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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大量少数民族农民工进入到城市谋生。因为兼具农民和少数民族双重身份，在与城市居民和其他民族接触中，其身份认同的模糊性、多元性和矛盾性逐步凸显出来，这明显不利于其城市融入和“市民化”。本文以主观视角入手，在分析少数民族农民工身份认同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探讨身份构建与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和相互关系，认为，在“市民”和“农民”认同中的模糊性和被动性，是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制度长期影响的结果;民族身份相对明确，并呈现出多样化的选择;随着群体内部的社会分化日益明显，多重身份在转化和构建中也呈现出差异性、多元性和非均衡性特点。最后，就其“内卷化”困境和城市融入提出了相应对策。
【关键词】少数民族农民工;身份认同;城市融入
【作 者】何月华，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博士研究生，广西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重庆北碚，400715。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9）02-0074-009
一、问题意识与研究设计
人是寻求归属感的社会动物，通常很“在意”自己在社会关系中的“身份”。身份认同源于和关乎“我是谁，从哪里来，去向何方”的哲学式思考。西奥多森（Theodorson）将认同看作“一种同化与内化的社会心理过程”，“它将他人或群体的价值、标准、期望与社会角色，内化于个人的行为和自我概念之中”[1]。在社会学研究中一般将认同分为自我认同（ego identity）和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两种形式。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是在与城市居民的互动中产生的，是一种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和对自己情感归属、未来行动归属的主观性态度。[2]虽然目前学术界对身份认同概念的界定还不统一，但是大家都认为身份认同是个人或群体基于社会位置的判断和认知，从属于自我概念，表现为身份感、归属感、地位感和价值感等。本研究所涉及的身份，既包括制度性身份（农村人与城市人），也包括族群身份（民族身份），还包括职业身份等。这些身份来源于少数民族农民工根据其城市生活以及与他人交往的体验而形成的对自己所具有身份的认知;同时也来源于基于少数民族农民工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社会认同。
传统的农业社会，社会结构相对稳定，人们具有相对明确而固定的“身份”。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急剧变迁，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城市化的推进，城市流动人口身份认同中的模糊性、多元性和矛盾性大大增强了。少数民族农民工作为流动人口中的重要群体之一，长期居住在城市，却不具有城市户口，同时兼具少数民族和农民工双重身份，在身份建构和城市融入过程中往往会处于尴尬的境地。当前，寻求相对“稳定”的“身份”已经成为少数民族农民工重要的心理需求和社会发展进步的现实需要。本研究试图运用身份认同理论，以主观视角入手，对广西南宁市一个少数民族农民工聚居的“城中村”进行考察，在研究少数民族农民工身份认同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分析经济、政治、文化等影响其身份认同的因素，探讨在城市融入过程中，加诸于他们身上的多重身份如何实现转化和构建。
本研究选取的平西村隶属南宁市江南区福建园街道辖区，毗邻邕江西南岸，位于邕江一桥、北大桥、桃源桥南边，三条桥交汇之处。全村面积约有4平方公里。平西村是典型的城中村，村民已经不再从事农业，而是依靠租赁房屋或者从事一些商业和服务业谋生，其中自建房房租是村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平西村因为距离南宁市老的商业集散地——“朝阳商圈”只有一江之隔，所以成为流动人口重要的居住地。据福建园街道2017年提供的数据，当地常住人口有2400余人，流动人口有3000余人，有汉、壮、苗、瑶等20多个民族。
二、少数民族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与困境
（一）农村人、城市人和夹在中间者
本研究以平西村为调查点，在调查中随机选取200名少数民族农民工（其中35岁以下的122人，男性116人，壮族119人、瑶族33人、回族17人、苗族13人、侗族7人、仫佬族6人、毛南族3人、土家族2人），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
在问及“从根本上说，你觉得自己是哪种人？——农村人，城市人，既不是农村人也不是城市人”时，得到的回答如表1所示：200个样本中，分别有34.5%的人认为自己是农村人（其中35岁以下21人）;29%的人认为自己是城市人（其中35岁以下47人）;认为自己既不是农村人也不是城市人的21.5%，15%回答不知道或无所谓。笔者随机抽样进行了访谈，他们的回答可能代表了一些人的心声。
梁先生是壮族，广西百色人，46岁。他长期在南宁打工，在平西租房居住了7年，老婆、孩子都接过来一起住。他说：
“虽然我们生活的地方越来越像城市，吃、穿、住、用、行基本上都靠用钱买，但是我觉得自己还是个农村人。因为我们还是和农村人打交道多，我们的思想还是农村人的思想——保守、本分、知足。”
像梁先生这样的人很多，在他们眼里，他们骨子里仍然是地地道道的农村人，因为他们的文化、交际圈子、生活习惯依然是農民式的。
周女士是瑶族，广西来宾人，35岁，来平西有5年了。她在平西市场租了一个门面，做快餐生意。她白手起家，从摆摊卖早餐做起，经过5年的努力，终于开了自己的快餐店。现在她的父母都在平西，全家租了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住，儿女也在这边读书。虽然每天挺辛苦，但是生活上还过得去。周女士说：
“我觉得我应该算是一个城里人，因为我已经生活在这里这么长时间，学了许多在这里生存的本事。我的老公孩子都在这里，尽管平西人不大接受我是平西人，但是在外人眼里我是平西人。虽然城市人看我是乡下人，但是我家乡人却把我看成城里人。我既是农村人又是城市人，既不是农村人又不是城市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郭先生老家在湖北恩施，土家族，来广西有10多年了。他先前在南宁一个工厂做工，认识了平西的一位姓黄姑娘，后来就结婚长期在平西租房子住。2008年工厂倒闭了，郭先生靠打零工谋生计，他的爱人就在村子里做起了裁缝。2010年，他们可爱的女儿出生了。但是老是租房子住不是长远之计，2016年3月，他们把所有积蓄拿出来，凑够了30万元去大沙田买了商品房。现在他的岳母仍然住在平西，他们一家三口也经常来平西转，毕竟在平西生活了10多年了，交际圈子在这边，大家来往很多，也很有感情。郭先生说：
“我是南宁人，但也不是南宁市人。城里人认为我们是农村人，而农村人则认为我们是城里人。而我们自己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人了。（笑）不过有什么关系呢，不管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我们还是这样过日子。所以人家问我哪里人，我往往回答‘平西人’，虽然我现在不在这里住了，但是毕竟平西已经是我的家了，在这里大家也认为我是平西人。”
从问卷统计和调研访谈分析，样本中自我认同为城市人的占29%，这部分以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为主，35岁以下的占到了80%;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占35%，其中老一代农民工比较多，35岁以上占到了70%。相比较而言，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城市人”认同。样本中71%的人缺乏对城市人的身份认同（包括选择农村人、不是农村人也不是城市人、不知道），这个比例相对于汉族农民工还是高了不少。同时认为没办法判定自己身份的占到三分之一，可见许多少数民族农民工在身份认同上处于“市民”和“农民”之间的尴尬境地。
