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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6月，《财富》全球论坛在北京举行期间，吉米先生曾作为论坛驻中国首席代表接受本刊专访。2006年初，他再一次走近我们的读者，从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驻北京分社社长的角度，向我们畅谈他眼中的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进展和中国新闻发言人的风采。
1月10日傍晚，访谈在北京建外外交公寓附近的一个咖啡馆里进行。珊瑚红的灯光和着悠扬的音乐在红色墙壁组成的空间内交错，坐在我们对面的吉米先生显得和悦而亲切。
《对外大传播》：2005年12月29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年度最后一场新闻发布会上，CNN的记者向蔡武主任提了一个有关外国记者到地方采访遇到困难的问题，请问您的同事所提出的问题是否反映了很多驻华外国记者的呼声?
吉米：我们的这位记者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外国记者在北京以外的地方采访时的确经常遇到困难。但是，有些城市在接待外国记者的采访方面则做得比较成熟和专业，比如上海。至于其他地区，特别是西部以及一些小地方的官员，在和外国记者接触时因为思想还不够开放，没有意识到记者的角色和作用，而对外国记者有误解，认为外国记者对他们不够友好，只会问让人窘迫的问题，招惹麻烦。其实我们并不是要故意为难他们。
《对外大传播》：蔡主任在回答问题时也指出，我们要真正处理好和外国媒体的沟通和交流，还需要各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转变观念，要勇于同媒体打交道、敢于同媒体打交道、善于同媒体打交道，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吉米：是的。过去我们的摄像师在地方想要拍摄一些诸如农民在田间耕作的画面时，当地官员往往阻止。他们认为我们只是对负面的东西感兴趣。其实并非如此，在新闻报道中我们有时需要进行一下对比，不只是呈现好的东西，而是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只要报道是公正、客观的，就没有关系。当然，我们也看到了这种思维定式在改变。
《对外大传播》：这可能与有些西方新闻媒体的报道倾向性有关。某些地方官员读到了这些负面居多的报道，就容易形成刚才您说的那种思维定式。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吉米：用一种现实的眼光来看待新闻，我们不难发现，人们经常容易记住负面的报道，而忘记正面的报道。对新闻界来说，“坏消息就是好消息(Bad news iS good news)”。其实我们的媒体不光对中国“不友好”，放眼全球，皆是如此。所以对于外国媒体的报道，中国人必须要做好听“坏消息”的心理准备，不会总有太多的好消息。我认为如果一条新闻里有60％正面报道的成分，40％负面的，那就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人们不应该害怕坏消息，其实这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办法和途径。关键在于是否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有一种说法，将媒体喻为“第四势力”，就充分说明了媒体所扮演的这一角色。那些负面的报道，其实是在吹响警号，地方官员应该加以警惕。
《对外大传播》：作为一个关注新闻制度很久的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国政府在新闻发言人制度上迈出的步子?
吉米：应该看到中国为将新闻发言人制度体制化，已经作出很多重大的努力。我记得第一次新闻发布会的举行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此之前中国没有这种新闻发布系统，很多外国的新闻工作者只能依靠官方的报纸来获取信息。我们不知道应该联系谁，也没有可供联系的号码。当时新闻来源非常稀缺，中国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后来也只是外交部有了新闻发言人，定期举行新闻发布会，言语也非常谨慎小心。
但是时移事易啊，尤其是最近三四年，国务院新闻办和外交部在新闻发言人制度方面首先作出表率，不仅在信息发布的数量和质量上胜过以前，而且频率也大大增加。其他的国家级部委也纷纷开始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务院新闻办已经在为新闻发言人做培训工作了。
《对外大传播》：记得您也曾被邀请为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做讲座，您能简单谈谈新闻发言人培训的重要性吗?
