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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世纪巴黎大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遭遇阻力，但是通过其组织的斗争策略捍卫并扩展了权力，最终以一种新的姿态矗立在西欧历史发展的年轮中。
关键词：巴黎大学;阻力;策略
一、中世纪巴黎大学发展阻力
（一）市校之争
与博洛尼亚大学与市民阶级相对温和的关系相比，巴黎大学城市当局和市民阶层关系要紧张许多。一方面，巴黎大学位于巴黎城内，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需求需要市民供给，在不断的互动中产生诸多经济摩擦;另一方面，巴黎大学起初在教会的荫蔽下发展，所有的学生、教师理所当然的被视为神职人员，享有上帝赋予的特权。随着大学种种特权的获得、教会对劳动阶层压榨程度加深，不仅助长了学者的傲慢与骄横，同时也加剧了市民与学者之间的冲突。比如发生在1228-1229年的市校之争，流血冲突不断。面对市民们的暴行，巴黎大学教师会决定采用方式反抗。
（二）教校之争
2、与主教座堂主事的冲突
巴黎大学所面临的问题是，大学并不完全掌握吸收新教师成为大学成员的权力，由此也无法实现内部自治。教师的从业资格被主教座堂所掌握，换言之，教师行会无法直接吸纳毕业学生为其成员，成为教师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从总务长获得执教资格。随着经院哲学的发展和阿贝拉尔等学术大师的出现，巴黎学者群体人数增加，影响力与日俱增，希冀从教会和国王获得更多的特权。教师群体要求主教承认教师机构的存在以及只认可那些通过教师行会考试人员的教师资格。但是主教却认为这些要求无理取闹，甚至还宣称这些抗议的教师并没有教师资格。双方之间的矛盾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最后不得不由罗马教廷出面解决问题。最终于13世纪末期，大学通过不断抗争获得了为完整的教师执教权，大体实现了教师行会的自治。
2、与托钵修会的斗争
13世纪中后期，市校之争频繁上演，面对暴动的巴黎市民，大学采取集体罢课的方式迫使君主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定，在此時期，托钵修会不仅不愿与大学为伍抵制市民阶层，反之将斗争视为其摆脱大学羁绊自行发展的良机，在大学斗争之际，托钵修会既未获得主教的执教资格，亦未通过教师行会的认同，私自设立新的教会学校教师资格，成立独立的神学院。因此，在大学采取行动抵制市民时，托钵教会的力量不断增加，尤其是教师人数的增加损害了教师行会的根本利益，新增教会不仅要求分享教师行会的特权，而且又坚决不服从后者的命令，双方矛盾渐显。大学最终采取行动抵制修会，1252-1253年大学宣布罢课后，三名修士会成员拒绝参加，大学为此开除了违规教士，禁止学生聆听上述修士的课。随后巴黎大学全体通过一项法令，规定任何有意愿加入大学的学者，必须在全体大会上，或者至少在本系科被特地指定的教师面前，郑重宣誓遵守大学的章程、保守大学的秘密、并坚决贯彻大学在非常时期制定的停课法令，1根据此法令，托钵修会如果想要分享教育话语权，必须承认大学所具备的权威，托钵修会无法接受这一要求，双方矛盾更加尖锐。
二、中世纪巴黎大学组织的斗争策略
1、自由迁徙
巴黎大学是自发组织起来的学者行会。这种自组织特性决定了其最初除少数特殊目的遗赠之外并不具备固定的教学场所和资金来源。由于在财产上的一无所有，并且使用统一的拉丁文进行教学，2大学能够不受羁绊地自由迁徙。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学者只要能找见新的住处、新的教堂，就可以将自己的全部家当打包带走在其他温和地区继续从事教育事业。自治和不置恒产的特性使得大学获得了与教会、王权抗争的天然优势。故而，大学师生能够有效地以“迁徙”作为抵制当地不公正待遇的武器。
