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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宦门公子，挟高士之才，负万夫之勇，学奥博而文雄奇，思深远而仁质厚，以天下为己任，以救中国为事，气猛志锐;
他生于中国最坏的时代，蛮夷窥伺，国家积弊。他积极筹谋，力主维新，救亡图存。变法失败后，他以颈血刷污政，杀身成仁，被称为“中国为国流血第一士”。
他就是谭嗣同，为了革命而牺牲的“戊戌六君子”之一。他如一颗划过暗黑夜空的流星，留下一道异常耀眼的轨迹，引导、激励着一个又一个热血儿郎。
谭嗣同的品格形成，与他的家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湖南浏阳谭氏家族，是一个传承悠久、人才辈出的名门望族。祖德流芳，后辈自强，造就了这个家族生生不息的辉煌。
【家史】
先祖：沙场征战袭爵位
浏阳谭氏家族，本是闽西的普通农家。明初谭氏远祖谭渊改变了这个家族的命运。谭渊承袭父职，任燕山右护卫副千户，后燕王朱棣起兵，谭渊跟随朱棣。他骁勇善战，深得朱棣赏识。
建文三年（1401年），夹河之战，南军阵动，尘土飞扬。谭渊立即上前迎战，马撅被杀。朱棣感到惋惜，即位后，追封谭渊为崇安侯，谥号“壮节”，立祠祭祀他。谭渊死后，他的儿子谭忠被封为新宁伯。此后，谭氏家族承袭爵位。谭氏族人以武传家，从永乐年间到明朝灭亡的两百多年时间，为侯伯者九世十人，创造了一时之盛。
从17代新宁伯谭宗纶开始，为儿子功安、功完在长沙置业，谭氏家族跟湖南产生关联。等他去世后，谭功安迁居长沙，他的孙子谭茂武虽未承袭新宁伯位，但传承家学，以军功升至副将，并创宇舍于长沙四方坪及八角亭。
1627年，明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浏阳谭氏在这样的一个年份由22世祖谭逢琪下定决心迁居。他本住在长沙，看到浏阳美景，又为躲避明末混乱的纷纷扰扰，率其弟妹子侄搬到浏阳，从此定居下来。
带着弟妹子侄迁居到浏阳的谭逢琪住到了梅花巷丹桂坊，谭逢琪开始弃武习文，他儿子谭世昌为府学生，“始以诗礼启厥家”。他们试图改变家族两百多年来一直承袭“以武传家”的走向，明确提出了要走耕读起家的道路，并写了族训告诫后人：“举优行，循守道理，乡里敬爱。”由此，谭氏家族数代都有功名、受册封的地方绅士。
在浏阳定居约390年，浏阳谭氏延续了13代人，从外地人到浏阳第一大家族。
父辈：科举入仕封大夫
到了谭嗣同的曾祖父谭文明时，他将家迁到浏阳南乡吾田市，隐居深山，“笃学固穷，文行有斐”。他儿子谭学琴当家时，家道突然暴落。为了生计，谭学琴去县衙做了一名管理簿记的小吏，靠着慢慢积攒，又将家迁回县城梅花巷丹桂坊。即便如此，他还是因为家贫，直到四十多岁才成家。清道光八年，谭学琴留下“我死勿令儿子废学”的遗言，便撒手人寰，他七个嗷嗷待哺的子女几乎濒临三餐不继的窘境。
谭继洵出生于浏阳东乡天井坡，6岁时父亲谭学琴病卒，抛下夫人毛氏和儿女七人，家道骤然中落，景况极为凄惨。13岁的长兄谭继升担起了家庭的重任。谭继洵幼时体弱多病，长兄谭继升予以照看，体恤周至。稍长，谭继洵得了咯血症，长兄求医调药，日夜惊扰，甚于己疾。到入学年龄，兄长又为之聘请老师，教授功课，严加督责。在长兄的教育下，谭继洵聪明勤奋，学业进步很快，20岁时补为县学附生。谭继洵那时候过得很苦，他跟距家30里开外的芦烟洞徐家大女儿徐庆缘定亲，但因为谭继洵家贫，她不愿嫁，这婚事一拖就是五年，到了完婚之日，她甚至抱着必死不嫁的决心，没办法，为保住徐家名声，当时让妹妹徐五缘“代姐易嫁”。谭继洵发愤图强，于长沙乡试考中举人，时年27岁，成为浏阳谭氏宗族有史以来第一个青年举子。
1860年，谭继洵考中进士，1874年出任户部员外郎，次年转户部郎中，旋监督坐粮厅，驻通州，主办验收漕粮、催督转运等事务。1877年由谭钟麟荐于左宗棠，得由京官外放，补授甘肃巩秦阶道，加二品衔，后擢甘肃按察使、布政使，最后升任湖北巡抚，成为管辖一省地方之封疆大吏，达到了一生仕途的顶点。因其官阶显赫，奉旨命名其宅为“大夫第官邸”。浏阳谭氏随着谭继洵的升迁振作起来，一跃成为清代浏阳第一大家族，并在浏阳四个家族“谭、宋、刘、黎”中排名首位。
谭继洵任湖北巡抚九年，其行政仍以注重教养、提倡农桑为主。他曾发布告诫十六条，凡胥役之尤蠹民者，尽法治之，并经常派人密侦州县，何者当兴，何者当革，一符之下，牧令肃然，政绩突出。
中日甲午战争后，维新变法思潮激荡，谭继洵思想偏于保守。湖广总督张之洞每约其联衔陈奏新政，皆谢不敏，与张之洞论事每多相左。其子谭嗣同锐意维新，父子间意见不合，谭继洵表示：“守老氏之宝，不欲为天下先。”
“百日维新”期间，谭继洵为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所参劾，在所奏不称职官僚折中，指出：“即湖北巡抚谭继洵守旧迂拘，虽人尚无他，要非能奉行新政者。此等即不逢裁缺，亦当分别罢斥，或优之听其告休。”
戊戌政变发生后，谭嗣同遇害，谭继洵被连坐革职，勒令回籍，交地方官管束，1901年忧惧而卒。
谭嗣同：为国流血第一士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廖天一阁主等。善文章，好任侠，长于剑术，著名维新派人物。1898年參加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同时被害的维新人士还有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六人并称“戊戌六君子”。代表著作《仁学》，后人将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
谭嗣同出生时是浏阳谭氏家族辉煌之时，他1865年生于北京，随父谭继洵在京12年，13岁时第一次回到浏阳城北门的谭家宅院，也就是后来分家时他分到的“大夫第”。书香门第出身的谭嗣同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学术上他曾为现代人探索了“应用佛学”的领域，将佛法精神应用到现实生活上去，被称为“佛学彗星”。 谭嗣同生长在北京城南懒眠胡同，后来稍大点而搬到了浏阳。虽然出身贵介，但他的少年时代过得却不算多么无忧无虑。父亲谭继洵政务繁杂，而朝夕相处的母亲徐五缘则性情端肃，对他管教很严。光绪二年，北京城爆发了一场很大的瘟疫，谭嗣同的母亲去探望亲戚不幸被感染，回家后又传染给了子女。兩日后，谭嗣同长姐去世，四日后，母亲去世，又两日后，长兄去世，谭嗣同也绝息三日，命悬一线，在鬼门关前兜了一圈。他最终是熬过来了，其字“复生”，也是由此而来，寓意他经大难死而复生。这一年，谭嗣同12岁。
谭继洵忙于公务，在生活细节上甚少关注谭嗣同，但在教育上他下了不少功夫。谭嗣同10岁时，他延请浏阳老乡，也是著名学者的欧阳中鹄做儿子的老师，在这里，谭嗣同接触到了王夫之的学说，爱国主义由此启蒙。谭嗣同回到浏阳，他父亲又为他请了涂启先，系统教授他中国典籍，不久后，他跟随父亲去兰州，在父亲的道署中读书。
谭嗣同是个武术高手，他会骑马，擅长舞剑。在武术上，他有过许多授业老师，曾跟随通臂拳胡七学过锏、太极拳、形意拳、双刀，跟大刀王五学过单刀，跟他父亲的部署刘云田学过骑马射猎，能“矢飞雁落，刀起犬亡”，身手不凡。他在京时，大刀王五每天破晓便来会馆教授其剑法。谭嗣同练武极刻苦，不肯稍加怠慢。在教学中，谭嗣同与大刀王五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岁时，谭嗣同轻身只剑，以周天下。他以侠士之态，游历了甘肃、陕西、河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省，这一路上他观察风土人情，结交名士，也造就了他的浪漫主义情怀。劳动人民反封建斗争精神的濡染，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的思想富于斗争性。
1888年，谭嗣同在著名学者刘人熙的指导下开始认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时又广为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丰富自己。
