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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波德里亚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梳理波德里亚理论与麦克卢汉理论的关系。指出波德里亚理论是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与麦克卢汉的理论联系起来的，并且在波德里亚理论本身的框架内延伸了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从而成为后工业化时代媒介理论的代表之一。
关键词：波德里亚理论 麦克卢汉理论 媒介理论
中图分类号：B151 文献标识码：A
让·波德里亚从来不在意自己的学科定位，他总是徘徊在体系内与体系外之间，用林志明的话说，确定波德里亚的学科定位将是“一场没有终结的辩论”。
这种流动的学科定位决定了根源于亨利·列菲弗尔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波德里亚的理论探索同时徘徊在三个人物之间，即罗兰·巴特、居伊·德波和麦克卢汉。
梳理波德里亚与麦克卢汉的学术纠葛要从列菲弗尔与巴特开始。
在列菲弗尔和巴特之间，波德里亚师从列菲弗尔始，但最终却投向了巴特。在波德里亚的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轨迹上，居伊·德波是一个中介。斯蒂文·贝斯特和道格拉斯·凯尔纳把这个转向归纳为“从‘商品社会’到‘景观社会’再到‘类象社会’的过程”。国内亦有学者认为：“正是经过德波这个中介，结合巴特的符号学与列菲弗尔的日常生活理论，波德里亚较为轻松地跨入到以符号为立点批判当代社会的理论境域中。”
事实上，比起列菲弗尔和巴特理论的影响，对于波德里亚说来，居伊·德波理论的意义更为直接些。德波的理论探索在波德里亚的理论轨迹上不仅仅是一个中介，而且根本就是直接的理论来源：德波的“景观社会”的一个支点就是在现代消费社会里，商品生产已经转变为“意象”生产，而“景观社会”就是一种“意象”的社会。“意象”的生产与消费成为了德波“景观社会”的关键词。而波德里亚则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归结为“类象社会”。这个“类象社会”与经典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对立则在于以“仿真”替代“真实”。在揭示仿真与真实的纠葛与斗争中，波德里亚借助的两个核心概念“意象”与“想象”来抑制再现，从而完成“真实”向“超真实”的过渡。这里的“意象”对于“再现”的抑制之想法就直接来源于德波。所以，德波的意象理论构成了走向物像死亡的后现代理论的入口，成为波德里亚符号社会理论的基础，或者说为波德里亚的后现代理论提供了一种视野。
但是，同为法国马克思主义左翼阵营的思想家，德波始终都是一个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至多是一个“现代性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德波与波德里亚一道同出于列菲弗尔门下，共同感受着法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动，对当时法国社会思潮的思考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然而，他们最终的走向却完全不同：德波始终没有脱离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始终都是一个情景主义社会学的成员。而波德里亚却曲折得多，同是关注现代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与德波通过“景观社会”批判资本主义不同，波德里亚把他的理论触角伸向了巴特的符号学，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波德里亚给予的是一个符号学的改造，即对现代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符号的政治经学批判。在麦克卢汉媒介的技术决定论的引领下，以“类象”“超真实”到“内爆”等概念为核心建构起来一个“类象社会”，完成了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后现代解读。从而，从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转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最终一头扎向后现代。这一过程也印证了林志明的评价：“布希亚当然是在流变中的。”而这也是波德里亚理论难以归类的原因之一。
到这里，波德里亚的学术探索与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连接起来，并且进行了理论的延伸。按照道格拉斯·凯尔纳的说法，波德里亚之被推崇为“新的麦克卢汉”来源于他的《让·波德里亚：从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及远处》（Jean Baudrillard：Form Marxim to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Polity Pess，1989）一书。林志明则认为：“布希亚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麦克卢汉。媒体分析在他的概念网络中的确占据着一个主导性的位置。”而事实上，远及20世纪60年代，波德里亚的理论进路就联系于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最早的材料见于1967年波德里亚的一篇关于麦克卢汉《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的评论。那时，对于“媒介即讯息”的观点，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麦克卢汉还只是被波德里亚看作为一个技术还原论者和技术决定论者。但是，到了1972年，波德里亚在他的《符号的政治经学批判》上发表了《媒介的挽歌》。道格拉斯·凯尔纳认为《符号的政治经学批判》一书是波德里亚摆脱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符号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开始，并且，到1973年《生产之镜》问世，完成了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向后马克思主义的过渡。此时，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已经成为波德里亚摆脱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符号的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理论支点。
