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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看八大山人，但觉页黄墨香间翻目瞪石的游鱼充满天真童趣，肥硕倔强的鳜鱼，体态似喝醉酒般不谙水性了，拙中含姿，淡中入妙，几泼光影，几块顽石，淡淡然的留白与几笔劲道的勾勒便沁出十足的禅意。而似蚯蚓一样灵动缠绕的字体，也全然一副孩童率真的表情，毫无正襟危坐的架子。更听说八大山人有这样的趣事，他给自己取号“个驴”，旁人问：“你是朱耷吧?”答曰：“不，我是个驴，我是个驴。”于是喜欢他的游心自在，解衣般礴。直到后来读了明清史，问过禅学过佛，才悟出八大山人画中的悲悒与禅心。“哭之”，哭的并非他自己凄怆跌宕的人生际遇，更不单是那痛贯心膂的亡国之殇。“哭之”是他的慈悲，目睹过哀鸿遍野、世相百态之后，菩萨低眉一般深切的悲悯；“笑之”，是他的予乐和善谑，是超脱凡俗的通达，是将那拈花微笑、纯任自然的禅悦给予尘世。
中国嘉德2010春季拍卖会上，八大山人一幅落款形似“笑之”的《枝上鹳鹆图》，又似沧海遗珠喜现于人们眼前。这幅最终以907.2万元成交的画作，曾是吴熙载的旧藏，身份很高，是八大山人较晚期画得极为精彩的作品之一。有着八大山人一贯的缥缈、冷逸，却更多的浸透着旷然空灵的禅风。有评价说，此画用笔奇肆方拙，尤其鸲鹆身上的墨色很有技巧，湿笔淋漓，墨彩焕发，有种孤傲不可或抑的精神跃出，是很开门的真迹，加上吴让之的印章，高邕又影印了此画，更使其身价倍增。
或许是想到八大山人所栖身的悲恸时代，粗读此画，只觉得气氛静谧而清冷，画中鸲鹆恍似已了悟瞬间生灭流失，寂寞的伫立于疏枝衰柳之上，而在它远望无涯的视线里镜像般透出的荒寒景象，正是那它已不愿再回去的，洪荒索居的悲凉世界。八大山人的画总是这样冷峻奇崛，又痛又瑰玮。正如他的人生一样，极简约的留白与至高明的混沌，恰恰烘染出尘世的残破与幽暗。(但一句“笑之”的落款，题得又是这样风日洒然。)
有人说，在绘画上八大山人是领悟了至道的，他将倪云林的简约疏宕、王蒙的清明华滋推向更为纯净的世界，又从徐渭的简练飘逸走向浑朴之境。石涛也评价他“眼高百代古无比，书法画法前人前”。然而于人生之境，他又何尝不是洞彻真谛，领悟了至道的。
《圣经》里有这样的故事：有人向盲者说：“我是基督。”盲者抚摸他的手，没有钉痕，于是答道：“你不是基督。”世间不乏芸芸画匠，但他们的手上没有钉痕。八大山人的手，是凿有钉痕的手，神凝笔底的气概便迥不犹人。
杨钟羲《雪桥诗话三集》题明朝遗民顾原说：“画师亲阅伤心史，写出残山剩水来。”就是赞叹那些经历过苦难和浩劫的丰沛灵魂所孕育出的画作，才饱含着不同凡响的意韵和深度。
而黄宗羲口中那“惨痛异常”、“地解天崩”的时代，正是滋养和孕育八大山人的不朽画魂、并使其参破红尘幻象的道场。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自缢煤山的崇祯帝年仅三十三岁，死时“以发覆面，白袷蓝袍白细裤，一足跣，一足有绫袜”，衣上以血指书遗诏：“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心力交瘁的年轻君主，以极其惨烈的死，向列祖列宗们兑现了历代明皇所恪守的“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诺言。