（二）民族身份：多样化的选择
身份认同作为一个多层次的动态系统，个体并非只是被动接受，相对于“农民或市民”这种身份认同的模糊性与被动性，民族身份认同相对明确，少数民族农民工可以主动地选择，强化或忽视，突出或隐去，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境的变化而有目的地选择，凸显出个体的生存智慧或民族意识。
一般情况下，一个群体的民族特色不鲜明，那么这个群体的民族身份认同往往不会很强。壮族在广西人口多、分布广，因此在南宁壮族的民族意识并不是很突出。
在和平商场做餐饮的黄先生告诉笔者：
“我是壮族，25岁从农村出来到这打工，一晃就是8年。祖辈是种田的，现在感觉自己的生活还不错，相对在村里的其他人好多了。现在经营一家快餐店，每年有10多万元的收入。我很感谢共产党，现在的政策很好，对外来的创业者不排斥，可以自由竞争。南宁是个好地方，南宁是我第二个家，下一步的目标就是买房，在这定居。其实农村人与城市人、壮族和汉族本身就没有多大区别，大家都是中国人，都应该有发展的权利。”
也有部分少数民族农民工会避免将这些“标签”显露出来，将自身的民族身份湮没在浩瀚的城市化和现代化中，使他人难以识别出其少数民族身份。在商场工作的胡女士告诉笔者：
“我是侗族的。在上班的时候大家都一样，穿制服，说普通话，所以同事里很少人知道我是侗族的。没必要去突出自己的民族身份呀，也避免一些麻烦。”
与前面的情况相反，通常民族特色越鲜明，这个群体的民族身份认同就越强。有些少数民族农民工由于语言、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原因，即使进入城市后，依然在语言、服饰、信仰、习俗等与城市其他族群相区别，坚持保留着自身的鲜明特点。例如，从事与民族特色商品、民族医药、民族演艺等相关行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他们在工作过程中往往会通过穿戴打扮等“民族符号”来彰显自身特殊的民族身份和较强的民族文化特征。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利用大家的好奇心，达到吸引顾客的目的;另一方面，利用“民族”标签，来表明其出售的产品或服务是正宗的，而非假冒伪劣。除了外貌体型上的差别，与民族身份密切相关的语言、服饰、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文化特征都可能成为民族身份的“标签”，为民族身份认同提供了基础。
来自那坡的小覃姑娘穿着一身黑色的壮族服饰，自称是地道的“黑衣壮”（壮族的一个支系）。她说：
“我在南宁黑衣壮文化公司上班，主要做些‘黑衣壮’歌舞表演，经营民族服饰、土特产、农副产品等，还宣传、营销那坡‘黑衣壮’旅游。有时候别人问我是什么族，我说‘黑衣壮’。‘黑衣壮’的身份对我当然很重要，因为我是代言人啊。”
部分少数民族农民工也会刻意强调自身的民族身份或者宗教身份，并形成特定的民族或宗教聚居区。例如南宁市的中华路社区因为毗邻火车站，成为维吾尔族、回族等聚居区，他们靠着贩卖葡萄干、哈密瓜，经营烧烤等维持生计。这样的少数民族群体自我认同很强，族群边界清晰，相对封闭。
马某，撒拉族，来自青海循化，在平西村体育路经营一家兰州拉面馆。他告诉笔者：他已经来南宁3年多了。在这里他们基本不与本地人交往，和他们一起来的亲戚、老乡，构成了他们在这个城市里人数不多的交际圈子。除了固定的交际圈子，其他地方的穆斯林，比如从甘肃和宁夏来的回族，偶尔会来到这个城市，如果能够有机会见面，他们就会很快熟识起来。因为经营着一家拉面馆，原材料他们基本上不去市场上买。所以老乡们经常一起去宰牛，然后把牛肉分到各个店里。因为大家都是做这个行业的，所以经常互通有无。比如他们饭馆里卖的用来做肉夹馍的小馍馍，就从甘肃天水的一个回民老乡那里統一做的，然后分给各个店里。虽然与本地人没什么来往，但是也有打交道的机会，例如买东西啊、租房子啊。但是他们打交道的首选肯定是自己的交际圈子。
南宁的维吾尔族、回族、撒拉族、藏族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民族特色饮食、民族商品、民族歌舞表演等个体工商业。这些群体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内部凝聚力，同时在面对城市文化的冲击时，有时会表现出较强的防范性和抵触性。
（三）制度性约束与身份困境
王先生41岁，苗族，柳州三江人，来南宁9年，做装修工作。他说：
“你必须出生在南宁，才能算南宁人，才能算城市人。有人说，有时候要经过好几代之后，人们才能觉得自己被接受为真正的南宁人和城市人。” 调研人员询问王先生，如果他获得了一个南宁户口，他是否将自己叫做南宁人。他犹豫地回答：
“我会说我的老家是三江的。但是不知道算不算南宁人，你得问问那些已经拿到南宁市城市户口的。”
当被问及“你与城市人有什么差别”时，大多数少数民族农民工的答案中都基本涉及户籍制度问题。从社会分层的角度说，李强认为户籍制度的核心是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资源之间的关系建立起秩序[3]。农民本身只是一种职业身份的界定，由于旧的户籍制度的不合理性，就产生了城乡间的刚性隔离和人们的心理限制效应。即使农民工正努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追求平等的“城市人”身份，但是潜意识中仍然无法摆脱“农民”身份的影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国家通过民族识别与划分工作，以户籍登记的方式将个人的民族身份确定下来。个人在人生中许多具有转折性的时间节点，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填表，“农业”“民族”和“户口性质”这样的文字表述被强化为身份建构。同时，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的社会保障和政策福利差异、城乡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以及土地承包制度和宅基地制度都成为制度性约束的现实表现。即使是在各级政府部门都试图通过改革弱化户籍制度对农民工的阻碍作用的今天，制度性约束的影响在短期内仍然难以消除。就业、住房、社会保障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制度性差异，无疑增加了少数民族农民工农村退出和城市融入的成本。
少數民族农民工进入城市，不仅是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的碰撞，也是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磨合、整合的过程。从“洗脚上楼”到“换头脑进城”，有市民化意愿，并认同为城市文化，是少数民族农民工“主观上”融入城市的关键。大部分少数民族农民工有市民化的意愿，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根本就不太会做农活。他们渴望在城市安家落户，对城市生活满怀希望和信心，但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制度长期影响下，城市留不下，农村不愿回，由模糊性、多元性和矛盾性导致的身份认同困境日益凸显出来。
三、城市融入和身份建构的影响因素分析
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表示这里的人“不排外”，但是在与社区居民的访谈中，他们往往将农民工看作一个置身其外的群体，而将少数民族农民工视为他者群体中更疏离的群体。“这里”“城里”“本地人”与“外地”“农村”“少数民族”等具有鲜明对立性的身份称呼经常挂在嘴边，群体之间的心理边界清晰可见。恩泽格尔认为，移民在流入地社会要面临四个维度上的融入，即经济融入、政治融入、文化融入和主体社会对移民的接纳和拒斥。[4]对于大多数的少数民族农民工来说，除了个体素质、能力以及心理等方面的差异，在生计方式、消费习惯、社会参与、居住选择、文化认同、交往方式等方面的城市融入情况，也深刻影响着其“市民”身份的构建。
（一）生计方式与消费水平
工作稳定性和满意度基本能反映少数民族农民工群体的就业状况（见表2）。大部分少数民族农民工主要分布在零售业、餐饮、 食品加工、建筑装修、制造、服务业等行业。如表2所示，认为工作比较稳定的29%，很稳定的3%，两者合计不到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不高;对收入比较满意的18%，很满意的2%，两者合计为总数的五分之一。由此可见，大部分少数民族农民工对自己的就业状况不太满意。