吉米：是的，有两次。我认为在改善新闻发言人的技巧方面花时间下功夫是正确的，因为使他们在新闻发言人这一工作岗位上充满自信、表现自如的确需假以时日。在和发言人交流时我提到，做好新闻发言人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要懂得记者想要什么，对中外记者的需求都要了解。这就像做生意要了解自己的顾客一样，要卖东西就必须了解顾客需要什么。所以先了解记者的需要无疑是提高新闻发言人素质的正确途径。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在满足外国记者的需求方面，仍需要做一些努力。
要达到这个目的，培训就显得举足轻重了。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必须知道国外的新闻报道是如何完成的?对我们来说，写新闻就像写故事一样。报道新闻发布会上政府官员的重要讲话时，我们更愿意以“今天开始人们的生活将发生……的变化，因为根据某官员在发布会上所说的……”的形式来写。因此，在每场新闻发布会之前，发言人的头脑里就应该已经形成了新闻标题。不能单纯为开发布会而开发布会，而是要将重要的信息公之于众。所以发言人必须明白新闻是如何运作的，把他们自己放在记者的位置上设身处地考虑一下：我的发布会将出什么新闻故事?怎样帮助媒体讲这个故事?
《对外大传播》：作为记者，您在中国已经参加过很多次新闻发布会了，有哪些发布会吸引您的目光呢?与国外的新闻发布会相比，您觉得中国新闻发布会还有哪些不尽如人意?
吉米：目前新闻发布会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而且也很频繁，但是我们对之的期望必须现实一些，并不是每一个新闻发布会都会吸引所有的记者。媒体是多样的，有报刊、电视、网络、广播等等，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兴趣点和关注点，所以某些新闻发布会更有吸引力是正常现象。对我个人而言，有些发布会更有意思、对我写稿更有用。有时一些发布会我必须去，因为它对中国的政策有重要影响力。有的也许没那么重要，但因为发言人的个人魅力，我也很愿意去。
好的新闻发布会是那种能帮助我们写出好文章的发布会。好文章不一定总是正面的。比如非典危机刚开始，我们并没有得到一个清晰完整的事实真相，后来发布会才改变了这一局面。从这件事中国开始意识到新闻报道充当“警号”的重要性，在危机时刻官员们也开始更快地组织各种新闻发布会，去接触这些问题。因为延迟信息发布时间，会给谣言带来生存的空间，谣言的负面影响要比发布真实的坏消息更为有害。如果当局能够及时、快速地发布权威信息，那就不会给谣言作为信息源占据传播阵地提供可乘之机了。从“非典”以后，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设进程明显加快了。
现在我们的确从中国媒体中得到很多的信息，这对我们来说是好的渠道。前两天国务院公开发布实施《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就 是很好的一步。我们期待着建立与之相配套的信息发布系统。同时，发言人应该学习面对危机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发言技巧。在这种情况下，最让人害怕的就是新闻空缺，这会使公众和媒体紧张，并导致各种各样的谣言丛生，其实谣言比坏消息本身更糟糕。
《对外大传播》：中国出现了很多杰出的新闻发言人，有没有哪位新闻发言人给您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呢?
吉米：有啊，像前总理朱镕基、现任总理温家宝，还有前副总理钱其琛、现任外交部部长李肇星。他们的新闻发布会重要而且有趣，并且其内容具有很强的延展性。朱镕基总理的讲话方式非常独特，语言丰富多彩，比较口语化。你能看出来他不是在背稿子，而是在和你交谈。在这方面他是个好的榜样。好的新闻发言人都是专业领域的内行，充满自信。最糟糕的就是背诵答案，其实发言人可以写一个简单的提纲，但是和记者交流要像谈话一样，这样既有权威性又很自然。
《对外大传播》：您认为中西新闻发言人有何不同呢?
吉米：其实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他们的角色都是相同的。西方有些国家的发言人比较有经验，他们能够深入而准确地把握政策，在会上做简洁精练的讲话，就像我们平常谈话一样。他们能用幽默的语言向人们解释重要的话题，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经常讲一些趣闻轶事，语言鲜活。
发言人应该多学习答问的技巧，要做出简短的回答。好的新闻发言人会帮助记者去写新闻，他们不是给你一大堆的信息让你去挑拣，而是直接给你需要的东西。
《对外大传播》：刚才您谈到了中国的新闻发布从数量上看更加频繁，那么，从内容上看有没有什么改善呢?