如果说，巴特是波德里亚离开列菲弗尔的原因，那么，麦克卢汉就是波德里亚与德波分道的关键人物：从《物体系》始，波德里亚关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眼光从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借用巴特《流行体系》中关于时装分析的“直接意指层面”和“含蓄意指层面”的分离理论和符号学的“能指的漂浮”理论，通过物的“直接意指层面”和“含蓄意指层面”的分离，分析出商品使用价值（功能）与消费价值（意义）的分离，最终完成了物向符号的转化，从而实现了对物品世界的意识形态批判。这部由列菲弗尔拟定计划，巴特提供分析理论，由波德里亚完成的著作，却由于波德里亚的创意，在其思想的演进过程中，冲破了原初的思想架构——马克思理论。
波德里亚与德波都承认现代消费社会“意象生产”对于“商品生产”的颠覆作用，并且把这种颠覆作用归结为大众传媒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我们在前面讨论过波德里亚与德波的理论渊源时，我们指出过在他们之间存在两个重要的分歧，其中之一——对大众传播媒介在消费社会中之作用的不同理解：德波对大众传媒的理解更接近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评理论，即在主客体二元分立的基础上，把大众传媒理解为主体对客体的一种控制。其基本论点就是媒介通过传播的内容（讯息）对受众的影响来实现对受众的控制。这也就是马尔库塞的大众传媒的“单向度”控制理论。也是在此基础上，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如斯图亚特·霍尔通过对英国工人阶级和青年亚文化的分析研究，指出存在大众对传播媒介的抵制与违抗。但是，不论是德波，还是斯图亚特·霍尔，他们都还是在大众传媒（主体）与受众（客体）之间寻找媒体对大众的控制策略。 波德里亚显然接受了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的理论。与德波或者斯图亚特·霍尔等的根本不同在于：媒介影响受众的因素，指的不仅是其内容（所指），而且还在于其形式（能指）。甚至在波德里亚看来，媒介的形式是唯一影响受众的因素。所谓“能指的漂浮”揭示了媒介本身构成了人们的存在方式，而内容（所指）反而“内爆”为碎片，成为讯息“垃圾”。当大众传媒对受众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媒介本身（能指）而非传播的内容（所指）时，主体（大众传媒）对客体（受众）的影响作用即被“悬隔”。媒介本身作为物的存在在此成为大众传媒的主导因素。而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其实质就是媒介代替讯息成为影响受众的主要因素。由于在现代社会的这个大众传媒时代，对大众传播起决定作用的是大众传播的媒介技术，这就是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被冠以“技术决定论”之名的原因。
因此，对大众传媒的不同看法成为波德里亚与德波理论分野的重要节点。究其原因，便是德波的理论框架始终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也只是在于他把立论的支点建立在大众传媒和消费社会的场域之中，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历史的“物像”批判转移到对现实社会的“意象”批判上来。而其理论的总体策略，始终都与卢卡奇的总体性革命相一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波至多算是一个现代性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而波德里亚不同，在麦克卢汉的媒介技术论的引领下，把西方现代社会归结为一个由大众传媒制造的这个“仿真机器”（simulation）通过不断生产意象、符号和代码构造的，由媒介自主操控社会日常生活的超真实王国。此时，当代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向后现代转换的重要力量。这里的关键在于是大众传媒的技术发展使得现代传播媒介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传播媒介，媒介技术的进步使其可以大量炮制基于仿真的类象，而不是传统媒介传播的基于“再现”的“镜像”。用“仿真”替代“再现”，用“类象”替代“镜像”使得波德里亚最终得以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沿着巴特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轨道完成了他的后现代转换。
在此，麦克卢汉关于媒介的“技术决定论”的一个基本点是技术进步对人类的作用以及积极的意义。对于技术进步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麦克卢汉主张“理解技术”，这显然是一种较为温和的技术中心论。而波德里亚改造麦克卢汉的媒介的“技术决定论”的目的则在于以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由生产主导转向消费主导后的社会形态。在波德里亚看来，媒介已经成为了社会变革的力量，正是迅猛发展的当代大众传播媒介的新技术革命促使传播媒介制造了数不胜数的、无与伦比的“类象”奇观，使得当代消费社会已经演变成为一个“类象社会”：生产转向消费，主体转向客体，物品转向符号，再现转向仿真，传统社会得以安身立命的一切都在对新技术无限追求的“致命策略”的牵引下，在大众传媒这个“仿真机器”越来越快的运转中“内爆”为碎片。波德里亚对于当代大众媒体的技术特性所持有的完全是一种“消极”“悲观”“命定”与“虚无”的态度，以至于被称作“传媒恐惧论”。与麦克卢汉的媒介乐观论又可说是“南辕北辙”了。
