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3月28日，《新快报》一篇《麦当劳肯德基涉嫌在华违规用工 违反最低工资制》的文章，把洋快餐企业逼上了风口浪尖。
　　该文称，业内专家估计，麦当劳、肯德基和必胜客在中国的20万员工中，多达16万人为兼职，并指这些人员的时薪仅4元至5.30元，低于广东非全日制职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7.50元。
　　3月29日，肯德基、必胜客所属百胜餐饮集团广东市场部经理崔焕铭回应此事，说“兼职工既不属于全日制用工，也不属于非全日制用工，肯德基所聘计时工不在劳动法调整范围内，其工资水平不适用广东省非全日制工最低工资标准；学生等人群因不具备劳动法律关系主体资格，不在劳动法管辖范围内”。
　　4月6日，中华全国总工会表态。全总保障工作部部长李守镇透露，广东劳动执法部门正在深入调查此事。“我们正在等待结果，如果查实麦当劳、肯德基确实存在违法行为，我们将会积极配合劳动保障部门的调查执法工作，并督促企业整改。”
　　4月9日，上海劳动保障部门向媒体通报说，调查发现，目前与在沪麦当劳、肯德基餐厅约定小时工资最低为5.80元或6.30元的签订劳动合同及特殊劳动关系的人员，实际上执行的是全日制月最低工资标准，其约定的小时工资仅是单位工资计算及内部管理方式，这些人员的月工资未低于上海市现行月最低工资标准750元；而与餐厅在协议中约定小时工资最低为5.80元或6.30元的兼职人员或全日制在校学生，根据相关规定，不适用最低工资标准。
　　但是，法律界人士早已指出，如果执行全日制月最低工资标准，却不按全日制用工承担“三险一金”等法律责任，更是严重违反《劳动法》的行为。目前尚不清楚，三家企业的上海分公司是否同广州分公司一样，没有执行“三险一金”。
　　尽管洋快餐是否违法尚无最后定论，但此事件又一次把“最低工资制”的问题展现在中国公众面前。
　　1993年11月，原劳动部发布《企业最低工资规定》，首次提出“最低工资”概念——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其所在企业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并规定，根据当地就业者及其赡养人口的最低生活费用、职工的平均工资、劳动生产率、城镇就业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这五个因素，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当地最低工资的具体标准。
　　1994年7月，中国颁布第一部《劳动法》，其中进一步规范了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执行。
　　2003年5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关于非全日制用工若干问题的意见》，首次界定“非全日制用工”——以小时计酬、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5小时、累计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30小时的用工形式。
　　2004年1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最低工资规定》。相比随后废除的《企业最低工资规定》，它将用人单位适用范围由“各种经济类型的企业”，扩大到“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尽管有法律明文，但最低工资制在现实中执行得并不理想。有媒体对京沪等六城市的调查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最低工资遭遇“柔性折扣”。例如，将不属于最低工资组成部分的收入列入最低工资，实行年薪制或按考核周期兑现工资；武汉、重庆最低工资标准偏低，形同虚设。武汉即使在今年3月第四次上调标准后，全日制就业劳动者的月最低工资的最低一档仍仅为380元；辽宁的大量劳动者拿不到最低工资，因受就业压力制约，无法与用人单位进行对等协商。
　　在学者之间，对最低工资制度也颇有争议。
　　信奉市场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往往反对最低工资。他们认为，如果工人工资过高，工资占企业成本比例过大，企业产品会由于劳动力成本过高，在国际上失去竞争力。如果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地方，打工者就会失业，其福利水平更会降低。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称，“最低工资是我知道的、惟一的没有任何经济学者赞同的政策”。
　　赞成最低工资保障的声音也不少。中国人民大学的劳权研究专家、《劳动合同法》课题组组长常凯教授认为，最低工资等必要的成本一定要提高，从长远看，这有利于保持劳资关系稳定，有利于企业和国家竞争。不过，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常凯承认，最低工资利弊仍处于理论层面的讨论，目前没有大规模调查的数据能够支持任何一方。
　　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姚裕群教授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非正规就业者已达1亿人以上，迫切需要相关法规的进一步完善，以规范、保护这些劳动人员。他指出，部分企业的人工成本比例极低，提高工资不会挤占过多利润空间，从而发生企业退出当地市场的现象。设立最低工资也将对劳动者技能进行正向选拔，有利于提高劳工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