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三的羌族学生文琴告诉我，“拉路西露”在羌语里是万事如意的意思。如果上天有情，请让这群孩子，未来的一生 “拉路西露”
　　
　　5月14日，1279名北川中学的幸存学生，被转移到绵阳市一家叫“虹苑”的剧场和一个活动中心。其中，30 0余名初中生被安置在虹苑剧场。
　　
　　临时安置点
　　
　　剧场大约有三个篮球场大小。场内，每个廊柱上贴着倒写的红色福字，廊柱间还悬挂着红绣球——这里原是长虹集团建厂50周年的一个庆祝场所。
　　现在，剧场内全部腾空。
　　6排由包装箱的硬纸板做成的大通铺铺在地上，每个铺位上摆放着红色的行李包和绿色的军用棉被、枕头。
　　洗漱和卫生间在剧院的西北角。洗漱间是两个洗手池，池旁放着卫生纸、牙膏和卫生巾，洗手池里经常泡着衣裳。
　　每天早上7点、中午11点和下午5点左右，卫生间前的桌子上会摆好饭盆碗筷，学生分批排队打饭，一荤一素。
　　每个学生得到一件白衬衫，每个人脖子上都挂着写有自己姓名和班级的小牌子，女孩子还有梳子。有人探望时悄悄给他们带了一些玩的东西，但送食物被严格禁止，发现就会被没收——它不但会引起孩子们的争抢，也可能引发疾病。
　　一位又一位的领导过来，一个又一个的名人过来，他们带来激励人心的口号，还有礼物。5月17日下午，有人来视察前1小时里，同学们得到了新的毛巾，新毛巾看起来很漂亮，每个毛巾都被打湿，整整齐齐地挂在廊柱之间的绳子上，间隔必须小于1尺。
　　这一天，志愿者还将男卫生间的蹲式马桶改成3个小便池，这大大缓解了上厕所排队的现象，不过洗衣服、给手机充电，还是要排队。
　　在剧场的后门外，贴着幸存的学生名单。最初的几天，几乎每时每刻都有人来寻找自己的孩子，有些人来了一次又一次，仔细地辨认名单上是否增加了新的名字。
　　每天都有孩子被认领走，截至5月18日20：00，北川中学初中部、高中部有222名学生和亲属见了面，但其中，父亲或母亲过来的不到一半。
　　时间愈久，来找孩子的人渐渐少了。
　　而大门始终敞开着，有志愿者把守——一旦发生大的余震，学生们可以很快撤离。
　　
　　和老师吵了架
　　
　　5月17日，我正在和张路他们聊天。聊天当然也是采访，但是我实在不忍心问他们诸如那天你们班几个人逃了出来、你看到了什么之类的问题。
　　我让他们玩我的相机，告诉他们要构图，和什么是黄金分割线。一位中年女老师过来问我要证件，她情绪激动，说我在与孩子嬉皮笑脸，往他们伤口上撒盐。
　　我说，我们到外面去说。这位姓赵的老师不肯。这时一位志愿者来劝我出去。但我看到赵老师转身蹲下去，严厉地和孩子说话。看到她那个样子，我忍不住去拉她的肩膀。
　　你不要这么对孩子说话，我说。
　　我当时想，这里的老师一定经历了很大的悲痛，但不能把情绪宣泄在孩子身上——孩子需要心理安抚，老师也需要。
　　几个人把我推出了门。
　　事后经过沟通，这是一场误会。赵老师告诉我，孩子们经历了巨大的伤害和痛苦，记者不应该再去揭他们的伤疤。这点我完全同意，我甚至向她建议，在入口处张贴通知：请记者们采访时注意照顾孩子的心理。
　　赵老师告诉我，这几天在剧场里无孔不入的记者已经让她忍无可忍，她要保护她的孩子。从5月12日14点28分起，老师们就在照顾这些临时没有监护人的孩子——他们的职责是我见过的抗灾人员中最沉重的。
　　最后，我拥抱了这位老师。
　　
　　3分钟里的悲伤
　　
