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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外研究是人类学的一贯传统，充分展现了其学科作为实用之学的本质属性。人类学在中国本土化的历程中，其所形成的中国人类学直接遗传了人类学的实用之本性，在中国这一异乡异土生长出了本土研究范式的另类特性。当前海外研究成为中国人类学的一个新趋势，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兴起，是中国人类学基于新的生存境遇的时代发展，拓宽了中国人类学的研究视域，这种时代变化是中国人类学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自觉”。
【关键词】中国人类学;本土; 海外研究; 传统视域
【作 者】杨文笔，宁夏大学回族研究院副教授，博士。宁夏银川，750021。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8）06-0063-008
人类学这门学科诞生于西方欧美国家，其主要是将西方本土以外（或称“海外”）的“初民社会”或“未开化”民族当成“科学研究对象”，离开本土“到海外去”开展海外民族志研究不仅被西方人类学家奉为圭臬，也是西方人类学学术话语中形成普遍共识的研究范式，抑或是评判一部民族志文本正宗与否的权威标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人类学界出现了针对现代城市社区的人类学研究实践，西方人类学有了将本土的复杂文明社会作为学科研究的转向，但并未改变西方人类学研究的主流传统和价值取向，人类学家乔治·E·马库斯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人类学家的主流仍然从事对美国之外的某一个地理区域的专门研究为其职业。[1 ]1中国人类学是晚清民国时期西学东渐中的舶来品，经过中国人类学家的本土培育和根植，形成了中国气派和风格的人类学学科体系，其以注重本土或家乡研究的学科视野的收缩而缺少海外研究为学科传统，即使那些曾经留学并“取经”于欧美的早期人类学家，都无一例外地回到中国本土寻找其用武之地，引领并培育出了中国人类学本土研究的学科传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人类学的学科重建和学科发展，及至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人类学家的学术视域由“本土”延伸至“海外”，海外研究成为中国人类学的一个新趋势，并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这样一个分水岭意义的时代变化，我们不免会有一些疑问，中国人类学研究传统视域的拓宽和时代延伸，是对西方人类学海外研究传统的回归？还是中国人类学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学科话语创新的自觉？中国人类学为何其学科发轫就以本土研究为传统？中国人类学海外研究的兴起有着怎样的时代缘由和话语解读？
一、海外研究：人类学作为“实学”本性的彰显
举凡学问从宏观上一般有理论思辨的“玄学”和经世致用的“实学”两类，其中“实学”以关注形而下层面的人类现实生活，作为知识生产的学问以服务于人类社会为第一要务，学问的价值建立在能否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文社会科学这门学问其存在的意义在于其经世致用的应用价值能否最大限度地得以发挥，人类学自其产生便遗传了人文社会科学这门学问与生俱来的“胎性”。社会发展的需要使人类学能够在特定时代得以产生，人类学的发生和经验充分展演了其学科的“实用”本性。纵观人类学学科的演进历史，我们最能看到的是其学科作为“实学”永久不衰的一道景致。这种“实学”的本性，赋予了人类学学科两个显性的功能，一是学术研究服务于特定社会群体和组织的应用功能，即人类学的民族志是基于一定权利关系下的知识生产，人类学本质上是一种谋生之道或职业;二是寻找他者之镜或文化参照系，通过自我反思与批评更好的认识和理解自我，以求实现自我完善和发展。实现这两种功能的发挥，早期人类学都需要借助针对“他者”（异文化）的研究范式，就是要走出熟悉的本土，寻找一个完全不同于本土文化的陌生空间或他文化群体，剔除原有价值观或知识对研究者先入为主的影响，并通过切身主位身份的“参与观察”这一“积极的研究方法”获取作为直接的第一手资料，以此将人类学民族志的写文化作为“文化的科学”的现代神话，使得现代科学民族志从本质上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学科特质，这是人类学海外研究的价值和动力所在。只不过，在人类学学科早期发展史，前者总是明显于后者，甚至可以说，人类学作为“实学”，其借助海外研究范式，走过了一条应用人类学早生而反思人类学晚生的学科发展历程，应用人类学则彰显着西方人类学的显著特征。应用人类学是人类学学科孕生的“长子”，其之所以能最早得以孕生，是与人类学得以孕育的时代需要直接有关，是西方国家在全球的殖民擴张背景中力求控制非西方世界政治诉求的时代产物。其实海外研究在西方世界有着深厚的传统积淀，始自于1312年维也纳基督教教会创建的“东方学”这一学科，成为西方世界将海外研究作为学科传统和职业的滥觞。“东方学”的出现是服务于西方对东方话语霸权的实用工具，人类学某种程度上承袭了“东方学”海外研究及致力于构建殖民话语的品性。只是人类学产生于正值西方国家建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时代境遇中，人类学家在“殖民遭遇”中被赋予了知识生产致用于殖民地扩张与权力话语生成的功能。
以进化论和播化学派等为代表的古典人类学学派，都无一例外地致力于对异域他者（也有本土他者，如美国进化论学派）在时空层面的学术观照，在将海外他者通过“文化残存”想象为“蒙昧”“野蛮”和缺少文明创造能力的人民，进而在西方和非西方间建构起了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的殖民话语体系，以此来确立西方作为世界文明中心和时代进步代言人权力的合法性;同时西方国家在海外世界的殖民扩张，如何有效管理海外殖民地，人类学的知识生产便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英国在十九世纪的海外探险、海外贸易及殖民扩张，直接促动了英国学界和公众对海外知识获取的诉求。[2 ]7恩格斯曾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代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3 ]544时代需要促成了人类学在西方国家的发生，人类学的学科建制和研究志趣迎合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与殖民地管理之需要，以至于人类学产生之时，殖民地及人民成了人类学家实现其人生价值的写文化对象或学术经验的场域，当时西方人类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对象聚焦在殖民地及其人民。[4 ]166人类学家阿萨德指出，近代人类学的发生不可避免地与西方殖民主义遭遇，人类学本身也是殖民统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5 ] 在英法及美国人类学的发展早期，一些人类学家就对“把知识应用于实践”兴趣浓厚，使得这些国家人类学较早的彰显出了注重应用的显著特征。1881年英国人类学家莱恩·福克斯首次使用“应用人类学”的概念，而查理德·坦普尔从1914年开始就强烈要求殖民地应用人类学知识，使其成为一门应用科学，[6 ]28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早期，拉德克里夫——布朗在开普敦大学就开设“应用人类学”课程，马林诺夫斯基在1938年就果断宣言：“人类学一定要成为一门应用的科学。”[4 ]165曾留学于英国的中国人类学家吴文藻，他在西方人类学知识和理论的学习中深谙其学科品性，曾指出：“晚近人类学界的一种重要风气，即是应用人类学或行政人类学的研究。”[7 ]141从英国人类学家哈登1898年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提升人类学数据质量的尝试”的托雷斯海峡探险开始，到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岛屿未开化部落中开创的“田野作业”，拉德克里夫-布朗在英属殖民地安达曼岛的民族志研究，以及后来M·福蒂斯和E·E·埃文斯——普里查德在非洲的人类学研究，美国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在南太平洋马克萨斯群岛、马达加斯加岛等岛屿的田野作业，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针对萨摩亚人青春期、新几内亚人群文化与性别等方面的研究，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针对新墨西哥的普韦布洛人、美拉尼西亚的多布人、美洲西北海岸的夸克特人文化与人格为主题的跨文化研究及日本国民性的研究，英国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对缅甸科钦人社会政治模式的研究，等等。他们形成的基本共识是，到海外去从事田野作业或以异文化为研究对象，并实现对异文化的表述，其最终形成的研究成果大多是服务于特定的社会需要，其目的在于将人类学带有本体论特质的民族志打造成为一门“文化的科学”，而这种针对海外他者积累和形成的“科学知识”，就有不少是服务于帝国海外殖民管理、权力扩张、政治利益的诉求等方面。正如此，人类学一经产生其从事的海外研究便与权利、话语和社会场域联系在一起，口头标榜对非西方写文化中的价值无涉和客观性表达，现实却是无法掩饰人类学家的口是心非和双重人格，人类学家难以泯灭那种与生俱来的潜藏于潜意识中的先赋文化价值，异文化研究不可避免地服務于西方构建世界文化霸权的政治诉求，这也招致了后现代人类学家对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现代科学民族志写文化经验的反思与批判。
