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文章摘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面临着国民政府的不断“围剿”和经济封锁。为了应对复杂环境,从1932年起,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发行了三次公债,分别是:革命战争短期公债、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经济建设公债。政治动员工作与三次公债的发行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就经济建设公债发行所进行政治动员的背景、实施过程以及效果评价这三个方面对中央苏区公债发行的政治动员问题进行述评。
【关键词】
政治动员;经济建设公债发行;中央苏区
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央苏区政治动员问题的研究尚属不足,从现有成果来看,关于中央苏区政治动员问题的研究还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研究角度偏宏观不够深入具体,政治动员代表性的事例研究缺乏。本文为弥补目前研究现状的不足,以中央苏区经济建设公债发行的政治动员这一典型案例为例对中央苏区政治动员问题进行探讨。
1 经济建设公债发行政治动员的背景
“经济建设公债”的发行目标则主要是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合作事业,改善工农生活,充实战争物质保障。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八县查田运动大会和贫农团代表大会的建议,决定从1933年8月1日起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年利率为5厘,面额五角、一元、二元、三元、五元五种,款项“除一部分供给目前军事费用外,以最主要的部分用于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及扩大对外贸易等方面”。当时由于革命战争的发展准备应对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苏区势力范围扩大,扩红运动的热烈开展,都要求苏区经济快速发展,为应对时势提供财力支持,所以“经济建设公债”的推销工作也显得尤为紧迫。
2 经济建设公债发行政治动员的政策内容及其实施
苏维埃政府在制定了详细的公债发行办法的同时,为了更好更快的完成公债发行任务,开展了积极的政治动员活动。
2.1 中央文件《训令》对动员工作作出明确指示
“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发布后,中央委员会也同样发出了《关于推销公债的方法(中央人民委员会训令)》(简称“训令”),提出:“(1)省苏抓紧全省发行公债这一工作去讨论、去推动、去检查,要在省苏所在地的一个县中,收集推销公债的经验,将动员方法好的例子和坏的例子写成文件,迅速指导全省各县。(2)县苏要抓紧全县发行公债的工作去讨论、去推动、去检查,同样要在县附近几个区中收集经验,将好的坏的例子写成文件指导各区。(3)县苏是发行公债动员群众的枢纽,要召集乡苏主席、贫农团主任及其他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开会,详细告诉他们发行公债的意义与动员群众的办法。(4)各级政府主席团及乡苏主席,必须严格防止平均摊派的错误,要晓得平均摊派是十足的官僚主义,是阻碍公债推销的极端错误办法。(5)反对平均摊派,就要鼓动群众自愿地买公债。买得多的要把他的名字及所买公债的数目在乡苏门前出榜公示,以作模范。(6)关于宣传工作,中央政府已经发出了布告,乡政府收到布告,应立即派人张贴到各村各屋子去。(7)公债交谷交钱,听群众自便。(8)各区苏应该领导各乡,订立推销公债的竞争条约,竞争条约上不单规定数目字,还要规定不得用强迫摊派等官僚主义办法。”
2.2 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发出动员号召
一是发表社论进行动员。与“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发布的同时,1933年7月26日《红色中华》发表了吴亮平撰写的社论,社论指出:“我们要应用一切方法,利用一切机会、在文字上、会议上、谈话上,向广大的工人、农民及红色战士群众宣传鼓动,使他们明了经济建设公债的伟大意义,现在我们就应该立刻开始推销公债的工作,我们要用全部力量来做到:没有一个觉悟的工人、农民及红色战士的手上不拿着光荣的、辉煌的经济建设公债。”二是对公债发行状况进行跟踪报道和动员。在经济建设公债的动员中,《红色中华》也报道过“拿一个月半工资来购买公债票”、“福建军区政治部召开大会一致通过预购公债两万元”、“云集区两个乡推销公债八千元”等社会上工农群众及部队军人的公债购买推销的热烈情形。经过《红色中华》这种对于公债推销状况的实时报道,在全苏区营造了浓厚认购氛围,起到了公债发行动员的作用。
2.3 地方苏维埃政府召集大会进行动员
地方苏维埃政府按照中央的指示,积极开展公债推销的宣传工作,通过召集各级大会进行动员,如博生县清塘区在动员群众购买经济建设公债时,首先召集了各乡苏主席联席会议,后由乡苏召集了代表会议,以群众团体的各种会议动员,解释发行经济建设公债的意义,后又以村为单位同样宣传解释公债的意义,“该区的河背乡第一村召集了群众大会,当会场推销了经济建设公债二百三十多元,……”。
3 中央苏区公债发行政治动员的效果评价
政治动员工作的效果在经济建设公债发行过程中也体现的相当明显,如: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青年团的学生,在公债正式发行前就自动召开会议报名预购公债,不满三十分钟,报名计有大洋22元,还有15元捐助战争经费不要本息;公略开仑区十天推销18000元公债、湖洋乡五天推销2650元公债;红军学校各团队除了尽量用现金购买公债外,还有写家信动员购买并寄钱来购买,所有红军公谷都自动要求停发,六期团第四连踊跃购买人数各连九十余名,政治部校部超过原定计划三倍以上;中央人民政府工农检查部、土地部、运输部分别超出原定计划20元、50元、50元。
