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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营快递为何发韧于桐庐?“四通一达”的恩怨交织背后，是怎样的乡土逻辑?
桐庐乡桐庐帮
从杭州驱车向西南90公里，便可达位于干岛湖畔的桐庐县。桐庐群山耸峙，富春江由南而北纵贯全县，元朝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便是描绘的桐庐山色。
一进县城，江岸几幢新建的商务大厦颇有气势，然而过了富春江，这个县城的老底子却显露无疑：低矮陈旧的楼房，狭窄的街道，公交车是破旧的小巴，人力三轮满街揽客。出租车很少，从不打表。
记者一提到“快递之乡”，出租车司机立刻兴奋起来：“很多快递老板都是我们桐庐人!桐庐人出去干快递的也很多。”据统计桐庐县常住人口40.6万人，而外出从事快递行业的就达到5万人。“出去做快递的人把钱带回来，也搞活了当地的经济。”县城一家土菜餐馆的老板告诉记者，他有好几个亲戚都在杭州跑快递。
如同晋江帮占据了体育用品行业的半壁江山，桐庐帮也在各路资本混战的快递业“三国”中居其一。申通、中通和韵达的董事长们，都来自桐庐县钟山乡附近的村子。
几个村子散落在离县城30多公里的大山里，进山的路全是用水泥铺成，蜿蜒曲折却很平整，经过一小时车程，当公路两边出现一些中西混搭风格的别墅时，子胥村到了。
子胥村是申通快递董事长陈德军的老家。村里人讲，几乎每户人家都有人投身快递行业，并且几乎都效力于申通。子胥村各处坐落着约30多幢别墅，这些别墅的主人都是全国各地申通网点的老板。
对于陈德军来说，少年时的回忆更多是苦难。陈德军在子胥村长大，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人世。失去了顶梁柱，使原本不富裕的家一下陷入了困境，阵德军和母亲、妹妹一家三口人靠几亩田种茶叶、养猪为生，每年几百元的收入让一家人的生计捉襟见肘。
养活一家人尚成问题，读书更是一种奢求。1985年，15岁的陈德军初中毕业后被迫辍学，尽管他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为了补贴家用，减轻母亲的负担，他去学木匠，每月工资仅30元。如今陈德军不断在全国各地捐资助学，甚至在老家村里捐资修了一座申通小学，这与他少年失学的经历有着很大关系。
出了子胥村，继续往深山里走，分别是歌舞村和夏塘村。歌舞村是中通快递董事长赖梅松的老家，夏塘村是申通创始人聂腾飞和韵达快递董事长聂腾云两兄弟的老家。这两个村子同样是别墅林立。在夏塘村，聂家修筑在河边的两栋豪华别墅特别扎眼，门前一座“腾飞桥”横跨河上，是为纪念“桐庐快递第一人”聂腾飞而修。1999年，聂腾飞因车祸英年早逝，申通交给他老婆的哥哥陈德军掌管。
聂腾云回忆起当年与哥哥聂腾飞在夏塘村度过的少年时光，虽然苦却也有乐趣。“那时候，我们每天上学走5公里路，两个人走一段，互相背一段，哥哥比我大17个月，但我个子比哥哥高，通常我背着哥哥。那时我很享受，因为哥哥总是可以讲很多有趣的故事。”
如今，夏塘村一共680人，222户人家，有300多人在从事快递业务。在村子的某些角落，时不时就能看到一辆辆高档轿车。逢年过节的时候，回村的公路上小轿车就会排成长龙，其中上百万元的豪车不在少数，路虎、悍马、保时捷比比皆是。
历史的选择
民营快递的历史，为什么会选择桐庐?