二、本土研究：中国人类学的传统视域与自身特质
人类学在中国本土化的学科培植中形成了中国人类学的自身特质，不可忽视的是，中国人类学最为纯正地继承了人类学“实学”的本性，只是西方将这一本性展演在了对“未开化民族”的研究，中国却在“吾国吾民”的本土观照中展现了中国人类学作为“实学”的学科品质。为何中国人类学脱胎于西方人类学却没有因循守旧？却在对西方人类学建构出的学科话语的背离中，形成一种学术传统的南辕北辙？是何种缘由促成了中国人类学自身特质的玉汝于成？
人类学作为一门带有实用特性的人文社会科学，这是人类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本土化培植中难易之本性，人类学在不同的土壤和环境中长出形制异样的类型，其学科本性始终如一。如果说，西方人类学在西方成长出的海外未开化民族研究这一学科特质，这是与近代人类学所遭遇的西方殖民主义背景相关联。那么，近代中国是一个从强盛的王朝国家趋于衰落并逐渐沦落为被西方列强侵略、掠夺、欺凌、殖民的境遇，西方国家的侵略和殖民增加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族危亡的忧患意识。如何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成为近代中国人的共同使命。人类学的中国本土化历程遭遇了中国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与救亡图存的时代境遇，这种境遇要求中国人“师夷长技”以图自强，并要从西方引进科学知识和先进思想，作为支撑一代中国仁人志士振兴中华的时代话语，并能在中国本土经世致用，启蒙大众，增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独立自强的奋斗意识。中国人类学自移植于中国本土就主动承担起学术救国的重任，其将中国人类学的视域自觉聚焦在“吾国吾民”。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时代境遇，为中国人类学提出了新的学科使命，在服务于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时代诉求下，这为中国人类学提供了一个生存和发展的用武之地。清末中国资产阶级发起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在将西方民族主义话语援引中国并以此为革命旗帜，推动完成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时代任务。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在边疆危机和中华民族处于危难的大背景下，中国人类学家大都自觉投入到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去，积极做抗战动员与边疆知识宣传，推进边疆教育事业，开展国民素质研究，并顺应民国政府“边疆建设”的倡议，在西南地区中国人类学家在凸显其学科价值中推动了“边政学的发凡”，中国最早的应用人类学应运而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如何落实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本政治制度，人类学家在政府主导的民族识别实践中发挥其作用。新时期以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人类学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这注定了中国人类学家既是学者，也必然是伟大祖国进退维谷时振兴中华的“爱国者”，这一代人类学家注定具有中国传统士绅阶层“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品质。吴文藻曾指出，文化人类学是以未开化民族及其生活为研究范畴，但是具体到中国，他却认为研究汉族是社会学，研究少数民族属于人类学，可见他是将人类学和民族学融为一体来理解，这种观点是以近现代中华民族处于危难和振兴中华为语境，爱国之心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促动其自觉将所学的人类学知识应用到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他这样说道：“西洋人类学之应用，在于殖民行政，中国应用在于边政、边教、边民福利事业，边疆文化变迁之研究。”[7 ]263这种差异也是中国有边疆而无殖民地，有移民而无殖民，却为西方列强的“次殖民地”国情和实际决定的。[8 ]1-13费孝通早年留学英国，师从英国功能主义学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系统学习了西方人类学理论知识，他没有将这种知识的习得停留在理论思辨和话语阐释的层面，更多的是将人类学所学的知识自觉应用于中国，他的人类学学习就是想从人类学中吸取经世致用的科学知识，他认识到科学的价值在于真正地服务于人类，服务于伟大祖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国人类学必然成为“迈向人民的人类学”。费孝通后来这样说道：“我们在寻求国家民族的出路。这也就决定了我们调查研究的题目”。[4 ]169-170 费孝通认识到近现代以来中国的实际不需要中国人类学家如何去认识和了解海外，而是如何去研究中国的经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费孝通必然会选择本土研究为其学术使命，并以《江村经济》这一本土研究成果为博士论文在英国取得了博士学位，这是“离经叛道”于英国人类学的一贯传统，却紧扣了人类学经世致用的本性，正好契合了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人类学的学术研究必须以保卫和增进原本作为传统研究对象的民族的利益为目的，如此费孝通的本土研究被英国功能主义大师马林诺夫斯基视为“人类学学科发展的一个里程碑”[9 ]1。费孝通“作为士绅阶级的一员”，其学术人生，始终秉持以学术研究认识中国、用科学方法解决中国问题、改造中国、志在富民的理念，这是他的学术理想，也是中国人类学家为学的“初心”。
三、海外研究：中国人类学视域的时代延伸
中国人类学海外研究自民国时期就已有之，有学者从广义视角甚至将中国人关注海外的传统延伸到中国古代，如王建民在梳理中国人类学海外研究的学术史时，认为一些古代中国人就曾远赴海外，对自己亲身经历和观察进行文字记述，形成了一批早期中国人海外异民族见闻的“民族志”成果。[10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人放眼看世界以及西学东渐的时代洪流，民国时期中国学人从事哲学和思想史等方面的海外研究日渐增多，有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储安平的《英国采风录》（1945）及《英人、法人、中国人》（1945）等。 [11 ]实质上，严格意义上中国人类学海外研究始于民国时期，第一代中国人类学家就已有个别从事海外研究的实践，他们曾留学于欧美国家，系统学习过西方人类学理论知识，利用留学国外的便利条件，在其留学的欧美国家开展田野作业。当然囿于当时国力、意识形态以及语言等方面的限制，中国人类学家海外研究只是个别人的一厢情愿，并未形成一种群体认可的研究传统。纵观整个民国时期中国人类学家海外研究成果屈指可数，仅有吴泽霖的《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1927）、李安宅《祖尼人：一些观察与质疑》（1930）、费孝通的《美国与美国人》（1943）、田汝康《沙捞越华人社区组织的调查报告》（1945）等几部（篇）。