尽管在各种动员作用下出现踊跃购买的情形,但在整个公债发行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注意。如门岭县苏站塘区的群众听了宣传队讲解,明白了经济建设公债的意义,公债票还未发下就提前预定,把谷子一担一担送到乡苏,但是乡苏主席却说:“你们不要送谷子来,公债票还未到,难做手续”,硬是不收群众的谷子,这个乡苏主席不但不积极领导群众购买公债的热烈,而群众自动购买反而怕麻烦,这是典型的对推销公债工作的消极怠工。针对上述情况,临时中央政府采取了相应措施。对于消极怠工的乡苏主席,《红色中华》同样发表文章谴责:“应打他一无产阶级的铁锤”。经过苏维埃政府的动员及对相关不良现象的批评和纠正,各地购买情形更加热烈。
经济建设公债的发行过程伴随着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动员工作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伴随着一些问题,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这段历史,从正反两面吸取经验教训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借鉴,这对于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长足发展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关于发行经济建设公债的决议》,《红色中华》1933年7月26日第1版。
[2]《关于推销公债的方法(中央人民委员会训令)》,《红色中华1933年9月6日第7版。
[3]吴亮平:《全体工农群众及红色战士热烈拥护并推销三百万经济建设公债》,《红色中华》1933年7月26日第1版。
[4]《汀州市工友认购四千公债》,《红色中华》1933年8月28日第3版
[5]《福建军区预购公债两万》,《红色中华》1933年9月3日第2版。
[6]《经济战线上的瑞金群众》,《红色中华》1933年9月6日第7版。
[7]《一片推销建设公债声》,《红色中华》1933年10月9日第3版。
[8]《预购经济建设公债》,《红色中华》1933年8月19日第3版。
[9]《推销公债的口潮》,《红色中华》1933年9月30日第3版。
[10]《经济战线上的红军学校》,《红色中华》1933年9月30日第3版。
[11]《这是推销公债的优胜者》,《红色中华》1933年10月27日第3版。
[12]《推销公债怠工的乡主席》,《红色中华》1933年12月20日第3版。
【作者简介】
张凯,男,1989.9,籍贯山东, 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研究方向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与理论研究。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面临着国民政府的不断“围剿”和经济封锁。为了应对复杂环境,从1932年起,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发行了三次公债,分别是:革命战争短期公债、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经济建设公债。政治动员工作与三次公债的发行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就经济建设公债发行所进行政治动员的背景、实施过程以及效果评价这三个方面对中央苏区公债发行的政治动员问题进行述评。
【关键词】
政治动员;经济建设公债发行;中央苏区
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央苏区政治动员问题的研究尚属不足,从现有成果来看,关于中央苏区政治动员问题的研究还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研究角度偏宏观不够深入具体,政治动员代表性的事例研究缺乏。本文为弥补目前研究现状的不足,以中央苏区经济建设公债发行的政治动员这一典型案例为例对中央苏区政治动员问题进行探讨。
1 经济建设公债发行政治动员的背景
“经济建设公债”的发行目标则主要是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合作事业,改善工农生活,充实战争物质保障。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八县查田运动大会和贫农团代表大会的建议,决定从1933年8月1日起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年利率为5厘,面额五角、一元、二元、三元、五元五种,款项“除一部分供给目前军事费用外,以最主要的部分用于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及扩大对外贸易等方面”。当时由于革命战争的发展准备应对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苏区势力范围扩大,扩红运动的热烈开展,都要求苏区经济快速发展,为应对时势提供财力支持,所以“经济建设公债”的推销工作也显得尤为紧迫。
2 经济建设公债发行政治动员的政策内容及其实施
苏维埃政府在制定了详细的公债发行办法的同时,为了更好更快的完成公债发行任务,开展了积极的政治动员活动。
2.1 中央文件《训令》对动员工作作出明确指示