谭嗣同在21岁至30岁之间，多次回乡参与科举考试，均未中，在科举上下过很深功夫的他，受到科举失败打击，曾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
中日甲午战争后，谭嗣同坚决反对签订合约，他对清政府的妥协极为愤慨。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他开始钻研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
1896年，31岁的谭嗣同回到浏阳与老师欧阳中鹄和好友唐才常筹办算学社，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参与湖南维新运动。
面对落后封闭的湖南现状，谭嗣同试图通过在湖南创办西式学堂来做出改变。算学馆的开设为中国的近代化教育的开端，校址设在浏阳文庙奎文阁内，他与夫人李闰同为此学尽心尽力。与此同时，他将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写成《仁学》，这也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在这部著作中，谭嗣同愤怒地抨击了封建君主所造成的“惨祸烈毒”和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摧残压抑，指出封建纲常礼义完全是那些民贼用作统治的工具，特别是君臣一伦，更是“黑暗否塞、无复人理”。因此，对于那些昏暴的君主，不仅可以不为其尽忠死节，而且可以“人人得而戮之”。
1895年，康有为等人组织“公车上书”极大地鼓舞了远在家乡的谭嗣同，第二年二月谭嗣同即上京结交康有为、梁启超等人。
1898年，对他来说是关键的一年，他接受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在长沙参与时务学堂、南学会及《湘报》事宜，也在此期间抽空回到浏阳，并把自己在大夫第中的藏书如数捐予南学会。为此，还曾引发他与父亲谭继洵之间的矛盾，他在致夫人信中言及：“我捐的是自己的书，和父亲大人无涉。”
他首先加强了时务学堂中维新派力量。自己担任了分教习，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习，协助任总教习的梁启超，在教学中大力宣传变法革新理论，还把《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含有民族主义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向他们灌输革命意识，使时务学堂真正成了培养维新志士的机构。为了加强变法理论的宣传，他还创办了《湘报》，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由他任主笔。由于对湖南新政的尽力，使他以“新政人才”而闻名。
他与妻子李闰曾在兰州生下一子，字兰生，但不到一年即病殇，此后未再生育。后谭嗣同在他们结婚十五周年之际北上“变法”时，特地赋诗“十五年来同学道，养亲抚侄赖君贤”赠李闰，诗中满是珍重与托付之意。
不久，就有人向光绪帝推荐谭嗣同，光绪帝同意召见。接到光绪皇帝圣旨之后，他北上入京任军机章京参与新政。
谭嗣同虽未有功名，但其激进、革新的思维受到了光绪帝的赏识。1898年，锐意改革的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决定变法。8月，谭嗣同以维新派的身份被召入京。光绪帝对其寄予厚望，并授予四品官职。9月5日，光绪帝下诏授给谭嗣同和林旭、刘光弟、杨锐四品卿衔，参与新政。次日，光绪帝又召见他，表示自己是愿意变法的，只因太后和守旧大臣阻挠而无可奈何。光绪帝变法的决心和对维新派的信赖使谭嗣同非常感动，觉得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已经在握。他参政时，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已是剑拔弩张。
当时慈禧太后虽然名义上已经“还政”给光绪皇帝，但实际上一直都在暗中操纵实权。慈禧太后赶走了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而且还把自己的心腹荣禄安置做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接下来，“帝党”和“后党”明争暗斗，甚至有苗头显示慈禧太后那边要发动政变赶光绪帝下台，变法力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
谭嗣同拜访了袁世凯所在的北京驻地法华寺，想去说服手握重兵的袁世凯，要求他在慈禧太后即将发动的政变中保护皇上，维护变法。狡猾的袁世凯当面并不拒绝，而且慷慨地说：“‘圣主’是我们大家共同拥戴的君主，你我同受皇上特殊的恩宠，救护皇上的责任，并非只有你一个人，也是我的责任，你有什么吩咐，我愿洗耳恭听，万死不辞！”谭嗣同觉得一切如愿，便轻信了袁世凯的话，就满意地告辞，冒着凄风冷雨，向康有为等人“报喜”。
谭嗣同前脚一走，袁世凯后脚就向荣禄告了密。荣禄是慈禧太后的亲信，住在颐和园的慈禧太后很快知道了真相。9月20日，康有为上了去天津的火车。在他离开后不久，官兵在南海会馆抓到了他的弟弟康广仁。侥幸脱身的康有为在英国人的帮助下逃亡上海。与此同时，梁启超被日本公使馆收容保护起来。 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捉拿维新派，软禁光绪皇帝。谭嗣同听到政变消息后并不惊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皇帝，但计划均告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斗争。谭嗣同把自己的书信、文稿交给梁启超，要他東渡日本避难。日本使馆曾派人与谭嗣同联系，表示可以为他提供“保护”，他毅然回绝，并对来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1898年9月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在狱中，他意态从容，镇定自若，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9月28日，谭嗣同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被行刑。慈禧太后对谭嗣同深恶痛绝，命令刽子手用钝刀处刑，刽子手在他脖子上连砍20多刀，谭嗣同口鼻喷血，他神色不变，临终时还大声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和他一起就义的维新人士还有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六人并称“戊戌六君子”。
1899年，谭嗣同的遗骸被运回原籍，葬在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墓前华表上对联写道：“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
【轶事】
软硬兼施“抢来”梁启超
1897年10月末，由于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谭嗣同再也不愿在昏聩腐败的官场浪费生命，该年腊月，他毅然辞官回乡，投身维新运动之中。在时务学堂的筹备时期，谭嗣同就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熊希龄看中了《时务报》总主笔梁启超，希望把他“挖过来”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然而当年仅有24岁的梁启超已名动天下，《时务报》报馆总理汪康年十分不情愿放走这个“大招牌”。
