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说：“要把几百个这样的先生毫不怜惜地驱逐出境。我们将长期净化俄罗斯。”但如何净化俄罗斯呢？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没有创举，继承的依然是沙俄时代的做法，把不和谐因素驱逐到境外或流放到穷乡僻壤，隔绝他们的声音，然后自我陶醉于举国上下高度一致的梦境。
　　 当然，新政权的行动在规模上略胜一筹。“抓个几百人而且不必告知理由——先生们，请你们出去！”于是抓了几百人，煞有介事地审问、判决。最后，这些不和谐因素携家带口，滚出了俄罗斯，俄罗斯于是净化了，如真空一般。近70年间，苏联在净化了的真空里，毫无阻碍地完成自编自导自演的社会主义大片——从阶级专政到政党专政，最后是个人专政。
　　 “哲学船事件”发生70年后，苏联宣布解体，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变成俄罗斯联邦。“哲学船”乘客缺席苏联生活70年，对苏联和他们自己都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被驱逐者对苏联如同隔岸观火、雾里看花，创作灵感尽失：“尽管我们非常了解布尔什维主义的政治制度和俄国的经济体制，它巨大的技术成就和难以忍受的道德悲剧、它的文化和科学、它的教会，所有这些我们并没有真正感受到。我们了解事实和统计数据，却没有亲眼看到活生生的、今天的俄罗斯。在我们脑子里一切都是清晰的，眼前却一片黑暗。”
　　 另一方面，被驱逐者的思想也不能有效服务于祖国。正如别尔嘉耶夫不无痛心的感叹：“我在欧洲和美洲，甚至在亚洲和澳大利亚都很有名，作品被翻译成很多语种，关于我的评论也很多。只有一个国家的人几乎不知道我，那就是我的祖国。”
　　 在“哲学船事件”过去90年的今天，更发人深省的问题是：一个政权该如何面对不同意见才能达成双赢，而不是像昔日的苏联那样两败俱伤？
　　
　　流亡驿站
　　 “哲学船”得以起航，乘客们应该感谢德国。正是德国在苏维埃政府第一次参加的国际会议——热那亚会议期间与苏俄签署了《拉帕洛条约》，成为西方“帝国主义阵营”中第一个与苏俄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为苏俄打破外交封锁撕开一道裂口。
　　 为进一步扩大战果，缓和西方国家眼里“野蛮专制政权”的形象，苏维埃政权想出“行政流放”这一“上策”，以表现其“布尔什维克特色的人道主义”。德国政府也很配合，尽管以“德国不是西伯利亚”为由拒绝了格别乌为被驱逐知识分子办理集体签证的申请，但仍然满足了他们的个人申请，使其最终得以逃离。乌克兰格别乌因为德国最初的拒绝而转投捷克斯洛伐克，后者同样要求个人申请，但驱逐名单上的众多人士拒绝填写签证申请，最后的结局是国内流放，接下来遭遇一次又一次追加清洗，直至完全消失踪迹。
　　离开俄罗斯后，“哲学列车”和“哲学船”大部队乘客驻留的第一站是柏林，他们与先前主动流亡至此的俄国侨民大军会合，开始了前途未卜的流亡生涯。
　　 待生活安顿下来，在德国政府和基督教青年会的帮助下，俄国侨民在柏林开办了俄罗斯科学学院和宗教哲学学院，旧俄知识分子在其中继续各自的科研和教学活动。
　　 但俄罗斯文化的繁荣在柏林没能持续太久。由于纳粹政治的影响，俄侨很快又失去来之不易的生存空间，不得已再次流亡。别尔嘉耶夫1924年就去了巴黎，弗兰克和伊里因逗留至1937年，然后分别去了法国和瑞士。只有斯捷蓬一直留在德国，经历了纳粹执政的黑暗时期，失业长达十年。他于1926年到1937年和1947年到1965年，分别在德累斯顿大学和慕尼黑大学执教。其他人则接受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邀请去了布拉格。
　　 1918年底才宣布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对俄国侨民给予了无私的援助。这多少得益于其首任总统马萨里克的俄国情结。作为学者型的教授总统，马萨里克对俄国有精深研究，与很多俄国知识分子私交不错。他的政府通过“俄罗斯援助行动”持续十年拨专款资助流亡俄侨，数千俄国学生获得助学金上大学，高校教师则获得基本生活补助。同时，帮助俄侨先后开办俄罗斯大学和俄罗斯人民大学，为俄国学者提供教职。
　　 洛斯基、基泽维特尔、诺维科夫、索罗金等人从柏林直接去了捷克斯洛伐克。基泽维特尔1933年英年早逝，洛斯基和诺维科夫则先后在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发等地的高校任教，到1945年苏联红军攻占捷克斯洛伐克后分别前往德国和法国，最后于美国聚首，终老彼岸。索罗金在布拉格只待了一年，因接到美国一些大学同行的讲学邀请，1923年底就前往美国，在那里获得教职，并成为世界知名的社会学家。
　　 被驱逐出境的知识分子最终都以不同的方式回到了祖国——生前或死后。逝者随思想学术成就荣归故里，生者却再次身陷祖国的牢狱，体味了真实的苏联生活。别尔嘉耶夫和卡尔萨文，便是这两种回归的代表。
