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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伊沙，中國当代先锋派代表诗人，其作品对现代诗歌展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试图从伊沙诗歌的语言、题材、审美风格三方面分析其诗歌呈现的后现代性。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伊沙诗歌。
关键词：伊沙；解构；后现代
作者简介：雷杰（1992-），女，汉族，陕西安康人，宁夏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7-0-01
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质疑客观真理、同一性和客观性，不信任何单一的理论框架，以一种解构姿态反叛传统或经典，这也无疑决定了其带有强烈的先锋色彩。伊沙认为，“后现代不是一种流派或主义，而是一种状态或精神、一种当代意识，只有反叛的姿态才能让诗歌进步。诗歌是文学的浓缩和提升，更是先行和引领，以文字做材料的诗歌影响面极大。”[1]因此伊沙以一位优秀诗人的身份镇守在中国先锋诗歌的阵地前沿，这反映在他在意识上和艺术上的“超前”，因此，其诗歌的后现代性显而易见。
首先，在诗歌语言选择上，伊沙的反叛态度显而易见，一改朦胧派的隐喻和晦涩，反对新古典主义的过度经营意象和遣词造句，在伊沙的诗中，找不到唯美伤感的吟唱，他的语言简洁、明晰、准确，他所关注的事物不是抽象的一团，不是一个概念或象征体，不是隐喻的把戏。在《饿死诗人.开始写作》中伊沙表示：把瓷器打磨光滑的活计，耗费了许多中国诗人的生命。的确，中国当代诗坛充斥了太多堆砌文字、无病呻吟，伊沙试图用“非诗”的方式“改造”诗，让语言回到最初，保持其粗粝感和原始感，使诗歌有新的拓展和表现方式、代表作《车过黄河》便充分发挥了口语写作的优长，爽快、直接，使读者产生了强烈的现场感。“我应该坐在窗前，或站在门旁边，左手叉腰，右手做眉檐眺望像个伟人”[2]整段不加任何定语或修饰词，用简洁的语言给读者再现了一个真实场景，语感丰富有富有切身感。另一作品《点射》又用戏仿古诗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传统诗歌语言的反叛态度。“荆轲上路的那天/风萧萧兮易水寒/这是扯淡/荆轲上路的那天/壮士一去不复返/是真格的”[2]这种引用古诗加现代口语的口语形式，使整首诗有起有伏，轻松幽默地消解了所谓的经典或意义：古典诗歌固然伟大，但那只属于中国古人的，只符合古代的文化形态和语境，现今的中国诗歌，应该拥有一种“当代意识”，应该有诗人打破传统，创造出属于当代语境的诗歌语言。这不是无意义、无目的的解构，而是努力在解构后建构一种新的诗歌语言。
其次，在诗歌题材上，伊沙诗歌也表现出强烈的后现代性，不同于传统诗人提笔便写“祖国”“人民”等宏伟题材，伊沙主张诗人应该走出象牙塔，转而观照自身和当下，以小见大，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人必须生活着，诗才有所附丽”因为“生活”着，才想写点什么，因此，伊沙喜爱描写日常生活中的人或事，他将“目击”的一切、“体验”的一切写进诗中。《人民》一诗中描写了一个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场景：“我”在散步时偶然听见一位妇人打电话托关系，试图花钱“走后门”将孩子送进幼儿园。诗人在结尾意味深长的表示：“有点想哭/不是出于心有感动/而是因为不为所动/见惯不惊/习以为常/我想向我也身在其中/逆来顺受忍辱负重的/伟大人民/致敬”[3]伊沙将常人不以为然、身边转瞬即逝的世俗经验记录下来，还原了社会、生活的本来面貌，但并未对其做任何批判，而是让其矛盾自现，给读者留下足够的思考空间。同时，伊沙也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春》中记录了公交站一对双胞胎少女关于恋爱的幼稚争吵，通红的小脸、可爱的怒骂真实又动人，目击到的这一平凡的小事在诗人心中却显得美好又诗意：此时“满街的桃花开了”，可见，伊沙能在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与细小中发掘诗意与伟大。总之，不同于现代主义那种利用宏伟题材力图做“时代的预言家”的深刻模式，伊沙诗歌的后现代性则主要体现在用“小”题材表达主题，以“平民”自居、发话。