为此，熊希龄想到了素来与梁启超交好的谭嗣同。接到任务，谭嗣同立马写好一封言辞坚决的信，表示如若汪康年不放人，自己将亲自去上海把梁启超“忤而豪夺以去”。以这种“抢人”方法，软硬兼施之下，汪康年终于松口，答应放人。于是，梁启超偕李维格以及同门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离开上海，前往长沙，与谭嗣同一起投入维新运动之中。
临危占卜
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形势极为险恶，日本使馆曾派人与谭嗣同联系，表示可以为他提供“保护”，朋友也劝他出国避难，谭嗣同一一拒绝。他心情极乱，于是便装外出，踱步在半截胡同。漫无目的地走了一会儿，他来到胡同的关帝庙，本没有去处，看到关帝庙威严的门第，随步迈入，在关帝像前拜了三拜。
“先生，看你神情无主，心智不定，有何难解之事？”一守香老者面容淡然飘逸。
谭嗣同道：“唉！正有一事，犹豫不定。”
老者道：“何不占一卦，稍解心头烦闷？看先生乃一文人，就占一字卦吧！”
谭嗣同想到政府的腐败无能，列强的肆虐践踏，民族的深重灾难，自己的一生抱负就是救亡图存，民族复兴，于是就写了一个“兴”字。
“此字暗含不祥，有血光之灾，‘兴’乃断‘头’之相，上三心二意，举棋不定，下各奔东西，举步维艰。头断才能兴，先生前途慎重。”
谭嗣同听后仰天长笑，自己的一条性命能换来民族的复兴，此生足矣。随后抱拳谢过，疾步回邸，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
仿笔迹护全家
按照清朝的法律，一人犯罪全族株连。谭嗣同得知变法失败之后，意识到了这件事的严重性，所以在其得到消息之后，急忙仿照父亲的笔体、语气写了一封与谭嗣同断绝父子关系的“家书”，其言辞之激烈看起来十分逼真。写好此信之后，谭嗣同将其放在书桌中。但是这样一封家书看起来没有什么说服力，谭嗣同又在此基础上将时间向前推，写了七封谭继洵训斥他参与变法的家信，最终将其与断绝关系书放在一起。在被捕时，清兵搜走了这封署名为谭继洵的家书。而慈禧太后在看过这些家书后对此事深信不疑，觉得不是谭继洵教子无方，而是谭嗣同实在“太不听话”了。正是因此，谭继洵一家才算是免遭一死，谭嗣同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靠着智慧救了全家老少的性命，真正地做到了忠孝两全！
【家训】
谭氏家训八则：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教训子孙、惇笃宗亲、持身恭敬、居邻洽和、治家勤俭、裕后诗书。
家戒四则：毋事豪饮、毋即恼滛、毋贪货财、毋好争讼。
家规十则：礼让宜明、雍睦宜调、困穷宜恤、承祧宜慎、品行宜端、交游宜择、本业宜勤、持身宜俭、祭扫当虔、内外宜肃。
【家风】
自立自强 朴实勤劳
谭嗣同的母亲徐五缘系清末湖南浏阳县人，出身于小官吏家庭，贤惠过人，知书达理。
小时候的谭嗣同，受母亲的影响最大。母亲徐五缘，对子女的管教极严，不仅在教育方面严格要求孩子，在生活细节上也要亲自过问，决不允许孩子有越礼行为。
徐五缘喜欢把过去的贫苦生活讲给孩子听，让他们知道衣食来得不易。平时，即使在家里也要坐得端正，不能有一点儿歪斜懒散的样子，有时成天不讲一句玩笑话。要是孩子有了过错，她必定拿树枝儿或竹扫帚枝儿责罚教训，从不宽容姑息。
徐五缘教育子女时一视同仁，并有一定的规矩和法则。事实上，正是因为这样长期严厉的教育，无形中使谭嗣同几兄弟从小养成了良好品质。
有一次，谭嗣同从书里读到“严父慈母”一词，便认为这个词用颠倒了，应该是“严母慈父”，可见母亲的严厉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
徐五缘时常教育孩子要坚强、自立。谭嗣同七岁时，母亲为他大哥许婚须返乡一年，将他单独留在北京，临走时对他“戒令毋思念”。谭嗣同答应了母亲，“拜送车前，目泪盈眶，强抑不令出”，谁问都不说话。然而那时的他毕竟还只是个七岁的小男孩，母亲离开后的一年中，他思亲难抑，生了几场大病，形容消瘦。及至第二年母亲回京，看到他羸瘠，问是否想念自己所致时，他却想到当初的承诺而坚决否认。于是素来严肃的徐五缘难得地微笑了，对左右道：“此子倔强能自立，吾死无虑矣！” 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原是一个贫寒的读书人，夫人徐五缘就以辛勤劳作来帮助理家。鸡叫头遍就起来烧火做饭，打扫洗刷，缝补衣物，纺线织布，忙到半夜都不能歇息。
谭继洵升官之后，按常理，这样的家庭一定锦衣玉食，财源滚滚，但谭家生活却很简朴。他们每顿饭只有三四个菜，而且都是蔬菜，少有鱼肉，穿的衣服也是很简单，经常是打着补丁。谭嗣同从懂事起，就看到身为官夫人的母亲常穿着一件丝麻衣，前后大约穿了10来年。
作为一个“贵夫人”，徐五缘却劳作不辍，没有一刻清闲。谭家请了一个家塾先生，夜中醒来，经常听到纺车的声音。一天，他问谭嗣同：“你的仆人真勤劳，每天晚上纺线至深夜。”谭嗣同不解地说：“仆人？我家没有请仆人啊。”先生说：“那我怎么每天晚上都听到纺车纺线的声音呢？”谭嗣同这才明白过来，笑道：“我母亲经常纺线到深夜，想必是我母亲吧。”这下轮到先生吃惊了，他感慨地说：“是吗？作为四品官宦人家，这真是闻所未闻的事啊。”
谭嗣同虽生于官宦之家，却没有染上懒惰的习惯，这与母亲平时的严格教育和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是分不开的。在母亲的严格教诲下，他的性格也像母亲一样坚强、自立、倔强和不屈不挠。
【解密】
剑胆琴心谭嗣同
在浏阳乃至中国的历史上，维新志士谭嗣同都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伟丈夫，他为戊戌变法慷慨赴义的壮举感召日月。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谭嗣同从少年时代起，就有“剑胆琴心”的雅号。在才常路的“谭烈士专祠”里，曾经有一幅谭嗣同摄于南京的照片，那年他32岁，外穿月白色长衫，内着玄色武士装，左手叉腰，右手持剑，浓眉俊目，闪闪似电，有一种立如山岳、傲视死神的凛然正气。谭嗣同短暂的一生中，两剑三琴陪伴他度过了不少苍茫岁月。
剑是英雄胆
1865年，谭嗣同出生在京城，当时其父谭继洵在京城为官。谭嗣同自小心胸坦荡，为人仗义，颇仰慕古代侠士，于是12岁时开始随“通臂猿”胡七与“义侠”大刀王五学剑习武，当时与他形影不离的是一把“七星剑”。13岁时，谭嗣同第一次回到家乡浏阳，“大夫第”幽深的庭院里，他三更灯火读书，闻鸡起舞练剑。市文化馆潘信之老师在约百年后曾亲眼见过那把“七星剑”，剑身较长，上面镶嵌有7颗铜星，呈北斗七星状布列。
大约在20岁左右的10年间，谭嗣同游历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七星剑”是他旅途的忠实伴侣，伴随着他壮游祖国山河，行程8万余里，足迹遍布13省，结交义士，拜访名家，大开眼界。特别是有一次谭嗣同仗剑策马射猎，7昼夜行程1700多里，虽遇“髀肉狼藉”，但他仍然“怡然自乐”。
壮游期间，谭嗣同意外地从两个极其偏远的地方，得到了他平生最崇敬的人物文天祥的两件旧物：“蕉雨琴”与“凤矩剑”，对这两件宝物他珍爱如命。从此，他将“七星剑”留在“大夫第”，将“凤矩剑”随身佩带，寸步不离。
琴即英雄魄
谭嗣同除善剑术外，还善弹古琴，而且能亲手制琴。在家乡，他还时常与友人在浏阳北城口的文庙击剑、弹琴，品评时事。其妻子李闰长于诗书之家，知书达理，能诗善文，常与谭嗣同弹琴相和，互诉衷肠。
在“谭烈士专祠”展览厅里还有谭嗣同用过的“崩霆琴”的照片，琴身乌黑锃亮，楷书“崩霆”清晰可见。光绪七年（1881年）夏，谭家院中两棵约六丈高梧桐树中的一棵被雷劈倒，谭嗣同以此树枝干制琴两张，命名为“崩霆”“残雷”。
崩霆琴，仲尼式，琴面、底分别为桐木、梓木，通体髹黑色漆，无断纹，蚌徽，牙轸，牛角雁足。 琴背书鎏金琴名“崩霆”二字，下刻：“雷经其始，我竟其工，是皆有益于琴而无益于桐。谭嗣同作。”腹款为：“浏阳谭嗣同复生甫监制，霹雳琴第一，光绪十六年庚寅仲秋。”附有红色丝琴穗、琴囊。
