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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刚过，贡献的不仅是一份造假黑名单，还为背后的“打假卫士”提供了曝光度。自1995年以来，伴随着“3.15”，诞生了一个新职业—“职业打假人”。
从“国内第一职业打假人”王海开始，所谓的打假人职业已走过20年。他们既戴有“英雄主义”的光环，又饱受“知假买假”质疑，已逐渐做起“打假公司”的生意。随着消费环境和消费者观念的变化，如今这一“职业”有了怎样的变化？
“国内第一职业打假人”王海
国内第一职业打假人—王海的故事，融合了冯巩牛群《小偷公司》与杰克·吉伦哈尔的《夜行者》的故事，从打假开始，发展到了市场化运作的层面上。
1995年，22岁的山东青年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厦购买了12副假冒索尼耳机，并依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获得赔偿。这是民间打假的开端，也是“职业打假人”行业的开端，自此，无数个“王海”奔向全国各地的商场、市场，由此开启了职业打假人的“江湖”。
现在的王海，似距离20年前为了80多元钱一副假冒的SONY耳机而据理力争的愤青相去甚远，也开始淡去了“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打假卫士的英雄色彩。“以赚钱为手段，以打假为目的”现龄43岁的王海已是4家公司的老板，正儿八经的做起了“打假生意”，“低于30万的案子不接”、“一个单子曾经赚到400万”。王海从不回避自己的打假盈利。
自1996年成立第一家打假公司到现在，王海的打假公司遍布北京、天津、南京和深圳。主要经营“帮消费者维权打假、知假买假、替企业打假”等三种业务。“业务量最大的还是知假买假，但利润贡献最高的是替企业打假。”最多的时候，他的打假团队有200多人。
“我们有意控制公司规模，不想做得太大，也是希望能控制风险，更多的人身风险来自于造假工厂，往往这种案子的收益和风险都会成倍增加。”王海表示，2003年律师黄立荣因打假而意外身亡，让他真正开始重视风险控制。
如今，他将打假队伍精简为30人的团队，大部分是合作多年的律师。“但依然还是会筛选到一些风险比较高的项目，比如收益高、社会价值好等，这时，不得不面对更复杂的人和事。”王海说，职业打假人要遵从法律，也要注意保护自身安全。
“企业造假的事情，追到最后几乎都是地方保护，难度可想而知，”王海透露，最多的时候曾经带过90个保镖去现场，也不避讳自己在查案过程中的“暗操作”，“一些打假公司做不了的事情，我们能做得下来。”
江湖多“潜规则”
本可以成为职业打假江湖上一名响当当的“大哥”，但王海却没有变成教父式的人物。
从开辟这个行业，到如今进行“公司化”运作，王海面临着无数的质疑。来自职业打假业内的同行认为，王海的锐气不如从前，“打得不够狠”；而另一部分观点则指出，他无法排除给企业做枪手，以及“两头通吃”的嫌疑。
王海回避了后面一种指责，他强调，“索赔是一项民事权利，打假人可以自己选择向问题企业索赔后不向有关部门举报、不向消费者或媒体等第三方披露。”王海说，“正义是有限度的”。
实际上，在打假人的江湖中，“收钱噤声”与彼此之间不打听是通行的潜规则。在与企业私下达成协议后，打假人不会将企业的不良行为公之于众。正因如此，公众开始视“打假人”为“蝼蚁”，顾名思义，以欺诈来获取利益，却打着“公益”的光环。公众态度的变化，也揭示了打假江湖背后的“潜规则”。
王海认为，即使是“收钱噤声”，打假人的存在对企业来说，依然起到了监督作用。“打假人群体的监督和企业‘花钱买平安’后的自律行为可以保证打假的效果。不然会有一拨又一拨的打假人拜访企业。”
在企业看来，打假人却不似监督那么阔堂。“打假大佬”杨连弟曾向北京一家销售过期糕点的知名商场索赔。为此他被列入该商场的“黑名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甚至不能在总店正常购物。
一提到职业打假人，国内一家大型食品企业的公关杨林（化名）面露苦色，“在我的印象里，职业打假人都是先向企业提要求，无法满足再向相关政府部门举报，获得奖励。”
