相伴，而是像旋风那般，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很快就失去了踪影。他们扔给山石一堆泡沫般无聊而虚浮的赞词，然后又回到了他们抱怨不休的城市，重复在他们看来老调重弹的乏味生活。
相比之下，山民对山石却是以身相许的，是不离不弃的，是生死与共的。山民生于斯，葬于斯，他们对山的爱恨，是山外来的旁观者，绝然无法体察的。山恩赐与他们以生的希望，却也让他们的世世代代，付出了身体透支骨骼扭曲，甚至坠落险崖殒命滚石的惨痛代价。
面对背石山民，面对耕作的农民，任何绝妙的辞赋，都显得是那么地苍白，那么地无病呻吟。
6
我的本意，是想重新融入村庄的，不再做流浪的云，而是做田里的庄稼，茁壮于土里，亦枯萎于土里，与昔日的自己重逢重合，耳根清净地沐浴阳光，素颜素心地荡涤清风，远离光怪红尘，逃离陆离欲海。
但人从简到奢易，从奢到简难。当一个人被填满各式物件的超大行囊绑架时，他意欲掉头往回走，既显得困难重重，又无法自作主张。
事实是，我曾做过很多这样的努力，却难免止步于隔靴搔痒——村庄的每一声召唤，我从不推诿懈怠;村庄的每一次招手，我无不疾步而趋。
我深知，村庄对我这样一个在别人眼里无足轻重的游子，是在意的，是在乎的，这让我颇为庆幸和感怀——也许，当全世界都将我遗忘的时候，还有一个村庄执著地把我牢记;当所有人都将我抛弃的时候，还有一个村庄乐意于将我揽入怀中。
故乡是生命与精神最后的避难之地——故乡的意义，大概就在于此。
飞黄腾达时，故乡也许会离你远去;穷愁潦倒时，故乡一定会在你身旁。
故乡也许不习惯于锦上添花，但一定会雪中送炭。
比起都市的光洁，故乡是粗糙的;比起都市的灯红酒绿，故乡是黑灯瞎火的;比起都市的人声鼎沸，故乡是寂静无声的;比起都市的流光溢彩，故乡是简陋朴素的……故乡的聋耳，不一定能听懂你晦涩拗口的言辞;故乡的浊眼，不一定能读懂你云雾缭绕的心迹，但对你落寞的表情和无助的哭泣，却一定会有敏锐地觉察和回应。
我是吃过百家饭的。母亲和姐姐不止一次地给我讲述过这样的情节：刚脱离襁褓，尚且不懂江湖之恶不谙世事之艰的我，在两三年里，竟痴迷于喝红豆稀饭而不可自拔。那时粮食短缺，母亲哪有能力天天给我熬制这等奢侈食物？喝不到红豆稀饭，我就耍赖哭啼，甚至于绝食，拒阻其他食物入口。母亲为此而焦虑心疼，却无计可施。乡邻知悉这一情况后，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便被全村所有掌勺的主妇们知晓。主妇们深谙母亲的难处，于是就在集体下地干活时，像接龙那般，今日这个告知母亲，她家将要熬红豆稀饭，明日那个告知母亲，她家将要煮红豆稀粥。告知的用意，在于叮嘱母亲别再为此而愁眉不展。开饭时节，有时是村民手端一碗稀饭亲自送来，有时是姐姐夹一个空碗，跑到人家的锅里去盛舀。
还听说，在某个大年三十的傍晚，听从于算命先生的吩咐，姐姐领着懵懂的我，在村里挨家挨户地讨饭。算命先生说，唯有讨到百家饭，吃过百家食，才能确保我的性命无虞，福禄有存。于是在姐姐的引领下，一个个的家门被推开，一道道的门槛被跨过，皆讨而有获。有两户人家，各赐一个完整的馒头;其他人家，都是掰一角掰一角地施舍……直至讨过一百家，才偃旗息鼓。
对这样的情节，我始终铭刻于心，感恩于怀，不敢随时光的老去而有丝毫忘却和淡化。惭愧的是，纵然空怀报恩之志，却也难有报效之力，至今，我还未对村庄，对村民，有过太多实质性的貢献。