就这几部（篇）仅有的海外研究成果，与他们本土研究成果相较，容易被忽略不计，且这些并非都是严格意义上的规范的海外民族志，只是个别中国人类学家无心插柳的结果，并不代表他们已站在学科高度推动中国人类学发展的“文化自觉”，亦不能成长为中国人类学的主流传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人类学海外研究没有明显的进展，尤其国內随着院系调整和学科重整，人类学在高校科研单位的学科建制取消，以及国家开展民族识别工作的现实需要，在民族研究的旗帜下民族学和人类学二位一体，中国人类学失去了其鲜明的“学科身份”。中国人类学家要么从事配合政府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等，要么选择改行另从他业，中国大陆人类学一度再无海外研究成果产出。中国人类学海外研究这一时期在中国台湾和香港等地零星存在，个别接受了系统的人类学知识培训的人类学家，在留学欧美或毕业后，有过从事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实践。如台湾的乔健、陈祥水、李亦园和香港的王保华等，他们早年都有留学美国的求学经历，乔健、陈祥水和王保华3人在美国留学期间曾在当地开展过田野作业，乔健研究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印第安人，王保华关注美国华人社会，陈祥水则对纽约皇后区华人社群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先后完成了各自的博士学位论文。其中王保华博士毕业留校工作，以后又在美国的一些华人社区和社会持续进行田野作业，并先后在菲律宾、新加坡、秘鲁、日本、中国的大陆和香港等地开展田野工作，出版了多部有关美国华人社会的民族志;李亦园曾于1958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深造，回国后对东南亚华侨社会文化产生兴趣，从1962年开始就赴沙捞越开展华侨社会文化调查，后将调查的关注点转到马来西亚华人社会。1963年8月至1967年7月，先后多次赴马来西亚南部的柔佛麻坡镇作华人社会开展田野考察，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他的民族志成果;另有美国籍中国裔学者许烺光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在英国经济学院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后受聘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等多所高校，用大量的时间在美国、日本、中国和印度从事人类学田野作业，1963年他出版的《宗族、种姓与社团》一书，以跨文化研究的视角分析中国人、印度人和美国人世界观的心理文化取向之差异。总之，此时期中国人类学界海外研究并未形成群体自觉，中国香港和台湾极个别人类学家有过海外研究的尝试，并未在当时对中国人类学界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1983年的30年间，台湾6种学术刊物共计发表海外华人研究的论文35篇，每年平均仅为1篇。[12 ]327当时中国台湾人类学界关注的几个研究主题，本土视域仍是中国台湾人类学界的主流传统。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学科恢复的大背景下，一度被撤销的人类学恢复并得以重建，中国人类学开始了新的发展时期。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中国大陆人类学界的主流还是本土研究，海外民族志研究尚属凤毛麟角。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国际化交流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中国学子赴西方国家留学深造，其中就有不少学人进入西方国家人类学教学科研机构攻读学位。在二十世纪九十年初乐梅曾赴美国攻读文化人类学专业博士学位，其博士学位论文以当代美国城市手工织女为研究对象，这是当时有代表性的一部海外民族志。二十世纪八十年中国学者王铭铭留学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致力于将西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国国内高校推介与引进，1995年王铭铭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开设“海外民族志”课程，在当时中国高校中尚属首例。1996年王铭铭与英国人类学家王斯福关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取向进行学术对话，关注点在于中国人类学如何与西方人类学相互交流与互动，在与国际人类学的接轨中提升中国人类学国际化的程度。[13 ]应该看到，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人类学在快速恢复中海外研究的意识初步觉醒，但相关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及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在对人类学学科重视和建设中，中国人类学界倡导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呼声增高，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高丙中教授成为倡导海外民族志研究的代表人物。一方面组织相关学科的科研人员翻译人类学名著，主编并出版了系列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鼓励并支持北京大学人类学研究生从事海外民族志研究，他的多个博士生先后在泰国、蒙古国、马来西亚、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开展民族志研究，并在海外田野作业的基础上完成其博士论文，出版海外民族志多部。高丙中除了极力倡导，身体力行，不断撰写学术论文，组织学者开展学术讨论，从学理和理论的高度廓清开展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必要性和时代价值，为中国人类学海外研究扫清认识上的障碍。及至近10年来，中国一些设有人类学系和人类学学位点的高校都已经自觉开始海外民族志研究，如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和广西民族大学等，其中北京大学和云南大学等高校已形成海外民族志研究的科研团队。不管是国内各级各类社科研究项目，还是高校人类学博士研究的选题，海外民族志开始受到青睐，中国人类学海外研究蔚然成风。截至2018年4月，在中国知网以海外民族志为关键词检索到的相关文章（研究生学位论文）有50多篇。[14 ]中国人类学在新世纪有了分水岭的时代转折，一个多世纪以来所形成的本土研究的传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时代挑战，海外民族志研究成为一种新传统并得到更多的共识。 四、兴起缘由：时代境遇下中国人类学的“文化自觉”
中国人类学在一个多世纪的曲折发展中不断前行，在扎根中国土壤中培育其本土特质，形成了中国人类学本土研究传统视域，当前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兴起，是中国人类学基于新的生存境遇的时代发展，在对人类学原初传统的“回归”中，重构着中国人类学的研究传统，这种时代变化是中国人类学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自觉”。
（一）全球化时代扩大中国人类学知识生产视域的“文化自觉”
殖民体系作为西方现代性的表征是一种控制世界的权力，而人类学就是这种权力生产出的知识，人类学针对海外“野蛮人”的民族志研究，以及应用人类学的兴起，是西方殖民体系全球扩张背景中的现实需要，中国人类学在与西方人类学反其道而行中培育出自身的特质。在全球化时代，人类共处于一个天涯若比邻的地球村，人类学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中该如何实现自我发展，对于中国人类学来说，在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中，一方面中国人类学要在主动与世界接轨中提升其国际化程度，另一方面对全球化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可持续发展要做出一些文化思考，这对中国人类学提出了新的时代命题，即中国人类学在全球化时代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国本土视野，而是在全球化的宏观语境去思考中国人类学的国际化问题。这要求中国人类学必然要走出国门放眼全球，其知识生产的目的要满足中国人在全球化时代的放眼看世界的诉求。海外民族志研究便是当下中国之需要而生的学术探索与实践，其所生产的知识就是为了满足当代中国人放眼看世界的时代诉求。中国人类学研究开始自觉把自己学术思考的视域拓展至全球，用汉语来书写和表述世界各国社会与文化。诚如有人指出，中国人类学海外民族志作为一个话题，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回应时代需要的产物。[15 ]中国人类学到海外去开展民族志研究，作为域外知识生产的一个范畴，是一个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特色的人类学最终走向国际成为国际人类学整体中平等一员的路径。