波德里亚对于自己的理论进程曾给出过一个基因隐喻：由《物体系》（The System of Object，1968）到《致命的策略》（Fatal Strategies，1983）的双螺旋，即一个是朝向记号、拟像和模拟领域的普遍旋曲，另一个则是在诱惑和死亡阴影下，所有记号的可逆转性质。如果说，波德里亚的整个学术是一个DNA，那么当代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就是他环绕的主轴，而这个螺旋上升的双股链则代表了波德里亚理论诉求的两个趋势：一个是在巴特的符号学和麦克卢汉的媒介技术决定论的作用下针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的符号学分析与技术至上主义的形而上“玄想”，旨在建构起自己的解释当代消费社会之文化表征体系的符号结构理论。另一个则是建立在技术至上主义的悲观宿命基础上的针对当代技术主导的社会进步之彻底解构，是向着古代的“象征社会”的皈依；是在“象征社会”与“资本社会”之间的又一次“断裂”；是象征秩序不断挑战符号秩序的过程。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江湖十八拍研究，项目号：2010B026；河南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创新基金项目成果，课题号：2010CW005。
参考文献：
[1] 仰海峰：《走向后马克思：从生产之镜到符号之镜》，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2] [法]波德里亚，林志明译：《物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 [美]斯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陈刚译：《后现代转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 戴阿宝：《鲍德里亚：超真实的后现代视界》，《外国文学》，2004年第3期。
[5] [加拿大]麦克卢汉，何道宽译：《理解媒介》，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6] 孔明安：《从媒体的象征交换到“游戏”的大众——鲍
德里亚的大众媒体批判理论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7] 仰海峰：《功能化时代的物的意识形态批判——鲍德里亚〈物体系〉解读》，《福建论坛》，2003年第3期。
[8] [法]波德里亚，刘成富等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9] 仰海峰：《后生产时代、符号的造反与激进批判理论——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解读》（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10] 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三联书店，1998年版。
作者简介：裴云，男，1969—，四川雅安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外美学、文化理论、影视动画、文化产业，工作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后流动站。
关键词：波德里亚理论 麦克卢汉理论 媒介理论
中图分类号：B151 文献标识码：A
让·波德里亚从来不在意自己的学科定位，他总是徘徊在体系内与体系外之间，用林志明的话说，确定波德里亚的学科定位将是“一场没有终结的辩论”。
这种流动的学科定位决定了根源于亨利·列菲弗尔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波德里亚的理论探索同时徘徊在三个人物之间，即罗兰·巴特、居伊·德波和麦克卢汉。
梳理波德里亚与麦克卢汉的学术纠葛要从列菲弗尔与巴特开始。
在列菲弗尔和巴特之间，波德里亚师从列菲弗尔始，但最终却投向了巴特。在波德里亚的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轨迹上，居伊·德波是一个中介。斯蒂文·贝斯特和道格拉斯·凯尔纳把这个转向归纳为“从‘商品社会’到‘景观社会’再到‘类象社会’的过程”。国内亦有学者认为：“正是经过德波这个中介，结合巴特的符号学与列菲弗尔的日常生活理论，波德里亚较为轻松地跨入到以符号为立点批判当代社会的理论境域中。”
事实上，比起列菲弗尔和巴特理论的影响，对于波德里亚说来，居伊·德波理论的意义更为直接些。德波的理论探索在波德里亚的理论轨迹上不仅仅是一个中介，而且根本就是直接的理论来源：德波的“景观社会”的一个支点就是在现代消费社会里，商品生产已经转变为“意象”生产，而“景观社会”就是一种“意象”的社会。“意象”的生产与消费成为了德波“景观社会”的关键词。而波德里亚则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归结为“类象社会”。这个“类象社会”与经典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对立则在于以“仿真”替代“真实”。在揭示仿真与真实的纠葛与斗争中，波德里亚借助的两个核心概念“意象”与“想象”来抑制再现，从而完成“真实”向“超真实”的过渡。这里的“意象”对于“再现”的抑制之想法就直接来源于德波。所以，德波的意象理论构成了走向物像死亡的后现代理论的入口，成为波德里亚符号社会理论的基础，或者说为波德里亚的后现代理论提供了一种视野。
