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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记事时全国上下正在搞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我住在外祖母家——河北省晋县田村公社南旺大队。清楚地记得,我的舅舅最爱跟舅母讲的一句话家常话竟是:“你怎么就不能为文化大革命操点心?”在一个小孩子的眼里,“文化大革命”就是“揪斗坏人”——简陋的厕所里写着醒目的大字标语:“打倒XXX!”刚开始学写作文,就要写“大批判稿”;昨天还好端端来家里串门的一个远房舅舅,今天就成了必须与之划清界限的大坏蛋……那时的我,是个根红苗正的“红小兵”。
我把“老三篇”背得滚瓜烂熟,引得大人们总逗我背诵。我的“背功”,大概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吧?除了“红宝书”,我几乎不看别的书(其实,想看也找不到)。
我15岁那年,懵懵懂懂地撞上了一本书——雨果的《悲惨世界》。对于书中那个叫冉·阿让的人,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他究竟是个坏人呢还是个好人呢?他偷窃,他越狱,他是个苦役犯;但他又是个成功的商人、能干的市长,他深切地同情着芳汀母女,当得知商马第在替自己受审时,他毅然决定抛弃市长的头面、身份,投案自首……这个遭际非凡的苦役犯揪痛了我的心。揪痛我的心的,还有那个小珂赛特。我多么怜爱那个八岁的女孩啊!有一段时间,我甚至觉得自己亲眼目击了这个场景——穿着破旧衣服的珂赛特,走在去森林里提水的夜路上;在路过笼在蜡烛光里的玩具店的时候,她偷眼看着那穿着紫红衣服的洋娃娃;当可怜的女孩提着沉重的水桶走在可怕的夜路上的时候,突然有一只大手悄悄伸过来,使她陡然感到水桶变轻了许多……那只手,是冉·阿让的手。它在拿走了珂赛特水桶重量的同时,也拿走了我的深重的忧悒。我清晰地记得,我在这页书上哭过。
——15岁的我,第一次感到了“善”的力量。
那时我还无力说出“好的阅读”究竟像什么,但已约略觉出,《悲惨世界》在我心里炸出了一个大坑,并在我身上留下了终生难愈的、细密难言的伤口。这伤口那么痛,又那么令人不舍。它以撕裂我的方式,拯救了我。
后来,当我牵着儿子的手来到圆明园,当我和他一起读雨果的《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一天,两个强盗闯入圆明园,一个掠夺,一个纵火……”儿子疑惑地问:“妈妈,雨果说的两个强盗一个是英国,一个是法国,可是,法国不是他的祖国吗?他在说他的祖国是强盗吗?”我回答说:“是的。人道主义,没有国界;正义,在国家之上。”
2001年,我赴法国公干。一踏上法国的土地,就激动不已地在心里说:“感谢法兰西为人类贡献了维克多·雨果!”我盼望着能有机会去“先贤祠”拜谒雨果先生,但是,我们的行程中无此项目。车过“先贤祠”,我央人为我拍了几张照片。我心里有个温柔的声音在说:就当是与长眠在此的雨果先生合影了吧。
2010年初春,一家电视台邀我去担任“西方人文大师”主讲,让我从众多的大师中挑选一位自己“中意”的作家。“雨果!”我不假思索地说。对方笑了,说:“啊?怎么这么多人都抢雨果呀!不好意思,雨果已经被人选走了,你另选一位吧。”我于是选了巴尔扎克,因为讲巴尔扎克注定绕不过雨果。众所周知,巴尔扎克是个狂傲自负之徒,他目空一切,恃才放旷,经常与朋友开一些粗俗的玩笑。他曾捕风捉影,在大庭广众之下信口评说雨果的私生活;他曾在报纸上尖刻地批评过雨果的剧本《欧那尼》;他还曾当面指责雨果放弃“法国贵族院议员”的头衔是哗众取宠……他对雨果所表现出的不屑一顾甚至敌意,令整个法国文坛为之咋舌。然而,巴尔扎克临终之际,只有雨果在深夜里来到了他的病榻前,紧紧握着被子下面那双冰冷的手,给它抚慰,给它温暖……在巴尔扎克的葬礼上,雨果先生沉痛地宣读了著名的《巴尔扎克葬词》。他称巴尔扎克为“惊人的、不知疲倦的作家、哲学家、思想家、诗人、天才”。他说:“德·巴尔扎克先生在最伟大的人物中名列前茅,是最优秀的人物中的佼佼者。他才华卓著,至善至美……”
雨果,用大爱与大善拥抱了世界。他博大的怀抱里有小珂赛特,有敲钟人夸西莫多,有笑面人格温普兰,有对他睥睨不敬的巴尔扎克,也有遥远的中国圆明园……雨果说过:“善,是精神世界的太阳。”——雨果的太阳,穿百载,越万里,慷慨照耀那些心中落了霜雪的人。
每一个写作者,都会有一个他由衷服膺并自觉不自觉仿效的人。虽说我写作的文学样式不是长篇小说,但是,雨果一直是在精神上照耀我、在创作上引领我的人。他引我关注苦难人生,他使我相信人心向善。在那个“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年代里,他让我看见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答案——当冉·阿让偷走米里哀主教的银器后被警察擒住时,米里哀主教不但站出做了“伪证”,声称那些银器都是自己送给冉·阿让的,并说还有一对银烛台他忘了一并带走。末了,主教悄声对冉·阿让说:“不要忘记,您拿了这些银子,是为了去做一个诚实人用的。”这话,冉·阿让记了一辈子,我也将记一辈子。