2、停止授课
早期大学拥有一个突出的组织特性即学者行会的整体性，这种特性使得当大学组织遭遇外来危险时，全体学者团结一致采取停止授课或者自行解散的方式进行抵制。正所谓“贫穷却给了大学以道德的力量 ，大大促进了它们的发展。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巴黎大学发现自己与教会当局或世俗当局产生了冲突，要想战胜对手，手里最好的武器也就是罢课……从而使自己始终保持着激起忧惧的威慑力。”3例如在1228-1229年的狂欢节事件中，面对市民的残暴行径，巴黎大学采取停止授课的方式谋取教会或者国王的庇佑。一般而言，只要大学亮出停课法宝，事态总会朝着有利于大学的方向发展，之所以如此，皆是因为大学知识分子对于城市的重要性。不过罢课措施也并非无所不能，当停止授课仍旧不能迫使国王做出有利于己的决定时，大学便采取终极措施—宣布解散，由于中世纪大学的自治组织特性，加上大都不拥有固定资产，一旦校长宣布解散，学者们能够迅速地做出反应，隐退到附近的次级教学机构。例如当巴黎大学罢课措施不奏效时，巴黎教师团在复活节次日宣布：如果一个月之内不能得到公正的判决，巴黎教师团将在六年之内遣散全体师生，如果六年内冤屈仍未得到伸张，教师团依旧不会复课。当巴黎大学学者出走后，教皇格里高利四世立即要求对迫害学者的凶手进行严惩，最终到1231年，大学教师和学者才能重新回到自己的院落。通过此次大规模罢课行动，教皇格雷古瓦十一世发布谕旨，同意颁布新章程，大学得以恢复并扩大了 1200年即已获得的特权： 结盟权与罢课权。
结语：中世界的巴黎大学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屡次遭遇阵痛，但其仍在权力夹缝中不断生存与发展，不仅促进了学术自由理念的发展，也为以后的自治奠定了权力基础。
参考文献
[1]邓磊，中世纪大学组织权力研究[D]，西南大学，2011年。
[2]刘亚敏，中世纪大学-权力夹缝中的生存与发展[J]，理工高教研究，2006年第5期。
[3]李秉忠，浅析西欧中世纪大学的生存之道[J]，历史教学，2010年第6期。
关键词：巴黎大学;阻力;策略
一、中世纪巴黎大学发展阻力
（一）市校之争
与博洛尼亚大学与市民阶级相对温和的关系相比，巴黎大学城市当局和市民阶层关系要紧张许多。一方面，巴黎大学位于巴黎城内，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需求需要市民供给，在不断的互动中产生诸多经济摩擦;另一方面，巴黎大学起初在教会的荫蔽下发展，所有的学生、教师理所当然的被视为神职人员，享有上帝赋予的特权。随着大学种种特权的获得、教会对劳动阶层压榨程度加深，不仅助长了学者的傲慢与骄横，同时也加剧了市民与学者之间的冲突。比如发生在1228-1229年的市校之争，流血冲突不断。面对市民们的暴行，巴黎大学教师会决定采用方式反抗。
（二）教校之争
2、与主教座堂主事的冲突
巴黎大学所面临的问题是，大学并不完全掌握吸收新教师成为大学成员的权力，由此也无法实现内部自治。教师的从业资格被主教座堂所掌握，换言之，教师行会无法直接吸纳毕业学生为其成员，成为教师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从总务长获得执教资格。随着经院哲学的发展和阿贝拉尔等学术大师的出现，巴黎学者群体人数增加，影响力与日俱增，希冀从教会和国王获得更多的特权。教师群体要求主教承认教师机构的存在以及只认可那些通过教师行会考试人员的教师资格。但是主教却认为这些要求无理取闹，甚至还宣称这些抗议的教师并没有教师资格。双方之间的矛盾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最后不得不由罗马教廷出面解决问题。最终于13世纪末期，大学通过不断抗争获得了为完整的教师执教权，大体实现了教师行会的自治。
2、与托钵修会的斗争