桐庐多山少地，大山里生存环境艰苦，乡亲们都巴不得出门谋生计。1989年，聂腾飞到杭州的一家印染厂做小工，并在此认识了后来的妻子陈小英。陈小英来自子胥村，在她哥哥陈德军的介绍下到印染厂打工。陈德军之前是这家印染厂的工人，后来依靠自己的木匠手艺做装潢为生，但生意并不好。
浙江淳安人詹际盛，当时也在这个印染厂打工，并和聂腾飞成为了朋友，后来他创立了天天快递。这座不知名的印染厂，汇集了日后所有和“申通”创立相关，且对中国民营快递业颇具影响的人物。
1993年，20岁出头的聂腾飞和詹际盛发现，杭州很多贸易公司的报关单需要送到上海，若通过邮政来投递，最快也需要三四天。为了不耽误货物出关，这一过程往往时间紧迫，报关单第二天就必须送达到上海。杭州的贸易公司普遍为此头痛。
由此，两人萌生了一个可以被称之为“快递雏形”的想法——帮助这些贸易公司把报关单在第二天送到上海。
于是，聂腾飞和詹际盛双双从印染厂辞职，创办了申通公司，聂腾飞任总经理。当时杭州到上海的火车晚上八九点出发，次日凌晨三四点到，票价15元。两人商定：聂腾飞白天在杭州拉业务和接单，每份报关单收100元，晚上坐火车到上海，第二天凌晨詹际盛在上海火车站接应，再把报关单投递到上海市区。
两人管这种业务叫“代人出差”。这种前所未有的业务一经推出，大受杭州贸易公司们的欢迎。即使起步阶段每天只有一单的业务量，100元的价格减去15元的车票，85元的高毛利，也让申通得以生存壮大。第一年，在奔波的艰辛中，申通赚了近2万元。
1994年，聂腾飞利用赚来的钱，在上海开设了快递网点，负责收取外贸回函送回杭州，并请来小舅子陈德军帮忙坐镇上海。而詹际盛离开申通，和弟弟詹际炜另起炉灶，打起了“天天快递”的招牌。
随着业务的扩大，聂腾飞发现，人手不够用了。他很快想到了桐庐的家乡人。快递这个行业对于快递员的信用有着硬性需求。而江浙人历来重视宗族观念，来自乡里乡亲的快递员，最大的好处就是不会带着包裹和信件中途消失。因为一旦他这么做了，就将被全村人抛弃，永远都不能回到家乡。
聂腾飞的成功，吸引了桐庐的亲戚朋友加入到这个行业中来。江浙人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他们愿意为了赚钱而远走他乡。聂腾飞想到：如果大家分散到各个城市，就可以把沪杭的线状业务变成区域乃至全国的网状业务，如此一来申通的业务量将呈几何数级增长。
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分配利益。聂腾飞的办法是：向总部交纳几百元的押金就可以开网点。寄件网点独占快件的收入，并负担运费，而收件网点义务无偿地派送快件。比如杭州网点把一份快件100元的收费全部纳入自己腰包，再花15元的火车票把快件送到上海，上海则必须接收杭州的快件，并无偿地把它送到本地收件人手里。反之从上海到杭州亦是如此。 就这样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随着聂腾飞把“申通”的业务逐步扩大到长三角，桐庐的快递从业者也从夏塘村和子胥村，扩展到了钟山乡，乃至桐庐的所有辖区。这些“申通”的跟随者中，喻渭蛟的妻子张小娟曾是“申通”的财务，赖梅松的合作伙伴曾经是“申通”的分公司经理，聂腾云其时跟随着哥哥聂腾飞在“申通”负责慈溪分公司，日后他们分别创立了“圆通”、“中通”和“韵达”。
喻渭蛟原来从事建筑装潢，小有资产，却不幸在一次工程项目中亏损殆尽，不得已才开始从事快递业；赖梅松原是木材供应商，在朋友的怂恿下投入500万元加入快递行业；聂腾云原在啤酒厂做销售，业余兼职做快递，却慢慢积累起了快递的从业经验。
桐庐快递大军就这样在偶然的机会下慢慢成形。桐庐快递的业务扩展到哪里，桐庐人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桐庐人的关系网就铺到哪里。一个桐庐人的快递样本
1996年下半年的一天，桐庐子胥村人邓德庚，跟以往一样一边在田头拾掇蔬菜，一边打开收音机收听新闻。一条关于农民进城搞快递的新闻，引起了他的注意。“快递是一门新兴行业，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快递业的发展前景广阔……”听着广播，再想想村子里在外做快递的乡亲们大都赚了钱，邓德庚萌发了搞快递的念头。
1997年大年初六，邓德庚到亲戚在苏州开办的快递公司当起了学徒。他学习能力强，不到半年便基本掌握了快递业务流程和技术规范，更看清了民营快递行业的发展潜力。同年8月，他和哥哥一起，用借来的8000元钱加盟了申通，踏上了前往浙江金华的创业历程。
这8000元是邓德庚的父母走了十几个地方借到的钱，他揣在身上只觉得沉甸甸的。他暗暗发誓，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让父母过好日子!来到了陌生的金华，邓德庚和哥哥在靠近火车站的地方租了房子，然后忙碌地安装电话、印发名片。两个人的“公司”虽然还是个空壳儿，但邓德庚觉得当老板的感觉好极了!