（二）中国人类学学科本位和独立意识自觉的彰显
中国人类学形成于近现代以来振兴中华的时代背景中，人类学承担经世致用的实学功能，并与中国的基本国情相适应形成了中国人类学注重本土研究的学术传统，人类学被当作改造社会的工具来使用，体现在早期研究实践中，中国人类学重应用轻划界，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向来三位于一体，学科间没有明确的边界和特性区分。[12 ]20费孝通就认为在他身上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一直分不清，而这种身份分不明却不影响他的工作。[16 ]639一段时间里，中国人类学缺乏学科的独立性。人类学始终捆绑在民族学学科之中，学科的主体性不是很明显，与其说中国的人类学是存在的，不如说中国人类学很长一段时间是以民族研究为呈现和存在形式。民国时期，中国人类学虽有南派和北派之分，其研究视角、路径和志趣各有差异，但基本都是从事少数民族研究为主，边政学很难做清晰的学科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人类学在时代转型中失去了其学科的自身特质，与民族学形同孪生。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社会学恢复和重建，个别高校中才设立了民族学、人类学系和专业，由于名称上的混乱，又缺乏统一的理解，人類学的学科属性和地位界定模糊，一方面人类学的名称只有在古人类的研究中偶尔使用，人类学在国家学科目录中作为社会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学科地位与西方人类学的学科地位不对称。胡保鸿主编的《中国人类学史》中就指出了学科重建以来的人类学学科制度结构关注不够的现实，提出了增强学科本位意识的呼吁。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中国人类学学科独立和本位意识愈加增强，其与民族学和社会学的学科边界厘定呼声增高，一方面是中国人类学家发出了人类学作为一级学科建设的独立性地位的群体呐喊，一方面在国际人类学世界通过回归人类学海外研究的传统，与国际人类学接轨，与社会学和民族学标识出其学科差异，来彰显其学科话语和“族群”特性，使得中国人类学学科的独立性最终能够确立。
（三）中国人类学寻求在世界人类学学科话语权的时代自觉
中国人类学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作为国际人类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在全球化时代必然要走向国际，在世界人类学舞台寻求中国人类学的自身位置。应该看到，人类学作为一种权力关系下的知识生产，其所形成的一整套话语体系，始终被西方世界所垄断，这种话语的垄断形成了一种他者式的“东方学”的表述范式，这种表述以制造服务于西方控制非西方的权力话语，由此形成了西方与非西方人类学不平等的地位，“他者”外部眼界下强势的“客位”表述，使被表述主体易陷于其所构造的权力话语中。西方人类学的“他者”表述作为“一种谋生之道”，是西方控制非西方世界的权力关系的知识生产。萨义德（ Edward.W.Said）的《东方学》带给东方的不仅是西方话语霸权中危机降临的警醒，更是如何以民族的自我表述来自觉应对话语霸权的时代启蒙。作为学科研究的“东方学”，是西方构造的具有“权威裁断”的理解东方的思维范式，一种在文化甚至意识形态的层面对东方进行表述和表达的话语方式，当我们自己不能表述自己，只能被他者所表述，这种话语权的沦丧对于东方无过于对其文化自信的摧毁。[17 ]28在全球化时代冲破东方学式的西方话语霸权，在“世界人类学群”中寻找自己的一席之地，中国人类学正在从单向的对自我关注或被他者关注中发展出对海外世界的关注。这种关注实为后殖民语境中中国人类学在全球化语境中寻求学术话语权的“文化自觉”，但是中国始终有与西方不同的国情，中国的海外研究是在新的话语中超脱西方“中心”与“边缘”的叙述和表达模式，不是以确立中国的中心位置或世界文明的中心为目的，更多是一种在国际话语舞台上，在与国际人类学的接轨中追求学术话语平等的对话，构建中国人类学乃至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并提升其学术自信。如果说，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人类学曾习惯了欧洲近现代观念与经验解释世界的思维方式，并将一套习得的话语作为现代性的组成部分和学术范式。[18 ]当下中国人类学的海外研究的兴起，在扩大中国人类学研究视域中，有利于构建具有中国气派和现代特质的人类学话语体系，最终起到抗衡西方人类学权力话语的内在作用。这是中国人类学海外研究的本质所在，也是当今中国人类学学科话语生成的一个深层隐喻。 （四）中国人类学以他者之镜反观自我的意识增强
中国人类学经世致用的实用本性，促动中国人类学始终呈现出的是“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特质，其实用之学让中国人类学的应用本性一贯始终，在二十一世纪这种实用之学功能更加明显。同时人类学作为实用之学其所有具有的反思和批判的功能，在时代发展的今天其诉求更加强烈。西方人类学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反思人类学的出现，在对现代人类学知识产生的权力话语的反思与批判中，寻找针对他者的民族志研究的客观性。中国人类学 “吾国吾民”研究的传统，向来缺乏西方人类学殖民遭遇的境遇，但是中国人类学一味地本土研究则容易导致学术视野的封闭和狭隘，甚至缺乏外界这一参照系，滋生出一种长久处于坐井观天中的盲目乐观，他者既是相对于自我的意识状态下的客体，也是一面认识自我和映照自我缺陷与不足的镜子，认识他者与认识自我是一种天然的辩证关系。西方人类学对于他者的研究，其实兼有自我反思与批判的功能。中国人类学摆脱传统本土研究造成的时代困境，就必须走出画地为牢作茧自束的视野障碍，走出国门，走向海外，在与人类学的原有他者研究传统的批判性的拿来和为我所用中，自觉观照本土以外的世界和人民，中国人类学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是需要这样一面他者之镜，诚如人类学家王斯福所说：“中国人类学如能通过研究非中国文化如西方文化对本土文化作出反思，也是有意思的工作。”[18 ]
结 语
中国人类学一个多世纪学科移植与本土培育的发展史，是在中国大地生长出适合本国土壤并带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中国人类学脱胎于西方人类学，在遗传人类学注重应用的“实学”基因以展示其经世致用的永恒品质，却在不落窠臼的灵活适应中展演人类学学科在世界各国的多元传统，中国人类学本土研究的传统不是对人类学一贯传统的背离，而是人类学学科具有较强生命力和适应力的体现，当前中国人类学海外研究视域的时代延伸，更不是中国人类学诚服西方强势话语而对西方人类学“传统”的简单归复，是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人类学家通过自我反思，以开放的胸怀和文化自信，应对后殖民主义语境下所遭遇的发展困境，在自觉与国际人类学的主动接轨中，构建全球化时代中国人类学的学科话语体系，摆脱西方人类学话语束缚，争取国际学术舞台中国人类学的话语权，这是当前中国人类学海外研究视域延伸的深层缘由。如何实现中国人类学海外研究的良性发展，需要处理好两种研究视域的学理关系，既不能在二者中赋予明显的价值判断，亦不能厚此薄彼，不能因为海外人类学的一时之盛就降低本土研究的存在价值，做出未来中国人类学必然是海外研究以代替本土研究为趋向的判断。毋庸置疑，随着中国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复兴历程，海外研究是中国日益走向富强背景下的文化输出战略的现实需要，从这个角度来说，海外民族志研究为中国人类学寻找到了新的发展机遇，尤其对于中国人类学回归学科本位立场，在重构其学科特质中實现中国人类学学科的独立性，厘定人类学与社会学、民族学的学科边界，提升人类学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地位，重视发展中国特质的应用人类学，充分展现了人类学经世致用的实学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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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柳宁〕