在精神的层面上，故乡形若一张风化为标本的陈年旧画，挂于心墙，专供远离它的人用以怀念。闲暇时望其一眼，做梦时与其相拥，实际上已经足够。
责任编辑：子嫣
有朋友问我：怎么不回家乡过年？
我反问他：你倒说说，回家乡的哪里？哪家哪户，才是可供过年的容身之地？
父母离世之日，就是人后方家园的崩塌之时。不管是否承认，人都已成了事实上的流浪者。
前多年的春节，我的确是在家乡度过的，但究其角色，也不过是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尾随者而已。为私企打工的妻子，很少正常休息过，于是很想利用年终的假期，与平日难得一见的父母多聚几日;儿子自小因受外婆外公的管护，与他们感情深厚，于是便成了他母亲的拥趸，亦归心似箭。整装出发之前，他们念及弃我一人于家而不忍，尤其是儿子，对我可谓百般规劝，万般央求，几近于苦口婆心，我这才勉强答应与他们一同踏上归途。
客观而论，岳父一家老少，对我的到来自始至终都抱持着无比热诚的欢迎态度，从未表现出些许的排斥与嫌弃。但我还是不愿意在岳母为我铺就的新床单上下榻，宁愿一个人独守宾馆。
除夕之夜，白日里被络绎不绝的洗浴者搅和得嘈杂无比的宾馆，突然就像被叽叽喳喳的鸟雀遗弃的空枝，寂然无声，一个一个的房间，皆黑灯瞎火，似乎唯有我，还死乞白赖地赖在那里不肯离开。
实话实说，对于我这样一个面对喧嚣极其不适的人，此时此刻，倒是非常地享受这等的空旷和寂寥。无人大呼小叫，无人酒后耍酒疯，楼顶上没有了铁锤砸地板般的咚咚声，过道里失却了咳嗽吐痰声，安静得恍然很不真实。我留守房间，或坐或卧，既感觉自己是一个囚徒，又是一个国王——我被虚浮囚禁，又被虚浮伺候。
独住宾馆，便利之处无疑很多，比如那种卸妆之后的自由，以及随心所欲的坦然，并不能时常拥有。当一个人走入人群，尤其是登上舞台，他其实已经与真实的自己剥离，进入一种身不由己的失真状态，甚至有可能深陷于惯性的伪装和表演之中而不可自拔。唯有回到房间，确信无人毗邻，窗缝也无偷窥的眼睛，他才可能找回自己，复原自己，自己与自己的影子重合，并自己与自己促膝谈心。
然而，住宾馆的舒适与惬意，并不能遮蔽内心的疑惑和彷徨。独守空房，难免会惆怅漫溢，并扪心自问：你究竟回来干嘛？你所谓的回来，和出差有何异样？在故乡的土地上，你难道不就是一个异乡客？
中国大陆宾馆前台的上方，最爱悬挂的宣传用语，就是让人极为眼熟的四个字：宾至如归。宾为何？客也！它在昭示并提醒着每一位登记入住者：你不是这里的主人，仅为一个客人而已。客人是过路者，是暂居者，与永久盘踞的居民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居民是深扎泥土的树，有根，有枝，有叶，而客人只是飘落而至的微尘，一缕风就能将其卷走。
当一个人离开故乡日久，他实质上已成为了故乡的客人。除了一根情感的隐线将他与故乡联结之外，他与故乡，再也无法彻底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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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宾馆的地方，一定是城镇，而不是农村。农村，也许有近些年才时兴而起的简易农家乐，但绝对没有相对典雅奢华的宾馆。