当时只有23岁的邓德庚，每天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到处跑。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把金华城里的大街小巷全跑遍了。无论看到什么单位、公司，只要看见门口挂着块牌子，他就跑进去套近乎、分名片。那些鄙夷不屑的目光，傲慢的话语，他全不放在心上。有脾气大的老板，甚至当面将他的名片扔在地上，他把名片捡起来，笑嘻嘻地再重新递上去。
凭着山里农民的朴实本质，加上一张总是露着坦诚笑容的“娃娃脸”，邓德庚很快赢得得了客户的信赖，业务也慢慢多了起来。两个月后，他平均每天的业务量已经达到到30多单，公司开始有盈利了。但是，他的快递事业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
当时，国家对快递业务市场并未完全放开，“因为没有身份，我们就像快递游击队，常遭围追堵截，我们常常把快件塞在腰上来躲避检查……”邓德庚在金华的“快递游击队”成了被工商邮政联合执法的全国第一案例。公司所得的第一笔共7000余元的业务收入，还未到账就被执法部门没收了。辛苦两个月，不仅未赚到一分钱，还惹来一身麻烦，甚至连基本的日常生活也成了难题。
邓德庚感到十分委屈，我一不偷，二不抢，凭着勤劳和诚信混口饭吃，为什么就没有我立足之地呢?这“老板”还能当下去吗?他的哥哥更是流着泪说：“我们混不下去了，还是回家吧!”可他却坚决地摇头：“如果我们现在回家去，那真是输光赔到底了，再说家里借的8000元钱我们拿什么还呢?还是得做快递!”
于是，他又借来3000元高利贷，一边争取办营业执照，一边继续跑业务。如同皮球一样，有压力反倒蹦得更欢，他苦苦地在“夹缝中求生存”，业务量逐渐增多，名气也越来越大。在客户的邀请下，他当年还在义乌市设立办事处。到年底时，他不但还掉了3000元高利贷，回家过年时还带回了一个大彩电。
如今的邓德庚已经是申通义乌公司的总裁，他的创业经历被很多做快递的桐庐人视为一个励志故事。最潦倒的时候，邓德庚请对方到饭店吃饭并谈判。饭后因无钱埋单不得不把自己“押”在饭店，打电话给妻子借钱赎人。说起这段往事时，邓德庚眼眶泛红。来自桐庐的行业变革
当年，聂腾飞制定了加盟模式，几乎成了“桐庐帮”后来高速扩张的根基。然而，这却是一种比较松散的管理模式。总部的收入来源，其实是各地加盟商从总部购买的快递单和口袋，例如一个快递单1块钱，1个快递口袋6毛，总部就做这“1块6毛钱”的生意。加盟商数量越大，递送量越大，总部销售的运单就越多，获得的收入也就越多。
而对于加盟商来说，他们要自行购买车辆，招聘员工或者寻找下一级的承包商。制定快递价格是加盟商的权利，并不受总部影响。加盟商可以根据实际环境灵活制定快递价格，只要有得赚，他们就可以和消费者讨价还价。
但是，大规模的加盟扩张使得总部对各网点的管控力度不够。由于，各网点的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人们对桐庐帮的印象已经定格在了丢货、破损和服务态度差等方面。其中最主要原因是加盟商各自为政，以自身利益为中心，可能会为短期利益而牺牲质量和品牌。更严峻的是，作为割据诸侯的加盟商一旦足够强大，总部则无法掌控。
加盟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快递业一体化、集约化、标准化、机械化和集中化的发展趋势，直营模式是必然趋势。
2011年以来，圆通就开始强势推行直营改革。目前上海、北京、广州等几大经济发达城市圆通已率先变为直营模式，深圳、成都也实现平稳过渡。但这一过程并不顺利，2012年6月，圆通公司的“削藩”举动，令福州几个网点的加盟商不满，从而引发“停工”风波。在利益面前，一些加盟商同意放弃站点运营权，但圆通必须给予其满意的补偿，还有部分加盟商则想脱离圆通单独经营。