此后，国破家亡，清兵入关，一路杀男掳女，残暴屠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南明遗民虽困兽犹斗抵抗清兵，各地亦皆推举朱姓后裔继续明朝正统，但始终气数殆尽，弘光帝朱由崧被处死、潞王朱常涝投降、鲁王朱以海战败；最后，福建唐王朱聿键、广州朱聿粤、广西桂王朱由榔，尽皆以徒劳挣扎，战败惨死而告终。
八大山人是江西宁献王朱权之裔，谱名朱统筌，别名朱耷。顺治二年，清军入赣，对故明宗室的态度是“若穷迫降顺或叛而复归及被执献者，无少长尽诛之”。当时的南昌名士彭士望在诗中形容：“王孙各窜伏，困苦无完裳。谁为杜杜陵，见汝哀彷徨。”记载明王子孙的《盱眙朱氏八支宗谱》序中亦描述了当时“改姓易氏、匿迹销声、东奔西走，各逃生命”的惨状。
宁王府自然不能幸免，一夜之间九十余口惨遭灭门，只有朱耷人逃出，于荒野避难。
如此，瞬间从贵胄沦为贱民的八大山人，在亲历国土沦亡、生灵涂炭的劫难之后，也便只能遁迹空门“薤发为僧”。吴昌硕写八大山人的一首诗曰：“繁华梦破入空门，画不知题但印存。遥想石头城上草，青青犹自忆王孙。”诗文中那份清邈的欷歔，粹然交织着郁郁沉沉的感伤，正是作者以同为画人的身份，遥想当年那样一面苍郁沉重的历史布景下同类者的坎坷命运，而生出无尽的钦叹与怜惜。
的确，八大山人的为僧，有着命定的万般无奈与走投无门，但和其他遗民们的逃禅避世或蛰伏以待不同，八大山人的出家，是真正于屠夫砧板上做道场，在地狱间行菩萨道，以背负苦难的艰难步履行向了寻求解脱的修行之路。胡兰成说，禅是乱世志士的智慧修行。又说，禅宗是立于行动与造型之先的，而其末梢的表现，便是牧溪、石涛、八大山人的画。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绘画之于八大山人，是修行布道的途径，更是承载道法之器具，在笔行墨运之间了悟生死流转与浮幻人生。
早期遁世后的八大山人，仍旧在自心的炼狱中经历着常人不可想象的困苦煎熬，那是国破家亡的痛楚，是无依无着的悲凉。他也曾因为心中的“汨渤郁结”而“终至癫狂，每每伏地呜咽，忽仰天大笑，忽叫号痛哭”。又为躲避清廷的加害和严酷的文字狱，而着意使诗章幽奇怪涩；笔墨画风虽孤傲纵肆，却只写干支，不写年号；最使人心碎的伏笔，便是题写“三月十九日”的暗语，那个崇祯帝自缢的日子，倒写的月字，团缩似龟的符号，不禁叫人感叹其间纠结了一个明王子孙如何冰裂的情感与碎梦。对于那样一个时代，身在其中，无可逃离，救赎之路便是以画为诗，长歌当哭。一笔落纸，气象万千，内心的盘郁之气，化为含蓄蕴藉、恣意痛快的艺术语言。于是在他的许多山水中，多有黄公望的萧散、清荒、寂冷；即使是静谧的花鸟蔬果，也常有凄凉遍布之态，抑塞之情溢于绢素。
因为尘世荒浊，他不是那么逼近的剖视人生，他的画作中没有浓重的人间烟火，更没有喧嚣的浮华世态，他把一切都化为只属于他的心灵诗境。他善画山水、花卉，动物中又尤好鱼、鸟。中国嘉德2004秋季拍卖会上以484万元成交的《鱼》镜心，就是八大山人一幅极具代表性的游鱼画作，此画曾经张大千与唐云收藏，并被唐云长年挂在其画室中，且多次著录。画中以精妙的破墨法，寥寥数笔便描绘出一条正于水中游动的，漉湿淋漓的游鱼，虽仅一尺篇幅，绘制却极为栩栩如生，浓墨点睛，恰巧点出了游鱼满目桀骜不驯的神色；中国嘉德2005春季拍卖会上以583万元成交的《野塘双雁图》，也堪称八大山人的代表作品之一。翎毛可辨上下应和的两只芦雁，怅然对峙于萋萋野塘，水墨写意，自然晕散，与嶙岣的岸石相映成趣。而芦雁眼中透出的矛盾、孤愤与哀愁， 一番拟人的描绘，又寄寓出清人沈灏所说的“寒塘雁迹、太虚片云”的孤高意境。画间墨色的浓淡，变化酣畅，行笔间骤然泛起的清浅与冷怨，却同他的命运一样冷峭。