不错，我往昔过年驻扎的地方，正是县城。县城，被我视为第二故乡，其因在于，我曾在这里工作与生活了整整十个春秋。
但第二故乡与第一故乡，无疑还是有所区别的。如果把故乡比喻为母亲，那么，第一故乡就是原生母亲，而第二故乡，则类同于继母。
生母关乎血脉，继母关乎命运。生母是生命的源头，而继母则是精神的海洋湖泊和崇山峻岭。
我生命的出发地，距离县城十公里，地处一座人字状长吊形土塬的左脚趾位置。我在那里长到十七岁，便赴外地求学，之后就再也没有长留长住过，一直与它处于若即若离，甚至于隔岸观花的状态。数十年遥遥而去，我可能首要解决的难题，不是怎么做才能与它水乳交融，而是如何拂灰去尘，与它重新相认。它就像我一位失散许久的親人，由于隔离太久，纵然重逢，已陌生得难以认出彼此。在互不交错的环境里，接受着迥然有别的心理塑造，以至于使各自从生活方式到思维模型，皆南辕北辙，渐行渐远。依我之观察与猜想，无论是我还是它，对对方的理解，无不沦为了记忆的俘虏。而记忆，仿佛一个停摆的钟，会在它的脑海里，把我定格于出发前的模样;同样也会在我的脑海里，把它定格于我未离开时的样态。
于是当一切都变得面目全非之时，是否还能认出对方，就是一个现实存在的疑难问题。不错，我们都变了。慌张奔跑的岁月带来的，并非简单的生理意义上的年老色衰，更多的则是精神上的各怀心事与各有意趣。
我们都龟缩于各自的城堡，奔涌于各自的河道，不连畔，不搭界，不融会，不贯通，之间相距千道看不见的墙，相隔万座跨不过的山。即使相互走近，熟识的也仅止步于面孔，而无涉其他。
一个人犹如一部厚书，仅目睹了它的封面，或最多读过它的第一页，就宣称对这部书无比熟稔，肯定太过轻率了一些。书的页码在岁月的叠加中无限地延伸，越积越厚，纵然有翻阅它一探究竟的愿望，但未必就能找到合配的钥匙，将已上锁的封皮打开。也许通过暴力开锁，得以破门而入，但面对那些复杂隐晦的象形文字，能否破译它，能否读懂它，又是将要面临的一个严峻考验。
拉斐尔说：理解，等于程度相当。其意在于，心有灵犀，仅限于个别人之间，无关乎人群中的大多数。
不久前看到木心答问中的一句话，我由衷地会心一笑。这位三进三出监狱的铁门，九死一生，至终老才被人发现的大作家，面对记者指出他的“作品没有群众的观点”时，他脱口回答道：“群众是没有观点的。”
当然，期冀故乡能读懂自己这本潦草的薄书，本身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天真。故乡，只是一个精神的符号，而非精神的知己。以知己的标准来苛求它，于它显然有所不公。在生命的初期，故乡像一张被单包裹过你，像一头牛的背脊驮载过你，及至你离它遥遥而去，它还在对着你模糊的背影念叨着你，在你踪影无觅的年月里还记挂着你，对你而言，就已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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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偶或回乡，遇到的大多都是陌生的面孔。记忆中一棒槌高的孩子，而今已是满脸沧桑，褶皱横竖的爷爷了。很多人需要询问，才能得知他是谁;也有不少人即使询问过，得到了答案，尽管点头诺诺着，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但其实还是未搞明白他是谁。 搞不懂谁是谁，对我而言，也许只是小事一桩;但对于村民而言，却是涉及尊严的大事。
