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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曾几何时，故乡已不再是思念和情感的寄托，而更多的是“凋敝”和“衰败”的代名词。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深的大背景下，伴随着一个个村庄的没落和消失，“回不去的故乡”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伤感话题。
前段时间，国庆档电影《我和我的家乡》热映，这部电影在点燃观众“乡愁”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关于乡村振兴、小康社会、脱贫攻坚等重大问题的思考。
古人云：“抚今追昔，鉴往知来。”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在“三农”问题上实现了重大的政策转变，不仅全面取消了农业税，结束了中国历史上延续2600多年的農业税制度，还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等新的议题。
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到“乡村振兴战略”，并提出到2020年，乡村振兴要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要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要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要全面实现。
今年是乡村振兴战略第一个目标的实现之年，也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随着我国乡村发展战略的全面升级，时代的宏大命题落脚在一个个村庄，无数乡村改变了过去贫穷落后的面貌，旧貌换新颜。
旧村换新貌
“胶南三大愁，最愁张家楼。”这是对位于青岛市西海岸中部的张家楼镇20多年前落后面貌的真实写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张家楼镇的居民来说，故乡已不再是思念和情感的寄托，而更多的是“凋敝”和“衰败”的代名词。
2018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推动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自此，作为青岛市乡村振兴示范区的张家楼镇开启了新篇章。
近年来，张家楼镇因地制宜探寻发展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文化产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的兴镇富民之路。张家楼镇从引进现代蓝莓种植公司起，颠覆了传统农业的种植模式，实现了蓝莓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如今的张家楼镇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蓝莓种植基地，被誉为“中国蓝莓第一镇”。在文化产业方面，张家楼镇依托油画产业背景，打造出了由达尼画家村、十里油画长廊和青岛艺博城组成的中国油画名镇，年产值达到2亿元，有力地促进了财政增收、集体增收和农民增收。
张家楼镇的巨变，只是中国乡村振兴的—个“齐鲁样板”。乡村发展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不仅要因时制宜，更要因地制宜。通过因地制宜搞发展，无数村庄摘掉了“贫困帽”，无数村民走上了“致富路”。
“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近年来，贵州省从江县通过政策引导发展“林下经济”，走出了—条“因地制宜”的“振兴”路。从江县隶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山多林广，植被茂密，全县现有林地332.9万亩，森林覆盖率达69.39%。森林不仅给从江带来了秀美山川，而且也成为了其脱贫产业发展的依托。
今年以来，从江县依托丰富的林地资源，采用“公司+合作社+贫困户”的方式，吸纳贫困户入股发展林下食用菌、林下中药材、林下养鸡、林下养蜂等林下经济“四大产业”。目前，从江县已经通过“林下经济”带动贫困户13461户54197人脱贫。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在景宁畲族自治县大均乡泉坑村村尾的均垟水电站，3台发电机不间断地运转着，源源不断地将大山里的流水变成群众生产、生活使用的清洁电能。
据了解，景宁是全国首个“中国农村水电之乡”，发展水电不仅为村民提供了工作机会，还保护了景宁生态，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景宁旅游，乡村民宿农家乐生意日渐红火。2019年，全县实现旅游总收入79.3亿元，同比增长20.6%。
在全国范围内，像张家楼、从江县和景宁镇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有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共有340个贫困县脱贫摘帽，全国共减少贫困人口1109万人，贫困人口下降近七成，“回不去的故乡”又变成了那个让游子魂牵梦绕的地方。
农村城市统筹发展
在《我和我的家乡》这部电影里，城市与乡村是两个既平行又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而在现实生活中，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陆续提出，城市与乡村逐渐变成了一个融合发展的有机体。
习近平总书记说道：“40年前，我们通过农村改革拉开了改革开放大幕。40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通过振兴乡村，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这不仅改变了我国城乡战略长期以来存在的“重城轻乡、城强乡弱”现象，更表明我国城乡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城乡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近日，“2020中国城乡统筹百佳县市”榜单正式发布，十佳榜中华东地区的江浙闽鲁四省上榜七席，西南地区的四川省、华南地区的广东省、华中地区的河南省各上榜一席，湖州市吴兴区位居榜首。
