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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辛亥革命曾是近代史研究中的显学；九十年代，这个研究方向渐渐沉寂下来；最近辛亥革命百年即将到来，对革命的研究又开始受人关注。在有关辛亥革命的很多具体问题上，我认为可以说新观点层出不穷，同时也有新领域的开拓，新视角的切入，称得上取得了很大进展。
大陆学界对辛亥革命史的建构似乎已经到了顶峰，解构开始在某些枝节、某些具体问题上悄悄进行，从去年底到近期，在中山、广州举行的几次相关学术会议上，出现了关于辛亥革命研究的话语系统问题的争论。一些中年一代的学者不满于辛亥革命叙事的话语系统多年来没有更新，老一辈学者对此则有不同看法。还有，对“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一传统命题，过去有国外学者和台湾学者提出质疑，现在大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辛亥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关于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也有人针对传统结论提出了不同观点。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还有对清政府宪政改革的评价，孙中山革命思想的产生与发展等问题。所有领导人中，只有孙中山在国外待的时间最长，当然他是被迫流亡，但这也使他广泛了解国外革命的实际状况，以至于能够提出“以社会主义发展资本主义”的策略——克服资本主义发展的弊端，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同时进行，毕其功于一役。应该说，辛亥革命的叙述、话语建构及遗产都是非常丰富的，可以从政府、政党、民间社会等不同层面来考察，这方面我们过去关注比较少，现正在努力进行。近代史研究中还有一个缺陷：我们总是局限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段，而不去考虑它与当下的关系、对现在的影响，虽然我们总说要加强长时段的研究，但是实际做得还不够。
关于百年以来辛亥革命的历史叙事，也值得回顾与梳理。从武昌起义后不久即出版的苏生著《中国革命史》问世，以及民国初年首次以辛亥革命命名的渤海寿民编《辛亥革命始末记》出版，对辛亥革命历史的叙事也经历了整整一百年的发展演变。
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前的早期相关著作，大多仅限于罗列资料，记述史实，学术性不强，但也较少受党派意识形态的影响。国民革命期间至国民党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以后，辛亥革命历史叙事则较为明显地在国民党意识形态影响下而不断地再建构，并很快形成了“辛亥”叙事中居主导地位的“正统学派”，其特点是大力宣传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缔造了中华民国，“以中国国民党所组织之合法政府为正统”。稍后出版的冯自由著《革命逸史》、邹鲁著《中国国民党史稿》、罗香林著《国父之大学时代》等著作，虽不乏学术参考价值，但均在很大程度上囿于党派成见，带有某种官方色彩，打上了国民党正统史观的烙印。“写组织源流，以兴中会—中国国民党为正统；写革命领导人，以孙中山为中心；以一党一人画线，衡量是非，褒贬人物，不乏删削史实、涂饰功过之弊。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由于突出湖北革命团体日知会的历史功绩，竟被国民党政府以不符事实为由查禁。”（严昌洪、马敏：《二十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历史研究》二○○○年第三期）一九四九年国民党退居台湾一隅，为配合“反攻大陆”仍继续加强国民党统治正统性的宣传。“正统学派”的主要代表性学者，也都跟随国民党到台湾，在此特定政治背景之下台湾的辛亥革命历史叙事，依然基本上承袭了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的所谓“正统观念”，由此也使原有“正统学派”的辛亥革命历史叙事得以继续发展。
上世纪五十年代下半期至六十年代上半期，在毛泽东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给以高度评价以后，大陆史学界也开始重视对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研究。一批较有影响的资料集、专著、论文陆续出版和发表，逐渐形成被西方史学界所称之辛亥革命历史叙事中的“新正统学派”，即主要强调孙中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其重要地位与作用应予充分肯定，但辛亥革命又是一次不彻底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最终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借鉴了辛亥革命的宝贵经验教训，完成了辛亥革命未能完成的革命任务。在西方与港台学界看来，这种对辛亥革命历史叙事的新解释体系，也难免蕴含着论证中国共产党大陆统治合法性的政治意味。
进入七十年代以后，台湾史学界的辛亥革命历史叙事有所变化，开始在许多方面明显突破了以往“正统学派”的传统研究格局，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向。这一时期虽然早先的“正统”性研究成果仍占有相当比例，但做出的评价却相对平实客观，学术性更强，政治性则开始有所减弱。更为重要的是，在过去辛亥革命史研究“一元化”时代不能入流的诸多研究内容，均逐渐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并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
与此相反，大陆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不久就进入了长达十年的停滞期，辛亥革命历史叙事也难免受到所谓“影射史学”的影响。“文革”时期的“儒法斗争”同样贯穿于辛亥革命史，被贴上“反儒尊法”标签的辛亥人物章太炎大受称赞，甚至出现抑“孙”扬“章”之情形，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均被“立足于批”而予以否定。
八十年代是海峡两岸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快速发展时期。尤其是在大陆，辛亥革命史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领域，九十年代以后发展势头虽有所减缓，但至今也仍然不断有新成果问世。与之相伴随的是，辛亥革命的历史叙事内容更为丰富，新领域、新课题不断开拓，新观点、新见解也层见叠出。起初是对辛亥革命时期的商会与资产阶级进行了深入探讨，对清末“新政”、立宪派与立宪运动有了不同的认识与评价，随后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外交乃至整个社会，也都有比较扎实的专题研究，对辛亥革命是否属于资产阶级革命也出现了争议，甚至还有个别学者认为辛亥革命的负面作用与影响也不应忽视。
随着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到来，辛亥革命历史叙事再度受到史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关注。“跳出辛亥革命史研究辛亥革命”，以长时段的历史眼光从各个层面探讨作为重要历史遗产的辛亥革命，深入考察百年来不同时期辛亥革命的历史记忆及其影响，似乎成为辛亥革命历史叙事的一种新趋向。