残雷琴，落霞式，面底皆桐木，髹退光漆，无断纹，蚌徽，牛角轸足，承露刻梅花样，焦尾刻灵芝样。琴背楷书填绿“残雷”琴名，下书：“破天一声挥大斧，干断柯折皮骨腐，纵作良材遇已苦。遇已苦，呜咽哀鸣莽终古。谭嗣同作。”钤“壮飞”（谭嗣同号壮飞）红印，腹款：“浏阳谭嗣同复生甫监制，霹雳琴第二，光绪十六年。”
谭嗣同不但会弹琴、做琴，还收藏琴。他收藏中最为出名的是他最敬重的文天祥的蕉雨琴，该琴琴铭：“海沉沉，天寂寂。芭蕉雨，声何急。孤臣泪，不敢泣。”湖南省博物馆还收藏有一张谭嗣同使用过的洒金工艺仲尼式七弦琴，不过琴名题款均已被人磨去且覆一层漆，不知与蕉雨琴是否有关系。
维新变法失败后，譚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抓之后，大刀王五等江湖朋友来狱中相救，他谢绝好友，并将“凤矩剑”赠给了一代大侠大刀王五，一代名器终不辱主。
谭嗣同在北京就义后，尚有“七星剑”、“蕉雨琴”等遗物留存其故居“大夫第”，被李闰悉心封存保管。
“残雷琴”现藏于故宫博物馆，而“崩霆琴”不知下落。
上世纪60年代，县文化馆对浏阳古乐进行抢救性保护，在征集古乐器时了解到，“土改”时谭家曾将部分谭嗣同遗物交由佃户谭某保管。当时在文化馆工作的潘信之老师说，工作人员多方辗转，终于找到了谭某，不但在那里找到了24根铜制凤箫，还找到了“七星剑”，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谭某出于担心将谭嗣同遗物埋在了地下，“蕉雨琴”已经腐烂成一堆木屑。
“七星剑”由此被文化馆收藏，潘信之老师于1965年调到外地工作，1981年重回文化馆工作时却再也见不到那把“七星剑”了。通过多方打听，潘老师得知了“七星剑”遗失的过程：“文革”动荡中，县花鼓剧团造反派一头目闯进文化馆，拿走了“七星剑”，经常佩带在身边招摇过市，用“七星剑”进行“文攻武斗”，很多人都看见过。但潘老师找此人询问了几次，此人始终不承认拿走了“七星剑”，在谭嗣同手中叱咤风云的“七星剑”就此不知下落。
【家族】
李闰（1865—1925），自号“臾生”，湖南长沙人，辛亥革命后曾任浏阳女子学校名誉校长，谭嗣同妻子。出生大户人家，是长沙市望城县李篁仙之女。李篁仙为咸丰六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工于乐府诗词。李闰长于诗书家庭，知书达理，而谭嗣同冰雪情操，著文反对纳妾，而且严以律己。李闰自幼聪颖，博览群书，是湖南知名才女，与谭嗣同伉俪情笃，对丈夫有志于维新变法十分支持。他们仅有的一个儿子兰生早年夭折，但夫妻二人仍然相敬如宾，伉俪情深。谭嗣同牺牲后，李闰自号“臾生”，表示自己含悲忍辱暂且苟活之意，并写诗道：“前尘往事不可追，一成相思一层灰。来世化作采莲人，与君相逢横塘水。” 后代口述
谭志宏（57岁，湖南株洲海联集团董事长，谭嗣同二哥的曾孙）：
我曾祖父是谭嗣贻，谭嗣贻是谭继洵的次子、谭嗣同的二哥。谭嗣同有过一个儿子，谭兰生，在兰州生的，一岁多的时候就去世了。后来，谭嗣同大哥谭嗣襄的儿子谭传炜过继给谭嗣同之妻。
我祖父是谭传赞，谭传赞的事情我知道得不多，只知道他很有文才，谭继洵很喜欢他，谭嗣同的文集就是他编的。祖父辈的事情我知道得不多，我姑姑谭吟瑞知道一些，她89岁了，在北京。我父亲那一辈的事情我知道一些。
谭嗣同有个弟弟，叫谭嗣冏，谭继洵后来娶的卢氏生的。谭嗣冏有个儿子，叫谭传授。谭传授大概在（一九）二几年的时候参加了革命，后来反围剿的时候牺牲了。
这个事情，一个是我们家里知道，另一个，从王震那里得到了证实。
（上世纪）80年代初，达式常演的电影《谭嗣同》出来后，王震找到编剧刘耕录说，谭嗣同的侄子谭传授曾和他在一个连队。刘耕录是中央党校的教授，王震当时是党校校长。王震没读什么书，谭传授读了些书。王震说，当时他说领导这个位置应该给谭传授。王震是谦虚，不过，他这么说，是对谭传授能力的肯定。我见过刘耕录教授，他是东北人。
我姑姑谭吟瑞从衡阳蚕丝学校毕业后，去了重庆，在重庆认识了我姑爹贾亦斌。我姑爹是个风云人物。
姑爹是湖北人，家里很穷，但是很刻苦，为了有碗饭吃，去当了兵。后来读了国民党的陆军军官学校，参加了抗日。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他都参加了。2005年，胡锦涛主席给10位抗日老战士颁发了抗日胜利60周年纪念章，我姑爹是获得纪念章的两个（前）国民党将士之一，另一个是王光复，王光美的哥哥。
我姑爹和蒋经国关系好。抗战胜利后，我姑爹写了篇《论预备干部制度》的文章，引起了蒋经国的注意，被蒋经国看中。后来国民党成立国防部预备干部局，蒋经国是局长，我姑爹是副局长。1946年，蒋经国给我姑姑、姑爹主持婚礼。蒋经国听说新娘是谭嗣同家的后人，就讲，这个婚他愿意亲自来做主持人。
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1948年蒋经国受父命到上海进行经济管制，打击投机奸商，时称“打老虎”）的时候，我姑爹是预备干部局的局长。1949年，解放军还没过长江的时候，我姑爹在嘉兴带了3个团起义。他起义的时候已经受上海地下党的领导。起义前，蒋介石在奉化开了次高级军官的会。我姑爹想刺杀蒋介石，地下党没同意，说蒋介石死了，他的势力还在，时局会更乱。我姑爹起义的这3个团，都是国民党军队的精英。起义没成功，被汤恩伯的部队打散了，死的死，伤的伤，散的散。我姑爹断了3根肋骨，被陈毅的部下救了。
解放后，姑爹一直做对台工作，他和国民党很多年轻干部都很熟，像马英久的父亲、连战的父亲，他们都关系很好。
我父亲谭恒辉是1908年出生的，1926年到北京大学，先读了2年预科，1931年毕业，在天津市政府的城市公共事业管理局工作。1937年，日本鬼子来了后，父亲就和母亲回了浏阳。
抗战的时候（1944年），蒋介石搞了个“十万青年十万军”计划，我父亲就参加了“岳麓师管区”，他是学法律的，当了个司法处长。后来，内战打了起来，我父亲到了廖耀湘的新六军六十六师当司法处长。
辽沈战役的时候，廖耀湘的部队被包围了。被围了两个多月，廖耀湘下令突围。我父亲是文职官员，不会骑马，从马上掉了下来，被俘虏了。解放军对待俘虏的政策蛮好。想留下的，留下;想回家的，回家;想回到国民党部队的，后会有期。我父亲通过学习后，本来想留下的，解放军的政委说：“你还是回去吧，你是名门之后，说实在的，吃不吃得这个苦还难讲。”
当时，我母亲和我大哥在北京，我父亲就先到了北京，然后和我母亲、大哥一起又回了浏阳。在浏阳办了个中心小学，当校长。
过继给谭嗣同的谭传炜，他的夫人，我们喊三娭毑。三娭毑的儿女，在湖南解放的时候，跑到台湾去了，她是小脚，又七八十岁了，没走。三娭毑有很多田，1950年的时候，减租退息，家里的钱让我的堂叔带走了。三娭毑没钱，就把值钱的首饰拿到长沙当了，换钱退给佃户，退了还不够，三娭毑就上吊死了。那些佃戶就找我父亲，说钱还没还够，我父亲就讲，她死了，我有什么办法呢，又不是我欠了你们的。因为这句话，我父亲成了“破坏减租退息运动”的人。
我叔叔谭虎解放前办了个《钢报》，和焦达峰的弟弟焦达梯关系蛮好。焦达梯是国民党湘潭地区的专员，他有枪，回浏阳的时候，我叔叔玩过他的枪。焦达梯解放前带了一个连起义，“镇反”的时候，焦达梯被镇压了（1982年，焦达梯平反）。我叔叔参加“学习”。有人说我叔叔有把枪，要我叔叔交代枪在哪里。我叔叔说枪是焦达梯的。焦达梯被枪毙后，我叔叔有点儿怕。1950年底，我叔叔说想回家过春节，能不能请假。公安局说，可以啊，你找个保人吧。当时我父亲还是中心小学校长，就找我父亲当保人。
叔叔到（浏阳）普迹婶婶家过了年后，没回他“学习”的地方，去了广州，想跑到香港去。我姑爹贾亦斌在广州。他到了那里以后，我姑爹就做他的工作，姑爹拿自己做例子，讲只要自己愿意为人民做贡献，共产党就既往不咎。做了3天工作，他的思想做通了。我姑爹经过组织同意，让他以难民的身份先到香港，再潜入台湾做情报工作。这是广州军区港澳工作组的决定，是绝密，外面不知道。
浏阳方面找我父亲要人，我父亲说，我也不知道他人到哪里了。我父亲之前破坏减租退息，这下又放跑了人，就被抓起来了，判了10年，在东北嫩江劳改。
1966年，我叔叔写了封信，托人辗转送到了我姑姑手里。那时已经“文化大革命”了，我姑姑把信交给组织，当着组织的面拆了。信里叔叔说了他的近况，要我姑姑代问家里人好，还说他初衷未改，意思表达得很隐晦。1975年，我叔叔在台湾去世。后来广州军区港澳工作组一个叫朱硕派的同志，给我叔叔的女儿开了个证明，肯定了我叔叔在台湾的这段历史。