年少时，不止一次，我亲耳聆听到村民们聚在一起，对那些离开本村手端公家饭碗的人，挨个予以点评，并对他们一一进行道德的评判。或曰：某某某很不错，没忘本;或曰：某某某就是个白眼狼，忘本了。
紧随肯定或否定语调的，是众声的附和，其中有赞赏，有叹惋，有唾骂，甚至于不乏诅咒。
何为“忘本”，又何为“没忘本”？究其依据，不过是某次路遇，前者热情地向他打了招呼;而后者，却对他眼睁睁地无视，未予搭理。
以打不打招呼为论据，从而得出是忘本还是未忘本的结论，未免过于草率和牵强。但我自那时起，就将这些议论视作长鸣的警钟，并时刻忠告自己：无论自己内心是愉悦，还是郁闷，见了村民都要热情似火。然而，百密难免一疏，一个人即使再全神贯注，也会有神思恍惚的时候。也许，就在觉得对面走过来的人有点儿面熟，犹疑是否就是村里的某某某时，问候的良机已经错失。在不断地错失中，我不能排除自己已沦为遭人唾弃的可耻的“忘本”者。
人一阔，脸就变，既是做人之忌讳，也是公众之嫉恨。我未阔绰，更未腾达，但在很多土中刨食的村民看来，凡怀揣一个城市户口本的人，无不嘴角斜抽，眼角飞翘，呈现着高高在上的傲慢姿态。
于是甜言蜜语极易换来村民的高调赞颂;热热乎乎很容易转化为“不忘本”的证据。
这种简单化的认知，忽视了人与人之间个性的差异，更是等级社会衍生出的生命之悲和精神之哀。
事实上，在世俗化的世界里，趋炎附势，媚红蔑黑，并非什么新闻，而是生活的常情常态。强者只在乎更强者对自己的态度，却对弱势者的热颜与冷脸，往往并不在意。但弱者则大为不同，他们中的很多人，皆拥有一颗玻璃般易碎的心，对强者对自己的表情，显得格外地敏感。一个不经意的眼神，一句有口无心的话语，都能化为锋利的箭矢，射中他们的心口。
“忘本”与“不忘本”之论，正是在这样的现实鸡窝里孵化出来的。
不能责怪村民，居于社会末端的他们，实在是被忽略得太久太严重了，他们渴望被尊重，被看得起，是作为人最低限度的期盼。当然，也不能过度责备那些没有向村民嘘寒问暖的在外务工者，也许他们真的没有留意到迎面走过来的那个人，就是自己往昔的近邻。
阻隔产生陌生，错位产生误解。要让鹰理解兔子为何不飞翔，或让兔子理解鹰为何不在地上跑，既白费力气，又纯属多余。
当我有时候向旁人询问刚和我打招呼的人是谁时，我能感觉出他的惊骇：就是那个谁谁谁呀？你咋搞的，竟连他都忘了？你不会是装的吧？
在记忆的深处反复搜索并打捞，的确能捕捉到一些有关谁谁谁的模糊残片。把一个一个的残片拼接起来，才能勾画出谁谁谁那副已经斑驳得犹如古壁画的大致轮廓。
这等窘境，和“装”与“不装”无关，只涉及于记性的牢固与否。
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人和人之间，亲密无间，不亲密亦无间。别家的一切，事无巨细，皆能看在眼里，挂在嘴边，成为东家长西家短的热烈谈资，并迅速地被全村所有吸尘器一般的耳朵悉数接收。然而，我却持久地浸泡于与村庄迥然有别的观念池塘之中，这里是人的汪洋，也是信息的大海。在一个与村庄毫无瓜葛的社交体系里，人们不关心你的过去，只在意你的现在;不关心蔬菜的长势，只在意蔬菜的价格;不关心麦子是怎么碾打的，只在意面粉里有无添加剂;不关心墙根地畔引发的纠纷，却对官场的勾心斗角和国国之间的冲突津津乐道……如此这般，自然也就没有人在与我的交流中，涉及村庄的家长里短。数十年里，从未有人向我提及过谁谁谁，我又如何能做到讓他恒久地盘踞于心？尽管我也在尽力地抗拒着遗忘，但记忆却越来越依稀，越来越渺茫，终究会被时光飘落的积尘彻底覆盖。