大陆学界对辛亥革命史的建构似乎已经到了顶峰，解构开始在某些枝节、某些具体问题上悄悄进行，从去年底到近期，在中山、广州举行的几次相关学术会议上，出现了关于辛亥革命研究的话语系统问题的争论。一些中年一代的学者不满于辛亥革命叙事的话语系统多年来没有更新，老一辈学者对此则有不同看法。还有，对“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一传统命题，过去有国外学者和台湾学者提出质疑，现在大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辛亥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关于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也有人针对传统结论提出了不同观点。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还有对清政府宪政改革的评价，孙中山革命思想的产生与发展等问题。所有领导人中，只有孙中山在国外待的时间最长，当然他是被迫流亡，但这也使他广泛了解国外革命的实际状况，以至于能够提出“以社会主义发展资本主义”的策略——克服资本主义发展的弊端，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同时进行，毕其功于一役。应该说，辛亥革命的叙述、话语建构及遗产都是非常丰富的，可以从政府、政党、民间社会等不同层面来考察，这方面我们过去关注比较少，现正在努力进行。近代史研究中还有一个缺陷：我们总是局限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段，而不去考虑它与当下的关系、对现在的影响，虽然我们总说要加强长时段的研究，但是实际做得还不够。
关于百年以来辛亥革命的历史叙事，也值得回顾与梳理。从武昌起义后不久即出版的苏生著《中国革命史》问世，以及民国初年首次以辛亥革命命名的渤海寿民编《辛亥革命始末记》出版，对辛亥革命历史的叙事也经历了整整一百年的发展演变。
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前的早期相关著作，大多仅限于罗列资料，记述史实，学术性不强，但也较少受党派意识形态的影响。国民革命期间至国民党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以后，辛亥革命历史叙事则较为明显地在国民党意识形态影响下而不断地再建构，并很快形成了“辛亥”叙事中居主导地位的“正统学派”，其特点是大力宣传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缔造了中华民国，“以中国国民党所组织之合法政府为正统”。稍后出版的冯自由著《革命逸史》、邹鲁著《中国国民党史稿》、罗香林著《国父之大学时代》等著作，虽不乏学术参考价值，但均在很大程度上囿于党派成见，带有某种官方色彩，打上了国民党正统史观的烙印。“写组织源流，以兴中会—中国国民党为正统；写革命领导人，以孙中山为中心；以一党一人画线，衡量是非，褒贬人物，不乏删削史实、涂饰功过之弊。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由于突出湖北革命团体日知会的历史功绩，竟被国民党政府以不符事实为由查禁。”（严昌洪、马敏：《二十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历史研究》二○○○年第三期）一九四九年国民党退居台湾一隅，为配合“反攻大陆”仍继续加强国民党统治正统性的宣传。“正统学派”的主要代表性学者，也都跟随国民党到台湾，在此特定政治背景之下台湾的辛亥革命历史叙事，依然基本上承袭了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的所谓“正统观念”，由此也使原有“正统学派”的辛亥革命历史叙事得以继续发展。
上世纪五十年代下半期至六十年代上半期，在毛泽东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给以高度评价以后，大陆史学界也开始重视对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研究。一批较有影响的资料集、专著、论文陆续出版和发表，逐渐形成被西方史学界所称之辛亥革命历史叙事中的“新正统学派”，即主要强调孙中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其重要地位与作用应予充分肯定，但辛亥革命又是一次不彻底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最终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借鉴了辛亥革命的宝贵经验教训，完成了辛亥革命未能完成的革命任务。在西方与港台学界看来，这种对辛亥革命历史叙事的新解释体系，也难免蕴含着论证中国共产党大陆统治合法性的政治意味。
进入七十年代以后，台湾史学界的辛亥革命历史叙事有所变化，开始在许多方面明显突破了以往“正统学派”的传统研究格局，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向。这一时期虽然早先的“正统”性研究成果仍占有相当比例，但做出的评价却相对平实客观，学术性更强，政治性则开始有所减弱。更为重要的是，在过去辛亥革命史研究“一元化”时代不能入流的诸多研究内容，均逐渐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并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
与此相反，大陆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不久就进入了长达十年的停滞期，辛亥革命历史叙事也难免受到所谓“影射史学”的影响。“文革”时期的“儒法斗争”同样贯穿于辛亥革命史，被贴上“反儒尊法”标签的辛亥人物章太炎大受称赞，甚至出现抑“孙”扬“章”之情形，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均被“立足于批”而予以否定。
八十年代是海峡两岸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快速发展时期。尤其是在大陆，辛亥革命史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领域，九十年代以后发展势头虽有所减缓，但至今也仍然不断有新成果问世。与之相伴随的是，辛亥革命的历史叙事内容更为丰富，新领域、新课题不断开拓，新观点、新见解也层见叠出。起初是对辛亥革命时期的商会与资产阶级进行了深入探讨，对清末“新政”、立宪派与立宪运动有了不同的认识与评价，随后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外交乃至整个社会，也都有比较扎实的专题研究，对辛亥革命是否属于资产阶级革命也出现了争议，甚至还有个别学者认为辛亥革命的负面作用与影响也不应忽视。
随着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到来，辛亥革命历史叙事再度受到史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关注。“跳出辛亥革命史研究辛亥革命”，以长时段的历史眼光从各个层面探讨作为重要历史遗产的辛亥革命，深入考察百年来不同时期辛亥革命的历史记忆及其影响，似乎成为辛亥革命历史叙事的一种新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