“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发布后,中央委员会也同样发出了《关于推销公债的方法(中央人民委员会训令)》(简称“训令”),提出:“(1)省苏抓紧全省发行公债这一工作去讨论、去推动、去检查,要在省苏所在地的一个县中,收集推销公债的经验,将动员方法好的例子和坏的例子写成文件,迅速指导全省各县。(2)县苏要抓紧全县发行公债的工作去讨论、去推动、去检查,同样要在县附近几个区中收集经验,将好的坏的例子写成文件指导各区。(3)县苏是发行公债动员群众的枢纽,要召集乡苏主席、贫农团主任及其他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开会,详细告诉他们发行公债的意义与动员群众的办法。(4)各级政府主席团及乡苏主席,必须严格防止平均摊派的错误,要晓得平均摊派是十足的官僚主义,是阻碍公债推销的极端错误办法。(5)反对平均摊派,就要鼓动群众自愿地买公债。买得多的要把他的名字及所买公债的数目在乡苏门前出榜公示,以作模范。(6)关于宣传工作,中央政府已经发出了布告,乡政府收到布告,应立即派人张贴到各村各屋子去。(7)公债交谷交钱,听群众自便。(8)各区苏应该领导各乡,订立推销公债的竞争条约,竞争条约上不单规定数目字,还要规定不得用强迫摊派等官僚主义办法。”
2.2 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发出动员号召
一是发表社论进行动员。与“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发布的同时,1933年7月26日《红色中华》发表了吴亮平撰写的社论,社论指出:“我们要应用一切方法,利用一切机会、在文字上、会议上、谈话上,向广大的工人、农民及红色战士群众宣传鼓动,使他们明了经济建设公债的伟大意义,现在我们就应该立刻开始推销公债的工作,我们要用全部力量来做到:没有一个觉悟的工人、农民及红色战士的手上不拿着光荣的、辉煌的经济建设公债。”二是对公债发行状况进行跟踪报道和动员。在经济建设公债的动员中,《红色中华》也报道过“拿一个月半工资来购买公债票”、“福建军区政治部召开大会一致通过预购公债两万元”、“云集区两个乡推销公债八千元”等社会上工农群众及部队军人的公债购买推销的热烈情形。经过《红色中华》这种对于公债推销状况的实时报道,在全苏区营造了浓厚认购氛围,起到了公债发行动员的作用。
2.3 地方苏维埃政府召集大会进行动员
地方苏维埃政府按照中央的指示,积极开展公债推销的宣传工作,通过召集各级大会进行动员,如博生县清塘区在动员群众购买经济建设公债时,首先召集了各乡苏主席联席会议,后由乡苏召集了代表会议,以群众团体的各种会议动员,解释发行经济建设公债的意义,后又以村为单位同样宣传解释公债的意义,“该区的河背乡第一村召集了群众大会,当会场推销了经济建设公债二百三十多元,……”。
3 中央苏区公债发行政治动员的效果评价
政治动员工作的效果在经济建设公债发行过程中也体现的相当明显,如: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青年团的学生,在公债正式发行前就自动召开会议报名预购公债,不满三十分钟,报名计有大洋22元,还有15元捐助战争经费不要本息;公略开仑区十天推销18000元公债、湖洋乡五天推销2650元公债;红军学校各团队除了尽量用现金购买公债外,还有写家信动员购买并寄钱来购买,所有红军公谷都自动要求停发,六期团第四连踊跃购买人数各连九十余名,政治部校部超过原定计划三倍以上;中央人民政府工农检查部、土地部、运输部分别超出原定计划20元、50元、50元。
尽管在各种动员作用下出现踊跃购买的情形,但在整个公债发行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注意。如门岭县苏站塘区的群众听了宣传队讲解,明白了经济建设公债的意义,公债票还未发下就提前预定,把谷子一担一担送到乡苏,但是乡苏主席却说:“你们不要送谷子来,公债票还未到,难做手续”,硬是不收群众的谷子,这个乡苏主席不但不积极领导群众购买公债的热烈,而群众自动购买反而怕麻烦,这是典型的对推销公债工作的消极怠工。针对上述情况,临时中央政府采取了相应措施。对于消极怠工的乡苏主席,《红色中华》同样发表文章谴责:“应打他一无产阶级的铁锤”。经过苏维埃政府的动员及对相关不良现象的批评和纠正,各地购买情形更加热烈。
经济建设公债的发行过程伴随着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动员工作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伴随着一些问题,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这段历史,从正反两面吸取经验教训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借鉴,这对于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长足发展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关于发行经济建设公债的决议》,《红色中华》1933年7月26日第1版。
[2]《关于推销公债的方法(中央人民委员会训令)》,《红色中华1933年9月6日第7版。
[3]吴亮平:《全体工农群众及红色战士热烈拥护并推销三百万经济建设公债》,《红色中华》1933年7月26日第1版。
[4]《汀州市工友认购四千公债》,《红色中华》1933年8月28日第3版
[5]《福建军区预购公债两万》,《红色中华》1933年9月3日第2版。
[6]《经济战线上的瑞金群众》,《红色中华》1933年9月6日第7版。
[7]《一片推销建设公债声》,《红色中华》1933年10月9日第3版。
[8]《预购经济建设公债》,《红色中华》1933年8月19日第3版。
[9]《推销公债的口潮》,《红色中华》1933年9月30日第3版。
[10]《经济战线上的红军学校》,《红色中华》1933年9月30日第3版。
[11]《这是推销公债的优胜者》,《红色中华》1933年10月27日第3版。
[12]《推销公债怠工的乡主席》,《红色中华》1933年12月20日第3版。
【作者简介】
张凯,男,1989.9,籍贯山东, 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研究方向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与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