如表3所示，因为少数民族农民工群体的工作稳定性比较低，整体的收入水平不高，他们的消费水平也不高。月人均消费大都在1500元以下，房租和生活消费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很大。大多数还支付不起中高端商品的价格，所以经常退而求其次，消费低端产品。虽然他们的聚居地平西村毗邻朝阳路老商业圈，还是喜欢去“和平商场”“民族商场”和步行街等一些消费档次不太高的购物场所去消费。而南宁百货大楼、梦之岛、航洋国际这些消费水平比较高的购物中心他们很少有消费经历。老一代的农民工中普遍存在着“城里赚钱，回乡花”的理念，新生代农民工在消费理念上相对更加前卫，热衷于追逐时尚、潮流，不少人消费欲望大于消费能力，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大手大脚”“月光族”。
（二）居处选择与社会参与
在居住方面，除了集体宿舍，少数民族农民工与其他流动人口一样呈现出比较明显的聚居特征。他们习惯于生活在城乡结合部，以降低生活成本，避免文化冲突，维系固有的关系。像平西村这样的“城中村”，交通便利，生活方便，租住房相对便宜，外来人口多，成为流动人口的比较理想的居住地。
位于体育路8号的东亚花苑是距离平西村最近的小区。东亚花苑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发的房地产，居住主体是有固定职业者（企业职工、公务员、教师等）、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个体户和一些租房户。物业管理公司以现代公司制的方式将小区中的保洁、绿化、生活秩序等诸多管理任务系统化和市场化。小区面积不大，但是绿化、卫生、安全等各方面的“环境”维持得较好。
笔者在两个社区各抽取了100人进行了问卷调查。两个不同类型的社区居住者所关注的焦点差别很大。如表4所示，在最关注的问题中，东亚花苑的居民关注的问题按照关注度从高到低依次是道德规范、文化休闲、环境卫生、计划生育和安全;少数民族农民关注的问题依次为安全、环境卫生、道德规范、计划生育和文化休闲。从这种对比，可以明显看出，安全、卫生等基本需求仍然是流动人口聚居地的关注点，而文化休闲、道德规范等高层次需求在基本需求没有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显得“无暇顾及”。不仅如此，由于少数民族农民工多选择聚居在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往往是公共管理的末梢部位，流动人口多，出租屋、棋牌室、宾馆、歌舞厅、KTV等各项休闲场所相对也较多，易滋生黄赌毒等低俗的文化现象，偷盗、斗殴、卖淫、吸毒等犯罪行为偶有发生。
少数民族农民工参与社区事务和活动的积极性普遍不高，参与到社区治安、文化建设等公共事务，与市民一起讨论社会热点，以及参与社区的文体、公益类活动的频率都比较低（见表5）。问及原因，很多人表示自己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可见少数民族农民工在社区参与方面也呈现相对疏离的特征。 （三）交往意愿与人际关系
交往意愿与交际圈子可以反映人际关系的基本情况。在问卷调查中，少数民族农民工表达出“适应了与本地人交往”（51%），并且有“渴望或喜欢与本地人打交道”（25%）的倾向。他们并不排斥、且需要更多的机会与本地人交流，有增进彼此关系的意愿。但是从求助意愿可以看出，部分少数民族农民工的自尊心比较强，除了以血缘与地缘建立关系网络，交往的范围还是以本民族和老乡圈子为主，有困难也是首先想到向这一群体求助，而对其他人群缺乏信任感（见表6）。
小张26岁，是一位来自桂林龙胜的侗族小伙子。在他眼里许多城里人生活得并不比他轻松。但是，在城市打拼让他们的生活更充实，对未来充满希望。他也希望和城市里的年轻人交朋友，但在实际交往中，小张明显感觉到力不从心。小张原先也接触过一些城市青年，因为从小讲侗话，普通话不标准，知识和城市阅历比较少，有点自卑。在他眼里城市里的年轻人喜欢高谈阔论，泡吧、打游戏、蹦迪，所以共同语言不多。他顶多喜欢在KTV吼上两句经典老歌，但是跟不上他们学新歌的速度，慢慢的就来往少了。他还是喜欢和像他一样的“打工仔”和老乡玩儿。下了班，偶尔也和几个工友出去吃“大排档”，喝点小酒，打个麻将，一起开玩笑。
少数民族农民工在与城市市民以及其他民族农民工交往中，因为在语言、文化习俗、宗教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往往存在疏离感。工具性、礼节性的交往多，投入的感情因素越來越少。虽然交际“圈子”越来越大，但是真正的朋友越来越少。尤其是当他们遇到困难或受到歧视的时候，他们会不自觉地将其归因为自身身份造成的，从而形成一种反作用力，推动他们转向群体内部寻求帮助，更加依赖血缘、族缘、地缘关系。有的学者将这种群体内的社交网络不断扩展，而在群体外部的社交网络难以建立的状态称为“内卷化特征的社交弱权状态”[5]少数民族农民工在生计方式、消费习惯、社会参与、居住选择、身份认同、交往方式等方面体现出其城市融入度总体不高，部分少数民族农民工群体呈现出居处空间的“孤岛化”、社交网络的“内卷化”和身份认同的“内卷化”倾向。
四、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和问题
少数民族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情况与城市融入程度互为因果和表里。少数民族农民工在与城市居民和其他民族接触中，其身份认同的模糊性、多元性和矛盾性日益凸显：许多少数民族农民工在“市民”或“农民”的身份选择中处于尴尬境地，对“市民”认同总体偏低，而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市民”认同。少数民族农民工在多种文化的夹缝中寻求自身的民族认同，呈现出多样化的结果：有的将自身的民族身份湮没在浩瀚的城市化和现代化中，使他者难以识别出其少数民族身份;有的更注重自身的区域认同，而忽略民族认同;还有部分少数民族农民工更在意自身某一个族群的认同，而忽略民族认同;也有部分少数民族农民工刻意强调自身的民族认同或者宗教认同，并形成特定的聚居区，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内部凝聚力。同时，随着群体间的接触、互动、融合在加快，少数民族农民工群体内部以消费等级、生活方式、交往圈子、文化习俗为特征的社会分化越来越明显，呈现出差异性、多元性和非均衡性特点。
不管是农民身份还是民族身份，其背后都是以血缘、亲缘、地缘、教缘等关系的延伸。以此为依托形成的社会网络在少数民族农民工进入城市初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这种社会网络内在同质性强、异质性小，生活的范围相对封闭，能从社会网络获得的支持也比较小。久而久之，他们的人际圈子更加同质化，就会形成以“我们”与“他们”的身份区别与心理边界。部分少数民族农民工群体的居处空间“孤岛化”、社交网络“内卷化”和身份认同“内卷化”倾向，会导致群体的职业选择上趋同、生存空间受到限制，阻碍其城市融入，影响其成长和发展。
（二）对策和建议
影响少数民族农民工市民身份建构和城市融入的原因多元而复杂，包括主体性因素、制度性因素、社会性因素和经济性因素、文化性因素。要破除少数民族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的“内卷化”困境，促进其城市融入，必须建立一个稳固而有效、社会多元参与的社会协作机制和城乡社会支持系统，注重政府引导，挖掘和动员社会团体、企业等社会资源和民间力量，发挥少数民族农民工群体的主体性作用。
首先，完善制度保障，营造开放包容的环境。少数民族农民工要在城市立足，必须具有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发展空间。城市要具有接纳其融入的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和服务支持他们的政策和措施。要推动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住房制度、社会保障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的制度改革，加大民生投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把保障少数民族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作为城市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和出发点、落脚点，整合资源为其做好服务工作。积极帮助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维护合法权益，妥善处置涉及民族关系的矛盾和纠纷，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消除对少民族农民工的偏见和歧视。少数民族农民工中大多都是勇于进取、积极向上、善良、热情的，其中素质较差的仅仅是极少数。人们往往会给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不文明的现象贴上某个群体的标签，从而形成了人们对这些群体的刻板印象。我们不应该因为个别不文明现象而将整个群体甚至整个民族“污名化”，这样做显然是有失公平的。政府应该加强引导、宣传和教育，逐步消除长期城乡二元结构社会制度下形成的市民“优越感”，通过不同方式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了解，消除少数民族农民工群体和其他群体之间的隔阂。