但是，同为法国马克思主义左翼阵营的思想家，德波始终都是一个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至多是一个“现代性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德波与波德里亚一道同出于列菲弗尔门下，共同感受着法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动，对当时法国社会思潮的思考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然而，他们最终的走向却完全不同：德波始终没有脱离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始终都是一个情景主义社会学的成员。而波德里亚却曲折得多，同是关注现代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与德波通过“景观社会”批判资本主义不同，波德里亚把他的理论触角伸向了巴特的符号学，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波德里亚给予的是一个符号学的改造，即对现代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符号的政治经学批判。在麦克卢汉媒介的技术决定论的引领下，以“类象”“超真实”到“内爆”等概念为核心建构起来一个“类象社会”，完成了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后现代解读。从而，从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转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最终一头扎向后现代。这一过程也印证了林志明的评价：“布希亚当然是在流变中的。”而这也是波德里亚理论难以归类的原因之一。
到这里，波德里亚的学术探索与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连接起来，并且进行了理论的延伸。按照道格拉斯·凯尔纳的说法，波德里亚之被推崇为“新的麦克卢汉”来源于他的《让·波德里亚：从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及远处》（Jean Baudrillard：Form Marxim to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Polity Pess，1989）一书。林志明则认为：“布希亚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麦克卢汉。媒体分析在他的概念网络中的确占据着一个主导性的位置。”而事实上，远及20世纪60年代，波德里亚的理论进路就联系于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最早的材料见于1967年波德里亚的一篇关于麦克卢汉《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的评论。那时，对于“媒介即讯息”的观点，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麦克卢汉还只是被波德里亚看作为一个技术还原论者和技术决定论者。但是，到了1972年，波德里亚在他的《符号的政治经学批判》上发表了《媒介的挽歌》。道格拉斯·凯尔纳认为《符号的政治经学批判》一书是波德里亚摆脱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符号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开始，并且，到1973年《生产之镜》问世，完成了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向后马克思主义的过渡。此时，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已经成为波德里亚摆脱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符号的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理论支点。
如果说，巴特是波德里亚离开列菲弗尔的原因，那么，麦克卢汉就是波德里亚与德波分道的关键人物：从《物体系》始，波德里亚关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眼光从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借用巴特《流行体系》中关于时装分析的“直接意指层面”和“含蓄意指层面”的分离理论和符号学的“能指的漂浮”理论，通过物的“直接意指层面”和“含蓄意指层面”的分离，分析出商品使用价值（功能）与消费价值（意义）的分离，最终完成了物向符号的转化，从而实现了对物品世界的意识形态批判。这部由列菲弗尔拟定计划，巴特提供分析理论，由波德里亚完成的著作，却由于波德里亚的创意，在其思想的演进过程中，冲破了原初的思想架构——马克思理论。
波德里亚与德波都承认现代消费社会“意象生产”对于“商品生产”的颠覆作用，并且把这种颠覆作用归结为大众传媒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我们在前面讨论过波德里亚与德波的理论渊源时，我们指出过在他们之间存在两个重要的分歧，其中之一——对大众传播媒介在消费社会中之作用的不同理解：德波对大众传媒的理解更接近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评理论，即在主客体二元分立的基础上，把大众传媒理解为主体对客体的一种控制。其基本论点就是媒介通过传播的内容（讯息）对受众的影响来实现对受众的控制。这也就是马尔库塞的大众传媒的“单向度”控制理论。也是在此基础上，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如斯图亚特·霍尔通过对英国工人阶级和青年亚文化的分析研究，指出存在大众对传播媒介的抵制与违抗。但是，不论是德波，还是斯图亚特·霍尔，他们都还是在大众传媒（主体）与受众（客体）之间寻找媒体对大众的控制策略。 波德里亚显然接受了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的理论。与德波或者斯图亚特·霍尔等的根本不同在于：媒介影响受众的因素，指的不仅是其内容（所指），而且还在于其形式（能指）。甚至在波德里亚看来，媒介的形式是唯一影响受众的因素。所谓“能指的漂浮”揭示了媒介本身构成了人们的存在方式，而内容（所指）反而“内爆”为碎片，成为讯息“垃圾”。当大众传媒对受众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媒介本身（能指）而非传播的内容（所指）时，主体（大众传媒）对客体（受众）的影响作用即被“悬隔”。媒介本身作为物的存在在此成为大众传媒的主导因素。而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其实质就是媒介代替讯息成为影响受众的主要因素。由于在现代社会的这个大众传媒时代，对大众传播起决定作用的是大众传播的媒介技术，这就是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被冠以“技术决定论”之名的原因。