小时候背诵过的诗篇，如果不温习，不复诵，注定就会遭到新物事的挤兑和驱逐。人也是一样，如果彼此间久久地不来不往，曾经无比熟悉的人，也会渐渐地沦为记忆深处一缕飘忽的炊烟，消失于无形。
4
不止一个朋友，出于好意，这样鼓动我：将来退休了，回村里盖一栋属于自己的宅院，以安享晚年。
我笑笑，未置可否，但心里却豁亮透彻，知道所谓的“安享”，不过是浪漫主义者无比曼妙的想象而已。
人的移动，远不是物的移动：大件的请个搬家公司，中件的请个拉脚师傅，小件的往手提袋里一塞，即可完成对其的移位。人更像是树，在某一个地方待久了，不但已经适应了这里的气候，而且会生出根须，扯出枝丫，盘根而错节，不是想移动就能轻易移动的。年少时人是相对独立的个体，像风一样地自由来去，但长到一定的年岁，人就变成了蜘蛛网上的蜘蛛。蜘蛛的每一个决定，都必须把整个蛛网的因素考虑在内。
村庄之于我，无疑是生命的孵化之地，但家庭的其他成员，因未受之于村庄的滋养，他们对村庄是生疏的，是恐惧的，甚至是拒绝的。村庄在他们的想象里，是偏僻的，是荒芜的，是落后的，是缺盐少醋的，是寂寞乏味的。每遇争论，我总能接收到这样的质问：你当初考学是为了啥？不就是想要逃离村庄，过上另一种生活吗？如果你巡游了半个世界，却还要回到村里，当初灯下苦读的意义又何在？
这样的质疑，常常让我尴尬且无言以对。何以无言？皆因它揭示了我们这代人热衷于高考的真相：以自我拯救的方式，跳出农门，逃离农村。
不是吗？我，或者我们这些农村的土孩子，起初不正是带着对农村的厌弃，带着对城市生活的憧憬，才奋力挣脱牛缰的束缚，通过考学的门槛，从荒僻的农村，迈入繁华的城市的？城市与乡村，自古而今，皆天上地下。灯红酒绿，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等，那都只是城市的表象。掩映于表象后面的，或许是另一种俗眼无法洞见的东西：城市既是权力的狩猎场，又是财富的浩瀚渔场，更是人类精神的巍峨山巅。人不是自然界的低级动物，仅满足于生理上的本能就沾沾自喜，人是社会的，是高级的，是有喜怒哀乐本性的，是有情感倾诉与思想互动需求的。 在层级化的社会，地域也难免被行政化，标签化。不同身高的城市，所拥有的资源，与其级别相对应，彼此间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且不论自生自灭的村庄了。财富是朝上浮动的，人才也是朝上浮动的。在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层位高的城市，便被喂养成了头大脖子粗的胖子，雄霸天下，亦睥睨天下。
很多人都陷入了无法自圆其说的悖论：一边在指斥城市的种种缺陷，比如雾霾，比如拥挤，比如嘈杂等，一边又在挤破头地朝城市迁移，颇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这等景况，与面对美国时的爱恨交织异曲同工。美国是世界上挨骂最多的国家，却又是地球各个角落各等肤色的精英与非精英们，皆心驰神往执意迁徙的目的地。非精英阶层，是怀揣淘金的意愿前往的，而精英阶层，却能透过云雾缭绕，透视到它民权制度的优良以及对人性尊严的捍卫与尊重等。