近年来，吴兴区围绕户籍制度、公共设施、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社会事业等重要领域，全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让城乡居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吴兴区提出“造新城行动计划”，制订了“611”行动计划，包括六大工程、100个项目、100亿元投资。
随着新城的投建、“美丽乡村”建设的持续深入，湖州市贫富差距逐渐缩小，不仅实现了城乡居民在共建中共享，还使得太湖南岸的这一片土地上，城和乡都成了，人们向往的创业、宜居之地。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嘉兴市。在“2020中国城乡统筹百佳县市”榜单中，嘉兴市嘉善县排名第四，嘉兴下瞎所有县（市、区）都进入榜单前40位。在嘉兴市，农村居民收入连续16年居浙江第一，城乡居民收入比1.66：1，是浙江乃至全国最均衡的地方。村级集体经济经常性收入平均达到240万元，每个村都超过100万元。 城乡融合，交通先行。在嘉兴市，交通网络、供电、供水、供网实现城乡一体，农村公路密度居浙江第一，不仅所有镇（街道）15分钟均可上高速，还实现了村村通公交。不仅如此，嘉兴还在义务教育、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文化资源、医疗资源等方面下功夫，推动城乡均衡、融合发展。目前，嘉兴已经成为浙江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先行区，成为富庶均衡发展的先行地。
“合则两利，融则双赢”，湖州和嘉兴的融合典范为中国其他地区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样本。应当看到，城市发展和乡村振兴从来不是对立的，在“逃离北上广”和“逆城市化”趋势甚嚣尘上之际，中国的乡村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城乡融合也成为了未来几年发展的必然方向。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乡村振兴，简而言之就是要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中国用占世界9%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解决了世界近20%的人口吃饭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凭票供应”、“按人头分配”等词语已成为过去时。多年以来，我国的小麦、水产品和水果产量产年排名世界第一，老百姓的追求正在由“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健康”转变。
农业强是实现乡村振兴、农民增收致富的基石。有数据显示，2019年，农村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超过1.6万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015年的2.73：1缩小到2019年的2.64：1。今年前三个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297元，实际增长1.6%，根据《农村绿皮书：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19-2020）》预计，2020年农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有望达到1.7万元。
当然，乡村不仅要富裕，更要宜居。近年来，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以美丽乡村建设为载体，将187个村庄作为一盘棋统一规划，开展环境整治。目前，安吉县已实现了农村污水处理、清洁能源利用、生活垃圾無害化处理等13项治理措施全覆盖。同时，安吉以标准化为要求，编制了涵盖农村卫生保洁、园林绿化等在内的36项长效管理标准，还专门成立风貌管控办，主要任务是保护好农村的一山—水、—草—木。
有数据显示，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积极推进，我国90.8%的乡镇生活垃圾实现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73.9%的村生活垃圾实现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曾经“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的农村环境逐渐成为历史，村容村貌日益干净整洁。
有人说，看得清脚下的人，才能走得更远。应当看到，尽管在乡村振兴方面，我国已经取得了不菲的成果，但荣耀背后，一些问题也随之而来。在一些农村，许多村干部和农民对乡村振兴战略认识不全，片面地认为乡村振兴就是改变农村的村容村貌，改变农村的“脏乱差”，一味追求表面形式上的靓丽、外观上的整齐，在工作的时候只做表面工作而忽视了根本问题，甚至搞起了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最终农业也没做强，农村也没变美，农民更没致富。
还有一些地方急于求成，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甚至借机大拆大建，把“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这三个核心任务抛到了脑后。更重要的是，有些地方看到别的地方农村旅游产业如火如荼，便盲目跟风搞“农家乐”、“特色小镇”，然而，没有特色产业支撑，既聚不起人气，也吸引不来投资者，“特色小镇”最终变成了“特色空镇”。
位于陕西富平县的和仙坊民俗文化村就是—个这样的典型，运营于2015年的和仙坊民俗文化村作为陕西文化旅游商业的代表之一，曾红极一时。然而作为“民俗村模式”的和仙坊同质化严重，景区设施简陋、没有结合当地文化及习俗，毫无特色，在支撑了一年多之后就逐渐萧条，最终落得个空无_人、破产倒闭的下场。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无论是增强农业还是发展农村，归根结底是要为“老乡”服务，要为“农民”服务。脱离了“以人为本”，再好的想法也终会落花流水。