其次，加强服务与管理，构筑多民族互嵌社区。少数民族农民工和其他向城市流动的农村人口一样，经历着由“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再到“离土不回乡”[6]的转变历程。少数民族农民工要尽快融入城市社会，就必须打破居住隔离，打造多民族融合、和谐相处的“互嵌型”社区，构建以社区为主体、以服务为导向的流动人口管理新模式。
政府和相关部门作为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的主要力量，要在机制建设上下功夫，建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机构，创新社区服务格局和工作模式，积极开展信息互通、教育共抓、秩序共管、联合调研、联合处置、联合服务等事项，为少数民族农民工提供一系列政策咨询、房屋租赁、计划生育、劳动就业等服务。同时，要发动少数民族群众主动参与，重视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弘扬和发展，加快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现代文化设施的建设，提高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构建民族“互嵌型”社区最重要的就是加强服务与管理。南宁市民委主任苏志刚在接受访谈时说：
“在民族地区，如何服务好外来少数民族同胞，应该是城市民族工作的核心之一。少数民族兄弟来到南宁，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为其服务，让他们愿意来，留得住，有发展。通过服务以后，达到管理的目的。我们在火车站显眼的地方竖了很多牌子‘欢迎少数民族兄弟到南宁发展’，上面有聯系号码，你到了南宁打这个号码，我们有服务中心会帮你提供居住地方的建议，比如新疆维吾尔族同胞，我会介绍哪些是居住人数比较多的地方;饮食方面，给你介绍有清真食品的饭店。2012年国家民委把南宁确定为全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城市，说明国家也在关注我们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方面的工作。”1
最后，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增强城市归属感。在诸多层次的身份中，职业身份认同有助于缓解甚至消除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过客”心理和角色认同危机。对于少数民族农民工来说，找到相对稳定的职业，使其具备一定的经济收入及社会地位，才能具备与当地人发生社会交往并参与当地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政府要积极创造条件，建立一个使其终身受益的少数民族农民工的教育体系，贯穿于少数民族农民工在城市的整个适应和发展过程，不断缩小其与城市居民在文化素质、劳动技能上的差距。要以促进各民族发展为中心，采取多种措施努力解决少数民族农民工生产生活中的困难问题，尤其是帮助其解决就业问题。通过深化就业体制改革，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加强技能培训，例如创立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创业街和创业孵化站，开办创业和技能培训班等，引导其自主创业，提升其就业能力。
同时，要发挥少数民族农民工在城市融入中的主体性作用，积极适应城市生活的规则和方式，改变自身与城市生活不相适应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增强城市归属感和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尽快完成“市民化”的角色转换。
参考文献：
[1] 张向东.认同的概念辨析[J].湖南社会科学，2006（3）.
[2] 李翠玲，段学芬.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与农民工的市民化[J].人力资源管理，2010（4）.
[3] 《社会学研究》编辑部.2002：中国社会学前沿报告[J].社会学研究，2003（2）.
[4] 梁波，王海英.国外移民社会融入研究综述[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0（2）.
[5] 潘旦.增权理论视角下农民工自组织的社交增权功能研究[J].浙江社会学，2017（7）.
[6] 江立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人口流动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J].社会发展研究，2018（2）.
IDENTITY AND URBAN INTEGRATION OF
MINORITY MIGRANT WORKERS：
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A Minority Migrant Workers'
Settlement In Nanning， Guangxi
He Yuehu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 large number of minority migrant workers have entered the city to make a living. Because of the dual identity of farmers and ethnic minorities， the ambiguity， diversity and contradiction of their identity have gradually emerged in contact with urban residents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This is obviously not conducive to its urban integration and "citizenization". Based on the subjective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urban integration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basic situation of minority migrant workers' identity. It is found that the ambiguity and passiveness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citizens and farmers are the results of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the social system of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The ethnic identity is relatively clear and presents a variety of choices. As the social differentiation within the group becomes more obvious， multiple identities also exhibit differences， diversity and non-equilibrium characteristics in transformation and construction. Finally，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for its "involvement" dilemma and urban integration.