可以反对，包容批判，这恰是美国优长于别国的最为迷人之处，也是众多知识精英对其趋之若鹜的重要因素。城市也一样，充斥抱怨，充斥牢骚，除了城市人对生活的品质要求更为严苛更为挑剔之外，最为主要的，还是源于城市具有容忍批评的环境，源于城市人具备批评的能力。而乡村即使再糟糕，都是有口无言的。纵然屋檐之下有叹息，床笫之旁有不满，也无法纷纷扰扰地传输到其他人的耳孔，被整个世界所聆听。城里家庭的自来水管，胆敢两天断水，就会引发抗议的浪潮，但乡村的人，纵然长年累月地挑着水桶下沟上坡地寻找水源，为一担饮水而汗流浃背，也是自行承受，默不作声。
城里很多人，从来没有在农村生活过一天，仅在旅游的路途，透过巴士的车窗，雾里看花般地瞭望到农舍外表的明丽，就天真地以为农村已经足够富庶，农村人的生活已足够滋润，从而放纵他们那浅薄的喉咙，对其大发感慨和赞叹。但如果让他们从车上下来，在他们所羡慕的农村，别说吃住一月两月，即使住上三天五天，我相信他们中的十个人，有九个人都会中途逃离的。而对于一向自卑的农村人而言，从来都是自己羡慕城里人，哪有城里人反过来羡慕自己的时候？对于来自城市不明真相者地恭维，他们既很享受，又很自得，更稀里糊涂地误认为自己的生活真的已经超越了城市，真的已经步入天堂了。
唯有如我这般既有农村生活经历，又有城市生活经验的人，才深谙两者之间的巨大落差。就目前而言，农村人尽管比之自己缺吃少穿的过去，生活状况不知改善提升了多少倍，但与城市人相比，其差距还远不是五步十步的问题，而是百里千里的问题。
5
大约有七八年的时间，我与村庄皆处于梦中望月的状态，未曾有过任何亲近。但这些年，年复一年，我都以各种理由，年均回村三四趟。除了清明祭祀父母和先辈为必备的动作外，其余回去，大多不过是闲来无事的闲转而已。
陪姐姐在乡路上行走，瞅着冬日里荒芜裸露的大片田畴，以及田畴里翘立的牛头羊头般的土坷垃，我忍不住感叹：看见这些土就觉得很亲。
姐姐笑我痴愚，说：你竟说些傻话，土有啥好亲的？到处都是土，看见土就发愁。土都能把人埋了，还亲呢？
姐姐与我的站位不同，对土的感受自然就南辕北辙。对她而言，在土里流汗，在土里打拼，在土里刨食，挣断了肋骨，弯驼了腰背，对土可谓爱之切切，亦恨之切切。土之于她及家人，既是存活下去的最后一道防线，又是一根无法挣脱的绳缰。而我与土曾经是那么地亲密无间，日后却又是那么地疏远隔离，对土的怀念，犹似对初恋恋人的日思夜想，近乎于烈火焚心。一经亲近，感慨之言亦是发自肺腑。
但姐姐的话，无疑提醒了我，让我很快意识到自己在她面前抒发情怀，未免过于矫情。
去四川的青城山旅游，那时还未架起缆车，上山主要靠腿脚的跋涉。但爬累了，就坐滑竿。名曰滑竿，其实是由竹子制作的坐轿。一人坐轿，四人挥汗肩扛。山路陡峭，坐在滑竿上，左顾右盼，却见一个个的山民，弯着脊梁，背着大块的石头，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艰难爬行。他们粗壮的喘气声，五米之外也听得清晰。他们的胶鞋被磨破，裸露着粗糙的脚趾;衣服被磨破，裸露着青肿的肉膀。
看到一块飞翘的石头，游客们也许会兴奋得大叫，并对其不惜溢美之词。但山民却是默不作声的，是懒得瞅其一眼的。
对山脉，对石头，游客和山民的感受迥然相异。游客们慨叹完山之雄，石之奇，却并无谁愿意留下来，与他们喋喋以赞的山石持久地相拥相伴，而是像旋风那般，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很快就失去了踪影。他们扔给山石一堆泡沫般无聊而虚浮的赞词，然后又回到了他们抱怨不休的城市，重复在他们看来老调重弹的乏味生活。