这些翻眼瞪石、机陧不安的鱼，缩头鼓腹、沉思假寐的乌，正是在灾难和浩劫下疲惫众生的存在状况和精神状态的写照。断梗残荷、水草浮萍、连凋尽了花树的山川也万斛愁苦，对这些族类的描摹、便是对他们身之所寄的历史时空的呈现，一种颓垣前苍凉的美丽。
郑板桥也曾有诗咏八大山人的画说：“国破家亡鬓总皤，一囊诗画作头陀。模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他从八大山人画中更多看到的是至深的哀恸，是极致的愁苦，是其痛伤人伦之变、故国之亡，而椣忍苟全的悲悒。然而，八大山人的一生，是修行践道的一生。他于尘世中哀恸得有多沉重，他出世后的升华就有多超然。这也便是劫难之年，苍天破格的眷顾。
所以读八大的画，需要儒家的忠恕仁义，更需要道家的清静无为和佛家的无我性空。早年学儒，青年为僧，中年入道的八大山人，终其一生修的，便是个“禅”字。“道冠儒履佛袈裟，汇成三家做家”的禅宗，才是理解八大山人画作之门。譬如“无根”的隐喻，便是八大山人花鸟画的常设，在他的画中，莲无根，树无根，花草无根，甚至山也无根。他画山，总在虚无飘渺中：他画树，不知从何而来，往往枝横出。有人说他的“无根”理念源自宋元遗民郑思肖，因郑思肖工墨兰，但“疏花简叶，根不着土”，旁人问起，他答“土为番人夺，忍着耶?”
然而对于深谙禅机的八大山人来说，又是另一番境界。无根，在禅宗中象征无所羁绊、一丝不挂。禅宗古德向无缝塔中安身立命，于无根树下啸月吟风，强调万法本无根，一落根，即被羁绊。《赵州录》记载：“问：‘大道无根，如何接唱?’师云：‘你便接唱! ’云：‘无根又作么生?’师云：‘既是无根，什么处系缚你!’”
八大笔下的无根之态，便显然来自于禅宗无住思想。他曾在《个山小像》自题说：“生在曹洞临济有，穿过临济曹洞有。洞曹临济两俱非，赢赢然若丧家之狗。还识得此人么?罗汉道底。”这首偈子戏谑调侃的，就是其在佛学上曹洞与临济二宗兼修的状态，曹洞者家风细密，善机锋妙语，为“应”势；临济宗“大机大用”、“虎骤龙奔，星驰电激”、“杀活自在”，动辄棒喝，是为“攻”势；而八大得以平衡其间，是故大开大合。
曹洞宗始祖洞山良价，有个著名的“乌道”论(也是曹洞立宗的重要学说)，强调“乌道而学”的空观，喻道如鸟之行空，去留无迹，孤鸿灭没，无影无形。八大花鸟画的独特表现形式、造型特点、境界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乌道”思想的体现。中国嘉德2007春季拍卖会上的《荷花小鸟》、同年秋季拍卖会上的《柳塘八哥》，以及《枝上鹞鹆图》，便也都是八大对曹洞“乌道”说的很好注解：孤鸟立于无根无依的衰枝，象征着举足下足，鸟道无殊；若有若无的景深，喻空幻不实的清平世界，荡荡乾坤。触目荒林，论年放旷。无影树下，永劫清凉。禅家对图画的基本看法是“不著看相”，一切相皆是虚妄。所以八大山人画鸟，只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宁静瞬间。他的“鸟道”是幻影流动之“鸟道”。
虽然“鸟道”这样不滞情境的思想，表面上看似与八大山人的故国之情自相矛盾，但禅宗不只说无住无念和浮世无常，它更肯定天地万物的成毁之机，等同道家所说的“天地不仁”。所以，正是禅宗那“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精神境界为万般愁苦的八大山人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解脱。