　　5月19日14点10分，根据安置点提供者的要求：午休期间，记者不许进入。但几个大孩子赶到了大门口。一位年轻的女老师在布置任务——14点28分，全国将举行3分钟默哀的悼念活动。女老师向几个大孩子交代悼念仪式——立正，低头，坚持3分钟。接着，她低头立正，做了一个标准的哀悼姿势。
　　这几个大孩子胳臂上系着一条红带子，是初中部300多个孩子的孩子头。他们负责把老师的话传给其他同学。
　　他们散了，郑老师过去对女老师说:“和他们讲还不行，底下的孩子未必听他们的话。”郑老师40岁左右，现在是初二·5班、6班和初三·6班的班主任。女老师于是喊全体班主任到门口集合——她手里拿着个麦克风，连着主席台上的音响。
　　郑老师说，一会儿悼念时，同学们要全体对着主席台。这个方向上有台大电视，同时也是背对着北川县城的方向。
　　年轻的女老师拿起麦克风，宣布午休结束，叫学生迅速起床。有的孩子赖床，老师只好过去叫。按她的要求，学生们把东北、西北和南面主席台上的3台电视机全部打开，调到新闻频道。
　　电视里正播放着为全国3分钟悼念活动做准备的动情画面——这差不多是校方首次让孩子们观看类似的电视。此前，这里的电视只允许播放少儿和奥运体育频道。
　　14点25分，同学们全体起立，面向主席台。老师站在自己负责的班级旁边。十几个记者进入安置点。
　　14点28分，悼念开始。老师的眼睛都红了。站在礼堂中心的老师忍不住抽泣，当着孩子的面。有几个摄影记者轮番过去拍摄他的脸。
　　记者们把镜头伸向老师们、孩子们。没有人去看记者。这些天他们已经习惯了。
　　孩子们知道悼念与7天前的那个下午相关。绝大多数人没有哭。他们有的木木地低着头，有的目光迷茫。他们还在上初中。这不是一个面对和理解死亡的年龄。
　　3分钟过后，礼堂里鸦雀无声。
　　孩子都坐回自己铺前，抱着双腿发呆。一位记者试着和他们交谈，但没有人愿意说话。
　　
　　拉路西露
　　
　　3分钟时，初三·6班的张路攥起拳头。他刚好站在面对主席台的第一排，靠近东边的大门。后来，他给我发短信说，想爸妈了，心里有点难受。
　　我建议他给爸妈写信，建议他找个没人的地方悄悄哭。再见面时他说，给我发短信，是特别想找个亲近的人说说话。
　　
　　幺爸从武汉过来找到他，留了部手机，说武汉那边的亲戚都很喜欢他，可是他不想去。广州有人要他去读书，他有点犹豫，但还是拒绝了。
　　张路的爸妈在老城广场旁的市场卖衣服，每天忙得很，顾不上他。爸爸是湖北人，妈妈是本地人。地震后，那个市场上面埋了钢筋水泥，最厚的地方距离地面10米。
　　震后第6天。他的爸妈还没有来探望他。
　　“6月份，老爸就要过生日了。”张路说。有一阵子爸爸迷上了传销，套了很多钱，家里比较困难，爸爸心情不好，妈妈又爱唠叨，一次吃火锅，爸爸受不了了，把火锅掀翻，汤全洒到了妈妈衣服上。
　　说到吃，张路说，北川的腊肉很好，香肠也很好，不好的是，外面的电影要放过一年，北川人才能看到。他说话时拍着我的肩膀，和我称兄道弟。
　　余梅的爸妈，在市场卖鱼，和张路爸妈的衣服摊离得不远。
　　
　　余梅听跑出来的人说：“出事之前，爸妈正在装鱼。”当时，余梅的舅舅也在场。舅舅是春节从广东回北川老家的，妈妈希望他休息一段日子再回广东，没等回去就地震了。结果三个人都没了消息。
　　余梅和弟弟余伟幸存。
　　余梅一直在竖着耳朵听广播叫人，甚至一喊到“初三年级”，她的心就怦怦乱跳，“紧张死了，但每次都不是我。”