今年是乡村振兴战略第一个目标的实现之年，也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未来，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引导下，中国的农村建设能否像电影中所呈现的大欢喜结局—样？值得期待！
前段时间，国庆档电影《我和我的家乡》热映，这部电影在点燃观众“乡愁”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关于乡村振兴、小康社会、脱贫攻坚等重大问题的思考。
古人云：“抚今追昔，鉴往知来。”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在“三农”问题上实现了重大的政策转变，不仅全面取消了农业税，结束了中国历史上延续2600多年的農业税制度，还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等新的议题。
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到“乡村振兴战略”，并提出到2020年，乡村振兴要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要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要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要全面实现。
今年是乡村振兴战略第一个目标的实现之年，也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随着我国乡村发展战略的全面升级，时代的宏大命题落脚在一个个村庄，无数乡村改变了过去贫穷落后的面貌，旧貌换新颜。
旧村换新貌
“胶南三大愁，最愁张家楼。”这是对位于青岛市西海岸中部的张家楼镇20多年前落后面貌的真实写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张家楼镇的居民来说，故乡已不再是思念和情感的寄托，而更多的是“凋敝”和“衰败”的代名词。
2018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推动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自此，作为青岛市乡村振兴示范区的张家楼镇开启了新篇章。
近年来，张家楼镇因地制宜探寻发展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文化产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的兴镇富民之路。张家楼镇从引进现代蓝莓种植公司起，颠覆了传统农业的种植模式，实现了蓝莓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如今的张家楼镇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蓝莓种植基地，被誉为“中国蓝莓第一镇”。在文化产业方面，张家楼镇依托油画产业背景，打造出了由达尼画家村、十里油画长廊和青岛艺博城组成的中国油画名镇，年产值达到2亿元，有力地促进了财政增收、集体增收和农民增收。
张家楼镇的巨变，只是中国乡村振兴的—个“齐鲁样板”。乡村发展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不仅要因时制宜，更要因地制宜。通过因地制宜搞发展，无数村庄摘掉了“贫困帽”，无数村民走上了“致富路”。
“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近年来，贵州省从江县通过政策引导发展“林下经济”，走出了—条“因地制宜”的“振兴”路。从江县隶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山多林广，植被茂密，全县现有林地332.9万亩，森林覆盖率达69.39%。森林不仅给从江带来了秀美山川，而且也成为了其脱贫产业发展的依托。
今年以来，从江县依托丰富的林地资源，采用“公司+合作社+贫困户”的方式，吸纳贫困户入股发展林下食用菌、林下中药材、林下养鸡、林下养蜂等林下经济“四大产业”。目前，从江县已经通过“林下经济”带动贫困户13461户54197人脱贫。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在景宁畲族自治县大均乡泉坑村村尾的均垟水电站，3台发电机不间断地运转着，源源不断地将大山里的流水变成群众生产、生活使用的清洁电能。
据了解，景宁是全国首个“中国农村水电之乡”，发展水电不仅为村民提供了工作机会，还保护了景宁生态，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景宁旅游，乡村民宿农家乐生意日渐红火。2019年，全县实现旅游总收入79.3亿元，同比增长20.6%。
在全国范围内，像张家楼、从江县和景宁镇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有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共有340个贫困县脱贫摘帽，全国共减少贫困人口1109万人，贫困人口下降近七成，“回不去的故乡”又变成了那个让游子魂牵梦绕的地方。
农村城市统筹发展
在《我和我的家乡》这部电影里，城市与乡村是两个既平行又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而在现实生活中，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陆续提出，城市与乡村逐渐变成了一个融合发展的有机体。
习近平总书记说道：“40年前，我们通过农村改革拉开了改革开放大幕。40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通过振兴乡村，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这不仅改变了我国城乡战略长期以来存在的“重城轻乡、城强乡弱”现象，更表明我国城乡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城乡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近日，“2020中国城乡统筹百佳县市”榜单正式发布，十佳榜中华东地区的江浙闽鲁四省上榜七席，西南地区的四川省、华南地区的广东省、华中地区的河南省各上榜一席，湖州市吴兴区位居榜首。