相比之下，山民对山石却是以身相许的，是不离不弃的，是生死与共的。山民生于斯，葬于斯，他们对山的爱恨，是山外来的旁观者，绝然无法体察的。山恩赐与他们以生的希望，却也让他们的世世代代，付出了身体透支骨骼扭曲，甚至坠落险崖殒命滚石的惨痛代价。
面对背石山民，面对耕作的农民，任何绝妙的辞赋，都显得是那么地苍白，那么地无病呻吟。
6
我的本意，是想重新融入村庄的，不再做流浪的云，而是做田里的庄稼，茁壮于土里，亦枯萎于土里，与昔日的自己重逢重合，耳根清净地沐浴阳光，素颜素心地荡涤清风，远离光怪红尘，逃离陆离欲海。
但人从简到奢易，从奢到简难。当一个人被填满各式物件的超大行囊绑架时，他意欲掉头往回走，既显得困难重重，又无法自作主张。
事实是，我曾做过很多这样的努力，却难免止步于隔靴搔痒——村庄的每一声召唤，我从不推诿懈怠;村庄的每一次招手，我无不疾步而趋。
我深知，村庄对我这样一个在别人眼里无足轻重的游子，是在意的，是在乎的，这让我颇为庆幸和感怀——也许，当全世界都将我遗忘的时候，还有一个村庄执著地把我牢记;当所有人都将我抛弃的时候，还有一个村庄乐意于将我揽入怀中。
故乡是生命与精神最后的避难之地——故乡的意义，大概就在于此。
飞黄腾达时，故乡也许会离你远去;穷愁潦倒时，故乡一定会在你身旁。
故乡也许不习惯于锦上添花，但一定会雪中送炭。
比起都市的光洁，故乡是粗糙的;比起都市的灯红酒绿，故乡是黑灯瞎火的;比起都市的人声鼎沸，故乡是寂静无声的;比起都市的流光溢彩，故乡是简陋朴素的……故乡的聋耳，不一定能听懂你晦涩拗口的言辞;故乡的浊眼，不一定能读懂你云雾缭绕的心迹，但对你落寞的表情和无助的哭泣，却一定会有敏锐地觉察和回应。
我是吃过百家饭的。母亲和姐姐不止一次地给我讲述过这样的情节：刚脱离襁褓，尚且不懂江湖之恶不谙世事之艰的我，在两三年里，竟痴迷于喝红豆稀饭而不可自拔。那时粮食短缺，母亲哪有能力天天给我熬制这等奢侈食物？喝不到红豆稀饭，我就耍赖哭啼，甚至于绝食，拒阻其他食物入口。母亲为此而焦虑心疼，却无计可施。乡邻知悉这一情况后，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便被全村所有掌勺的主妇们知晓。主妇们深谙母亲的难处，于是就在集体下地干活时，像接龙那般，今日这个告知母亲，她家将要熬红豆稀饭，明日那个告知母亲，她家将要煮红豆稀粥。告知的用意，在于叮嘱母亲别再为此而愁眉不展。开饭时节，有时是村民手端一碗稀饭亲自送来，有时是姐姐夹一个空碗，跑到人家的锅里去盛舀。
还听说，在某个大年三十的傍晚，听从于算命先生的吩咐，姐姐领着懵懂的我，在村里挨家挨户地讨饭。算命先生说，唯有讨到百家饭，吃过百家食，才能确保我的性命无虞，福禄有存。于是在姐姐的引领下，一个个的家门被推开，一道道的门槛被跨过，皆讨而有获。有两户人家，各赐一个完整的馒头;其他人家，都是掰一角掰一角地施舍……直至讨过一百家，才偃旗息鼓。
对这样的情节，我始终铭刻于心，感恩于怀，不敢随时光的老去而有丝毫忘却和淡化。惭愧的是，纵然空怀报恩之志，却也难有报效之力，至今，我还未对村庄，对村民，有过太多实质性的貢献。
在精神的层面上，故乡形若一张风化为标本的陈年旧画，挂于心墙，专供远离它的人用以怀念。闲暇时望其一眼，做梦时与其相拥，实际上已经足够。
责任编辑：子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