Key words： minority migrant workers; identity; urban integration
【关键词】少数民族农民工;身份认同;城市融入
【作 者】何月华，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博士研究生，广西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重庆北碚，400715。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9）02-0074-009
一、问题意识与研究设计
人是寻求归属感的社会动物，通常很“在意”自己在社会关系中的“身份”。身份认同源于和关乎“我是谁，从哪里来，去向何方”的哲学式思考。西奥多森（Theodorson）将认同看作“一种同化与内化的社会心理过程”，“它将他人或群体的价值、标准、期望与社会角色，内化于个人的行为和自我概念之中”[1]。在社会学研究中一般将认同分为自我认同（ego identity）和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两种形式。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是在与城市居民的互动中产生的，是一种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和对自己情感归属、未来行动归属的主观性态度。[2]虽然目前学术界对身份认同概念的界定还不统一，但是大家都认为身份认同是个人或群体基于社会位置的判断和认知，从属于自我概念，表现为身份感、归属感、地位感和价值感等。本研究所涉及的身份，既包括制度性身份（农村人与城市人），也包括族群身份（民族身份），还包括职业身份等。这些身份来源于少数民族农民工根据其城市生活以及与他人交往的体验而形成的对自己所具有身份的认知;同时也来源于基于少数民族农民工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社会认同。
传统的农业社会，社会结构相对稳定，人们具有相对明确而固定的“身份”。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急剧变迁，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城市化的推进，城市流动人口身份认同中的模糊性、多元性和矛盾性大大增强了。少数民族农民工作为流动人口中的重要群体之一，长期居住在城市，却不具有城市户口，同时兼具少数民族和农民工双重身份，在身份建构和城市融入过程中往往会处于尴尬的境地。当前，寻求相对“稳定”的“身份”已经成为少数民族农民工重要的心理需求和社会发展进步的现实需要。本研究试图运用身份认同理论，以主观视角入手，对广西南宁市一个少数民族农民工聚居的“城中村”进行考察，在研究少数民族农民工身份认同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分析经济、政治、文化等影响其身份认同的因素，探讨在城市融入过程中，加诸于他们身上的多重身份如何实现转化和构建。
本研究选取的平西村隶属南宁市江南区福建园街道辖区，毗邻邕江西南岸，位于邕江一桥、北大桥、桃源桥南边，三条桥交汇之处。全村面积约有4平方公里。平西村是典型的城中村，村民已经不再从事农业，而是依靠租赁房屋或者从事一些商业和服务业谋生，其中自建房房租是村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平西村因为距离南宁市老的商业集散地——“朝阳商圈”只有一江之隔，所以成为流动人口重要的居住地。据福建园街道2017年提供的数据，当地常住人口有2400余人，流动人口有3000余人，有汉、壮、苗、瑶等20多个民族。
二、少数民族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与困境
（一）农村人、城市人和夹在中间者
本研究以平西村为调查点，在调查中随机选取200名少数民族农民工（其中35岁以下的122人，男性116人，壮族119人、瑶族33人、回族17人、苗族13人、侗族7人、仫佬族6人、毛南族3人、土家族2人），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
在问及“从根本上说，你觉得自己是哪种人？——农村人，城市人，既不是农村人也不是城市人”时，得到的回答如表1所示：200个样本中，分别有34.5%的人认为自己是农村人（其中35岁以下21人）;29%的人认为自己是城市人（其中35岁以下47人）;认为自己既不是农村人也不是城市人的21.5%，15%回答不知道或无所谓。笔者随机抽样进行了访谈，他们的回答可能代表了一些人的心声。
梁先生是壮族，广西百色人，46岁。他长期在南宁打工，在平西租房居住了7年，老婆、孩子都接过来一起住。他说：
“虽然我们生活的地方越来越像城市，吃、穿、住、用、行基本上都靠用钱买，但是我觉得自己还是个农村人。因为我们还是和农村人打交道多，我们的思想还是农村人的思想——保守、本分、知足。”
像梁先生这样的人很多，在他们眼里，他们骨子里仍然是地地道道的农村人，因为他们的文化、交际圈子、生活习惯依然是農民式的。
周女士是瑶族，广西来宾人，35岁，来平西有5年了。她在平西市场租了一个门面，做快餐生意。她白手起家，从摆摊卖早餐做起，经过5年的努力，终于开了自己的快餐店。现在她的父母都在平西，全家租了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住，儿女也在这边读书。虽然每天挺辛苦，但是生活上还过得去。周女士说：
“我觉得我应该算是一个城里人，因为我已经生活在这里这么长时间，学了许多在这里生存的本事。我的老公孩子都在这里，尽管平西人不大接受我是平西人，但是在外人眼里我是平西人。虽然城市人看我是乡下人，但是我家乡人却把我看成城里人。我既是农村人又是城市人，既不是农村人又不是城市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郭先生老家在湖北恩施，土家族，来广西有10多年了。他先前在南宁一个工厂做工，认识了平西的一位姓黄姑娘，后来就结婚长期在平西租房子住。2008年工厂倒闭了，郭先生靠打零工谋生计，他的爱人就在村子里做起了裁缝。2010年，他们可爱的女儿出生了。但是老是租房子住不是长远之计，2016年3月，他们把所有积蓄拿出来，凑够了30万元去大沙田买了商品房。现在他的岳母仍然住在平西，他们一家三口也经常来平西转，毕竟在平西生活了10多年了，交际圈子在这边，大家来往很多，也很有感情。郭先生说：
“我是南宁人，但也不是南宁市人。城里人认为我们是农村人，而农村人则认为我们是城里人。而我们自己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人了。（笑）不过有什么关系呢，不管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我们还是这样过日子。所以人家问我哪里人，我往往回答‘平西人’，虽然我现在不在这里住了，但是毕竟平西已经是我的家了，在这里大家也认为我是平西人。”
从问卷统计和调研访谈分析，样本中自我认同为城市人的占29%，这部分以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为主，35岁以下的占到了80%;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占35%，其中老一代农民工比较多，35岁以上占到了70%。相比较而言，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城市人”认同。样本中71%的人缺乏对城市人的身份认同（包括选择农村人、不是农村人也不是城市人、不知道），这个比例相对于汉族农民工还是高了不少。同时认为没办法判定自己身份的占到三分之一，可见许多少数民族农民工在身份认同上处于“市民”和“农民”之间的尴尬境地。
（二）民族身份：多样化的选择
身份认同作为一个多层次的动态系统，个体并非只是被动接受，相对于“农民或市民”这种身份认同的模糊性与被动性，民族身份认同相对明确，少数民族农民工可以主动地选择，强化或忽视，突出或隐去，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境的变化而有目的地选择，凸显出个体的生存智慧或民族意识。
一般情况下，一个群体的民族特色不鲜明，那么这个群体的民族身份认同往往不会很强。壮族在广西人口多、分布广，因此在南宁壮族的民族意识并不是很突出。
在和平商场做餐饮的黄先生告诉笔者：