(琳荣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成长,请带上这本书》)
我把“老三篇”背得滚瓜烂熟,引得大人们总逗我背诵。我的“背功”,大概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吧?除了“红宝书”,我几乎不看别的书(其实,想看也找不到)。
我15岁那年,懵懵懂懂地撞上了一本书——雨果的《悲惨世界》。对于书中那个叫冉·阿让的人,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他究竟是个坏人呢还是个好人呢?他偷窃,他越狱,他是个苦役犯;但他又是个成功的商人、能干的市长,他深切地同情着芳汀母女,当得知商马第在替自己受审时,他毅然决定抛弃市长的头面、身份,投案自首……这个遭际非凡的苦役犯揪痛了我的心。揪痛我的心的,还有那个小珂赛特。我多么怜爱那个八岁的女孩啊!有一段时间,我甚至觉得自己亲眼目击了这个场景——穿着破旧衣服的珂赛特,走在去森林里提水的夜路上;在路过笼在蜡烛光里的玩具店的时候,她偷眼看着那穿着紫红衣服的洋娃娃;当可怜的女孩提着沉重的水桶走在可怕的夜路上的时候,突然有一只大手悄悄伸过来,使她陡然感到水桶变轻了许多……那只手,是冉·阿让的手。它在拿走了珂赛特水桶重量的同时,也拿走了我的深重的忧悒。我清晰地记得,我在这页书上哭过。
——15岁的我,第一次感到了“善”的力量。
那时我还无力说出“好的阅读”究竟像什么,但已约略觉出,《悲惨世界》在我心里炸出了一个大坑,并在我身上留下了终生难愈的、细密难言的伤口。这伤口那么痛,又那么令人不舍。它以撕裂我的方式,拯救了我。
后来,当我牵着儿子的手来到圆明园,当我和他一起读雨果的《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一天,两个强盗闯入圆明园,一个掠夺,一个纵火……”儿子疑惑地问:“妈妈,雨果说的两个强盗一个是英国,一个是法国,可是,法国不是他的祖国吗?他在说他的祖国是强盗吗?”我回答说:“是的。人道主义,没有国界;正义,在国家之上。”
2001年,我赴法国公干。一踏上法国的土地,就激动不已地在心里说:“感谢法兰西为人类贡献了维克多·雨果!”我盼望着能有机会去“先贤祠”拜谒雨果先生,但是,我们的行程中无此项目。车过“先贤祠”,我央人为我拍了几张照片。我心里有个温柔的声音在说:就当是与长眠在此的雨果先生合影了吧。
2010年初春,一家电视台邀我去担任“西方人文大师”主讲,让我从众多的大师中挑选一位自己“中意”的作家。“雨果!”我不假思索地说。对方笑了,说:“啊?怎么这么多人都抢雨果呀!不好意思,雨果已经被人选走了,你另选一位吧。”我于是选了巴尔扎克,因为讲巴尔扎克注定绕不过雨果。众所周知,巴尔扎克是个狂傲自负之徒,他目空一切,恃才放旷,经常与朋友开一些粗俗的玩笑。他曾捕风捉影,在大庭广众之下信口评说雨果的私生活;他曾在报纸上尖刻地批评过雨果的剧本《欧那尼》;他还曾当面指责雨果放弃“法国贵族院议员”的头衔是哗众取宠……他对雨果所表现出的不屑一顾甚至敌意,令整个法国文坛为之咋舌。然而,巴尔扎克临终之际,只有雨果在深夜里来到了他的病榻前,紧紧握着被子下面那双冰冷的手,给它抚慰,给它温暖……在巴尔扎克的葬礼上,雨果先生沉痛地宣读了著名的《巴尔扎克葬词》。他称巴尔扎克为“惊人的、不知疲倦的作家、哲学家、思想家、诗人、天才”。他说:“德·巴尔扎克先生在最伟大的人物中名列前茅,是最优秀的人物中的佼佼者。他才华卓著,至善至美……”
雨果,用大爱与大善拥抱了世界。他博大的怀抱里有小珂赛特,有敲钟人夸西莫多,有笑面人格温普兰,有对他睥睨不敬的巴尔扎克,也有遥远的中国圆明园……雨果说过:“善,是精神世界的太阳。”——雨果的太阳,穿百载,越万里,慷慨照耀那些心中落了霜雪的人。
每一个写作者,都会有一个他由衷服膺并自觉不自觉仿效的人。虽说我写作的文学样式不是长篇小说,但是,雨果一直是在精神上照耀我、在创作上引领我的人。他引我关注苦难人生,他使我相信人心向善。在那个“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年代里,他让我看见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答案——当冉·阿让偷走米里哀主教的银器后被警察擒住时,米里哀主教不但站出做了“伪证”,声称那些银器都是自己送给冉·阿让的,并说还有一对银烛台他忘了一并带走。末了,主教悄声对冉·阿让说:“不要忘记,您拿了这些银子,是为了去做一个诚实人用的。”这话,冉·阿让记了一辈子,我也将记一辈子。
(琳荣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成长,请带上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