直营改加盟势必会引发与加盟商的利益冲突，据说顺丰的王卫在10年前收回加盟站点时，被香港黑社会追杀，并差点被别人卸胳膊断腿，目前顺丰是唯一一家全部为直营的快递公司。变革势在必行，喻渭蛟下达死命令：2012年圆通所有省会城市、货量大的二线城市全部要转型直营。
18年来风流云散，一场直营变革再次将桐庐，推上了中国民营快递史的风口浪尖。在商业规则与乡里亲情的交织下，桐庐人又将书写民营快递怎样的未来?
桐庐乡桐庐帮
从杭州驱车向西南90公里，便可达位于干岛湖畔的桐庐县。桐庐群山耸峙，富春江由南而北纵贯全县，元朝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便是描绘的桐庐山色。
一进县城，江岸几幢新建的商务大厦颇有气势，然而过了富春江，这个县城的老底子却显露无疑：低矮陈旧的楼房，狭窄的街道，公交车是破旧的小巴，人力三轮满街揽客。出租车很少，从不打表。
记者一提到“快递之乡”，出租车司机立刻兴奋起来：“很多快递老板都是我们桐庐人!桐庐人出去干快递的也很多。”据统计桐庐县常住人口40.6万人，而外出从事快递行业的就达到5万人。“出去做快递的人把钱带回来，也搞活了当地的经济。”县城一家土菜餐馆的老板告诉记者，他有好几个亲戚都在杭州跑快递。
如同晋江帮占据了体育用品行业的半壁江山，桐庐帮也在各路资本混战的快递业“三国”中居其一。申通、中通和韵达的董事长们，都来自桐庐县钟山乡附近的村子。
几个村子散落在离县城30多公里的大山里，进山的路全是用水泥铺成，蜿蜒曲折却很平整，经过一小时车程，当公路两边出现一些中西混搭风格的别墅时，子胥村到了。
子胥村是申通快递董事长陈德军的老家。村里人讲，几乎每户人家都有人投身快递行业，并且几乎都效力于申通。子胥村各处坐落着约30多幢别墅，这些别墅的主人都是全国各地申通网点的老板。
对于陈德军来说，少年时的回忆更多是苦难。陈德军在子胥村长大，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人世。失去了顶梁柱，使原本不富裕的家一下陷入了困境，阵德军和母亲、妹妹一家三口人靠几亩田种茶叶、养猪为生，每年几百元的收入让一家人的生计捉襟见肘。
养活一家人尚成问题，读书更是一种奢求。1985年，15岁的陈德军初中毕业后被迫辍学，尽管他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为了补贴家用，减轻母亲的负担，他去学木匠，每月工资仅30元。如今陈德军不断在全国各地捐资助学，甚至在老家村里捐资修了一座申通小学，这与他少年失学的经历有着很大关系。
出了子胥村，继续往深山里走，分别是歌舞村和夏塘村。歌舞村是中通快递董事长赖梅松的老家，夏塘村是申通创始人聂腾飞和韵达快递董事长聂腾云两兄弟的老家。这两个村子同样是别墅林立。在夏塘村，聂家修筑在河边的两栋豪华别墅特别扎眼，门前一座“腾飞桥”横跨河上，是为纪念“桐庐快递第一人”聂腾飞而修。1999年，聂腾飞因车祸英年早逝，申通交给他老婆的哥哥陈德军掌管。
聂腾云回忆起当年与哥哥聂腾飞在夏塘村度过的少年时光，虽然苦却也有乐趣。“那时候，我们每天上学走5公里路，两个人走一段，互相背一段，哥哥比我大17个月，但我个子比哥哥高，通常我背着哥哥。那时我很享受，因为哥哥总是可以讲很多有趣的故事。”
如今，夏塘村一共680人，222户人家，有300多人在从事快递业务。在村子的某些角落，时不时就能看到一辆辆高档轿车。逢年过节的时候，回村的公路上小轿车就会排成长龙，其中上百万元的豪车不在少数，路虎、悍马、保时捷比比皆是。
历史的选择
民营快递的历史，为什么会选择桐庐?