“我是壮族，25岁从农村出来到这打工，一晃就是8年。祖辈是种田的，现在感觉自己的生活还不错，相对在村里的其他人好多了。现在经营一家快餐店，每年有10多万元的收入。我很感谢共产党，现在的政策很好，对外来的创业者不排斥，可以自由竞争。南宁是个好地方，南宁是我第二个家，下一步的目标就是买房，在这定居。其实农村人与城市人、壮族和汉族本身就没有多大区别，大家都是中国人，都应该有发展的权利。”
也有部分少数民族农民工会避免将这些“标签”显露出来，将自身的民族身份湮没在浩瀚的城市化和现代化中，使他人难以识别出其少数民族身份。在商场工作的胡女士告诉笔者：
“我是侗族的。在上班的时候大家都一样，穿制服，说普通话，所以同事里很少人知道我是侗族的。没必要去突出自己的民族身份呀，也避免一些麻烦。”
与前面的情况相反，通常民族特色越鲜明，这个群体的民族身份认同就越强。有些少数民族农民工由于语言、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原因，即使进入城市后，依然在语言、服饰、信仰、习俗等与城市其他族群相区别，坚持保留着自身的鲜明特点。例如，从事与民族特色商品、民族医药、民族演艺等相关行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他们在工作过程中往往会通过穿戴打扮等“民族符号”来彰显自身特殊的民族身份和较强的民族文化特征。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利用大家的好奇心，达到吸引顾客的目的;另一方面，利用“民族”标签，来表明其出售的产品或服务是正宗的，而非假冒伪劣。除了外貌体型上的差别，与民族身份密切相关的语言、服饰、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文化特征都可能成为民族身份的“标签”，为民族身份认同提供了基础。
来自那坡的小覃姑娘穿着一身黑色的壮族服饰，自称是地道的“黑衣壮”（壮族的一个支系）。她说：
“我在南宁黑衣壮文化公司上班，主要做些‘黑衣壮’歌舞表演，经营民族服饰、土特产、农副产品等，还宣传、营销那坡‘黑衣壮’旅游。有时候别人问我是什么族，我说‘黑衣壮’。‘黑衣壮’的身份对我当然很重要，因为我是代言人啊。”
部分少数民族农民工也会刻意强调自身的民族身份或者宗教身份，并形成特定的民族或宗教聚居区。例如南宁市的中华路社区因为毗邻火车站，成为维吾尔族、回族等聚居区，他们靠着贩卖葡萄干、哈密瓜，经营烧烤等维持生计。这样的少数民族群体自我认同很强，族群边界清晰，相对封闭。
马某，撒拉族，来自青海循化，在平西村体育路经营一家兰州拉面馆。他告诉笔者：他已经来南宁3年多了。在这里他们基本不与本地人交往，和他们一起来的亲戚、老乡，构成了他们在这个城市里人数不多的交际圈子。除了固定的交际圈子，其他地方的穆斯林，比如从甘肃和宁夏来的回族，偶尔会来到这个城市，如果能够有机会见面，他们就会很快熟识起来。因为经营着一家拉面馆，原材料他们基本上不去市场上买。所以老乡们经常一起去宰牛，然后把牛肉分到各个店里。因为大家都是做这个行业的，所以经常互通有无。比如他们饭馆里卖的用来做肉夹馍的小馍馍，就从甘肃天水的一个回民老乡那里統一做的，然后分给各个店里。虽然与本地人没什么来往，但是也有打交道的机会，例如买东西啊、租房子啊。但是他们打交道的首选肯定是自己的交际圈子。
南宁的维吾尔族、回族、撒拉族、藏族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民族特色饮食、民族商品、民族歌舞表演等个体工商业。这些群体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内部凝聚力，同时在面对城市文化的冲击时，有时会表现出较强的防范性和抵触性。
（三）制度性约束与身份困境
王先生41岁，苗族，柳州三江人，来南宁9年，做装修工作。他说：
“你必须出生在南宁，才能算南宁人，才能算城市人。有人说，有时候要经过好几代之后，人们才能觉得自己被接受为真正的南宁人和城市人。” 调研人员询问王先生，如果他获得了一个南宁户口，他是否将自己叫做南宁人。他犹豫地回答：
“我会说我的老家是三江的。但是不知道算不算南宁人，你得问问那些已经拿到南宁市城市户口的。”
当被问及“你与城市人有什么差别”时，大多数少数民族农民工的答案中都基本涉及户籍制度问题。从社会分层的角度说，李强认为户籍制度的核心是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资源之间的关系建立起秩序[3]。农民本身只是一种职业身份的界定，由于旧的户籍制度的不合理性，就产生了城乡间的刚性隔离和人们的心理限制效应。即使农民工正努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追求平等的“城市人”身份，但是潜意识中仍然无法摆脱“农民”身份的影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国家通过民族识别与划分工作，以户籍登记的方式将个人的民族身份确定下来。个人在人生中许多具有转折性的时间节点，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填表，“农业”“民族”和“户口性质”这样的文字表述被强化为身份建构。同时，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的社会保障和政策福利差异、城乡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以及土地承包制度和宅基地制度都成为制度性约束的现实表现。即使是在各级政府部门都试图通过改革弱化户籍制度对农民工的阻碍作用的今天，制度性约束的影响在短期内仍然难以消除。就业、住房、社会保障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制度性差异，无疑增加了少数民族农民工农村退出和城市融入的成本。
少數民族农民工进入城市，不仅是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的碰撞，也是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磨合、整合的过程。从“洗脚上楼”到“换头脑进城”，有市民化意愿，并认同为城市文化，是少数民族农民工“主观上”融入城市的关键。大部分少数民族农民工有市民化的意愿，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根本就不太会做农活。他们渴望在城市安家落户，对城市生活满怀希望和信心，但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制度长期影响下，城市留不下，农村不愿回，由模糊性、多元性和矛盾性导致的身份认同困境日益凸显出来。
三、城市融入和身份建构的影响因素分析
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表示这里的人“不排外”，但是在与社区居民的访谈中，他们往往将农民工看作一个置身其外的群体，而将少数民族农民工视为他者群体中更疏离的群体。“这里”“城里”“本地人”与“外地”“农村”“少数民族”等具有鲜明对立性的身份称呼经常挂在嘴边，群体之间的心理边界清晰可见。恩泽格尔认为，移民在流入地社会要面临四个维度上的融入，即经济融入、政治融入、文化融入和主体社会对移民的接纳和拒斥。[4]对于大多数的少数民族农民工来说，除了个体素质、能力以及心理等方面的差异，在生计方式、消费习惯、社会参与、居住选择、文化认同、交往方式等方面的城市融入情况，也深刻影响着其“市民”身份的构建。
（一）生计方式与消费水平
工作稳定性和满意度基本能反映少数民族农民工群体的就业状况（见表2）。大部分少数民族农民工主要分布在零售业、餐饮、 食品加工、建筑装修、制造、服务业等行业。如表2所示，认为工作比较稳定的29%，很稳定的3%，两者合计不到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不高;对收入比较满意的18%，很满意的2%，两者合计为总数的五分之一。由此可见，大部分少数民族农民工对自己的就业状况不太满意。
如表3所示，因为少数民族农民工群体的工作稳定性比较低，整体的收入水平不高，他们的消费水平也不高。月人均消费大都在1500元以下，房租和生活消费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很大。大多数还支付不起中高端商品的价格，所以经常退而求其次，消费低端产品。虽然他们的聚居地平西村毗邻朝阳路老商业圈，还是喜欢去“和平商场”“民族商场”和步行街等一些消费档次不太高的购物场所去消费。而南宁百货大楼、梦之岛、航洋国际这些消费水平比较高的购物中心他们很少有消费经历。老一代的农民工中普遍存在着“城里赚钱，回乡花”的理念，新生代农民工在消费理念上相对更加前卫，热衷于追逐时尚、潮流，不少人消费欲望大于消费能力，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大手大脚”“月光族”。