（编纂整理：妄言 资料来源《谭嗣同传》 梁启超著）
（责任编辑/谭洁）
他生于中国最坏的时代，蛮夷窥伺，国家积弊。他积极筹谋，力主维新，救亡图存。变法失败后，他以颈血刷污政，杀身成仁，被称为“中国为国流血第一士”。
他就是谭嗣同，为了革命而牺牲的“戊戌六君子”之一。他如一颗划过暗黑夜空的流星，留下一道异常耀眼的轨迹，引导、激励着一个又一个热血儿郎。
谭嗣同的品格形成，与他的家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湖南浏阳谭氏家族，是一个传承悠久、人才辈出的名门望族。祖德流芳，后辈自强，造就了这个家族生生不息的辉煌。
【家史】
先祖：沙场征战袭爵位
浏阳谭氏家族，本是闽西的普通农家。明初谭氏远祖谭渊改变了这个家族的命运。谭渊承袭父职，任燕山右护卫副千户，后燕王朱棣起兵，谭渊跟随朱棣。他骁勇善战，深得朱棣赏识。
建文三年（1401年），夹河之战，南军阵动，尘土飞扬。谭渊立即上前迎战，马撅被杀。朱棣感到惋惜，即位后，追封谭渊为崇安侯，谥号“壮节”，立祠祭祀他。谭渊死后，他的儿子谭忠被封为新宁伯。此后，谭氏家族承袭爵位。谭氏族人以武传家，从永乐年间到明朝灭亡的两百多年时间，为侯伯者九世十人，创造了一时之盛。
从17代新宁伯谭宗纶开始，为儿子功安、功完在长沙置业，谭氏家族跟湖南产生关联。等他去世后，谭功安迁居长沙，他的孙子谭茂武虽未承袭新宁伯位，但传承家学，以军功升至副将，并创宇舍于长沙四方坪及八角亭。
1627年，明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浏阳谭氏在这样的一个年份由22世祖谭逢琪下定决心迁居。他本住在长沙，看到浏阳美景，又为躲避明末混乱的纷纷扰扰，率其弟妹子侄搬到浏阳，从此定居下来。
带着弟妹子侄迁居到浏阳的谭逢琪住到了梅花巷丹桂坊，谭逢琪开始弃武习文，他儿子谭世昌为府学生，“始以诗礼启厥家”。他们试图改变家族两百多年来一直承袭“以武传家”的走向，明确提出了要走耕读起家的道路，并写了族训告诫后人：“举优行，循守道理，乡里敬爱。”由此，谭氏家族数代都有功名、受册封的地方绅士。
在浏阳定居约390年，浏阳谭氏延续了13代人，从外地人到浏阳第一大家族。
父辈：科举入仕封大夫
到了谭嗣同的曾祖父谭文明时，他将家迁到浏阳南乡吾田市，隐居深山，“笃学固穷，文行有斐”。他儿子谭学琴当家时，家道突然暴落。为了生计，谭学琴去县衙做了一名管理簿记的小吏，靠着慢慢积攒，又将家迁回县城梅花巷丹桂坊。即便如此，他还是因为家贫，直到四十多岁才成家。清道光八年，谭学琴留下“我死勿令儿子废学”的遗言，便撒手人寰，他七个嗷嗷待哺的子女几乎濒临三餐不继的窘境。
谭继洵出生于浏阳东乡天井坡，6岁时父亲谭学琴病卒，抛下夫人毛氏和儿女七人，家道骤然中落，景况极为凄惨。13岁的长兄谭继升担起了家庭的重任。谭继洵幼时体弱多病，长兄谭继升予以照看，体恤周至。稍长，谭继洵得了咯血症，长兄求医调药，日夜惊扰，甚于己疾。到入学年龄，兄长又为之聘请老师，教授功课，严加督责。在长兄的教育下，谭继洵聪明勤奋，学业进步很快，20岁时补为县学附生。谭继洵那时候过得很苦，他跟距家30里开外的芦烟洞徐家大女儿徐庆缘定亲，但因为谭继洵家贫，她不愿嫁，这婚事一拖就是五年，到了完婚之日，她甚至抱着必死不嫁的决心，没办法，为保住徐家名声，当时让妹妹徐五缘“代姐易嫁”。谭继洵发愤图强，于长沙乡试考中举人，时年27岁，成为浏阳谭氏宗族有史以来第一个青年举子。
1860年，谭继洵考中进士，1874年出任户部员外郎，次年转户部郎中，旋监督坐粮厅，驻通州，主办验收漕粮、催督转运等事务。1877年由谭钟麟荐于左宗棠，得由京官外放，补授甘肃巩秦阶道，加二品衔，后擢甘肃按察使、布政使，最后升任湖北巡抚，成为管辖一省地方之封疆大吏，达到了一生仕途的顶点。因其官阶显赫，奉旨命名其宅为“大夫第官邸”。浏阳谭氏随着谭继洵的升迁振作起来，一跃成为清代浏阳第一大家族，并在浏阳四个家族“谭、宋、刘、黎”中排名首位。
谭继洵任湖北巡抚九年，其行政仍以注重教养、提倡农桑为主。他曾发布告诫十六条，凡胥役之尤蠹民者，尽法治之，并经常派人密侦州县，何者当兴，何者当革，一符之下，牧令肃然，政绩突出。
中日甲午战争后，维新变法思潮激荡，谭继洵思想偏于保守。湖广总督张之洞每约其联衔陈奏新政，皆谢不敏，与张之洞论事每多相左。其子谭嗣同锐意维新，父子间意见不合，谭继洵表示：“守老氏之宝，不欲为天下先。”
“百日维新”期间，谭继洵为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所参劾，在所奏不称职官僚折中，指出：“即湖北巡抚谭继洵守旧迂拘，虽人尚无他，要非能奉行新政者。此等即不逢裁缺，亦当分别罢斥，或优之听其告休。”
戊戌政变发生后，谭嗣同遇害，谭继洵被连坐革职，勒令回籍，交地方官管束，1901年忧惧而卒。
谭嗣同：为国流血第一士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廖天一阁主等。善文章，好任侠，长于剑术，著名维新派人物。1898年參加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同时被害的维新人士还有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六人并称“戊戌六君子”。代表著作《仁学》，后人将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
谭嗣同出生时是浏阳谭氏家族辉煌之时，他1865年生于北京，随父谭继洵在京12年，13岁时第一次回到浏阳城北门的谭家宅院，也就是后来分家时他分到的“大夫第”。书香门第出身的谭嗣同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学术上他曾为现代人探索了“应用佛学”的领域，将佛法精神应用到现实生活上去，被称为“佛学彗星”。 谭嗣同生长在北京城南懒眠胡同，后来稍大点而搬到了浏阳。虽然出身贵介，但他的少年时代过得却不算多么无忧无虑。父亲谭继洵政务繁杂，而朝夕相处的母亲徐五缘则性情端肃，对他管教很严。光绪二年，北京城爆发了一场很大的瘟疫，谭嗣同的母亲去探望亲戚不幸被感染，回家后又传染给了子女。兩日后，谭嗣同长姐去世，四日后，母亲去世，又两日后，长兄去世，谭嗣同也绝息三日，命悬一线，在鬼门关前兜了一圈。他最终是熬过来了，其字“复生”，也是由此而来，寓意他经大难死而复生。这一年，谭嗣同12岁。
谭继洵忙于公务，在生活细节上甚少关注谭嗣同，但在教育上他下了不少功夫。谭嗣同10岁时，他延请浏阳老乡，也是著名学者的欧阳中鹄做儿子的老师，在这里，谭嗣同接触到了王夫之的学说，爱国主义由此启蒙。谭嗣同回到浏阳，他父亲又为他请了涂启先，系统教授他中国典籍，不久后，他跟随父亲去兰州，在父亲的道署中读书。
谭嗣同是个武术高手，他会骑马，擅长舞剑。在武术上，他有过许多授业老师，曾跟随通臂拳胡七学过锏、太极拳、形意拳、双刀，跟大刀王五学过单刀，跟他父亲的部署刘云田学过骑马射猎，能“矢飞雁落，刀起犬亡”，身手不凡。他在京时，大刀王五每天破晓便来会馆教授其剑法。谭嗣同练武极刻苦，不肯稍加怠慢。在教学中，谭嗣同与大刀王五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岁时，谭嗣同轻身只剑，以周天下。他以侠士之态，游历了甘肃、陕西、河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省，这一路上他观察风土人情，结交名士，也造就了他的浪漫主义情怀。劳动人民反封建斗争精神的濡染，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的思想富于斗争性。
1888年，谭嗣同在著名学者刘人熙的指导下开始认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时又广为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丰富自己。
谭嗣同在21岁至30岁之间，多次回乡参与科举考试，均未中，在科举上下过很深功夫的他，受到科举失败打击，曾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