他的不喜亦不惧，他的“哭之”且“笑之”，他的激越与平和，他的狂悖与自嘲，种种疯癫与矛盾之中的禅趣，却又像极了南宋高僧济公和尚。济公有诗云：“远看不是，近看不像，费尽许多功夫，画出这般模样。两只帚眉，但能扫愁；一张大口，只贪吃酒。不怕冷，常作赤脚；未曾老，渐渐白头。有色无心，有染无著。睡眠不管江海波，浑身褴褛害风魔。桃花柳叶无心恋，月白风清笑与歌。有一日倒骑驴子归天岭，钓月耕云自琢磨。”这般身处沉浊之世的玩世不恭，狂肆其外而悲心其中，不就正是“一日之间，癫态百出”的八大山人吗?他那数十年间似癫非癫，似醉非醉的生活，放浪形骸也好，佯狂抗世也罢，一切令他哭之又笑，笑之又哭的万十艮千愁，最终皆化为他恣肆怪伟、乖张冷峻的艺术风格。
所谓“八大山人”，何为“八大”，坊间有无数说法，但我更愿相信是典出《八大人觉经》中的人之八大觉悟：“世间无常、多欲为苦、心无厌足、懈怠坠落、愚痴生死、贫苦多怨、五欲过患、生死炽然。”八大山人的一生正是以亲阅的方式证悟到了坐看云起时的廓然荡豁与圆融无碍，才会为自己写下：“没毛驴，初生兔。嫠破门面，手足无措。莫是悲他世上人，到头不识来时路。今朝且喜当行，穿过葛藤露布。”有色无心、有染无著的一生，这般慈悲而纯然的空灵廓落之境，似高地上伸出石墙盛开的一树白花，在煤烟冷雨里缤纷自落。
在中国嘉德2008春季拍卖会上以3136万元高价拍出的唐云旧藏《瓶菊图》，是八大山人六十九岁之后的一幅精品画作，特别受到世人尤其是研究者的钟爱。从画中可以看到，在他雪刺霜颠的晚年，经过润泽和洗礼人生，已经流淌出安详平和的旷达和超脱，画中菊花错落有致，疏密得当，行笔柔韧自如，苍劲圆秀，墨色透明淹润、清逸横生，散发着宁静朴素的气息和悠然自得的禅悦。那时的他，曾在个扇面上这样写道：“静几明窗，焚香掩卷，会心处，欣然独笑。客来相与，烹苦茗，赏奇文。久之，霞光零乱，月在高楹。而客至前溪矣，随呼童闭户，放蒲团，静坐片时，更觉悠然神远。”那是对生命瞬间之美的绵绵咏叹、沉思，与默念。繁华落尽见真淳，返璞归真，如此人生便是一番艺境，便是一种美学上的完成。
他曾赞倪云林说：“倪迂作画，如天骏腾空，白云出岫，无半点尘俗气。”而他的画又何尝不是如此。清人恽南田曾说过“画以简贵为尚，简之入微、则洗尽尘滓，独存孤迥。”八大山人的画和他的禅一样，有着唐代南宗禅学“诵经三干部，曹溪句亡”的至简之势，寥寥数语，暗藏无尽机锋。宋代司马池一生只留下首禅偈般的诗《行色》：“冷于陂水淡于秋，远陌初穷见渡头。赖是丹青无画处，画成应遣一生愁。”或许正如此诗所言，对于八大山人来说，这人世之行，深重的羁旅行愁，幸而是丹青画笔所不能全然描摹出的部分，如同他的“哑”意，他的留白，他的禅机。
中国嘉德2010春季拍卖会上，八大山人一幅落款形似“笑之”的《枝上鹳鹆图》，又似沧海遗珠喜现于人们眼前。这幅最终以907.2万元成交的画作，曾是吴熙载的旧藏，身份很高，是八大山人较晚期画得极为精彩的作品之一。有着八大山人一贯的缥缈、冷逸，却更多的浸透着旷然空灵的禅风。有评价说，此画用笔奇肆方拙，尤其鸲鹆身上的墨色很有技巧，湿笔淋漓，墨彩焕发，有种孤傲不可或抑的精神跃出，是很开门的真迹，加上吴让之的印章，高邕又影印了此画，更使其身价倍增。