　　北川中学是寄宿学校，半军事化管理，学生平时不能随便出学校，周五放学才能回家，周日下午返校，一周回家两天。出事的前一天是周末，姐弟俩的回家日，但弟弟一早就去了网吧，“弟弟走后，爸爸去绵阳出货了，弟弟没见到爸爸最后一面。”姐姐说。 　　余梅也喜欢网游，喜欢玩劲舞。但她还是不停地抱怨弟弟贪玩：“我还能看到爸爸最后一面，弟弟都没看到。”
　　说起网游，14岁的余伟马上有一肚子的话想要交流，文琴则在一旁唧唧喳喳地叫：“把QQ号码留给我们，以后就可以联系了。”余梅说：“我要先删人，把那些死的同学全删了，我一想到他们的头像就害怕。”她的叫杨莉的同学幽幽地说：“那我的QQ好友估计要全删了。”她们班剩下的学生寥寥无几。
　　我说：“都别删了，把他们留下来吧。”女孩们叫道：“怕，好害怕……”
　　余梅要我帮她找父母，我没敢告诉她，菜市场是北川老城尸体腐烂味道最重的地方。
　　睡在余梅旁边的同班女生文琴哭起来，抱着腿，脑袋埋进去，她头上别着一个圆形的发卡，黑底白点。余梅马上去安慰她，我把一包纸巾递过去，余梅道了声谢，抽出一张递给文琴。
　　“她为什么哭？”“她的好朋友刚被家长接走。”余梅说。
　　我问余梅，将来想干什么。她说自己考不上大学，也不想念，想在绵阳上一个外语类的学校。这时哭着的文琴探过头来说，她将来想当歌星，她喜欢唱歌跳舞。她家里人本来想放暑假时，送她到北川有名的风景区小寨子沟去表演。
　　文琴是羌族，她告诉我，羌语里“拉路西露”是万事如意的意思。
　　
　　无事的下午
　　
　　安置点里，每个记者都成了孩子们打发时光的“玩具”，尤其是外国记者。几十个孩子找大个子白头发的“德国老爷爷”签名——那是几个德国电视台的记者，一个孩子还还跑过来问我，怎么用英语说“请给我签个名”。
　　门口的女老师拿起话筒。她让同学们立即散开。学生好不容易才散了，没多久又有事了——礼堂一角，忽然传出歌声 “祝你生日快乐”，还有人鼓掌。老师急忙赶过去，原来是一个记者和孩子混熟了，逗大家唱歌。
　　老师制止了歌声，很严肃地说，不要影响孩子情绪。一切引起孩子情绪波动的行为，无论好坏，在这里都被禁止。
　　接着“关心下一代”办公室的人来了，给孩子们填表，照相。表格要求孩子们填上自己所有可能的直系亲属，以便确认谁是孤儿。
　　孩子们跑来跑去，打电话，上厕所，找朋友聊天，翻杂志——杂志是捐赠的，差不多都是给大人看的那种。
　　两名女生突然问我，什么时候才能复课。不知道，我说，你们喜欢上什么课？除了语文课，都不喜欢。说着，这俩人就开始比背诵《出师表》。这一天，高三学生在上午举行复课典礼，初三学生还要在3天后才能拿到课本。
　　门口，喧闹声又响起来了。
　　最先进来的是湖南电视台的主持人谢娜。她一进来就哭，无数孩子们喊着谢娜、谢娜，谢娜和几个孩子坐在一起。张路很着急地要我过去拍。我拍了几张离开，又被他推了回去。
　　一群记者和保安跟着涌进，忽然主席台的大喇叭开始广播：大家好，我是孙楠，我来看望大家！孙楠背着个包，打扮像是个旅行者。
　　接下来，谢娜和几个孩子抱头痛哭。孙楠和一个孩子下象棋，杨若兮被围起来给人签名。一名志愿者对孙楠说，时间宝贵，你应该和更多的孩子在一起，而不是在这里只和一个孩子下棋。
　　张路强烈嘱咐我，洗好照片发给他。为了满足他和几个同学的愿望，我只好找机会求孙楠和他们合影，可惜室内的光线太差了，很多人的面孔都发虚。
　　
　　忽然，另外一边又起了争吵。大家关注歌星时，一个女记者蹲在一个9岁的小姑娘前要给她吃东西——她和姐姐在一起，姐姐追星去了，她自己有些不知所措。旁边的老师急了，大声说不要给她吃，吃坏肚子怎么办。女记者的同伴拿出一瓶酒精说，我们给她洗过手了。老师还是不让。女记者唰的一下眼泪就下来了，说，你们怎么能这么对孩子。