反精英、反学院是后现代的另一特征，在审美意识方面，伊沙诗歌创作表现出了强烈的反精英意识。面对当代无数自视“精英”、提笔便“伤感”或“启蒙”的伪诗人、四处坑骗、专写呓语的精神骗子，伊沙打出“饿死诗人”的口号，立志要让这些“城市中的懒汉”直面人生，大悲大喜，见到民族的真气魄、真精神。另一方面，他认为中国诗歌缺乏理趣，学院派诗人过于学究气，故作深沉，缺乏幽默感，正襟危坐在象牙塔内做“深沉”的“大智慧”，殊不知，这种沉闷的写作状态抑制了中国人的生命，现代主义情结深重的当代学院派诗人极力渲染出一幅“世纪末”的荒凉图景，追求形而上的终极意义。伊沙则认为后现代不仅是一种生命状态，也包含一种写作状态。因此他提倡诗人用一种轻松而非严肃的写作状态，写出富含理趣、活力的诗。这种反学院派的审美风格在《黛玉进入我家》一诗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林黛玉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美人，一直是文人们歌咏的对象，或怜其悲苦身世，或叹其凄惨结局，不食人间烟火、“才貌世应稀”的黛玉被文人们长期供奉于“神坛”，伊沙却让这样的黛玉走下“神坛”，“进入我家”甚至要“等她长大，为我葬花”。以嬉皮笑脸的写作状态写出的幽默诗篇似乎会让“老学究”们大跌眼镜，而此刻的伊沙正是用幽默轻松的方式消解了学院派诗人深重的文化意象，以此宣示：换一种写作方式仍能写出具有审美价值的诗。
综上，伊沙诗歌的语言风格、题材选择、审美意识都凸显了一种反抗世俗、反抗秩序的姿态，这种全新的诗歌写作方式硬朗、坚实，为当代略显沉闷的诗坛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作为后现代诗歌的代表具有独特的价值，也应该得到文界的关注与重视。
参考文献：
[1]伊沙.一个都不放过[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358.
[2]伊沙.车过黄河[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09、182.
[3]伊沙.蓝灯[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200.
关键词：伊沙；解构；后现代
作者简介：雷杰（1992-），女，汉族，陕西安康人，宁夏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7-0-01
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质疑客观真理、同一性和客观性，不信任何单一的理论框架，以一种解构姿态反叛传统或经典，这也无疑决定了其带有强烈的先锋色彩。伊沙认为，“后现代不是一种流派或主义，而是一种状态或精神、一种当代意识，只有反叛的姿态才能让诗歌进步。诗歌是文学的浓缩和提升，更是先行和引领，以文字做材料的诗歌影响面极大。”[1]因此伊沙以一位优秀诗人的身份镇守在中国先锋诗歌的阵地前沿，这反映在他在意识上和艺术上的“超前”，因此，其诗歌的后现代性显而易见。
首先，在诗歌语言选择上，伊沙的反叛态度显而易见，一改朦胧派的隐喻和晦涩，反对新古典主义的过度经营意象和遣词造句，在伊沙的诗中，找不到唯美伤感的吟唱，他的语言简洁、明晰、准确，他所关注的事物不是抽象的一团，不是一个概念或象征体，不是隐喻的把戏。在《饿死诗人.开始写作》中伊沙表示：把瓷器打磨光滑的活计，耗费了许多中国诗人的生命。的确，中国当代诗坛充斥了太多堆砌文字、无病呻吟，伊沙试图用“非诗”的方式“改造”诗，让语言回到最初，保持其粗粝感和原始感，使诗歌有新的拓展和表现方式、代表作《车过黄河》便充分发挥了口语写作的优长，爽快、直接，使读者产生了强烈的现场感。“我应该坐在窗前，或站在门旁边，左手叉腰，右手做眉檐眺望像个伟人”[2]整段不加任何定语或修饰词，用简洁的语言给读者再现了一个真实场景，语感丰富有富有切身感。另一作品《点射》又用戏仿古诗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传统诗歌语言的反叛态度。“荆轲上路的那天/风萧萧兮易水寒/这是扯淡/荆轲上路的那天/壮士一去不复返/是真格的”[2]这种引用古诗加现代口语的口语形式，使整首诗有起有伏，轻松幽默地消解了所谓的经典或意义：古典诗歌固然伟大，但那只属于中国古人的，只符合古代的文化形态和语境，现今的中国诗歌，应该拥有一种“当代意识”，应该有诗人打破传统，创造出属于当代语境的诗歌语言。这不是无意义、无目的的解构，而是努力在解构后建构一种新的诗歌语言。