吉米：新闻发布之前的准备更加充分了，他们准备好了去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不再只是说“不知道”。发言人不应该害怕说“不知道”，因为人无完人，他们可以说等回去收集了更多信息再向大家解释，这样就显得更加真诚和有耐心。另一方面，就是现在中外记者提的问题也更出色了。我认为好的回答往往能被尖锐的问题激发出来，媒体的新闻头条也经常来自于这些问答。新闻发言人最好不要在被问及难以招架的问题时避而不谈。朱镕基总理在这方面就有非常出色的表现。《对外大传播》：最后，作为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驻北京分社社长，您对中国的新闻发布会和新闻发言人有什么样的期望吗?
吉米：媒体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平面媒体需要更多更深入的话题，而电视则没有那么多时间播出大段声明，往往能播出的两三分钟也只能截取其中三十秒的片断。所以我想也许在新闻发布会之后，发言人能单独留出15到20分钟的时间给电视媒体，坐在我们的摄像师面前，这样没有那些麦克风和讲台的“掩护”，他们就显得更加自然，传播效果会更好。这是从发言人的角度出发，为发布信息的效果着想。这样我们可以选择更好的灯光和摄像角度，新闻发言人可以紧紧围绕问题做出简短回答。电视是偏重画面的，好的发言人应该在这方面为我们多考虑一点。
我希望将来有更多的部委能定期召开发布会，而且可以更加频繁、快速。可能有些发言人还需要时间适应，真所谓熟能生巧(Practice makesperfect)。我的建议是：努力尝试，耐心学习。
国务院新闻办已经组织的多次大型新闻发布会，对我们来说非常有益。我还希望未来的新闻发布会能够给CNN这样的外国媒体机构独家采访高官的机会。因为这种“一对一”的采访，比面向各路媒体的新闻发布会更具影响力，效果会更好。国务院新闻办可以在一年之中做好安排，一次约见一个媒体，让CNN、NHK……轮流采访。
中国在新闻发布方面的种种举措是这种“一对一”访谈的良好的开端，但还远远不够。在我们的新闻中，我们非常想传递中国的声音。如果发言人乐意谈话，甚至还能用英语交流，我们就会尽快安排采访事宜，这样对中国和我们媒体都有利。
责编：许 俊
1月10日傍晚，访谈在北京建外外交公寓附近的一个咖啡馆里进行。珊瑚红的灯光和着悠扬的音乐在红色墙壁组成的空间内交错，坐在我们对面的吉米先生显得和悦而亲切。
《对外大传播》：2005年12月29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年度最后一场新闻发布会上，CNN的记者向蔡武主任提了一个有关外国记者到地方采访遇到困难的问题，请问您的同事所提出的问题是否反映了很多驻华外国记者的呼声?
吉米：我们的这位记者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外国记者在北京以外的地方采访时的确经常遇到困难。但是，有些城市在接待外国记者的采访方面则做得比较成熟和专业，比如上海。至于其他地区，特别是西部以及一些小地方的官员，在和外国记者接触时因为思想还不够开放，没有意识到记者的角色和作用，而对外国记者有误解，认为外国记者对他们不够友好，只会问让人窘迫的问题，招惹麻烦。其实我们并不是要故意为难他们。
《对外大传播》：蔡主任在回答问题时也指出，我们要真正处理好和外国媒体的沟通和交流，还需要各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转变观念，要勇于同媒体打交道、敢于同媒体打交道、善于同媒体打交道，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吉米：是的。过去我们的摄像师在地方想要拍摄一些诸如农民在田间耕作的画面时，当地官员往往阻止。他们认为我们只是对负面的东西感兴趣。其实并非如此，在新闻报道中我们有时需要进行一下对比，不只是呈现好的东西，而是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只要报道是公正、客观的，就没有关系。当然，我们也看到了这种思维定式在改变。
《对外大传播》：这可能与有些西方新闻媒体的报道倾向性有关。某些地方官员读到了这些负面居多的报道，就容易形成刚才您说的那种思维定式。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吉米：用一种现实的眼光来看待新闻，我们不难发现，人们经常容易记住负面的报道，而忘记正面的报道。对新闻界来说，“坏消息就是好消息(Bad news iS good news)”。其实我们的媒体不光对中国“不友好”，放眼全球，皆是如此。所以对于外国媒体的报道，中国人必须要做好听“坏消息”的心理准备，不会总有太多的好消息。我认为如果一条新闻里有60％正面报道的成分，40％负面的，那就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人们不应该害怕坏消息，其实这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办法和途径。关键在于是否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有一种说法，将媒体喻为“第四势力”，就充分说明了媒体所扮演的这一角色。那些负面的报道，其实是在吹响警号，地方官员应该加以警惕。
《对外大传播》：作为一个关注新闻制度很久的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国政府在新闻发言人制度上迈出的步子?