　　我想，她犯了和我以前同样的错误。
　　大概是因为悼念日，这3位明星没有唱歌，只是发了衣服。第二天，张路高兴地告诉我，都是名牌呢。
　　
　　于心不忍的矛盾
　　
　　5月19日晚10点，由于四川地震局预报说：5月19日至20日，6～7级余震发生的可能性较大，虹苑剧场一下子变得不安全起来。转移的目标一开始选择在九州体育馆，但那里已经有很多灾民，后来确定在剧场旁边的大停车场撑起帐篷，再后来，帐篷又转移到了长虹的培训中心。
　　帐篷里没电视，孩子们都改看报纸了——满版都是地震的报道。
　　在被孩子们称作“贫富均等”的帐篷内，一般每个里住18～20个孩子，1～2名老师，管理更加严格——不许外面的人带东西给学生，也不许学生“出校”。许多来这里的人都问孩子们缺什么，他们总是回答，什么都不缺。
　　事实上，余梅近视300度，眼镜被埋在废墟底下；14岁的弟弟余伟满胳膊都是蚊虫叮咬的包，却没有驱蚊药；余梅的好友文琴爱漂亮，没有镜子；另一个同班女孩褚燕没有合身的内衣。相熟之后，他们偷偷告诉我：“想要一双鞋子，那天一片混乱，鞋子都穿坏了。”
　　我偷偷地将鞋子带进来，孩子们围过来，迫不及待地换鞋，文琴拿出饭盘当镜子整理头发。我的同事见到，出门包圆儿了小店所有的镜子。孩子们对着镜头摆出各式动作。
　　这些日子，镜头对他们来说，一点都不陌生了。
　　余梅的堂哥、高三班的唐晨告诉我，上午第一节本来是数学课，因为CCTV要把学生集体拉到教室外草地上拍外景，改成了语文课。“数学老师不同意，怎么劝都不行，她刚失去女儿，心情一直很不好，结果甩下课本就走了。结果大太阳照着，一上午什么都没看进去。”
　　帐篷内，一个中国记者带着日本记者问王晓凌：“失去父母是什么样的感觉？”镜头对着女孩的脸，她把头埋下去。记者说:“是不是累了？我过一会儿再问。”两个人到帐篷外面等候。
　　“别理他们。”余梅说。王晓凌还是被请了出去，再一次见她，是哭着进来的，孩子们看着我，我出去，在北川中学聚集点，不知道是第几次了，和同行起了冲突。最后，那个中国记者对我说：“我自己就有一个12岁的女儿，我也于心不忍。”
　　记者走后，女孩们收到一份调查问卷，余梅的笔停在“这次你家里是否有人死亡，都是谁？”我拿过来一看，底下的问题还有“你是否患有精神病？”“你家里是否有精神病史？”文琴抱怨：“姐姐，你看这个问题：‘你是否喜欢和人混在一起？’莫非还喜欢和猪混在一起？”
　　我建议孩子们不要去答这份问卷，老师不乐意了：“这是心理调查，你们就只管答，什么都别想。”我顶嘴，文琴拉拉我的裤脚，小声说：“姐姐，算了，我们已经习惯了。”
　　地震之后，孩子们每天都要做各式各样莫名其妙的问卷。这些都是那些抱着善意前来帮助的人们给予的。
　　
　　睡不着的觉
　　
　　午睡的号声响了，孩子们躺下，我说热，出去走走，他们不同意，拉我一起躺下，文琴和褚燕躺在两边帮我扇风。我说：“别管我，我躺下就不热了。”两个懂事的孩子说：“我们已经习惯了帐篷里的热，姐姐还不习惯，睡着了就好了。”
　　昨晚在篮球场聊天，长虹培训中心边上有火车开过，孩子们吓得用手堵住耳朵，“像极了那个声音，山塌下来的声音。”余梅说。
　　褚燕脸都皱了起来：“听得心底发颤。”
　　这几个晚上，只要有火车开过去，她们都会发抖。我说：“要是害怕，姐姐晚上陪你们睡。”孩子们兴奋不已，开始想各种办法，把我留下来，偷偷带进帐篷。