中日甲午战争后，谭嗣同坚决反对签订合约，他对清政府的妥协极为愤慨。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他开始钻研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
1896年，31岁的谭嗣同回到浏阳与老师欧阳中鹄和好友唐才常筹办算学社，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参与湖南维新运动。
面对落后封闭的湖南现状，谭嗣同试图通过在湖南创办西式学堂来做出改变。算学馆的开设为中国的近代化教育的开端，校址设在浏阳文庙奎文阁内，他与夫人李闰同为此学尽心尽力。与此同时，他将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写成《仁学》，这也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在这部著作中，谭嗣同愤怒地抨击了封建君主所造成的“惨祸烈毒”和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摧残压抑，指出封建纲常礼义完全是那些民贼用作统治的工具，特别是君臣一伦，更是“黑暗否塞、无复人理”。因此，对于那些昏暴的君主，不仅可以不为其尽忠死节，而且可以“人人得而戮之”。
1895年，康有为等人组织“公车上书”极大地鼓舞了远在家乡的谭嗣同，第二年二月谭嗣同即上京结交康有为、梁启超等人。
1898年，对他来说是关键的一年，他接受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在长沙参与时务学堂、南学会及《湘报》事宜，也在此期间抽空回到浏阳，并把自己在大夫第中的藏书如数捐予南学会。为此，还曾引发他与父亲谭继洵之间的矛盾，他在致夫人信中言及：“我捐的是自己的书，和父亲大人无涉。”
他首先加强了时务学堂中维新派力量。自己担任了分教习，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习，协助任总教习的梁启超，在教学中大力宣传变法革新理论，还把《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含有民族主义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向他们灌输革命意识，使时务学堂真正成了培养维新志士的机构。为了加强变法理论的宣传，他还创办了《湘报》，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由他任主笔。由于对湖南新政的尽力，使他以“新政人才”而闻名。
他与妻子李闰曾在兰州生下一子，字兰生，但不到一年即病殇，此后未再生育。后谭嗣同在他们结婚十五周年之际北上“变法”时，特地赋诗“十五年来同学道，养亲抚侄赖君贤”赠李闰，诗中满是珍重与托付之意。
不久，就有人向光绪帝推荐谭嗣同，光绪帝同意召见。接到光绪皇帝圣旨之后，他北上入京任军机章京参与新政。
谭嗣同虽未有功名，但其激进、革新的思维受到了光绪帝的赏识。1898年，锐意改革的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决定变法。8月，谭嗣同以维新派的身份被召入京。光绪帝对其寄予厚望，并授予四品官职。9月5日，光绪帝下诏授给谭嗣同和林旭、刘光弟、杨锐四品卿衔，参与新政。次日，光绪帝又召见他，表示自己是愿意变法的，只因太后和守旧大臣阻挠而无可奈何。光绪帝变法的决心和对维新派的信赖使谭嗣同非常感动，觉得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已经在握。他参政时，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已是剑拔弩张。
当时慈禧太后虽然名义上已经“还政”给光绪皇帝，但实际上一直都在暗中操纵实权。慈禧太后赶走了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而且还把自己的心腹荣禄安置做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接下来，“帝党”和“后党”明争暗斗，甚至有苗头显示慈禧太后那边要发动政变赶光绪帝下台，变法力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
谭嗣同拜访了袁世凯所在的北京驻地法华寺，想去说服手握重兵的袁世凯，要求他在慈禧太后即将发动的政变中保护皇上，维护变法。狡猾的袁世凯当面并不拒绝，而且慷慨地说：“‘圣主’是我们大家共同拥戴的君主，你我同受皇上特殊的恩宠，救护皇上的责任，并非只有你一个人，也是我的责任，你有什么吩咐，我愿洗耳恭听，万死不辞！”谭嗣同觉得一切如愿，便轻信了袁世凯的话，就满意地告辞，冒着凄风冷雨，向康有为等人“报喜”。
谭嗣同前脚一走，袁世凯后脚就向荣禄告了密。荣禄是慈禧太后的亲信，住在颐和园的慈禧太后很快知道了真相。9月20日，康有为上了去天津的火车。在他离开后不久，官兵在南海会馆抓到了他的弟弟康广仁。侥幸脱身的康有为在英国人的帮助下逃亡上海。与此同时，梁启超被日本公使馆收容保护起来。 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捉拿维新派，软禁光绪皇帝。谭嗣同听到政变消息后并不惊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皇帝，但计划均告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斗争。谭嗣同把自己的书信、文稿交给梁启超，要他東渡日本避难。日本使馆曾派人与谭嗣同联系，表示可以为他提供“保护”，他毅然回绝，并对来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1898年9月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在狱中，他意态从容，镇定自若，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9月28日，谭嗣同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被行刑。慈禧太后对谭嗣同深恶痛绝，命令刽子手用钝刀处刑，刽子手在他脖子上连砍20多刀，谭嗣同口鼻喷血，他神色不变，临终时还大声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和他一起就义的维新人士还有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六人并称“戊戌六君子”。
1899年，谭嗣同的遗骸被运回原籍，葬在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墓前华表上对联写道：“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
【轶事】
软硬兼施“抢来”梁启超
1897年10月末，由于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谭嗣同再也不愿在昏聩腐败的官场浪费生命，该年腊月，他毅然辞官回乡，投身维新运动之中。在时务学堂的筹备时期，谭嗣同就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熊希龄看中了《时务报》总主笔梁启超，希望把他“挖过来”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然而当年仅有24岁的梁启超已名动天下，《时务报》报馆总理汪康年十分不情愿放走这个“大招牌”。