【关键词】中国人类学;本土; 海外研究; 传统视域
【作 者】杨文笔，宁夏大学回族研究院副教授，博士。宁夏银川，750021。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8）06-0063-008
人类学这门学科诞生于西方欧美国家，其主要是将西方本土以外（或称“海外”）的“初民社会”或“未开化”民族当成“科学研究对象”，离开本土“到海外去”开展海外民族志研究不仅被西方人类学家奉为圭臬，也是西方人类学学术话语中形成普遍共识的研究范式，抑或是评判一部民族志文本正宗与否的权威标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人类学界出现了针对现代城市社区的人类学研究实践，西方人类学有了将本土的复杂文明社会作为学科研究的转向，但并未改变西方人类学研究的主流传统和价值取向，人类学家乔治·E·马库斯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人类学家的主流仍然从事对美国之外的某一个地理区域的专门研究为其职业。[1 ]1中国人类学是晚清民国时期西学东渐中的舶来品，经过中国人类学家的本土培育和根植，形成了中国气派和风格的人类学学科体系，其以注重本土或家乡研究的学科视野的收缩而缺少海外研究为学科传统，即使那些曾经留学并“取经”于欧美的早期人类学家，都无一例外地回到中国本土寻找其用武之地，引领并培育出了中国人类学本土研究的学科传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人类学的学科重建和学科发展，及至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人类学家的学术视域由“本土”延伸至“海外”，海外研究成为中国人类学的一个新趋势，并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这样一个分水岭意义的时代变化，我们不免会有一些疑问，中国人类学研究传统视域的拓宽和时代延伸，是对西方人类学海外研究传统的回归？还是中国人类学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学科话语创新的自觉？中国人类学为何其学科发轫就以本土研究为传统？中国人类学海外研究的兴起有着怎样的时代缘由和话语解读？
一、海外研究：人类学作为“实学”本性的彰显
举凡学问从宏观上一般有理论思辨的“玄学”和经世致用的“实学”两类，其中“实学”以关注形而下层面的人类现实生活，作为知识生产的学问以服务于人类社会为第一要务，学问的价值建立在能否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文社会科学这门学问其存在的意义在于其经世致用的应用价值能否最大限度地得以发挥，人类学自其产生便遗传了人文社会科学这门学问与生俱来的“胎性”。社会发展的需要使人类学能够在特定时代得以产生，人类学的发生和经验充分展演了其学科的“实用”本性。纵观人类学学科的演进历史，我们最能看到的是其学科作为“实学”永久不衰的一道景致。这种“实学”的本性，赋予了人类学学科两个显性的功能，一是学术研究服务于特定社会群体和组织的应用功能，即人类学的民族志是基于一定权利关系下的知识生产，人类学本质上是一种谋生之道或职业;二是寻找他者之镜或文化参照系，通过自我反思与批评更好的认识和理解自我，以求实现自我完善和发展。实现这两种功能的发挥，早期人类学都需要借助针对“他者”（异文化）的研究范式，就是要走出熟悉的本土，寻找一个完全不同于本土文化的陌生空间或他文化群体，剔除原有价值观或知识对研究者先入为主的影响，并通过切身主位身份的“参与观察”这一“积极的研究方法”获取作为直接的第一手资料，以此将人类学民族志的写文化作为“文化的科学”的现代神话，使得现代科学民族志从本质上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学科特质，这是人类学海外研究的价值和动力所在。只不过，在人类学学科早期发展史，前者总是明显于后者，甚至可以说，人类学作为“实学”，其借助海外研究范式，走过了一条应用人类学早生而反思人类学晚生的学科发展历程，应用人类学则彰显着西方人类学的显著特征。应用人类学是人类学学科孕生的“长子”，其之所以能最早得以孕生，是与人类学得以孕育的时代需要直接有关，是西方国家在全球的殖民擴张背景中力求控制非西方世界政治诉求的时代产物。其实海外研究在西方世界有着深厚的传统积淀，始自于1312年维也纳基督教教会创建的“东方学”这一学科，成为西方世界将海外研究作为学科传统和职业的滥觞。“东方学”的出现是服务于西方对东方话语霸权的实用工具，人类学某种程度上承袭了“东方学”海外研究及致力于构建殖民话语的品性。只是人类学产生于正值西方国家建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时代境遇中，人类学家在“殖民遭遇”中被赋予了知识生产致用于殖民地扩张与权力话语生成的功能。
以进化论和播化学派等为代表的古典人类学学派，都无一例外地致力于对异域他者（也有本土他者，如美国进化论学派）在时空层面的学术观照，在将海外他者通过“文化残存”想象为“蒙昧”“野蛮”和缺少文明创造能力的人民，进而在西方和非西方间建构起了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的殖民话语体系，以此来确立西方作为世界文明中心和时代进步代言人权力的合法性;同时西方国家在海外世界的殖民扩张，如何有效管理海外殖民地，人类学的知识生产便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英国在十九世纪的海外探险、海外贸易及殖民扩张，直接促动了英国学界和公众对海外知识获取的诉求。[2 ]7恩格斯曾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代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3 ]544时代需要促成了人类学在西方国家的发生，人类学的学科建制和研究志趣迎合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与殖民地管理之需要，以至于人类学产生之时，殖民地及人民成了人类学家实现其人生价值的写文化对象或学术经验的场域，当时西方人类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对象聚焦在殖民地及其人民。[4 ]166人类学家阿萨德指出，近代人类学的发生不可避免地与西方殖民主义遭遇，人类学本身也是殖民统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5 ] 在英法及美国人类学的发展早期，一些人类学家就对“把知识应用于实践”兴趣浓厚，使得这些国家人类学较早的彰显出了注重应用的显著特征。1881年英国人类学家莱恩·福克斯首次使用“应用人类学”的概念，而查理德·坦普尔从1914年开始就强烈要求殖民地应用人类学知识，使其成为一门应用科学，[6 ]28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早期，拉德克里夫——布朗在开普敦大学就开设“应用人类学”课程，马林诺夫斯基在1938年就果断宣言：“人类学一定要成为一门应用的科学。”[4 ]165曾留学于英国的中国人类学家吴文藻，他在西方人类学知识和理论的学习中深谙其学科品性，曾指出：“晚近人类学界的一种重要风气，即是应用人类学或行政人类学的研究。”[7 ]141从英国人类学家哈登1898年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提升人类学数据质量的尝试”的托雷斯海峡探险开始，到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岛屿未开化部落中开创的“田野作业”，拉德克里夫-布朗在英属殖民地安达曼岛的民族志研究，以及后来M·福蒂斯和E·E·埃文斯——普里查德在非洲的人类学研究，美国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在南太平洋马克萨斯群岛、马达加斯加岛等岛屿的田野作业，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针对萨摩亚人青春期、新几内亚人群文化与性别等方面的研究，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针对新墨西哥的普韦布洛人、美拉尼西亚的多布人、美洲西北海岸的夸克特人文化与人格为主题的跨文化研究及日本国民性的研究，英国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对缅甸科钦人社会政治模式的研究，等等。他们形成的基本共识是，到海外去从事田野作业或以异文化为研究对象，并实现对异文化的表述，其最终形成的研究成果大多是服务于特定的社会需要，其目的在于将人类学带有本体论特质的民族志打造成为一门“文化的科学”，而这种针对海外他者积累和形成的“科学知识”，就有不少是服务于帝国海外殖民管理、权力扩张、政治利益的诉求等方面。正如此，人类学一经产生其从事的海外研究便与权利、话语和社会场域联系在一起，口头标榜对非西方写文化中的价值无涉和客观性表达，现实却是无法掩饰人类学家的口是心非和双重人格，人类学家难以泯灭那种与生俱来的潜藏于潜意识中的先赋文化价值，异文化研究不可避免地服務于西方构建世界文化霸权的政治诉求，这也招致了后现代人类学家对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现代科学民族志写文化经验的反思与批判。