或许是想到八大山人所栖身的悲恸时代，粗读此画，只觉得气氛静谧而清冷，画中鸲鹆恍似已了悟瞬间生灭流失，寂寞的伫立于疏枝衰柳之上，而在它远望无涯的视线里镜像般透出的荒寒景象，正是那它已不愿再回去的，洪荒索居的悲凉世界。八大山人的画总是这样冷峻奇崛，又痛又瑰玮。正如他的人生一样，极简约的留白与至高明的混沌，恰恰烘染出尘世的残破与幽暗。(但一句“笑之”的落款，题得又是这样风日洒然。)
有人说，在绘画上八大山人是领悟了至道的，他将倪云林的简约疏宕、王蒙的清明华滋推向更为纯净的世界，又从徐渭的简练飘逸走向浑朴之境。石涛也评价他“眼高百代古无比，书法画法前人前”。然而于人生之境，他又何尝不是洞彻真谛，领悟了至道的。
《圣经》里有这样的故事：有人向盲者说：“我是基督。”盲者抚摸他的手，没有钉痕，于是答道：“你不是基督。”世间不乏芸芸画匠，但他们的手上没有钉痕。八大山人的手，是凿有钉痕的手，神凝笔底的气概便迥不犹人。
杨钟羲《雪桥诗话三集》题明朝遗民顾原说：“画师亲阅伤心史，写出残山剩水来。”就是赞叹那些经历过苦难和浩劫的丰沛灵魂所孕育出的画作，才饱含着不同凡响的意韵和深度。
而黄宗羲口中那“惨痛异常”、“地解天崩”的时代，正是滋养和孕育八大山人的不朽画魂、并使其参破红尘幻象的道场。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自缢煤山的崇祯帝年仅三十三岁，死时“以发覆面，白袷蓝袍白细裤，一足跣，一足有绫袜”，衣上以血指书遗诏：“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心力交瘁的年轻君主，以极其惨烈的死，向列祖列宗们兑现了历代明皇所恪守的“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诺言。
此后，国破家亡，清兵入关，一路杀男掳女，残暴屠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南明遗民虽困兽犹斗抵抗清兵，各地亦皆推举朱姓后裔继续明朝正统，但始终气数殆尽，弘光帝朱由崧被处死、潞王朱常涝投降、鲁王朱以海战败；最后，福建唐王朱聿键、广州朱聿粤、广西桂王朱由榔，尽皆以徒劳挣扎，战败惨死而告终。
八大山人是江西宁献王朱权之裔，谱名朱统筌，别名朱耷。顺治二年，清军入赣，对故明宗室的态度是“若穷迫降顺或叛而复归及被执献者，无少长尽诛之”。当时的南昌名士彭士望在诗中形容：“王孙各窜伏，困苦无完裳。谁为杜杜陵，见汝哀彷徨。”记载明王子孙的《盱眙朱氏八支宗谱》序中亦描述了当时“改姓易氏、匿迹销声、东奔西走，各逃生命”的惨状。
宁王府自然不能幸免，一夜之间九十余口惨遭灭门，只有朱耷人逃出，于荒野避难。
如此，瞬间从贵胄沦为贱民的八大山人，在亲历国土沦亡、生灵涂炭的劫难之后，也便只能遁迹空门“薤发为僧”。吴昌硕写八大山人的一首诗曰：“繁华梦破入空门，画不知题但印存。遥想石头城上草，青青犹自忆王孙。”诗文中那份清邈的欷歔，粹然交织着郁郁沉沉的感伤，正是作者以同为画人的身份，遥想当年那样一面苍郁沉重的历史布景下同类者的坎坷命运，而生出无尽的钦叹与怜惜。
的确，八大山人的为僧，有着命定的万般无奈与走投无门，但和其他遗民们的逃禅避世或蛰伏以待不同，八大山人的出家，是真正于屠夫砧板上做道场，在地狱间行菩萨道，以背负苦难的艰难步履行向了寻求解脱的修行之路。胡兰成说，禅是乱世志士的智慧修行。又说，禅宗是立于行动与造型之先的，而其末梢的表现，便是牧溪、石涛、八大山人的画。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绘画之于八大山人，是修行布道的途径，更是承载道法之器具，在笔行墨运之间了悟生死流转与浮幻人生。