吉米：应该看到中国为将新闻发言人制度体制化，已经作出很多重大的努力。我记得第一次新闻发布会的举行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此之前中国没有这种新闻发布系统，很多外国的新闻工作者只能依靠官方的报纸来获取信息。我们不知道应该联系谁，也没有可供联系的号码。当时新闻来源非常稀缺，中国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后来也只是外交部有了新闻发言人，定期举行新闻发布会，言语也非常谨慎小心。
但是时移事易啊，尤其是最近三四年，国务院新闻办和外交部在新闻发言人制度方面首先作出表率，不仅在信息发布的数量和质量上胜过以前，而且频率也大大增加。其他的国家级部委也纷纷开始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务院新闻办已经在为新闻发言人做培训工作了。
《对外大传播》：记得您也曾被邀请为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做讲座，您能简单谈谈新闻发言人培训的重要性吗?
吉米：是的，有两次。我认为在改善新闻发言人的技巧方面花时间下功夫是正确的，因为使他们在新闻发言人这一工作岗位上充满自信、表现自如的确需假以时日。在和发言人交流时我提到，做好新闻发言人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要懂得记者想要什么，对中外记者的需求都要了解。这就像做生意要了解自己的顾客一样，要卖东西就必须了解顾客需要什么。所以先了解记者的需要无疑是提高新闻发言人素质的正确途径。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在满足外国记者的需求方面，仍需要做一些努力。
要达到这个目的，培训就显得举足轻重了。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必须知道国外的新闻报道是如何完成的?对我们来说，写新闻就像写故事一样。报道新闻发布会上政府官员的重要讲话时，我们更愿意以“今天开始人们的生活将发生……的变化，因为根据某官员在发布会上所说的……”的形式来写。因此，在每场新闻发布会之前，发言人的头脑里就应该已经形成了新闻标题。不能单纯为开发布会而开发布会，而是要将重要的信息公之于众。所以发言人必须明白新闻是如何运作的，把他们自己放在记者的位置上设身处地考虑一下：我的发布会将出什么新闻故事?怎样帮助媒体讲这个故事?
《对外大传播》：作为记者，您在中国已经参加过很多次新闻发布会了，有哪些发布会吸引您的目光呢?与国外的新闻发布会相比，您觉得中国新闻发布会还有哪些不尽如人意?
吉米：目前新闻发布会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而且也很频繁，但是我们对之的期望必须现实一些，并不是每一个新闻发布会都会吸引所有的记者。媒体是多样的，有报刊、电视、网络、广播等等，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兴趣点和关注点，所以某些新闻发布会更有吸引力是正常现象。对我个人而言，有些发布会更有意思、对我写稿更有用。有时一些发布会我必须去，因为它对中国的政策有重要影响力。有的也许没那么重要，但因为发言人的个人魅力，我也很愿意去。
好的新闻发布会是那种能帮助我们写出好文章的发布会。好文章不一定总是正面的。比如非典危机刚开始，我们并没有得到一个清晰完整的事实真相，后来发布会才改变了这一局面。从这件事中国开始意识到新闻报道充当“警号”的重要性，在危机时刻官员们也开始更快地组织各种新闻发布会，去接触这些问题。因为延迟信息发布时间，会给谣言带来生存的空间，谣言的负面影响要比发布真实的坏消息更为有害。如果当局能够及时、快速地发布权威信息，那就不会给谣言作为信息源占据传播阵地提供可乘之机了。从“非典”以后，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设进程明显加快了。
现在我们的确从中国媒体中得到很多的信息，这对我们来说是好的渠道。前两天国务院公开发布实施《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就 是很好的一步。我们期待着建立与之相配套的信息发布系统。同时，发言人应该学习面对危机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发言技巧。在这种情况下，最让人害怕的就是新闻空缺，这会使公众和媒体紧张，并导致各种各样的谣言丛生，其实谣言比坏消息本身更糟糕。
《对外大传播》：中国出现了很多杰出的新闻发言人，有没有哪位新闻发言人给您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呢?