因此，对大众传媒的不同看法成为波德里亚与德波理论分野的重要节点。究其原因，便是德波的理论框架始终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也只是在于他把立论的支点建立在大众传媒和消费社会的场域之中，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历史的“物像”批判转移到对现实社会的“意象”批判上来。而其理论的总体策略，始终都与卢卡奇的总体性革命相一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波至多算是一个现代性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而波德里亚不同，在麦克卢汉的媒介技术论的引领下，把西方现代社会归结为一个由大众传媒制造的这个“仿真机器”（simulation）通过不断生产意象、符号和代码构造的，由媒介自主操控社会日常生活的超真实王国。此时，当代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向后现代转换的重要力量。这里的关键在于是大众传媒的技术发展使得现代传播媒介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传播媒介，媒介技术的进步使其可以大量炮制基于仿真的类象，而不是传统媒介传播的基于“再现”的“镜像”。用“仿真”替代“再现”，用“类象”替代“镜像”使得波德里亚最终得以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沿着巴特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轨道完成了他的后现代转换。
在此，麦克卢汉关于媒介的“技术决定论”的一个基本点是技术进步对人类的作用以及积极的意义。对于技术进步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麦克卢汉主张“理解技术”，这显然是一种较为温和的技术中心论。而波德里亚改造麦克卢汉的媒介的“技术决定论”的目的则在于以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由生产主导转向消费主导后的社会形态。在波德里亚看来，媒介已经成为了社会变革的力量，正是迅猛发展的当代大众传播媒介的新技术革命促使传播媒介制造了数不胜数的、无与伦比的“类象”奇观，使得当代消费社会已经演变成为一个“类象社会”：生产转向消费，主体转向客体，物品转向符号，再现转向仿真，传统社会得以安身立命的一切都在对新技术无限追求的“致命策略”的牵引下，在大众传媒这个“仿真机器”越来越快的运转中“内爆”为碎片。波德里亚对于当代大众媒体的技术特性所持有的完全是一种“消极”“悲观”“命定”与“虚无”的态度，以至于被称作“传媒恐惧论”。与麦克卢汉的媒介乐观论又可说是“南辕北辙”了。
波德里亚对于自己的理论进程曾给出过一个基因隐喻：由《物体系》（The System of Object，1968）到《致命的策略》（Fatal Strategies，1983）的双螺旋，即一个是朝向记号、拟像和模拟领域的普遍旋曲，另一个则是在诱惑和死亡阴影下，所有记号的可逆转性质。如果说，波德里亚的整个学术是一个DNA，那么当代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就是他环绕的主轴，而这个螺旋上升的双股链则代表了波德里亚理论诉求的两个趋势：一个是在巴特的符号学和麦克卢汉的媒介技术决定论的作用下针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的符号学分析与技术至上主义的形而上“玄想”，旨在建构起自己的解释当代消费社会之文化表征体系的符号结构理论。另一个则是建立在技术至上主义的悲观宿命基础上的针对当代技术主导的社会进步之彻底解构，是向着古代的“象征社会”的皈依；是在“象征社会”与“资本社会”之间的又一次“断裂”；是象征秩序不断挑战符号秩序的过程。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江湖十八拍研究，项目号：2010B026；河南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创新基金项目成果，课题号：2010CW005。
参考文献：
[1] 仰海峰：《走向后马克思：从生产之镜到符号之镜》，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2] [法]波德里亚，林志明译：《物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 [美]斯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陈刚译：《后现代转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 戴阿宝：《鲍德里亚：超真实的后现代视界》，《外国文学》，2004年第3期。
[5] [加拿大]麦克卢汉，何道宽译：《理解媒介》，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6] 孔明安：《从媒体的象征交换到“游戏”的大众——鲍
德里亚的大众媒体批判理论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7] 仰海峰：《功能化时代的物的意识形态批判——鲍德里亚〈物体系〉解读》，《福建论坛》，2003年第3期。
[8] [法]波德里亚，刘成富等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9] 仰海峰：《后生产时代、符号的造反与激进批判理论——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解读》（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10] 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三联书店，1998年版。
作者简介：裴云，男，1969—，四川雅安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外美学、文化理论、影视动画、文化产业，工作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后流动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