不过，杨林并不否认职业打假人的专业性，“他们一般会找标识问题，比如标签上的地图有没有包括港澳台，广告词有没有‘第一’、‘最好’这类形容词，成分有没有写清楚，字体的大小有没有符合规定等等。虽然大型企业对标签的监管已经非常严格了，但依然不时被职业打假人发现问题。”
“一般职业打假人都会希望企业私下解决，但如果不解决，他们就去相关政府部门投诉，从而得到奖励，”杨林说，愿意私了的企业以民营企业居多，因为外资企业、国有企业都有比较严谨的财务核算，“即使我们想给钱私了，但这笔钱怎么出？此前我们开发区有一家日化品牌包装标识出了问题，与职业打假人私了，结果这位职业打假人就在我们区域里找其他企业的问题，要知道，我们的开发区内153家大型企业，都是知名品牌，那段时间可谓‘满城风雨’。”
回忆最近一次与打假人打交道的经历，杨林说：“那是一款酸梅汤饮料，因为名字叫‘酸梅汤’，虽然也标注其是饮料，但打假人认为容易误导消费者是100%酸梅汁，认为标识有问题。当然最后我们把标识改了。”
不过，最让杨林接受不了的是职业打假人多“知假买假”，且恶意为企业差评以谋取私利的人居多，“有的打假人就专门找过期的买，买残次品，在我看来就是比较恶意的。”
线上生意：
从“网购打假”到“职业差评”
去年3月，北京市朝阳法院公开的数据显示，自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以来，不到一年的时间，朝阳法院共受理涉消费者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496件，较上一年同期增长了近10.3倍。其中网购纠纷增长了近3.7倍，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对案件增长“贡献”最大。 “商场“在变，职业打假人的阵地也在变化。近年来，王海逐渐把打假的阵地搬到了线上，微商打假成为王海公司今年新增的一块业务。他认为互联网给一些假货插上了翅膀。从去年开始，他就在着手这方面的打假摸索。目前着手的一单数额较大的食品领域微商打假，胜算较大，或带来百万计的收入。
这给王海带来了困扰。以前在实体店中，他可以随时买出，如今在网上，实名认证制让王海的个人账户被商家列入黑名单，王海只能注册多个账户或者借别人的账户下单。“每次下单都比较麻烦，需要不断更换账户。”
他鼓励消费者变得聪明和强大起来，因此正在筹划一个微信上的语音函授课程，教那些个人打假者如何提高技术、控制风险，初期定价1万元，大概三四节课，“听的人应该不少”，他自信地说。
商业项目之外，王海有两个公益项目一直在做，接待消费者维权保护的“王海热线”，以及“和谐社区发展中心”项目，旨在帮助业主成立委员会，保护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但他的终极梦想是做中国的消费者维权委员会，这个被他称为“孩儿他妈协会”的组织将自己成立第三方独立检测实验室，消费者拿来商品就可以做检测，是那种真正地为消费者维权的机构。
王海毫不隐讳地认为，中国的消协和企业走得太近，并不能真正代表消费者利益；而对目前大多数第三方检测机构来说，“企业是它们长期的客户，它们不会因为消费者的一次送检，就丢掉企业这个大客户。”他表示。与此同时，“吹哨人法案”（举报人分享罚款）的建立也是他的长期梦想—如果能建立“吹哨人法案”，将对企业的罚款30%到50%分给举报人，会让每一个知情人，即使是企业高管也有动力成为一个义务监管者。
王海又开启了职业打假人的另一片“蓝海”，越来越多的职业打假人开始转战电商平台，在那里化身“职业差评人”。据淘宝最新数据显示，目前阿里全网职业差评师新增ID（身份认定）数曾接近4万/周，被相关数据模型命中并认定为职业差评师的ID历史累计接近500万。
但这又营造了另一种江湖规则。如今的差评大多为团队作战，职业差评师变身“雇佣军”。据介绍，通常是相关QQ群里发出一个差评攻击任务，数千个ID闻风而动，对目标店铺进行恶意下单并给出差评，两三天内可以搞垮一家诚信经营的店铺。而这数千个ID背后，很有可能是一个个虚假账号，甚至是一台机器和一串代码，无从溯源。
淘宝商家规则部王孟杰说，曾经在后台监测时发现，某个店铺一天内收到非常多的差评，甚至出现同一个账号在一天内连给它6个差评的极端情况。给差评的前提是买家需在店铺内完成下单消费，这种情况通常可以判断为恶意差评攻击。
据介绍，自2014年起，清理“职业差评”的重任由客服团队过渡给淘宝商家规则部，他们根据整个淘系平台的实时交易数据建立起监控模型，对恶意差评情况特别严重的ID，系统将要求其完成一系列身份认证，一旦认证失败，将对该ID做永久封号处理。