二、本土研究：中国人类学的传统视域与自身特质
人类学在中国本土化的学科培植中形成了中国人类学的自身特质，不可忽视的是，中国人类学最为纯正地继承了人类学“实学”的本性，只是西方将这一本性展演在了对“未开化民族”的研究，中国却在“吾国吾民”的本土观照中展现了中国人类学作为“实学”的学科品质。为何中国人类学脱胎于西方人类学却没有因循守旧？却在对西方人类学建构出的学科话语的背离中，形成一种学术传统的南辕北辙？是何种缘由促成了中国人类学自身特质的玉汝于成？
人类学作为一门带有实用特性的人文社会科学，这是人类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本土化培植中难易之本性，人类学在不同的土壤和环境中长出形制异样的类型，其学科本性始终如一。如果说，西方人类学在西方成长出的海外未开化民族研究这一学科特质，这是与近代人类学所遭遇的西方殖民主义背景相关联。那么，近代中国是一个从强盛的王朝国家趋于衰落并逐渐沦落为被西方列强侵略、掠夺、欺凌、殖民的境遇，西方国家的侵略和殖民增加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族危亡的忧患意识。如何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成为近代中国人的共同使命。人类学的中国本土化历程遭遇了中国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与救亡图存的时代境遇，这种境遇要求中国人“师夷长技”以图自强，并要从西方引进科学知识和先进思想，作为支撑一代中国仁人志士振兴中华的时代话语，并能在中国本土经世致用，启蒙大众，增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独立自强的奋斗意识。中国人类学自移植于中国本土就主动承担起学术救国的重任，其将中国人类学的视域自觉聚焦在“吾国吾民”。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时代境遇，为中国人类学提出了新的学科使命，在服务于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时代诉求下，这为中国人类学提供了一个生存和发展的用武之地。清末中国资产阶级发起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在将西方民族主义话语援引中国并以此为革命旗帜，推动完成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时代任务。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在边疆危机和中华民族处于危难的大背景下，中国人类学家大都自觉投入到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去，积极做抗战动员与边疆知识宣传，推进边疆教育事业，开展国民素质研究，并顺应民国政府“边疆建设”的倡议，在西南地区中国人类学家在凸显其学科价值中推动了“边政学的发凡”，中国最早的应用人类学应运而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如何落实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本政治制度，人类学家在政府主导的民族识别实践中发挥其作用。新时期以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人类学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这注定了中国人类学家既是学者，也必然是伟大祖国进退维谷时振兴中华的“爱国者”，这一代人类学家注定具有中国传统士绅阶层“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品质。吴文藻曾指出，文化人类学是以未开化民族及其生活为研究范畴，但是具体到中国，他却认为研究汉族是社会学，研究少数民族属于人类学，可见他是将人类学和民族学融为一体来理解，这种观点是以近现代中华民族处于危难和振兴中华为语境，爱国之心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促动其自觉将所学的人类学知识应用到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他这样说道：“西洋人类学之应用，在于殖民行政，中国应用在于边政、边教、边民福利事业，边疆文化变迁之研究。”[7 ]263这种差异也是中国有边疆而无殖民地，有移民而无殖民，却为西方列强的“次殖民地”国情和实际决定的。[8 ]1-13费孝通早年留学英国，师从英国功能主义学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系统学习了西方人类学理论知识，他没有将这种知识的习得停留在理论思辨和话语阐释的层面，更多的是将人类学所学的知识自觉应用于中国，他的人类学学习就是想从人类学中吸取经世致用的科学知识，他认识到科学的价值在于真正地服务于人类，服务于伟大祖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国人类学必然成为“迈向人民的人类学”。费孝通后来这样说道：“我们在寻求国家民族的出路。这也就决定了我们调查研究的题目”。[4 ]169-170 费孝通认识到近现代以来中国的实际不需要中国人类学家如何去认识和了解海外，而是如何去研究中国的经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费孝通必然会选择本土研究为其学术使命，并以《江村经济》这一本土研究成果为博士论文在英国取得了博士学位，这是“离经叛道”于英国人类学的一贯传统，却紧扣了人类学经世致用的本性，正好契合了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人类学的学术研究必须以保卫和增进原本作为传统研究对象的民族的利益为目的，如此费孝通的本土研究被英国功能主义大师马林诺夫斯基视为“人类学学科发展的一个里程碑”[9 ]1。费孝通“作为士绅阶级的一员”，其学术人生，始终秉持以学术研究认识中国、用科学方法解决中国问题、改造中国、志在富民的理念，这是他的学术理想，也是中国人类学家为学的“初心”。
三、海外研究：中国人类学视域的时代延伸
中国人类学海外研究自民国时期就已有之，有学者从广义视角甚至将中国人关注海外的传统延伸到中国古代，如王建民在梳理中国人类学海外研究的学术史时，认为一些古代中国人就曾远赴海外，对自己亲身经历和观察进行文字记述，形成了一批早期中国人海外异民族见闻的“民族志”成果。[10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人放眼看世界以及西学东渐的时代洪流，民国时期中国学人从事哲学和思想史等方面的海外研究日渐增多，有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储安平的《英国采风录》（1945）及《英人、法人、中国人》（1945）等。 [11 ]实质上，严格意义上中国人类学海外研究始于民国时期，第一代中国人类学家就已有个别从事海外研究的实践，他们曾留学于欧美国家，系统学习过西方人类学理论知识，利用留学国外的便利条件，在其留学的欧美国家开展田野作业。当然囿于当时国力、意识形态以及语言等方面的限制，中国人类学家海外研究只是个别人的一厢情愿，并未形成一种群体认可的研究传统。纵观整个民国时期中国人类学家海外研究成果屈指可数，仅有吴泽霖的《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1927）、李安宅《祖尼人：一些观察与质疑》（1930）、费孝通的《美国与美国人》（1943）、田汝康《沙捞越华人社区组织的调查报告》（1945）等几部（篇）。就这几部（篇）仅有的海外研究成果，与他们本土研究成果相较，容易被忽略不计，且这些并非都是严格意义上的规范的海外民族志，只是个别中国人类学家无心插柳的结果，并不代表他们已站在学科高度推动中国人类学发展的“文化自觉”，亦不能成长为中国人类学的主流传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人类学海外研究没有明显的进展，尤其国內随着院系调整和学科重整，人类学在高校科研单位的学科建制取消，以及国家开展民族识别工作的现实需要，在民族研究的旗帜下民族学和人类学二位一体，中国人类学失去了其鲜明的“学科身份”。