为此，熊希龄想到了素来与梁启超交好的谭嗣同。接到任务，谭嗣同立马写好一封言辞坚决的信，表示如若汪康年不放人，自己将亲自去上海把梁启超“忤而豪夺以去”。以这种“抢人”方法，软硬兼施之下，汪康年终于松口，答应放人。于是，梁启超偕李维格以及同门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离开上海，前往长沙，与谭嗣同一起投入维新运动之中。
临危占卜
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形势极为险恶，日本使馆曾派人与谭嗣同联系，表示可以为他提供“保护”，朋友也劝他出国避难，谭嗣同一一拒绝。他心情极乱，于是便装外出，踱步在半截胡同。漫无目的地走了一会儿，他来到胡同的关帝庙，本没有去处，看到关帝庙威严的门第，随步迈入，在关帝像前拜了三拜。
“先生，看你神情无主，心智不定，有何难解之事？”一守香老者面容淡然飘逸。
谭嗣同道：“唉！正有一事，犹豫不定。”
老者道：“何不占一卦，稍解心头烦闷？看先生乃一文人，就占一字卦吧！”
谭嗣同想到政府的腐败无能，列强的肆虐践踏，民族的深重灾难，自己的一生抱负就是救亡图存，民族复兴，于是就写了一个“兴”字。
“此字暗含不祥，有血光之灾，‘兴’乃断‘头’之相，上三心二意，举棋不定，下各奔东西，举步维艰。头断才能兴，先生前途慎重。”
谭嗣同听后仰天长笑，自己的一条性命能换来民族的复兴，此生足矣。随后抱拳谢过，疾步回邸，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
仿笔迹护全家
按照清朝的法律，一人犯罪全族株连。谭嗣同得知变法失败之后，意识到了这件事的严重性，所以在其得到消息之后，急忙仿照父亲的笔体、语气写了一封与谭嗣同断绝父子关系的“家书”，其言辞之激烈看起来十分逼真。写好此信之后，谭嗣同将其放在书桌中。但是这样一封家书看起来没有什么说服力，谭嗣同又在此基础上将时间向前推，写了七封谭继洵训斥他参与变法的家信，最终将其与断绝关系书放在一起。在被捕时，清兵搜走了这封署名为谭继洵的家书。而慈禧太后在看过这些家书后对此事深信不疑，觉得不是谭继洵教子无方，而是谭嗣同实在“太不听话”了。正是因此，谭继洵一家才算是免遭一死，谭嗣同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靠着智慧救了全家老少的性命，真正地做到了忠孝两全！
【家训】
谭氏家训八则：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教训子孙、惇笃宗亲、持身恭敬、居邻洽和、治家勤俭、裕后诗书。
家戒四则：毋事豪饮、毋即恼滛、毋贪货财、毋好争讼。
家规十则：礼让宜明、雍睦宜调、困穷宜恤、承祧宜慎、品行宜端、交游宜择、本业宜勤、持身宜俭、祭扫当虔、内外宜肃。
【家风】
自立自强 朴实勤劳
谭嗣同的母亲徐五缘系清末湖南浏阳县人，出身于小官吏家庭，贤惠过人，知书达理。
小时候的谭嗣同，受母亲的影响最大。母亲徐五缘，对子女的管教极严，不仅在教育方面严格要求孩子，在生活细节上也要亲自过问，决不允许孩子有越礼行为。
徐五缘喜欢把过去的贫苦生活讲给孩子听，让他们知道衣食来得不易。平时，即使在家里也要坐得端正，不能有一点儿歪斜懒散的样子，有时成天不讲一句玩笑话。要是孩子有了过错，她必定拿树枝儿或竹扫帚枝儿责罚教训，从不宽容姑息。
徐五缘教育子女时一视同仁，并有一定的规矩和法则。事实上，正是因为这样长期严厉的教育，无形中使谭嗣同几兄弟从小养成了良好品质。
有一次，谭嗣同从书里读到“严父慈母”一词，便认为这个词用颠倒了，应该是“严母慈父”，可见母亲的严厉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
徐五缘时常教育孩子要坚强、自立。谭嗣同七岁时，母亲为他大哥许婚须返乡一年，将他单独留在北京，临走时对他“戒令毋思念”。谭嗣同答应了母亲，“拜送车前，目泪盈眶，强抑不令出”，谁问都不说话。然而那时的他毕竟还只是个七岁的小男孩，母亲离开后的一年中，他思亲难抑，生了几场大病，形容消瘦。及至第二年母亲回京，看到他羸瘠，问是否想念自己所致时，他却想到当初的承诺而坚决否认。于是素来严肃的徐五缘难得地微笑了，对左右道：“此子倔强能自立，吾死无虑矣！” 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原是一个贫寒的读书人，夫人徐五缘就以辛勤劳作来帮助理家。鸡叫头遍就起来烧火做饭，打扫洗刷，缝补衣物，纺线织布，忙到半夜都不能歇息。
谭继洵升官之后，按常理，这样的家庭一定锦衣玉食，财源滚滚，但谭家生活却很简朴。他们每顿饭只有三四个菜，而且都是蔬菜，少有鱼肉，穿的衣服也是很简单，经常是打着补丁。谭嗣同从懂事起，就看到身为官夫人的母亲常穿着一件丝麻衣，前后大约穿了10来年。
作为一个“贵夫人”，徐五缘却劳作不辍，没有一刻清闲。谭家请了一个家塾先生，夜中醒来，经常听到纺车的声音。一天，他问谭嗣同：“你的仆人真勤劳，每天晚上纺线至深夜。”谭嗣同不解地说：“仆人？我家没有请仆人啊。”先生说：“那我怎么每天晚上都听到纺车纺线的声音呢？”谭嗣同这才明白过来，笑道：“我母亲经常纺线到深夜，想必是我母亲吧。”这下轮到先生吃惊了，他感慨地说：“是吗？作为四品官宦人家，这真是闻所未闻的事啊。”
谭嗣同虽生于官宦之家，却没有染上懒惰的习惯，这与母亲平时的严格教育和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是分不开的。在母亲的严格教诲下，他的性格也像母亲一样坚强、自立、倔强和不屈不挠。
【解密】
剑胆琴心谭嗣同
在浏阳乃至中国的历史上，维新志士谭嗣同都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伟丈夫，他为戊戌变法慷慨赴义的壮举感召日月。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谭嗣同从少年时代起，就有“剑胆琴心”的雅号。在才常路的“谭烈士专祠”里，曾经有一幅谭嗣同摄于南京的照片，那年他32岁，外穿月白色长衫，内着玄色武士装，左手叉腰，右手持剑，浓眉俊目，闪闪似电，有一种立如山岳、傲视死神的凛然正气。谭嗣同短暂的一生中，两剑三琴陪伴他度过了不少苍茫岁月。
剑是英雄胆
1865年，谭嗣同出生在京城，当时其父谭继洵在京城为官。谭嗣同自小心胸坦荡，为人仗义，颇仰慕古代侠士，于是12岁时开始随“通臂猿”胡七与“义侠”大刀王五学剑习武，当时与他形影不离的是一把“七星剑”。13岁时，谭嗣同第一次回到家乡浏阳，“大夫第”幽深的庭院里，他三更灯火读书，闻鸡起舞练剑。市文化馆潘信之老师在约百年后曾亲眼见过那把“七星剑”，剑身较长，上面镶嵌有7颗铜星，呈北斗七星状布列。
大约在20岁左右的10年间，谭嗣同游历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七星剑”是他旅途的忠实伴侣，伴随着他壮游祖国山河，行程8万余里，足迹遍布13省，结交义士，拜访名家，大开眼界。特别是有一次谭嗣同仗剑策马射猎，7昼夜行程1700多里，虽遇“髀肉狼藉”，但他仍然“怡然自乐”。
壮游期间，谭嗣同意外地从两个极其偏远的地方，得到了他平生最崇敬的人物文天祥的两件旧物：“蕉雨琴”与“凤矩剑”，对这两件宝物他珍爱如命。从此，他将“七星剑”留在“大夫第”，将“凤矩剑”随身佩带，寸步不离。
琴即英雄魄
谭嗣同除善剑术外，还善弹古琴，而且能亲手制琴。在家乡，他还时常与友人在浏阳北城口的文庙击剑、弹琴，品评时事。其妻子李闰长于诗书之家，知书达理，能诗善文，常与谭嗣同弹琴相和，互诉衷肠。
在“谭烈士专祠”展览厅里还有谭嗣同用过的“崩霆琴”的照片，琴身乌黑锃亮，楷书“崩霆”清晰可见。光绪七年（1881年）夏，谭家院中两棵约六丈高梧桐树中的一棵被雷劈倒，谭嗣同以此树枝干制琴两张，命名为“崩霆”“残雷”。
崩霆琴，仲尼式，琴面、底分别为桐木、梓木，通体髹黑色漆，无断纹，蚌徽，牙轸，牛角雁足。 琴背书鎏金琴名“崩霆”二字，下刻：“雷经其始，我竟其工，是皆有益于琴而无益于桐。谭嗣同作。”腹款为：“浏阳谭嗣同复生甫监制，霹雳琴第一，光绪十六年庚寅仲秋。”附有红色丝琴穗、琴囊。
残雷琴，落霞式，面底皆桐木，髹退光漆，无断纹，蚌徽，牛角轸足，承露刻梅花样，焦尾刻灵芝样。琴背楷书填绿“残雷”琴名，下书：“破天一声挥大斧，干断柯折皮骨腐，纵作良材遇已苦。遇已苦，呜咽哀鸣莽终古。谭嗣同作。”钤“壮飞”（谭嗣同号壮飞）红印，腹款：“浏阳谭嗣同复生甫监制，霹雳琴第二，光绪十六年。”