早期遁世后的八大山人，仍旧在自心的炼狱中经历着常人不可想象的困苦煎熬，那是国破家亡的痛楚，是无依无着的悲凉。他也曾因为心中的“汨渤郁结”而“终至癫狂，每每伏地呜咽，忽仰天大笑，忽叫号痛哭”。又为躲避清廷的加害和严酷的文字狱，而着意使诗章幽奇怪涩；笔墨画风虽孤傲纵肆，却只写干支，不写年号；最使人心碎的伏笔，便是题写“三月十九日”的暗语，那个崇祯帝自缢的日子，倒写的月字，团缩似龟的符号，不禁叫人感叹其间纠结了一个明王子孙如何冰裂的情感与碎梦。对于那样一个时代，身在其中，无可逃离，救赎之路便是以画为诗，长歌当哭。一笔落纸，气象万千，内心的盘郁之气，化为含蓄蕴藉、恣意痛快的艺术语言。于是在他的许多山水中，多有黄公望的萧散、清荒、寂冷；即使是静谧的花鸟蔬果，也常有凄凉遍布之态，抑塞之情溢于绢素。
因为尘世荒浊，他不是那么逼近的剖视人生，他的画作中没有浓重的人间烟火，更没有喧嚣的浮华世态，他把一切都化为只属于他的心灵诗境。他善画山水、花卉，动物中又尤好鱼、鸟。中国嘉德2004秋季拍卖会上以484万元成交的《鱼》镜心，就是八大山人一幅极具代表性的游鱼画作，此画曾经张大千与唐云收藏，并被唐云长年挂在其画室中，且多次著录。画中以精妙的破墨法，寥寥数笔便描绘出一条正于水中游动的，漉湿淋漓的游鱼，虽仅一尺篇幅，绘制却极为栩栩如生，浓墨点睛，恰巧点出了游鱼满目桀骜不驯的神色；中国嘉德2005春季拍卖会上以583万元成交的《野塘双雁图》，也堪称八大山人的代表作品之一。翎毛可辨上下应和的两只芦雁，怅然对峙于萋萋野塘，水墨写意，自然晕散，与嶙岣的岸石相映成趣。而芦雁眼中透出的矛盾、孤愤与哀愁， 一番拟人的描绘，又寄寓出清人沈灏所说的“寒塘雁迹、太虚片云”的孤高意境。画间墨色的浓淡，变化酣畅，行笔间骤然泛起的清浅与冷怨，却同他的命运一样冷峭。
这些翻眼瞪石、机陧不安的鱼，缩头鼓腹、沉思假寐的乌，正是在灾难和浩劫下疲惫众生的存在状况和精神状态的写照。断梗残荷、水草浮萍、连凋尽了花树的山川也万斛愁苦，对这些族类的描摹、便是对他们身之所寄的历史时空的呈现，一种颓垣前苍凉的美丽。
郑板桥也曾有诗咏八大山人的画说：“国破家亡鬓总皤，一囊诗画作头陀。模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他从八大山人画中更多看到的是至深的哀恸，是极致的愁苦，是其痛伤人伦之变、故国之亡，而椣忍苟全的悲悒。然而，八大山人的一生，是修行践道的一生。他于尘世中哀恸得有多沉重，他出世后的升华就有多超然。这也便是劫难之年，苍天破格的眷顾。
所以读八大的画，需要儒家的忠恕仁义，更需要道家的清静无为和佛家的无我性空。早年学儒，青年为僧，中年入道的八大山人，终其一生修的，便是个“禅”字。“道冠儒履佛袈裟，汇成三家做家”的禅宗，才是理解八大山人画作之门。譬如“无根”的隐喻，便是八大山人花鸟画的常设，在他的画中，莲无根，树无根，花草无根，甚至山也无根。他画山，总在虚无飘渺中：他画树，不知从何而来，往往枝横出。有人说他的“无根”理念源自宋元遗民郑思肖，因郑思肖工墨兰，但“疏花简叶，根不着土”，旁人问起，他答“土为番人夺，忍着耶?”
然而对于深谙禅机的八大山人来说，又是另一番境界。无根，在禅宗中象征无所羁绊、一丝不挂。禅宗古德向无缝塔中安身立命，于无根树下啸月吟风，强调万法本无根，一落根，即被羁绊。《赵州录》记载：“问：‘大道无根，如何接唱?’师云：‘你便接唱! ’云：‘无根又作么生?’师云：‘既是无根，什么处系缚你!’”
