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系辞》：“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失身者，杀身也。看来不管是谁泄露了机密，后果总是下级承担的多一些。
　　 君臣之间的秘密沟通，到清代的奏折制度臻于极致。奏折在當时亦称密折，作为一种秘密上行文书出现，主要用于报告机密政务、个人事件，以及皇帝指定探听的特殊事项。
　　 奏折的特点，一是要由上奏的官员亲自缮写，不许假手他人；二是呈送程序极为严格，奏折密封于奏匣之中，直达御前，不经过内阁或者后来的军机处；三是奏折由皇帝以朱笔亲手批复。有了这三条，就可以保证奏折的机密性，除了皇帝和具折人之外，不会有任何第三人参与其中。
　　 雍正即位之初，奏折的处理制度又加了一条：凡是有皇帝朱批的奏折，具折人阅读之后，必须及时缴回宫中，不得私藏。推测起来，这可能和当时朝野上下遍传雍正得位不正有关，他想把康熙的所有批示一律收回，以免有人利用朱批中的某些字句做文章。
　　 雍正是清代最勤政的皇帝，对批阅奏折尤其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他的朱批经常写得很长，有时甚至比原折的字数还要多，措辞也十分直白显露，赌咒发誓，言辞鄙俗，简直到了肉麻的程度。不仅如此，他还从自己批过的奏折中选出7000余件，勒成一书，题名《朱批谕旨》颁行天下，这是清代唯一公开出版的朱批汇编。
　　 不过，《朱批谕旨》里面所收的雍正朱批，不但经过选择，而且还有润色删改，与原本的批示并不完全相同。幸好朱批的原件都已收回归档，口径易于统一，臣民引用，一切以《朱批谕旨》为准，至于大臣将朱批抄录副本，存留家中，以为备忘或者留念，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到乾隆朝，奏折的秘密性逐渐减弱，但朱批缴回的制度一直延续下来，直到清亡，未曾改变。山西按察使黄检，是已故大学士黄廷桂的孙子。乾隆三十八年，黄检将黄廷桂遗留下来的奏疏编集刊刻，其中170多件奏疏都附了皇帝的朱批，时间跨越雍正、乾隆两朝。刻工事竣，印送同僚各官，兵部侍郎高朴奉旨到山西审案，也获赠一部。
　　 过了几年，黄检升任福建巡抚，正赶上文网最密的时候。福建刻书业发达，书籍贸易兴盛，黄检也算尽忠王事，查办了不少禁书案件。乾隆四十三年，高朴因贪污案杀了头，家中书籍一概查抄，呈缴乾隆御览，皇帝一看之下，立刻发现了黄廷桂的这本奏疏。
　　 乾隆先看到黄廷桂奏疏里刻了先皇和自己的朱批，对这种公然泄密的行为已经“深为骇异”，随机翻检一篇，还发现其中所载的雍正朱批与《朱批谕旨》多有不符。令军机大臣校核，统计出黄廷桂奏疏收录的雍正朱批，较《朱批谕旨》所收雍正对黄氏奏折的批示几乎多出一倍，字句不同之处更所在多有。尤为严重的是，皇帝对黄廷桂的批示，有表彰，也有申饬，而黄检所刻的奏疏，只收入了表彰之语，而把不利的朱批全部删掉。
　　 如此一来，黄检就犯了三个错误：第一，把皇帝没有公开的朱批公开了；第二，即使皇帝已经公开的部分朱批，黄检所刻的也与权威版本不同；第三，把皇帝的批示变成了自我表扬的工具。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情况，那就是乾隆不像乃父，他压根就没打算将自己的朱批公诸天下。
　　 在查办黄检的上谕里，乾隆对自己为什么不愿刊刻朱批有一段解释。他说，当年先皇召见大臣时，为了让下面的人理解自己的苦心，经常长时间地训诲开导，反复叮咛，不厌其烦。结果大臣们退出时，都在私底下抱怨跪见的时间太长，搞得身体疲惫不堪，从来没有一个人谈体会、表忠心、交流心得，当面教诲尚且如此，刊刻朱批更无济于事。
　　 皇帝不愿意公布的朱批，黄检却私自出版，当然算是泄密。所幸，黄廷桂这本奏疏一共只印了20部，后来书全部追回，版片缴出销毁，“流毒”还算有限，黄检又是旗人，所公布的朱批里面也没有涉及机密事项，最后只得了个“不堪重用”的评语，降级使用了。
　　 翻看康雍乾三朝的实录、起居注，“臣不密则失身”这句话出现的频率很高。其实奏折制度也好，朱批缴回制度也罢，固然是为了保密，然而保密的目的，还是在于强化皇帝与大臣的纵向联系，而尽量减少官僚之间横向的信息交流。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