谭嗣同不但会弹琴、做琴，还收藏琴。他收藏中最为出名的是他最敬重的文天祥的蕉雨琴，该琴琴铭：“海沉沉，天寂寂。芭蕉雨，声何急。孤臣泪，不敢泣。”湖南省博物馆还收藏有一张谭嗣同使用过的洒金工艺仲尼式七弦琴，不过琴名题款均已被人磨去且覆一层漆，不知与蕉雨琴是否有关系。
维新变法失败后，譚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抓之后，大刀王五等江湖朋友来狱中相救，他谢绝好友，并将“凤矩剑”赠给了一代大侠大刀王五，一代名器终不辱主。
谭嗣同在北京就义后，尚有“七星剑”、“蕉雨琴”等遗物留存其故居“大夫第”，被李闰悉心封存保管。
“残雷琴”现藏于故宫博物馆，而“崩霆琴”不知下落。
上世纪60年代，县文化馆对浏阳古乐进行抢救性保护，在征集古乐器时了解到，“土改”时谭家曾将部分谭嗣同遗物交由佃户谭某保管。当时在文化馆工作的潘信之老师说，工作人员多方辗转，终于找到了谭某，不但在那里找到了24根铜制凤箫，还找到了“七星剑”，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谭某出于担心将谭嗣同遗物埋在了地下，“蕉雨琴”已经腐烂成一堆木屑。
“七星剑”由此被文化馆收藏，潘信之老师于1965年调到外地工作，1981年重回文化馆工作时却再也见不到那把“七星剑”了。通过多方打听，潘老师得知了“七星剑”遗失的过程：“文革”动荡中，县花鼓剧团造反派一头目闯进文化馆，拿走了“七星剑”，经常佩带在身边招摇过市，用“七星剑”进行“文攻武斗”，很多人都看见过。但潘老师找此人询问了几次，此人始终不承认拿走了“七星剑”，在谭嗣同手中叱咤风云的“七星剑”就此不知下落。
【家族】
李闰（1865—1925），自号“臾生”，湖南长沙人，辛亥革命后曾任浏阳女子学校名誉校长，谭嗣同妻子。出生大户人家，是长沙市望城县李篁仙之女。李篁仙为咸丰六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工于乐府诗词。李闰长于诗书家庭，知书达理，而谭嗣同冰雪情操，著文反对纳妾，而且严以律己。李闰自幼聪颖，博览群书，是湖南知名才女，与谭嗣同伉俪情笃，对丈夫有志于维新变法十分支持。他们仅有的一个儿子兰生早年夭折，但夫妻二人仍然相敬如宾，伉俪情深。谭嗣同牺牲后，李闰自号“臾生”，表示自己含悲忍辱暂且苟活之意，并写诗道：“前尘往事不可追，一成相思一层灰。来世化作采莲人，与君相逢横塘水。” 后代口述
谭志宏（57岁，湖南株洲海联集团董事长，谭嗣同二哥的曾孙）：
我曾祖父是谭嗣贻，谭嗣贻是谭继洵的次子、谭嗣同的二哥。谭嗣同有过一个儿子，谭兰生，在兰州生的，一岁多的时候就去世了。后来，谭嗣同大哥谭嗣襄的儿子谭传炜过继给谭嗣同之妻。
我祖父是谭传赞，谭传赞的事情我知道得不多，只知道他很有文才，谭继洵很喜欢他，谭嗣同的文集就是他编的。祖父辈的事情我知道得不多，我姑姑谭吟瑞知道一些，她89岁了，在北京。我父亲那一辈的事情我知道一些。
谭嗣同有个弟弟，叫谭嗣冏，谭继洵后来娶的卢氏生的。谭嗣冏有个儿子，叫谭传授。谭传授大概在（一九）二几年的时候参加了革命，后来反围剿的时候牺牲了。
这个事情，一个是我们家里知道，另一个，从王震那里得到了证实。
（上世纪）80年代初，达式常演的电影《谭嗣同》出来后，王震找到编剧刘耕录说，谭嗣同的侄子谭传授曾和他在一个连队。刘耕录是中央党校的教授，王震当时是党校校长。王震没读什么书，谭传授读了些书。王震说，当时他说领导这个位置应该给谭传授。王震是谦虚，不过，他这么说，是对谭传授能力的肯定。我见过刘耕录教授，他是东北人。
我姑姑谭吟瑞从衡阳蚕丝学校毕业后，去了重庆，在重庆认识了我姑爹贾亦斌。我姑爹是个风云人物。
姑爹是湖北人，家里很穷，但是很刻苦，为了有碗饭吃，去当了兵。后来读了国民党的陆军军官学校，参加了抗日。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他都参加了。2005年，胡锦涛主席给10位抗日老战士颁发了抗日胜利60周年纪念章，我姑爹是获得纪念章的两个（前）国民党将士之一，另一个是王光复，王光美的哥哥。
我姑爹和蒋经国关系好。抗战胜利后，我姑爹写了篇《论预备干部制度》的文章，引起了蒋经国的注意，被蒋经国看中。后来国民党成立国防部预备干部局，蒋经国是局长，我姑爹是副局长。1946年，蒋经国给我姑姑、姑爹主持婚礼。蒋经国听说新娘是谭嗣同家的后人，就讲，这个婚他愿意亲自来做主持人。
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1948年蒋经国受父命到上海进行经济管制，打击投机奸商，时称“打老虎”）的时候，我姑爹是预备干部局的局长。1949年，解放军还没过长江的时候，我姑爹在嘉兴带了3个团起义。他起义的时候已经受上海地下党的领导。起义前，蒋介石在奉化开了次高级军官的会。我姑爹想刺杀蒋介石，地下党没同意，说蒋介石死了，他的势力还在，时局会更乱。我姑爹起义的这3个团，都是国民党军队的精英。起义没成功，被汤恩伯的部队打散了，死的死，伤的伤，散的散。我姑爹断了3根肋骨，被陈毅的部下救了。
解放后，姑爹一直做对台工作，他和国民党很多年轻干部都很熟，像马英久的父亲、连战的父亲，他们都关系很好。
我父亲谭恒辉是1908年出生的，1926年到北京大学，先读了2年预科，1931年毕业，在天津市政府的城市公共事业管理局工作。1937年，日本鬼子来了后，父亲就和母亲回了浏阳。
抗战的时候（1944年），蒋介石搞了个“十万青年十万军”计划，我父亲就参加了“岳麓师管区”，他是学法律的，当了个司法处长。后来，内战打了起来，我父亲到了廖耀湘的新六军六十六师当司法处长。
辽沈战役的时候，廖耀湘的部队被包围了。被围了两个多月，廖耀湘下令突围。我父亲是文职官员，不会骑马，从马上掉了下来，被俘虏了。解放军对待俘虏的政策蛮好。想留下的，留下;想回家的，回家;想回到国民党部队的，后会有期。我父亲通过学习后，本来想留下的，解放军的政委说：“你还是回去吧，你是名门之后，说实在的，吃不吃得这个苦还难讲。”
当时，我母亲和我大哥在北京，我父亲就先到了北京，然后和我母亲、大哥一起又回了浏阳。在浏阳办了个中心小学，当校长。
过继给谭嗣同的谭传炜，他的夫人，我们喊三娭毑。三娭毑的儿女，在湖南解放的时候，跑到台湾去了，她是小脚，又七八十岁了，没走。三娭毑有很多田，1950年的时候，减租退息，家里的钱让我的堂叔带走了。三娭毑没钱，就把值钱的首饰拿到长沙当了，换钱退给佃户，退了还不够，三娭毑就上吊死了。那些佃戶就找我父亲，说钱还没还够，我父亲就讲，她死了，我有什么办法呢，又不是我欠了你们的。因为这句话，我父亲成了“破坏减租退息运动”的人。
我叔叔谭虎解放前办了个《钢报》，和焦达峰的弟弟焦达梯关系蛮好。焦达梯是国民党湘潭地区的专员，他有枪，回浏阳的时候，我叔叔玩过他的枪。焦达梯解放前带了一个连起义，“镇反”的时候，焦达梯被镇压了（1982年，焦达梯平反）。我叔叔参加“学习”。有人说我叔叔有把枪，要我叔叔交代枪在哪里。我叔叔说枪是焦达梯的。焦达梯被枪毙后，我叔叔有点儿怕。1950年底，我叔叔说想回家过春节，能不能请假。公安局说，可以啊，你找个保人吧。当时我父亲还是中心小学校长，就找我父亲当保人。
叔叔到（浏阳）普迹婶婶家过了年后，没回他“学习”的地方，去了广州，想跑到香港去。我姑爹贾亦斌在广州。他到了那里以后，我姑爹就做他的工作，姑爹拿自己做例子，讲只要自己愿意为人民做贡献，共产党就既往不咎。做了3天工作，他的思想做通了。我姑爹经过组织同意，让他以难民的身份先到香港，再潜入台湾做情报工作。这是广州军区港澳工作组的决定，是绝密，外面不知道。
浏阳方面找我父亲要人，我父亲说，我也不知道他人到哪里了。我父亲之前破坏减租退息，这下又放跑了人，就被抓起来了，判了10年，在东北嫩江劳改。
1966年，我叔叔写了封信，托人辗转送到了我姑姑手里。那时已经“文化大革命”了，我姑姑把信交给组织，当着组织的面拆了。信里叔叔说了他的近况，要我姑姑代问家里人好，还说他初衷未改，意思表达得很隐晦。1975年，我叔叔在台湾去世。后来广州军区港澳工作组一个叫朱硕派的同志，给我叔叔的女儿开了个证明，肯定了我叔叔在台湾的这段历史。
（编纂整理：妄言 资料来源《谭嗣同传》 梁启超著）
（责任编辑/谭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