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朱光潜曾经说过：“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一切艺术的成熟境界。许渊冲认为翻译也是一样：“不逾矩”求的是真，“从心所欲”求的是美，合起来便是“在不违反求真的前提下尽量求美”。翻译是一种“语言游戏”，而任何一种游戏都会有一定的规则，这个规则是我们需要遵守的行为准则，但是遵守规则的形式是可以无限变化的，我们要学会从初始阶段的服从到熟练阶段的“驾驭”。即规则不容打破，但在规则的制约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待翻译我们也要保持这种开放的心态，在求真的基础上，突破形式的束缚，达到对美的追求。本文将由“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出处着手进一步论证在翻译中遵循规则与追求自由的重要性。
　　关键词：规则;自由;翻译
　　一、从心所欲不逾矩
　　从心所欲不逾矩，出自《论语·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讲述的是他学习和修养的渐进过程。这一过程中，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思想境界也随之逐步提高。而思想境界的最高阶段，即七十岁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主观意识和做人的规则融为一体的阶段。钱穆先生在《论语新解》①中对从心所欲不逾矩进行了剖析，直言“圣人到此境界，一任己心所欲，可以纵己心之所至，不复检点管束，而自无不合于规矩法度。此乃圣人内心自由之极致，与外界所当然之一切法度规矩自然相恰。学问至此境界，即己心，即道义，内外合一。”
　　“从心所欲不逾矩”同样适用于翻译。原文对于译文而言，何尝不是一种限制和约束，人们常说“无规矩，不成方圆”，如果译者完全脱离原文作者和原文文本的限制，那么，译者就不再是译者。众所周知，译者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原文作者的读者，又是译文读者的作者，这两种身份并不独立存在，需要同时兼备。译者既不能脱离原文，也不能囿于原文的形式沦为原文的傀儡。成为原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桥梁，将原文内容通过语言转换的方式恰如其分地转换为另一种语言才是译者的责任。当然，翻译同世间所有的事情一样是一件受限的活动，译者充当的两种角色，就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同时扮演好两个角色绝非易事，却是译者必须做到且做好的。
　　胡适在《自由主义在中国》一文中说到：“所谓自由就是不受外力的无理约束，不做傀儡，一切动作、思想、信仰，都由自己做主，也就是西洋人所指的解放的思想”。②这里，我们应该着重关注“无理约束”这四个字。“无理约束”是一个偏正短语，其中“无理”修饰的是中心语“约束”，回答的是“什么样的约束”这一问题，由此可见，自由有约束和限制是必然的，要达到自由的状态需要摆脱的的是这种约束中包含的不合理的成分。生活中，没有一人不在追寻着自由，以共产主义社会为例，也是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道德水平都极大提高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的，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发展也是需要循序渐进、有一定的约束和限制的。但是，自由并不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换句话说，即自由并非奢侈品，而是生活必需品，没有任何人会愿意生活在只有限制而没有自由的国度。但是毫无限制的自由是自由吗？我们应该时刻知晓容忍是自由的基础，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原文对于翻译就是如此，对于从事翻译事业的人来说，进入这个领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应该知道这是一件极其受限的职业，译者既要尊重原文作者、也要对译文读者负责。过犹不及，无论是一味迎合译文读者抑或是一味遵循原文，都不应该是一个合格的译者应该做的，译者最重要的素养就是能够把握好翻译的度，充分发挥译者翻译主体性的作用，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译者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二、译者主体性
　　在探讨译者主体性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何为主体性这一问题。③让-保罗·萨特的《什么是主体性》一书中将主体性视为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核心。认为抛弃了主体的辩证法，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就翻译活动而言，其本质就是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而文化是一种成为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它的最终成果，是集体人格。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文化，最终成果都是人。从翻译学的角度进行阐述，无论是狭义上的文字和语言转换还是广义上的文化交流，翻译都离不开“人”的参与和推动。人，是一切翻译活动的中心和主体，研究人的主体性，在翻译研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主体性研究既是翻译研究的出发点又是落脚点。其中，充分认识译者的主体性，将译者的情感、心智、价值观、翻译目的和时代背景结合起来进行翻译研究至关重要。对于译者，首先他/她是参与翻译活动的个体，是以个体的方式进行翻译，这已经算是比较直接和客观的主体性发挥过程，在这一个过程里，译者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社会中的个体，在翻译这一特殊活动中充当着特殊的角色，发挥着各自的主体性。
　　翻译活动伊始，译者就在发挥其主体性意识，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一直处于一个被忽视的状态。目前，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把研究焦点集聚在译者主体性意识的研究上，从这点就反映出了译者从原文作者的传声筒，即原文的奴隶逐渐转变成为拥有一定创作自由的译文作者，也能体现出译者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古往今来，中国出現了无数的翻译家，其中无论是鲁迅、林语堂、傅雷还是许渊冲等，他们都有一个明确的翻译目的，在我看来，这就是译者主体性的重要体现。以鲁迅为例，无论是他的文学创作抑或是他的翻译作品都体现出了他为“改良人生而艺术”的文学理念，对待外国文化采取的“拿来主义”的态度是之后鲁迅翻译模式形成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是鲁迅本人选择了他的翻译策略，他的翻译路线是受意识形态操控的，是一个主观选择的过程，先不论这种策略的优劣，单从鲁迅的翻译作品我们就可以看到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以及这种能动性在译文中产生的巨大影响。
　　原文与译文的关系正如上文所说是限制与被限制的关系，译文的创作与产生无法脱离原文而存在，但是在尊重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也是译文质量的一大保证。若是一味遵循原文，将翻译的质量局限于微观层面的“忠实与否”，将译文视为原文和原文文化的复制品，将一切的翻译活动拘泥于字面形式的转化，译文难免不会陷入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尴尬局面。但是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并非毫无限制，我们都清楚“劈柴不照纹，累死砍柴人”的道理，只有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在翻译活动中，要做到既不脱离原文内容，又不拘泥于原文形式，在信达雅上层层递进，把握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
　　总结
　　翻译活动的本质是人类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好的翻译既不能陷入原文的泥沼不可自拔，过分地去抠字眼，而忽视对整体内容和意义的把握;也不能陷入完全没有约束的自由创作之中。翻译本就是一件处处受限的活动，译者既是读者也是作者，作为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中介，译者要在尊重原文内容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翻译保持一种单纯而执着的热情，从而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一翻译的最高境界。
　　参考文献
　　①钱穆，《论语新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②胡适，《容忍与自由》，北京：民主建设出版社，2015年10月版，第8页。
　　③余秋雨，《中国文化课》，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9.8，第23页。
　　作者简介
　　达娃普珍，1995年4月，女，藏族，西藏山南，西藏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汉藏翻译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