（二）居处选择与社会参与
在居住方面，除了集体宿舍，少数民族农民工与其他流动人口一样呈现出比较明显的聚居特征。他们习惯于生活在城乡结合部，以降低生活成本，避免文化冲突，维系固有的关系。像平西村这样的“城中村”，交通便利，生活方便，租住房相对便宜，外来人口多，成为流动人口的比较理想的居住地。
位于体育路8号的东亚花苑是距离平西村最近的小区。东亚花苑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发的房地产，居住主体是有固定职业者（企业职工、公务员、教师等）、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个体户和一些租房户。物业管理公司以现代公司制的方式将小区中的保洁、绿化、生活秩序等诸多管理任务系统化和市场化。小区面积不大，但是绿化、卫生、安全等各方面的“环境”维持得较好。
笔者在两个社区各抽取了100人进行了问卷调查。两个不同类型的社区居住者所关注的焦点差别很大。如表4所示，在最关注的问题中，东亚花苑的居民关注的问题按照关注度从高到低依次是道德规范、文化休闲、环境卫生、计划生育和安全;少数民族农民关注的问题依次为安全、环境卫生、道德规范、计划生育和文化休闲。从这种对比，可以明显看出，安全、卫生等基本需求仍然是流动人口聚居地的关注点，而文化休闲、道德规范等高层次需求在基本需求没有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显得“无暇顾及”。不仅如此，由于少数民族农民工多选择聚居在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往往是公共管理的末梢部位，流动人口多，出租屋、棋牌室、宾馆、歌舞厅、KTV等各项休闲场所相对也较多，易滋生黄赌毒等低俗的文化现象，偷盗、斗殴、卖淫、吸毒等犯罪行为偶有发生。
少数民族农民工参与社区事务和活动的积极性普遍不高，参与到社区治安、文化建设等公共事务，与市民一起讨论社会热点，以及参与社区的文体、公益类活动的频率都比较低（见表5）。问及原因，很多人表示自己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可见少数民族农民工在社区参与方面也呈现相对疏离的特征。 （三）交往意愿与人际关系
交往意愿与交际圈子可以反映人际关系的基本情况。在问卷调查中，少数民族农民工表达出“适应了与本地人交往”（51%），并且有“渴望或喜欢与本地人打交道”（25%）的倾向。他们并不排斥、且需要更多的机会与本地人交流，有增进彼此关系的意愿。但是从求助意愿可以看出，部分少数民族农民工的自尊心比较强，除了以血缘与地缘建立关系网络，交往的范围还是以本民族和老乡圈子为主，有困难也是首先想到向这一群体求助，而对其他人群缺乏信任感（见表6）。
小张26岁，是一位来自桂林龙胜的侗族小伙子。在他眼里许多城里人生活得并不比他轻松。但是，在城市打拼让他们的生活更充实，对未来充满希望。他也希望和城市里的年轻人交朋友，但在实际交往中，小张明显感觉到力不从心。小张原先也接触过一些城市青年，因为从小讲侗话，普通话不标准，知识和城市阅历比较少，有点自卑。在他眼里城市里的年轻人喜欢高谈阔论，泡吧、打游戏、蹦迪，所以共同语言不多。他顶多喜欢在KTV吼上两句经典老歌，但是跟不上他们学新歌的速度，慢慢的就来往少了。他还是喜欢和像他一样的“打工仔”和老乡玩儿。下了班，偶尔也和几个工友出去吃“大排档”，喝点小酒，打个麻将，一起开玩笑。
少数民族农民工在与城市市民以及其他民族农民工交往中，因为在语言、文化习俗、宗教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往往存在疏离感。工具性、礼节性的交往多，投入的感情因素越來越少。虽然交际“圈子”越来越大，但是真正的朋友越来越少。尤其是当他们遇到困难或受到歧视的时候，他们会不自觉地将其归因为自身身份造成的，从而形成一种反作用力，推动他们转向群体内部寻求帮助，更加依赖血缘、族缘、地缘关系。有的学者将这种群体内的社交网络不断扩展，而在群体外部的社交网络难以建立的状态称为“内卷化特征的社交弱权状态”[5]少数民族农民工在生计方式、消费习惯、社会参与、居住选择、身份认同、交往方式等方面体现出其城市融入度总体不高，部分少数民族农民工群体呈现出居处空间的“孤岛化”、社交网络的“内卷化”和身份认同的“内卷化”倾向。
四、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和问题
少数民族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情况与城市融入程度互为因果和表里。少数民族农民工在与城市居民和其他民族接触中，其身份认同的模糊性、多元性和矛盾性日益凸显：许多少数民族农民工在“市民”或“农民”的身份选择中处于尴尬境地，对“市民”认同总体偏低，而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市民”认同。少数民族农民工在多种文化的夹缝中寻求自身的民族认同，呈现出多样化的结果：有的将自身的民族身份湮没在浩瀚的城市化和现代化中，使他者难以识别出其少数民族身份;有的更注重自身的区域认同，而忽略民族认同;还有部分少数民族农民工更在意自身某一个族群的认同，而忽略民族认同;也有部分少数民族农民工刻意强调自身的民族认同或者宗教认同，并形成特定的聚居区，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内部凝聚力。同时，随着群体间的接触、互动、融合在加快，少数民族农民工群体内部以消费等级、生活方式、交往圈子、文化习俗为特征的社会分化越来越明显，呈现出差异性、多元性和非均衡性特点。
不管是农民身份还是民族身份，其背后都是以血缘、亲缘、地缘、教缘等关系的延伸。以此为依托形成的社会网络在少数民族农民工进入城市初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这种社会网络内在同质性强、异质性小，生活的范围相对封闭，能从社会网络获得的支持也比较小。久而久之，他们的人际圈子更加同质化，就会形成以“我们”与“他们”的身份区别与心理边界。部分少数民族农民工群体的居处空间“孤岛化”、社交网络“内卷化”和身份认同“内卷化”倾向，会导致群体的职业选择上趋同、生存空间受到限制，阻碍其城市融入，影响其成长和发展。
（二）对策和建议
影响少数民族农民工市民身份建构和城市融入的原因多元而复杂，包括主体性因素、制度性因素、社会性因素和经济性因素、文化性因素。要破除少数民族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的“内卷化”困境，促进其城市融入，必须建立一个稳固而有效、社会多元参与的社会协作机制和城乡社会支持系统，注重政府引导，挖掘和动员社会团体、企业等社会资源和民间力量，发挥少数民族农民工群体的主体性作用。
首先，完善制度保障，营造开放包容的环境。少数民族农民工要在城市立足，必须具有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发展空间。城市要具有接纳其融入的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和服务支持他们的政策和措施。要推动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住房制度、社会保障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的制度改革，加大民生投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把保障少数民族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作为城市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和出发点、落脚点，整合资源为其做好服务工作。积极帮助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维护合法权益，妥善处置涉及民族关系的矛盾和纠纷，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消除对少民族农民工的偏见和歧视。少数民族农民工中大多都是勇于进取、积极向上、善良、热情的，其中素质较差的仅仅是极少数。人们往往会给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不文明的现象贴上某个群体的标签，从而形成了人们对这些群体的刻板印象。我们不应该因为个别不文明现象而将整个群体甚至整个民族“污名化”，这样做显然是有失公平的。政府应该加强引导、宣传和教育，逐步消除长期城乡二元结构社会制度下形成的市民“优越感”，通过不同方式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了解，消除少数民族农民工群体和其他群体之间的隔阂。