中国人类学家要么从事配合政府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等，要么选择改行另从他业，中国大陆人类学一度再无海外研究成果产出。中国人类学海外研究这一时期在中国台湾和香港等地零星存在，个别接受了系统的人类学知识培训的人类学家，在留学欧美或毕业后，有过从事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实践。如台湾的乔健、陈祥水、李亦园和香港的王保华等，他们早年都有留学美国的求学经历，乔健、陈祥水和王保华3人在美国留学期间曾在当地开展过田野作业，乔健研究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印第安人，王保华关注美国华人社会，陈祥水则对纽约皇后区华人社群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先后完成了各自的博士学位论文。其中王保华博士毕业留校工作，以后又在美国的一些华人社区和社会持续进行田野作业，并先后在菲律宾、新加坡、秘鲁、日本、中国的大陆和香港等地开展田野工作，出版了多部有关美国华人社会的民族志;李亦园曾于1958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深造，回国后对东南亚华侨社会文化产生兴趣，从1962年开始就赴沙捞越开展华侨社会文化调查，后将调查的关注点转到马来西亚华人社会。1963年8月至1967年7月，先后多次赴马来西亚南部的柔佛麻坡镇作华人社会开展田野考察，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他的民族志成果;另有美国籍中国裔学者许烺光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在英国经济学院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后受聘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等多所高校，用大量的时间在美国、日本、中国和印度从事人类学田野作业，1963年他出版的《宗族、种姓与社团》一书，以跨文化研究的视角分析中国人、印度人和美国人世界观的心理文化取向之差异。总之，此时期中国人类学界海外研究并未形成群体自觉，中国香港和台湾极个别人类学家有过海外研究的尝试，并未在当时对中国人类学界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1983年的30年间，台湾6种学术刊物共计发表海外华人研究的论文35篇，每年平均仅为1篇。[12 ]327当时中国台湾人类学界关注的几个研究主题，本土视域仍是中国台湾人类学界的主流传统。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学科恢复的大背景下，一度被撤销的人类学恢复并得以重建，中国人类学开始了新的发展时期。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中国大陆人类学界的主流还是本土研究，海外民族志研究尚属凤毛麟角。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国际化交流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中国学子赴西方国家留学深造，其中就有不少学人进入西方国家人类学教学科研机构攻读学位。在二十世纪九十年初乐梅曾赴美国攻读文化人类学专业博士学位，其博士学位论文以当代美国城市手工织女为研究对象，这是当时有代表性的一部海外民族志。二十世纪八十年中国学者王铭铭留学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致力于将西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国国内高校推介与引进，1995年王铭铭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开设“海外民族志”课程，在当时中国高校中尚属首例。1996年王铭铭与英国人类学家王斯福关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取向进行学术对话，关注点在于中国人类学如何与西方人类学相互交流与互动，在与国际人类学的接轨中提升中国人类学国际化的程度。[13 ]应该看到，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人类学在快速恢复中海外研究的意识初步觉醒，但相关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及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在对人类学学科重视和建设中，中国人类学界倡导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呼声增高，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高丙中教授成为倡导海外民族志研究的代表人物。一方面组织相关学科的科研人员翻译人类学名著，主编并出版了系列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鼓励并支持北京大学人类学研究生从事海外民族志研究，他的多个博士生先后在泰国、蒙古国、马来西亚、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开展民族志研究，并在海外田野作业的基础上完成其博士论文，出版海外民族志多部。高丙中除了极力倡导，身体力行，不断撰写学术论文，组织学者开展学术讨论，从学理和理论的高度廓清开展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必要性和时代价值，为中国人类学海外研究扫清认识上的障碍。及至近10年来，中国一些设有人类学系和人类学学位点的高校都已经自觉开始海外民族志研究，如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和广西民族大学等，其中北京大学和云南大学等高校已形成海外民族志研究的科研团队。不管是国内各级各类社科研究项目，还是高校人类学博士研究的选题，海外民族志开始受到青睐，中国人类学海外研究蔚然成风。截至2018年4月，在中国知网以海外民族志为关键词检索到的相关文章（研究生学位论文）有50多篇。[14 ]中国人类学在新世纪有了分水岭的时代转折，一个多世纪以来所形成的本土研究的传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时代挑战，海外民族志研究成为一种新传统并得到更多的共识。 四、兴起缘由：时代境遇下中国人类学的“文化自觉”
中国人类学在一个多世纪的曲折发展中不断前行，在扎根中国土壤中培育其本土特质，形成了中国人类学本土研究传统视域，当前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兴起，是中国人类学基于新的生存境遇的时代发展，在对人类学原初传统的“回归”中，重构着中国人类学的研究传统，这种时代变化是中国人类学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自觉”。
（一）全球化时代扩大中国人类学知识生产视域的“文化自觉”
殖民体系作为西方现代性的表征是一种控制世界的权力，而人类学就是这种权力生产出的知识，人类学针对海外“野蛮人”的民族志研究，以及应用人类学的兴起，是西方殖民体系全球扩张背景中的现实需要，中国人类学在与西方人类学反其道而行中培育出自身的特质。在全球化时代，人类共处于一个天涯若比邻的地球村，人类学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中该如何实现自我发展，对于中国人类学来说，在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中，一方面中国人类学要在主动与世界接轨中提升其国际化程度，另一方面对全球化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可持续发展要做出一些文化思考，这对中国人类学提出了新的时代命题，即中国人类学在全球化时代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国本土视野，而是在全球化的宏观语境去思考中国人类学的国际化问题。这要求中国人类学必然要走出国门放眼全球，其知识生产的目的要满足中国人在全球化时代的放眼看世界的诉求。海外民族志研究便是当下中国之需要而生的学术探索与实践，其所生产的知识就是为了满足当代中国人放眼看世界的时代诉求。中国人类学研究开始自觉把自己学术思考的视域拓展至全球，用汉语来书写和表述世界各国社会与文化。诚如有人指出，中国人类学海外民族志作为一个话题，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回应时代需要的产物。[15 ]中国人类学到海外去开展民族志研究，作为域外知识生产的一个范畴，是一个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特色的人类学最终走向国际成为国际人类学整体中平等一员的路径。