13世纪中后期，市校之争频繁上演，面对暴动的巴黎市民，大学采取集体罢课的方式迫使君主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定，在此時期，托钵修会不仅不愿与大学为伍抵制市民阶层，反之将斗争视为其摆脱大学羁绊自行发展的良机，在大学斗争之际，托钵修会既未获得主教的执教资格，亦未通过教师行会的认同，私自设立新的教会学校教师资格，成立独立的神学院。因此，在大学采取行动抵制市民时，托钵教会的力量不断增加，尤其是教师人数的增加损害了教师行会的根本利益，新增教会不仅要求分享教师行会的特权，而且又坚决不服从后者的命令，双方矛盾渐显。大学最终采取行动抵制修会，1252-1253年大学宣布罢课后，三名修士会成员拒绝参加，大学为此开除了违规教士，禁止学生聆听上述修士的课。随后巴黎大学全体通过一项法令，规定任何有意愿加入大学的学者，必须在全体大会上，或者至少在本系科被特地指定的教师面前，郑重宣誓遵守大学的章程、保守大学的秘密、并坚决贯彻大学在非常时期制定的停课法令，1根据此法令，托钵修会如果想要分享教育话语权，必须承认大学所具备的权威，托钵修会无法接受这一要求，双方矛盾更加尖锐。
二、中世纪巴黎大学组织的斗争策略
1、自由迁徙
巴黎大学是自发组织起来的学者行会。这种自组织特性决定了其最初除少数特殊目的遗赠之外并不具备固定的教学场所和资金来源。由于在财产上的一无所有，并且使用统一的拉丁文进行教学，2大学能够不受羁绊地自由迁徙。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学者只要能找见新的住处、新的教堂，就可以将自己的全部家当打包带走在其他温和地区继续从事教育事业。自治和不置恒产的特性使得大学获得了与教会、王权抗争的天然优势。故而，大学师生能够有效地以“迁徙”作为抵制当地不公正待遇的武器。
2、停止授课
早期大学拥有一个突出的组织特性即学者行会的整体性，这种特性使得当大学组织遭遇外来危险时，全体学者团结一致采取停止授课或者自行解散的方式进行抵制。正所谓“贫穷却给了大学以道德的力量 ，大大促进了它们的发展。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巴黎大学发现自己与教会当局或世俗当局产生了冲突，要想战胜对手，手里最好的武器也就是罢课……从而使自己始终保持着激起忧惧的威慑力。”3例如在1228-1229年的狂欢节事件中，面对市民的残暴行径，巴黎大学采取停止授课的方式谋取教会或者国王的庇佑。一般而言，只要大学亮出停课法宝，事态总会朝着有利于大学的方向发展，之所以如此，皆是因为大学知识分子对于城市的重要性。不过罢课措施也并非无所不能，当停止授课仍旧不能迫使国王做出有利于己的决定时，大学便采取终极措施—宣布解散，由于中世纪大学的自治组织特性，加上大都不拥有固定资产，一旦校长宣布解散，学者们能够迅速地做出反应，隐退到附近的次级教学机构。例如当巴黎大学罢课措施不奏效时，巴黎教师团在复活节次日宣布：如果一个月之内不能得到公正的判决，巴黎教师团将在六年之内遣散全体师生，如果六年内冤屈仍未得到伸张，教师团依旧不会复课。当巴黎大学学者出走后，教皇格里高利四世立即要求对迫害学者的凶手进行严惩，最终到1231年，大学教师和学者才能重新回到自己的院落。通过此次大规模罢课行动，教皇格雷古瓦十一世发布谕旨，同意颁布新章程，大学得以恢复并扩大了 1200年即已获得的特权： 结盟权与罢课权。
结语：中世界的巴黎大学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屡次遭遇阵痛，但其仍在权力夹缝中不断生存与发展，不仅促进了学术自由理念的发展，也为以后的自治奠定了权力基础。
参考文献
[1]邓磊，中世纪大学组织权力研究[D]，西南大学，2011年。
[2]刘亚敏，中世纪大学-权力夹缝中的生存与发展[J]，理工高教研究，2006年第5期。
[3]李秉忠，浅析西欧中世纪大学的生存之道[J]，历史教学，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