八大笔下的无根之态，便显然来自于禅宗无住思想。他曾在《个山小像》自题说：“生在曹洞临济有，穿过临济曹洞有。洞曹临济两俱非，赢赢然若丧家之狗。还识得此人么?罗汉道底。”这首偈子戏谑调侃的，就是其在佛学上曹洞与临济二宗兼修的状态，曹洞者家风细密，善机锋妙语，为“应”势；临济宗“大机大用”、“虎骤龙奔，星驰电激”、“杀活自在”，动辄棒喝，是为“攻”势；而八大得以平衡其间，是故大开大合。
曹洞宗始祖洞山良价，有个著名的“乌道”论(也是曹洞立宗的重要学说)，强调“乌道而学”的空观，喻道如鸟之行空，去留无迹，孤鸿灭没，无影无形。八大花鸟画的独特表现形式、造型特点、境界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乌道”思想的体现。中国嘉德2007春季拍卖会上的《荷花小鸟》、同年秋季拍卖会上的《柳塘八哥》，以及《枝上鹞鹆图》，便也都是八大对曹洞“乌道”说的很好注解：孤鸟立于无根无依的衰枝，象征着举足下足，鸟道无殊；若有若无的景深，喻空幻不实的清平世界，荡荡乾坤。触目荒林，论年放旷。无影树下，永劫清凉。禅家对图画的基本看法是“不著看相”，一切相皆是虚妄。所以八大山人画鸟，只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宁静瞬间。他的“鸟道”是幻影流动之“鸟道”。
虽然“鸟道”这样不滞情境的思想，表面上看似与八大山人的故国之情自相矛盾，但禅宗不只说无住无念和浮世无常，它更肯定天地万物的成毁之机，等同道家所说的“天地不仁”。所以，正是禅宗那“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精神境界为万般愁苦的八大山人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解脱。
他的不喜亦不惧，他的“哭之”且“笑之”，他的激越与平和，他的狂悖与自嘲，种种疯癫与矛盾之中的禅趣，却又像极了南宋高僧济公和尚。济公有诗云：“远看不是，近看不像，费尽许多功夫，画出这般模样。两只帚眉，但能扫愁；一张大口，只贪吃酒。不怕冷，常作赤脚；未曾老，渐渐白头。有色无心，有染无著。睡眠不管江海波，浑身褴褛害风魔。桃花柳叶无心恋，月白风清笑与歌。有一日倒骑驴子归天岭，钓月耕云自琢磨。”这般身处沉浊之世的玩世不恭，狂肆其外而悲心其中，不就正是“一日之间，癫态百出”的八大山人吗?他那数十年间似癫非癫，似醉非醉的生活，放浪形骸也好，佯狂抗世也罢，一切令他哭之又笑，笑之又哭的万十艮千愁，最终皆化为他恣肆怪伟、乖张冷峻的艺术风格。
所谓“八大山人”，何为“八大”，坊间有无数说法，但我更愿相信是典出《八大人觉经》中的人之八大觉悟：“世间无常、多欲为苦、心无厌足、懈怠坠落、愚痴生死、贫苦多怨、五欲过患、生死炽然。”八大山人的一生正是以亲阅的方式证悟到了坐看云起时的廓然荡豁与圆融无碍，才会为自己写下：“没毛驴，初生兔。嫠破门面，手足无措。莫是悲他世上人，到头不识来时路。今朝且喜当行，穿过葛藤露布。”有色无心、有染无著的一生，这般慈悲而纯然的空灵廓落之境，似高地上伸出石墙盛开的一树白花，在煤烟冷雨里缤纷自落。
在中国嘉德2008春季拍卖会上以3136万元高价拍出的唐云旧藏《瓶菊图》，是八大山人六十九岁之后的一幅精品画作，特别受到世人尤其是研究者的钟爱。从画中可以看到，在他雪刺霜颠的晚年，经过润泽和洗礼人生，已经流淌出安详平和的旷达和超脱，画中菊花错落有致，疏密得当，行笔柔韧自如，苍劲圆秀，墨色透明淹润、清逸横生，散发着宁静朴素的气息和悠然自得的禅悦。那时的他，曾在个扇面上这样写道：“静几明窗，焚香掩卷，会心处，欣然独笑。客来相与，烹苦茗，赏奇文。久之，霞光零乱，月在高楹。而客至前溪矣，随呼童闭户，放蒲团，静坐片时，更觉悠然神远。”那是对生命瞬间之美的绵绵咏叹、沉思，与默念。繁华落尽见真淳，返璞归真，如此人生便是一番艺境，便是一种美学上的完成。
他曾赞倪云林说：“倪迂作画，如天骏腾空，白云出岫，无半点尘俗气。”而他的画又何尝不是如此。清人恽南田曾说过“画以简贵为尚，简之入微、则洗尽尘滓，独存孤迥。”八大山人的画和他的禅一样，有着唐代南宗禅学“诵经三干部，曹溪句亡”的至简之势，寥寥数语，暗藏无尽机锋。宋代司马池一生只留下首禅偈般的诗《行色》：“冷于陂水淡于秋，远陌初穷见渡头。赖是丹青无画处，画成应遣一生愁。”或许正如此诗所言，对于八大山人来说，这人世之行，深重的羁旅行愁，幸而是丹青画笔所不能全然描摹出的部分，如同他的“哑”意，他的留白，他的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