（文剧《第一财经日报》）
从“国内第一职业打假人”王海开始，所谓的打假人职业已走过20年。他们既戴有“英雄主义”的光环，又饱受“知假买假”质疑，已逐渐做起“打假公司”的生意。随着消费环境和消费者观念的变化，如今这一“职业”有了怎样的变化？
“国内第一职业打假人”王海
国内第一职业打假人—王海的故事，融合了冯巩牛群《小偷公司》与杰克·吉伦哈尔的《夜行者》的故事，从打假开始，发展到了市场化运作的层面上。
1995年，22岁的山东青年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厦购买了12副假冒索尼耳机，并依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获得赔偿。这是民间打假的开端，也是“职业打假人”行业的开端，自此，无数个“王海”奔向全国各地的商场、市场，由此开启了职业打假人的“江湖”。
现在的王海，似距离20年前为了80多元钱一副假冒的SONY耳机而据理力争的愤青相去甚远，也开始淡去了“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打假卫士的英雄色彩。“以赚钱为手段，以打假为目的”现龄43岁的王海已是4家公司的老板，正儿八经的做起了“打假生意”，“低于30万的案子不接”、“一个单子曾经赚到400万”。王海从不回避自己的打假盈利。
自1996年成立第一家打假公司到现在，王海的打假公司遍布北京、天津、南京和深圳。主要经营“帮消费者维权打假、知假买假、替企业打假”等三种业务。“业务量最大的还是知假买假，但利润贡献最高的是替企业打假。”最多的时候，他的打假团队有200多人。
“我们有意控制公司规模，不想做得太大，也是希望能控制风险，更多的人身风险来自于造假工厂，往往这种案子的收益和风险都会成倍增加。”王海表示，2003年律师黄立荣因打假而意外身亡，让他真正开始重视风险控制。
如今，他将打假队伍精简为30人的团队，大部分是合作多年的律师。“但依然还是会筛选到一些风险比较高的项目，比如收益高、社会价值好等，这时，不得不面对更复杂的人和事。”王海说，职业打假人要遵从法律，也要注意保护自身安全。
“企业造假的事情，追到最后几乎都是地方保护，难度可想而知，”王海透露，最多的时候曾经带过90个保镖去现场，也不避讳自己在查案过程中的“暗操作”，“一些打假公司做不了的事情，我们能做得下来。”
江湖多“潜规则”
本可以成为职业打假江湖上一名响当当的“大哥”，但王海却没有变成教父式的人物。
从开辟这个行业，到如今进行“公司化”运作，王海面临着无数的质疑。来自职业打假业内的同行认为，王海的锐气不如从前，“打得不够狠”；而另一部分观点则指出，他无法排除给企业做枪手，以及“两头通吃”的嫌疑。
王海回避了后面一种指责，他强调，“索赔是一项民事权利，打假人可以自己选择向问题企业索赔后不向有关部门举报、不向消费者或媒体等第三方披露。”王海说，“正义是有限度的”。
实际上，在打假人的江湖中，“收钱噤声”与彼此之间不打听是通行的潜规则。在与企业私下达成协议后，打假人不会将企业的不良行为公之于众。正因如此，公众开始视“打假人”为“蝼蚁”，顾名思义，以欺诈来获取利益，却打着“公益”的光环。公众态度的变化，也揭示了打假江湖背后的“潜规则”。
王海认为，即使是“收钱噤声”，打假人的存在对企业来说，依然起到了监督作用。“打假人群体的监督和企业‘花钱买平安’后的自律行为可以保证打假的效果。不然会有一拨又一拨的打假人拜访企业。”
在企业看来，打假人却不似监督那么阔堂。“打假大佬”杨连弟曾向北京一家销售过期糕点的知名商场索赔。为此他被列入该商场的“黑名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甚至不能在总店正常购物。
一提到职业打假人，国内一家大型食品企业的公关杨林（化名）面露苦色，“在我的印象里，职业打假人都是先向企业提要求，无法满足再向相关政府部门举报，获得奖励。”
不过，杨林并不否认职业打假人的专业性，“他们一般会找标识问题，比如标签上的地图有没有包括港澳台，广告词有没有‘第一’、‘最好’这类形容词，成分有没有写清楚，字体的大小有没有符合规定等等。虽然大型企业对标签的监管已经非常严格了，但依然不时被职业打假人发现问题。”