其次，加强服务与管理，构筑多民族互嵌社区。少数民族农民工和其他向城市流动的农村人口一样，经历着由“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再到“离土不回乡”[6]的转变历程。少数民族农民工要尽快融入城市社会，就必须打破居住隔离，打造多民族融合、和谐相处的“互嵌型”社区，构建以社区为主体、以服务为导向的流动人口管理新模式。
政府和相关部门作为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的主要力量，要在机制建设上下功夫，建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机构，创新社区服务格局和工作模式，积极开展信息互通、教育共抓、秩序共管、联合调研、联合处置、联合服务等事项，为少数民族农民工提供一系列政策咨询、房屋租赁、计划生育、劳动就业等服务。同时，要发动少数民族群众主动参与，重视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弘扬和发展，加快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现代文化设施的建设，提高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构建民族“互嵌型”社区最重要的就是加强服务与管理。南宁市民委主任苏志刚在接受访谈时说：
“在民族地区，如何服务好外来少数民族同胞，应该是城市民族工作的核心之一。少数民族兄弟来到南宁，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为其服务，让他们愿意来，留得住，有发展。通过服务以后，达到管理的目的。我们在火车站显眼的地方竖了很多牌子‘欢迎少数民族兄弟到南宁发展’，上面有聯系号码，你到了南宁打这个号码，我们有服务中心会帮你提供居住地方的建议，比如新疆维吾尔族同胞，我会介绍哪些是居住人数比较多的地方;饮食方面，给你介绍有清真食品的饭店。2012年国家民委把南宁确定为全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城市，说明国家也在关注我们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方面的工作。”1
最后，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增强城市归属感。在诸多层次的身份中，职业身份认同有助于缓解甚至消除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过客”心理和角色认同危机。对于少数民族农民工来说，找到相对稳定的职业，使其具备一定的经济收入及社会地位，才能具备与当地人发生社会交往并参与当地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政府要积极创造条件，建立一个使其终身受益的少数民族农民工的教育体系，贯穿于少数民族农民工在城市的整个适应和发展过程，不断缩小其与城市居民在文化素质、劳动技能上的差距。要以促进各民族发展为中心，采取多种措施努力解决少数民族农民工生产生活中的困难问题，尤其是帮助其解决就业问题。通过深化就业体制改革，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加强技能培训，例如创立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创业街和创业孵化站，开办创业和技能培训班等，引导其自主创业，提升其就业能力。
同时，要发挥少数民族农民工在城市融入中的主体性作用，积极适应城市生活的规则和方式，改变自身与城市生活不相适应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增强城市归属感和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尽快完成“市民化”的角色转换。
参考文献：
[1] 张向东.认同的概念辨析[J].湖南社会科学，2006（3）.
[2] 李翠玲，段学芬.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与农民工的市民化[J].人力资源管理，2010（4）.
[3] 《社会学研究》编辑部.2002：中国社会学前沿报告[J].社会学研究，2003（2）.
[4] 梁波，王海英.国外移民社会融入研究综述[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0（2）.
[5] 潘旦.增权理论视角下农民工自组织的社交增权功能研究[J].浙江社会学，2017（7）.
[6] 江立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人口流动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J].社会发展研究，2018（2）.
IDENTITY AND URBAN INTEGRATION OF
MINORITY MIGRANT WORKERS：
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A Minority Migrant Workers'
Settlement In Nanning， Guangxi
He Yuehu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 large number of minority migrant workers have entered the city to make a living. Because of the dual identity of farmers and ethnic minorities， the ambiguity， diversity and contradiction of their identity have gradually emerged in contact with urban residents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This is obviously not conducive to its urban integration and "citizenization". Based on the subjective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urban integration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basic situation of minority migrant workers' identity. It is found that the ambiguity and passiveness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citizens and farmers are the results of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the social system of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The ethnic identity is relatively clear and presents a variety of choices. As the social differentiation within the group becomes more obvious， multiple identities also exhibit differences， diversity and non-equilibrium characteristics in transformation and construction. Finally，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for its "involvement" dilemma and urban integration.
Key words： minority migrant workers; identity; urban integ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