近年来，吴兴区围绕户籍制度、公共设施、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社会事业等重要领域，全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让城乡居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吴兴区提出“造新城行动计划”，制订了“611”行动计划，包括六大工程、100个项目、100亿元投资。
随着新城的投建、“美丽乡村”建设的持续深入，湖州市贫富差距逐渐缩小，不仅实现了城乡居民在共建中共享，还使得太湖南岸的这一片土地上，城和乡都成了，人们向往的创业、宜居之地。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嘉兴市。在“2020中国城乡统筹百佳县市”榜单中，嘉兴市嘉善县排名第四，嘉兴下瞎所有县（市、区）都进入榜单前40位。在嘉兴市，农村居民收入连续16年居浙江第一，城乡居民收入比1.66：1，是浙江乃至全国最均衡的地方。村级集体经济经常性收入平均达到240万元，每个村都超过100万元。 城乡融合，交通先行。在嘉兴市，交通网络、供电、供水、供网实现城乡一体，农村公路密度居浙江第一，不仅所有镇（街道）15分钟均可上高速，还实现了村村通公交。不仅如此，嘉兴还在义务教育、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文化资源、医疗资源等方面下功夫，推动城乡均衡、融合发展。目前，嘉兴已经成为浙江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先行区，成为富庶均衡发展的先行地。
“合则两利，融则双赢”，湖州和嘉兴的融合典范为中国其他地区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样本。应当看到，城市发展和乡村振兴从来不是对立的，在“逃离北上广”和“逆城市化”趋势甚嚣尘上之际，中国的乡村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城乡融合也成为了未来几年发展的必然方向。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乡村振兴，简而言之就是要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中国用占世界9%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解决了世界近20%的人口吃饭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凭票供应”、“按人头分配”等词语已成为过去时。多年以来，我国的小麦、水产品和水果产量产年排名世界第一，老百姓的追求正在由“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健康”转变。
农业强是实现乡村振兴、农民增收致富的基石。有数据显示，2019年，农村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超过1.6万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015年的2.73：1缩小到2019年的2.64：1。今年前三个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297元，实际增长1.6%，根据《农村绿皮书：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19-2020）》预计，2020年农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有望达到1.7万元。
当然，乡村不仅要富裕，更要宜居。近年来，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以美丽乡村建设为载体，将187个村庄作为一盘棋统一规划，开展环境整治。目前，安吉县已实现了农村污水处理、清洁能源利用、生活垃圾無害化处理等13项治理措施全覆盖。同时，安吉以标准化为要求，编制了涵盖农村卫生保洁、园林绿化等在内的36项长效管理标准，还专门成立风貌管控办，主要任务是保护好农村的一山—水、—草—木。
有数据显示，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积极推进，我国90.8%的乡镇生活垃圾实现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73.9%的村生活垃圾实现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曾经“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的农村环境逐渐成为历史，村容村貌日益干净整洁。
有人说，看得清脚下的人，才能走得更远。应当看到，尽管在乡村振兴方面，我国已经取得了不菲的成果，但荣耀背后，一些问题也随之而来。在一些农村，许多村干部和农民对乡村振兴战略认识不全，片面地认为乡村振兴就是改变农村的村容村貌，改变农村的“脏乱差”，一味追求表面形式上的靓丽、外观上的整齐，在工作的时候只做表面工作而忽视了根本问题，甚至搞起了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最终农业也没做强，农村也没变美，农民更没致富。
还有一些地方急于求成，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甚至借机大拆大建，把“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这三个核心任务抛到了脑后。更重要的是，有些地方看到别的地方农村旅游产业如火如荼，便盲目跟风搞“农家乐”、“特色小镇”，然而，没有特色产业支撑，既聚不起人气，也吸引不来投资者，“特色小镇”最终变成了“特色空镇”。
位于陕西富平县的和仙坊民俗文化村就是—个这样的典型，运营于2015年的和仙坊民俗文化村作为陕西文化旅游商业的代表之一，曾红极一时。然而作为“民俗村模式”的和仙坊同质化严重，景区设施简陋、没有结合当地文化及习俗，毫无特色，在支撑了一年多之后就逐渐萧条，最终落得个空无_人、破产倒闭的下场。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无论是增强农业还是发展农村，归根结底是要为“老乡”服务，要为“农民”服务。脱离了“以人为本”，再好的想法也终会落花流水。
今年是乡村振兴战略第一个目标的实现之年，也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未来，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引导下，中国的农村建设能否像电影中所呈现的大欢喜结局—样？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