吉米：有啊，像前总理朱镕基、现任总理温家宝，还有前副总理钱其琛、现任外交部部长李肇星。他们的新闻发布会重要而且有趣，并且其内容具有很强的延展性。朱镕基总理的讲话方式非常独特，语言丰富多彩，比较口语化。你能看出来他不是在背稿子，而是在和你交谈。在这方面他是个好的榜样。好的新闻发言人都是专业领域的内行，充满自信。最糟糕的就是背诵答案，其实发言人可以写一个简单的提纲，但是和记者交流要像谈话一样，这样既有权威性又很自然。
《对外大传播》：您认为中西新闻发言人有何不同呢?
吉米：其实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他们的角色都是相同的。西方有些国家的发言人比较有经验，他们能够深入而准确地把握政策，在会上做简洁精练的讲话，就像我们平常谈话一样。他们能用幽默的语言向人们解释重要的话题，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经常讲一些趣闻轶事，语言鲜活。
发言人应该多学习答问的技巧，要做出简短的回答。好的新闻发言人会帮助记者去写新闻，他们不是给你一大堆的信息让你去挑拣，而是直接给你需要的东西。
《对外大传播》：刚才您谈到了中国的新闻发布从数量上看更加频繁，那么，从内容上看有没有什么改善呢?
吉米：新闻发布之前的准备更加充分了，他们准备好了去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不再只是说“不知道”。发言人不应该害怕说“不知道”，因为人无完人，他们可以说等回去收集了更多信息再向大家解释，这样就显得更加真诚和有耐心。另一方面，就是现在中外记者提的问题也更出色了。我认为好的回答往往能被尖锐的问题激发出来，媒体的新闻头条也经常来自于这些问答。新闻发言人最好不要在被问及难以招架的问题时避而不谈。朱镕基总理在这方面就有非常出色的表现。《对外大传播》：最后，作为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驻北京分社社长，您对中国的新闻发布会和新闻发言人有什么样的期望吗?
吉米：媒体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平面媒体需要更多更深入的话题，而电视则没有那么多时间播出大段声明，往往能播出的两三分钟也只能截取其中三十秒的片断。所以我想也许在新闻发布会之后，发言人能单独留出15到20分钟的时间给电视媒体，坐在我们的摄像师面前，这样没有那些麦克风和讲台的“掩护”，他们就显得更加自然，传播效果会更好。这是从发言人的角度出发，为发布信息的效果着想。这样我们可以选择更好的灯光和摄像角度，新闻发言人可以紧紧围绕问题做出简短回答。电视是偏重画面的，好的发言人应该在这方面为我们多考虑一点。
我希望将来有更多的部委能定期召开发布会，而且可以更加频繁、快速。可能有些发言人还需要时间适应，真所谓熟能生巧(Practice makesperfect)。我的建议是：努力尝试，耐心学习。
国务院新闻办已经组织的多次大型新闻发布会，对我们来说非常有益。我还希望未来的新闻发布会能够给CNN这样的外国媒体机构独家采访高官的机会。因为这种“一对一”的采访，比面向各路媒体的新闻发布会更具影响力，效果会更好。国务院新闻办可以在一年之中做好安排，一次约见一个媒体，让CNN、NHK……轮流采访。
中国在新闻发布方面的种种举措是这种“一对一”访谈的良好的开端，但还远远不够。在我们的新闻中，我们非常想传递中国的声音。如果发言人乐意谈话，甚至还能用英语交流，我们就会尽快安排采访事宜，这样对中国和我们媒体都有利。
责编：许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