桐庐多山少地，大山里生存环境艰苦，乡亲们都巴不得出门谋生计。1989年，聂腾飞到杭州的一家印染厂做小工，并在此认识了后来的妻子陈小英。陈小英来自子胥村，在她哥哥陈德军的介绍下到印染厂打工。陈德军之前是这家印染厂的工人，后来依靠自己的木匠手艺做装潢为生，但生意并不好。
浙江淳安人詹际盛，当时也在这个印染厂打工，并和聂腾飞成为了朋友，后来他创立了天天快递。这座不知名的印染厂，汇集了日后所有和“申通”创立相关，且对中国民营快递业颇具影响的人物。
1993年，20岁出头的聂腾飞和詹际盛发现，杭州很多贸易公司的报关单需要送到上海，若通过邮政来投递，最快也需要三四天。为了不耽误货物出关，这一过程往往时间紧迫，报关单第二天就必须送达到上海。杭州的贸易公司普遍为此头痛。
由此，两人萌生了一个可以被称之为“快递雏形”的想法——帮助这些贸易公司把报关单在第二天送到上海。
于是，聂腾飞和詹际盛双双从印染厂辞职，创办了申通公司，聂腾飞任总经理。当时杭州到上海的火车晚上八九点出发，次日凌晨三四点到，票价15元。两人商定：聂腾飞白天在杭州拉业务和接单，每份报关单收100元，晚上坐火车到上海，第二天凌晨詹际盛在上海火车站接应，再把报关单投递到上海市区。
两人管这种业务叫“代人出差”。这种前所未有的业务一经推出，大受杭州贸易公司们的欢迎。即使起步阶段每天只有一单的业务量，100元的价格减去15元的车票，85元的高毛利，也让申通得以生存壮大。第一年，在奔波的艰辛中，申通赚了近2万元。
1994年，聂腾飞利用赚来的钱，在上海开设了快递网点，负责收取外贸回函送回杭州，并请来小舅子陈德军帮忙坐镇上海。而詹际盛离开申通，和弟弟詹际炜另起炉灶，打起了“天天快递”的招牌。
随着业务的扩大，聂腾飞发现，人手不够用了。他很快想到了桐庐的家乡人。快递这个行业对于快递员的信用有着硬性需求。而江浙人历来重视宗族观念，来自乡里乡亲的快递员，最大的好处就是不会带着包裹和信件中途消失。因为一旦他这么做了，就将被全村人抛弃，永远都不能回到家乡。
聂腾飞的成功，吸引了桐庐的亲戚朋友加入到这个行业中来。江浙人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他们愿意为了赚钱而远走他乡。聂腾飞想到：如果大家分散到各个城市，就可以把沪杭的线状业务变成区域乃至全国的网状业务，如此一来申通的业务量将呈几何数级增长。
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分配利益。聂腾飞的办法是：向总部交纳几百元的押金就可以开网点。寄件网点独占快件的收入，并负担运费，而收件网点义务无偿地派送快件。比如杭州网点把一份快件100元的收费全部纳入自己腰包，再花15元的火车票把快件送到上海，上海则必须接收杭州的快件，并无偿地把它送到本地收件人手里。反之从上海到杭州亦是如此。 就这样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随着聂腾飞把“申通”的业务逐步扩大到长三角，桐庐的快递从业者也从夏塘村和子胥村，扩展到了钟山乡，乃至桐庐的所有辖区。这些“申通”的跟随者中，喻渭蛟的妻子张小娟曾是“申通”的财务，赖梅松的合作伙伴曾经是“申通”的分公司经理，聂腾云其时跟随着哥哥聂腾飞在“申通”负责慈溪分公司，日后他们分别创立了“圆通”、“中通”和“韵达”。