（二）中国人类学学科本位和独立意识自觉的彰显
中国人类学形成于近现代以来振兴中华的时代背景中，人类学承担经世致用的实学功能，并与中国的基本国情相适应形成了中国人类学注重本土研究的学术传统，人类学被当作改造社会的工具来使用，体现在早期研究实践中，中国人类学重应用轻划界，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向来三位于一体，学科间没有明确的边界和特性区分。[12 ]20费孝通就认为在他身上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一直分不清，而这种身份分不明却不影响他的工作。[16 ]639一段时间里，中国人类学缺乏学科的独立性。人类学始终捆绑在民族学学科之中，学科的主体性不是很明显，与其说中国的人类学是存在的，不如说中国人类学很长一段时间是以民族研究为呈现和存在形式。民国时期，中国人类学虽有南派和北派之分，其研究视角、路径和志趣各有差异，但基本都是从事少数民族研究为主，边政学很难做清晰的学科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人类学在时代转型中失去了其学科的自身特质，与民族学形同孪生。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社会学恢复和重建，个别高校中才设立了民族学、人类学系和专业，由于名称上的混乱，又缺乏统一的理解，人類学的学科属性和地位界定模糊，一方面人类学的名称只有在古人类的研究中偶尔使用，人类学在国家学科目录中作为社会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学科地位与西方人类学的学科地位不对称。胡保鸿主编的《中国人类学史》中就指出了学科重建以来的人类学学科制度结构关注不够的现实，提出了增强学科本位意识的呼吁。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中国人类学学科独立和本位意识愈加增强，其与民族学和社会学的学科边界厘定呼声增高，一方面是中国人类学家发出了人类学作为一级学科建设的独立性地位的群体呐喊，一方面在国际人类学世界通过回归人类学海外研究的传统，与国际人类学接轨，与社会学和民族学标识出其学科差异，来彰显其学科话语和“族群”特性，使得中国人类学学科的独立性最终能够确立。
（三）中国人类学寻求在世界人类学学科话语权的时代自觉
中国人类学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作为国际人类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在全球化时代必然要走向国际，在世界人类学舞台寻求中国人类学的自身位置。应该看到，人类学作为一种权力关系下的知识生产，其所形成的一整套话语体系，始终被西方世界所垄断，这种话语的垄断形成了一种他者式的“东方学”的表述范式，这种表述以制造服务于西方控制非西方的权力话语，由此形成了西方与非西方人类学不平等的地位，“他者”外部眼界下强势的“客位”表述，使被表述主体易陷于其所构造的权力话语中。西方人类学的“他者”表述作为“一种谋生之道”，是西方控制非西方世界的权力关系的知识生产。萨义德（ Edward.W.Said）的《东方学》带给东方的不仅是西方话语霸权中危机降临的警醒，更是如何以民族的自我表述来自觉应对话语霸权的时代启蒙。作为学科研究的“东方学”，是西方构造的具有“权威裁断”的理解东方的思维范式，一种在文化甚至意识形态的层面对东方进行表述和表达的话语方式，当我们自己不能表述自己，只能被他者所表述，这种话语权的沦丧对于东方无过于对其文化自信的摧毁。[17 ]28在全球化时代冲破东方学式的西方话语霸权，在“世界人类学群”中寻找自己的一席之地，中国人类学正在从单向的对自我关注或被他者关注中发展出对海外世界的关注。这种关注实为后殖民语境中中国人类学在全球化语境中寻求学术话语权的“文化自觉”，但是中国始终有与西方不同的国情，中国的海外研究是在新的话语中超脱西方“中心”与“边缘”的叙述和表达模式，不是以确立中国的中心位置或世界文明的中心为目的，更多是一种在国际话语舞台上，在与国际人类学的接轨中追求学术话语平等的对话，构建中国人类学乃至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并提升其学术自信。如果说，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人类学曾习惯了欧洲近现代观念与经验解释世界的思维方式，并将一套习得的话语作为现代性的组成部分和学术范式。[18 ]当下中国人类学的海外研究的兴起，在扩大中国人类学研究视域中，有利于构建具有中国气派和现代特质的人类学话语体系，最终起到抗衡西方人类学权力话语的内在作用。这是中国人类学海外研究的本质所在，也是当今中国人类学学科话语生成的一个深层隐喻。 （四）中国人类学以他者之镜反观自我的意识增强
中国人类学经世致用的实用本性，促动中国人类学始终呈现出的是“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特质，其实用之学让中国人类学的应用本性一贯始终，在二十一世纪这种实用之学功能更加明显。同时人类学作为实用之学其所有具有的反思和批判的功能，在时代发展的今天其诉求更加强烈。西方人类学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反思人类学的出现，在对现代人类学知识产生的权力话语的反思与批判中，寻找针对他者的民族志研究的客观性。中国人类学 “吾国吾民”研究的传统，向来缺乏西方人类学殖民遭遇的境遇，但是中国人类学一味地本土研究则容易导致学术视野的封闭和狭隘，甚至缺乏外界这一参照系，滋生出一种长久处于坐井观天中的盲目乐观，他者既是相对于自我的意识状态下的客体，也是一面认识自我和映照自我缺陷与不足的镜子，认识他者与认识自我是一种天然的辩证关系。西方人类学对于他者的研究，其实兼有自我反思与批判的功能。中国人类学摆脱传统本土研究造成的时代困境，就必须走出画地为牢作茧自束的视野障碍，走出国门，走向海外，在与人类学的原有他者研究传统的批判性的拿来和为我所用中，自觉观照本土以外的世界和人民，中国人类学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是需要这样一面他者之镜，诚如人类学家王斯福所说：“中国人类学如能通过研究非中国文化如西方文化对本土文化作出反思，也是有意思的工作。”[18 ]
结 语
中国人类学一个多世纪学科移植与本土培育的发展史，是在中国大地生长出适合本国土壤并带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中国人类学脱胎于西方人类学，在遗传人类学注重应用的“实学”基因以展示其经世致用的永恒品质，却在不落窠臼的灵活适应中展演人类学学科在世界各国的多元传统，中国人类学本土研究的传统不是对人类学一贯传统的背离，而是人类学学科具有较强生命力和适应力的体现，当前中国人类学海外研究视域的时代延伸，更不是中国人类学诚服西方强势话语而对西方人类学“传统”的简单归复，是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人类学家通过自我反思，以开放的胸怀和文化自信，应对后殖民主义语境下所遭遇的发展困境，在自觉与国际人类学的主动接轨中，构建全球化时代中国人类学的学科话语体系，摆脱西方人类学话语束缚，争取国际学术舞台中国人类学的话语权，这是当前中国人类学海外研究视域延伸的深层缘由。如何实现中国人类学海外研究的良性发展，需要处理好两种研究视域的学理关系，既不能在二者中赋予明显的价值判断，亦不能厚此薄彼，不能因为海外人类学的一时之盛就降低本土研究的存在价值，做出未来中国人类学必然是海外研究以代替本土研究为趋向的判断。毋庸置疑，随着中国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复兴历程，海外研究是中国日益走向富强背景下的文化输出战略的现实需要，从这个角度来说，海外民族志研究为中国人类学寻找到了新的发展机遇，尤其对于中国人类学回归学科本位立场，在重构其学科特质中實现中国人类学学科的独立性，厘定人类学与社会学、民族学的学科边界，提升人类学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地位，重视发展中国特质的应用人类学，充分展现了人类学经世致用的实学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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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柳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