其次，在诗歌题材上，伊沙诗歌也表现出强烈的后现代性，不同于传统诗人提笔便写“祖国”“人民”等宏伟题材，伊沙主张诗人应该走出象牙塔，转而观照自身和当下，以小见大，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人必须生活着，诗才有所附丽”因为“生活”着，才想写点什么，因此，伊沙喜爱描写日常生活中的人或事，他将“目击”的一切、“体验”的一切写进诗中。《人民》一诗中描写了一个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场景：“我”在散步时偶然听见一位妇人打电话托关系，试图花钱“走后门”将孩子送进幼儿园。诗人在结尾意味深长的表示：“有点想哭/不是出于心有感动/而是因为不为所动/见惯不惊/习以为常/我想向我也身在其中/逆来顺受忍辱负重的/伟大人民/致敬”[3]伊沙将常人不以为然、身边转瞬即逝的世俗经验记录下来，还原了社会、生活的本来面貌，但并未对其做任何批判，而是让其矛盾自现，给读者留下足够的思考空间。同时，伊沙也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春》中记录了公交站一对双胞胎少女关于恋爱的幼稚争吵，通红的小脸、可爱的怒骂真实又动人，目击到的这一平凡的小事在诗人心中却显得美好又诗意：此时“满街的桃花开了”，可见，伊沙能在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与细小中发掘诗意与伟大。总之，不同于现代主义那种利用宏伟题材力图做“时代的预言家”的深刻模式，伊沙诗歌的后现代性则主要体现在用“小”题材表达主题，以“平民”自居、发话。
反精英、反学院是后现代的另一特征，在审美意识方面，伊沙诗歌创作表现出了强烈的反精英意识。面对当代无数自视“精英”、提笔便“伤感”或“启蒙”的伪诗人、四处坑骗、专写呓语的精神骗子，伊沙打出“饿死诗人”的口号，立志要让这些“城市中的懒汉”直面人生，大悲大喜，见到民族的真气魄、真精神。另一方面，他认为中国诗歌缺乏理趣，学院派诗人过于学究气，故作深沉，缺乏幽默感，正襟危坐在象牙塔内做“深沉”的“大智慧”，殊不知，这种沉闷的写作状态抑制了中国人的生命，现代主义情结深重的当代学院派诗人极力渲染出一幅“世纪末”的荒凉图景，追求形而上的终极意义。伊沙则认为后现代不仅是一种生命状态，也包含一种写作状态。因此他提倡诗人用一种轻松而非严肃的写作状态，写出富含理趣、活力的诗。这种反学院派的审美风格在《黛玉进入我家》一诗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林黛玉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美人，一直是文人们歌咏的对象，或怜其悲苦身世，或叹其凄惨结局，不食人间烟火、“才貌世应稀”的黛玉被文人们长期供奉于“神坛”，伊沙却让这样的黛玉走下“神坛”，“进入我家”甚至要“等她长大，为我葬花”。以嬉皮笑脸的写作状态写出的幽默诗篇似乎会让“老学究”们大跌眼镜，而此刻的伊沙正是用幽默轻松的方式消解了学院派诗人深重的文化意象，以此宣示：换一种写作方式仍能写出具有审美价值的诗。
综上，伊沙诗歌的语言风格、题材选择、审美意识都凸显了一种反抗世俗、反抗秩序的姿态，这种全新的诗歌写作方式硬朗、坚实，为当代略显沉闷的诗坛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作为后现代诗歌的代表具有独特的价值，也应该得到文界的关注与重视。
参考文献：
[1]伊沙.一个都不放过[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358.
[2]伊沙.车过黄河[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09、182.
[3]伊沙.蓝灯[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