　　他们甚至和我聊起了地震当天，余梅和文琴惊呆了，朝好姐妹褚燕招手大叫，褚燕疯似地朝她们跑去：“我就只记得他们冲我招手，我跑过去，剩下的完全空白。”但滚落的石头砸死亲爱的老师同学、学生的慌张惨叫、满学校的尸体，刻在了她们脑子里。 　　“班主任就在我们面前被砸死。”“那天我们班两个学习成绩最好的被叫去打扫办公室，也死了。”“有一个人的爸爸来找她，很着急，我们都不敢说已经死了，只能骗他还没找到。”“文琴说打110，但是电话怎么都打不通，后来知道公安局都塌没了。”“初三年级有个班全死了，一个都没跑出来。”
　　我说，姑娘们，别想这些了，聊点别的。她们说，不行呀，晚上做梦都能梦见。
　　余梅总梦见弟弟跑去学校找他的情形——北川中学的新校区和老校区一个在县城外，一个在县城内。地震后，余伟慌张地跑进县城找姐姐，到了县城里，路断了不能通过，才不得不原路返回。
　　姐姐也跑去找弟弟，到了县城外，看见弟弟还在，几乎瘫倒在地。余伟说：“我刚刚跑去找你了。”余梅说：“你管我干吗，管好你自己就行。”
　　直到今天，余梅还一次次郑重地警告弟弟：“以后，管好自己就行。”
　　但姐弟俩都做不到只管好自己。找到弟弟后，余梅要去找父母，老师同学们拉住她，余震不断，山石垮塌，所有人都不准她去。这成为余梅现在心里最大的遗憾，“没有亲自去找爸爸妈妈”。
　　
　　和那天的声音一模一样
　　
　　他们还需要多久才能平静？灾区的高考已经推延一个月，孩子们却根本看不进书。“打开课本，满脑子都是那天的场面，要是能回到地震前就好了。”高三女孩刘娟说。
　　就在昨天的15：38分(5月20日)，临时教学楼的操场上突然爆发出一片刺耳的尖叫声，我们寻声跑去，高三的学生全部冲出教室，乱作一团。许多女生蹲在草地上哭，有个女孩吓得浑身抽搐发抖，医务室的人赶紧过来帮她按摩伸展筋骨。其他年级的孩子都在问：“是地震了吗？”
　　不是地震，是教学楼后面一栋房子正在拆迁施工的声音，虽然早晨学校广播已经通知过学生：“下午有房子拆迁，请同学们不要惊慌。”
　　这栋临时的教学楼还贴着“震后房屋应急检查组”标示的“可以使用”的大幅标签——这是一栋足够抗震的两层楼房。 br>　　
　　“就算知道是拆迁，听到了也同样害怕。”余梅的堂哥唐晨说，和那天的声音一模一样。
　　记者开始涌过来，有镜头对着吓得浑身发抖的女孩不断地按快门，有话筒举到她跟前，问：“为什么害怕？”女孩只是不停地哭。
　　类似的场面前一天的下午14：20已经发生过了，当时操场同样是一片惊叫，一个男生从二楼跳了下来，腿当即肿起来，被立刻送往培训中心外的医院。
　　他的同班同学苏本龙说，“只震了一下，要是多晃几晃，我也会跳。”旁边一个叫沈玉雪的女孩说：“就这一下，和那天刚开始一模一样，我的腿到现在还软着。”许多女孩开始边哭边打电话。
　　“经历了那场地震，我们老师站在讲台上腿都抖，何况学生。在北川时，高三年级因为楼层比较高，是伤亡最少的，但他们都是亲历者。”教导处主任李永叹着气说。
　　
　　“我就想回家”
　　
　　“我就想回家。同学们都走了，现在班上就只剩下4个女生。”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余梅和堂哥唐晨争执起来——余梅想回家，回在遂宁的爷爷奶奶家。两位老人年纪大了没有出外做工，靠几亩地的微薄收入和儿女的贴补生活，唐晨劝她别去 “添麻烦”。