　　
　　相同的生活
　　 创办于柏林的宗教-哲学学院，继承了彼得堡“宗教-哲学学会”和莫斯科“精神文化自由学院”的传统。该学院随别尔嘉耶夫迁到巴黎。在基督教青年会的资助下，宗教-哲学学院的机关刊物《道路》于1925年创刊，存在了15年，直到纳粹军队攻入巴黎。别尔嘉耶夫是杂志的创办人也是编辑，当时最著名的俄罗斯神学家、哲学家、史学家和作家都先后成为杂志的撰稿人。
　　 别尔嘉耶夫对俄国侨民中占主导地位的反苏情绪很反感，还在柏林时就因此与当年路标派战友司徒卢威决裂，他也尽量不与有亲苏倾向的俄侨来往。但和在莫斯科一样，他在巴黎的家里常高朋满座。开始是在租住的公寓里，1938年后则是巴黎郊区克拉马的一幢独立小楼，那是一个朋友的遗产馈赠。
　　 对于很多俄侨来说，别尔嘉耶夫的家就像托尔斯泰的雅斯纳亚·波里亚纳庄园，是精神救赎的城堡。每逢礼拜日，那里都举行茶话会，人们喝着茶畅所欲言。后来有人这样回忆：“我们围坐在厨房里宽大的餐桌周围，从厨房可以看到椴树林荫道，开花时节整个花园都飘浮着它的甜蜜芬芳。桌上摆着各种各样的自制糕点，别尔嘉耶夫的妻子和妻妹都是能干的家庭主妇，闲暇时光都用在哲学思考和美食探秘上了。”这样的聚会即使在德国占领期间也没有中断。
　　 相比其他俄侨，别尔嘉耶夫更能融入当地的文化生活，德国哲学家凯泽林称他是“最像欧洲人的俄国思想家”。在柏林时，别尔嘉耶夫就认识了哲学家马克斯·舍勒和赫尔曼·凯泽林。凯泽林后来帮助别尔嘉耶夫出版《历史的意义》德文版并为之作序，还写了很多文章推荐他的著作和思想，与他一直保持通信联系。
　　 到巴黎后，别尔嘉耶夫先后参加哲学家保尔·迪雅尔丹组织的每年一届为期十天的“蓬蒂尼之旬”和“真理联盟”以及存在主义哲学家马塞尔的哲学集会及其杂志《精神》，与西欧知识界最活跃的人物有直接的交流和碰撞。他自己倡议举办的跨教派宗教会议，为天主教和新教人士创造机会面对面地讨论问题。
　　 别尔嘉耶夫的学术和社会活动为他在西欧知识界赢得很高声誉，他的著作获得“法兰西学院奖”，1947年剑桥大学授予他名誉神学博士学位，他还曾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甚至在德国占领时期，尽管盖世太保数次光顾其住宅，可惮于他的名望，并没有像逮捕其他人一样逮捕他。
　　 “二战”结束，别尔嘉耶夫和很多俄侨一样纠结于是否回国的问题。通过与苏联使馆和其他来自苏联的人接触，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苏联的情况，他无法容忍在他魂牵梦萦的祖国“哲学处于非常不利的局面，没有思想自由”，所以最终没能下决心回去。1948年3月23日，别尔嘉耶夫突发心力衰竭，倒在书桌旁，案頭是尚未完成的关于新神秘主义的新著。
　　
　　几段人生路
　　 20世纪数易其名的彼得堡见证了卡尔萨文令人唏嘘的一生。他生长在沙俄的彼得堡，人文历史传统深厚的彼得堡，把他锻造成了一名史学家和哲学家；苏维埃俄罗斯的彼得格勒把他驱逐出境；苏联的列宁格勒送他去劳教；俄罗斯联邦的彼得堡则策划了他的风光回归。
　　 彼得格勒大学最后一位选举产生的校长列夫·卡尔萨文，搭乘“普鲁士号”去了德国，但只在西欧待了六年，期间辗转柏林与巴黎，加入侨民新思潮“欧亚主义”运动，成为其巴黎小组刊物《欧亚洲》的编辑。随着欧亚主义运动的瓦解，1929年他接受立陶宛考纳斯大学的邀请北上，后随学校迁至维尔纽斯，在立陶宛度过20年，享有“立陶宛柏拉图”的美誉。
　　“二战”期间，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先遭德国军队蹂躏，后被苏联红军“解放”，随后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卡尔萨文就这样被动地回到“祖国”。厄运在1949年降临，年近七旬的他再次被捕，罪名是“涉嫌参与反革命白俄侨民组织及反苏宣传”。
　　随后，他被押解至列宁格勒，在那里受审并被判处十年监禁，1950年秋被解送到北极圈附近的阿别兹劳改营。1952年卡尔萨文死于劳改营医疗站的结核病隔离室。
　　 因为写诗进了同一劳改营的退役伤兵瓦涅耶夫见证了卡尔萨文生命的最后两年，也正是他记录了卡尔萨文最后归宿地的准确位置。为了让后人能够辨识出卡尔萨文的遗体，瓦涅耶夫还曾在同情卡尔萨文的医疗站解剖医生帮助下，把一个他手写的纸卷放入卡尔萨文的遗体里。这个纸卷上写着逝者的生平，被小心翼翼地折好装进一个玻璃瓶。
　　 1989年，人们根据瓦涅耶夫的描述，在阿别兹劳改营附近的冻土带上，在千千万万座插着数字标牌的坟堆中寻觅，最终找到卡尔萨文的坟墓，为其举行了一场迟到37年的弥撒。身在维尔纽斯的卡尔萨文的小女儿最终拒绝了重新安葬遗骸的建议，她认为：“他是俄罗斯人，也一直把自己当做俄罗斯人，尽管他也热爱立陶宛。就让他躺在命运把他抛到的地方吧”
　　作者为俄罗斯思想文化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