“一般职业打假人都会希望企业私下解决，但如果不解决，他们就去相关政府部门投诉，从而得到奖励，”杨林说，愿意私了的企业以民营企业居多，因为外资企业、国有企业都有比较严谨的财务核算，“即使我们想给钱私了，但这笔钱怎么出？此前我们开发区有一家日化品牌包装标识出了问题，与职业打假人私了，结果这位职业打假人就在我们区域里找其他企业的问题，要知道，我们的开发区内153家大型企业，都是知名品牌，那段时间可谓‘满城风雨’。”
回忆最近一次与打假人打交道的经历，杨林说：“那是一款酸梅汤饮料，因为名字叫‘酸梅汤’，虽然也标注其是饮料，但打假人认为容易误导消费者是100%酸梅汁，认为标识有问题。当然最后我们把标识改了。”
不过，最让杨林接受不了的是职业打假人多“知假买假”，且恶意为企业差评以谋取私利的人居多，“有的打假人就专门找过期的买，买残次品，在我看来就是比较恶意的。”
线上生意：
从“网购打假”到“职业差评”
去年3月，北京市朝阳法院公开的数据显示，自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以来，不到一年的时间，朝阳法院共受理涉消费者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496件，较上一年同期增长了近10.3倍。其中网购纠纷增长了近3.7倍，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对案件增长“贡献”最大。 “商场“在变，职业打假人的阵地也在变化。近年来，王海逐渐把打假的阵地搬到了线上，微商打假成为王海公司今年新增的一块业务。他认为互联网给一些假货插上了翅膀。从去年开始，他就在着手这方面的打假摸索。目前着手的一单数额较大的食品领域微商打假，胜算较大，或带来百万计的收入。
这给王海带来了困扰。以前在实体店中，他可以随时买出，如今在网上，实名认证制让王海的个人账户被商家列入黑名单，王海只能注册多个账户或者借别人的账户下单。“每次下单都比较麻烦，需要不断更换账户。”
他鼓励消费者变得聪明和强大起来，因此正在筹划一个微信上的语音函授课程，教那些个人打假者如何提高技术、控制风险，初期定价1万元，大概三四节课，“听的人应该不少”，他自信地说。
商业项目之外，王海有两个公益项目一直在做，接待消费者维权保护的“王海热线”，以及“和谐社区发展中心”项目，旨在帮助业主成立委员会，保护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但他的终极梦想是做中国的消费者维权委员会，这个被他称为“孩儿他妈协会”的组织将自己成立第三方独立检测实验室，消费者拿来商品就可以做检测，是那种真正地为消费者维权的机构。
王海毫不隐讳地认为，中国的消协和企业走得太近，并不能真正代表消费者利益；而对目前大多数第三方检测机构来说，“企业是它们长期的客户，它们不会因为消费者的一次送检，就丢掉企业这个大客户。”他表示。与此同时，“吹哨人法案”（举报人分享罚款）的建立也是他的长期梦想—如果能建立“吹哨人法案”，将对企业的罚款30%到50%分给举报人，会让每一个知情人，即使是企业高管也有动力成为一个义务监管者。
王海又开启了职业打假人的另一片“蓝海”，越来越多的职业打假人开始转战电商平台，在那里化身“职业差评人”。据淘宝最新数据显示，目前阿里全网职业差评师新增ID（身份认定）数曾接近4万/周，被相关数据模型命中并认定为职业差评师的ID历史累计接近500万。
但这又营造了另一种江湖规则。如今的差评大多为团队作战，职业差评师变身“雇佣军”。据介绍，通常是相关QQ群里发出一个差评攻击任务，数千个ID闻风而动，对目标店铺进行恶意下单并给出差评，两三天内可以搞垮一家诚信经营的店铺。而这数千个ID背后，很有可能是一个个虚假账号，甚至是一台机器和一串代码，无从溯源。
淘宝商家规则部王孟杰说，曾经在后台监测时发现，某个店铺一天内收到非常多的差评，甚至出现同一个账号在一天内连给它6个差评的极端情况。给差评的前提是买家需在店铺内完成下单消费，这种情况通常可以判断为恶意差评攻击。
据介绍，自2014年起，清理“职业差评”的重任由客服团队过渡给淘宝商家规则部，他们根据整个淘系平台的实时交易数据建立起监控模型，对恶意差评情况特别严重的ID，系统将要求其完成一系列身份认证，一旦认证失败，将对该ID做永久封号处理。
（文剧《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