　　“别人走你就走啊，别人都家人带着，你让谁带着啊。爷爷奶奶年纪大了，又照顾不了你们。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多少人想要进学校住我们这样的地方，应该知足了，别去想你爸妈在不在。”
　　“你爸妈在，你当然可以说这样的话！”妹妹急了。
　　兄妹俩正在争执中，突然间，广播通知：“初三·6班余梅出来一下，外面有人找你。”通知淹没在嘈杂的人群声中。弟弟余伟第一时间就跑了出去，余梅愣了愣，支撑着站起来，往外跑。
　　快到门口时，她转头拽紧我的手：“姐姐，我好害怕，心都快吐出来了。”我也紧张得不得了，只能紧紧搂住她。
　　但，不是爸妈，是表叔和表嫂。
　　他们过来看余梅姐弟，表叔安慰姐弟俩：“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找到你爸妈，北川我去了4趟，还是没找到，民政部网站的死亡信息也没查到，我们还会找下去。”执勤的老师听到这里，把叔叔拉到一旁说:“先别和孩子说这么多，孩子一下子还接受不了。”表叔眼泪都快下来了，说:“估计没了，估计没了，孩子早晚要知道。”
　　表嫂拿出余梅一家人的户籍证明，黑白单上，有爸爸的照片也有妈妈的照片。余梅之前和我说过：“最遗憾的是，身上没有留下爸妈的照片。”看见这单子，两个孩子的眼泪憋不住一下子流了下来。
　　这是我这几天第一次看到这姐弟俩哭……
　　
　　隐形的翅膀
　　
　　起床号响了，高三的学生们开始进教室上课，其他年级的学生在室外做活动。临时教室里传来歌声，孩子们唱道：“ 我来自偶然像一颗尘土/有谁看出我的脆弱/我来自何方我情归何处/谁在下一刻呼唤我……感恩的心感谢命运/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
　　我的同事听得心酸，走到教室外闷头抽烟。
　　上课前5分钟唱班歌，这是北川中学的传统。我听到，有的班级在唱《感恩的心》，有的在唱《奔跑》。
　　余梅说：“我们的班歌是《隐形的翅膀》。”
　　几个孩子把我拉到草地上，围坐一圈唱给我听：“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
　　
　　记者后记
　　要离开的时候，孩子们舍不得，说能不能再留几天，文琴下周一生日，可以一起给她庆祝。她们还用签字笔在我衬衫背后留了言，叮嘱我：“走了之后才能看。”
　　我看他们难过了，就把相机调到笑脸快门，告诉她们，能自动检测笑脸，谁笑就拍谁。孩子们凑到镜头前来，咧着嘴笑开。
　　多可爱的孩子，经历这么多苦难，却依然坚强开朗。她们太需要爱了，即便是一个陌生人的爱，都放不开。
　　和北川孩子们在一起的几天，我心里一直不承认自己是在采访，没有录音，没有笔记。临走时，我挣扎许久，才鼓起勇气问余梅：“姐姐能不能写你？”她说：“姐姐是记者啊，当然可以。”我问：“用你们真名？”她说：“可以啊，姐姐对我们这么好。”
　　我一下子愧疚无比。这些日子，孩子们对我说得最多的是：谢谢。她们对每个进北川中学的陌生人都甜甜的笑。劫难之后，他们更珍惜别人给予的感情。
　　走远了回头，看见孩子们还在长虹培训中心那扇铁门内冲我招手。每个进去的人都希望打开她们心里的铁门，有人破门而入，有人徘徊不敢靠近。这些日子，打扰平静的记者、不知如何安抚的心理医生、同样惊恐的老师、渴望收养的孤儿的陌生人……
　　我们，如何拯救他们？
　　
　　(文中学生的名字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