喻渭蛟原来从事建筑装潢，小有资产，却不幸在一次工程项目中亏损殆尽，不得已才开始从事快递业；赖梅松原是木材供应商，在朋友的怂恿下投入500万元加入快递行业；聂腾云原在啤酒厂做销售，业余兼职做快递，却慢慢积累起了快递的从业经验。
桐庐快递大军就这样在偶然的机会下慢慢成形。桐庐快递的业务扩展到哪里，桐庐人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桐庐人的关系网就铺到哪里。一个桐庐人的快递样本
1996年下半年的一天，桐庐子胥村人邓德庚，跟以往一样一边在田头拾掇蔬菜，一边打开收音机收听新闻。一条关于农民进城搞快递的新闻，引起了他的注意。“快递是一门新兴行业，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快递业的发展前景广阔……”听着广播，再想想村子里在外做快递的乡亲们大都赚了钱，邓德庚萌发了搞快递的念头。
1997年大年初六，邓德庚到亲戚在苏州开办的快递公司当起了学徒。他学习能力强，不到半年便基本掌握了快递业务流程和技术规范，更看清了民营快递行业的发展潜力。同年8月，他和哥哥一起，用借来的8000元钱加盟了申通，踏上了前往浙江金华的创业历程。
这8000元是邓德庚的父母走了十几个地方借到的钱，他揣在身上只觉得沉甸甸的。他暗暗发誓，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让父母过好日子!来到了陌生的金华，邓德庚和哥哥在靠近火车站的地方租了房子，然后忙碌地安装电话、印发名片。两个人的“公司”虽然还是个空壳儿，但邓德庚觉得当老板的感觉好极了!
当时只有23岁的邓德庚，每天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到处跑。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把金华城里的大街小巷全跑遍了。无论看到什么单位、公司，只要看见门口挂着块牌子，他就跑进去套近乎、分名片。那些鄙夷不屑的目光，傲慢的话语，他全不放在心上。有脾气大的老板，甚至当面将他的名片扔在地上，他把名片捡起来，笑嘻嘻地再重新递上去。
凭着山里农民的朴实本质，加上一张总是露着坦诚笑容的“娃娃脸”，邓德庚很快赢得得了客户的信赖，业务也慢慢多了起来。两个月后，他平均每天的业务量已经达到到30多单，公司开始有盈利了。但是，他的快递事业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
当时，国家对快递业务市场并未完全放开，“因为没有身份，我们就像快递游击队，常遭围追堵截，我们常常把快件塞在腰上来躲避检查……”邓德庚在金华的“快递游击队”成了被工商邮政联合执法的全国第一案例。公司所得的第一笔共7000余元的业务收入，还未到账就被执法部门没收了。辛苦两个月，不仅未赚到一分钱，还惹来一身麻烦，甚至连基本的日常生活也成了难题。
邓德庚感到十分委屈，我一不偷，二不抢，凭着勤劳和诚信混口饭吃，为什么就没有我立足之地呢?这“老板”还能当下去吗?他的哥哥更是流着泪说：“我们混不下去了，还是回家吧!”可他却坚决地摇头：“如果我们现在回家去，那真是输光赔到底了，再说家里借的8000元钱我们拿什么还呢?还是得做快递!”
于是，他又借来3000元高利贷，一边争取办营业执照，一边继续跑业务。如同皮球一样，有压力反倒蹦得更欢，他苦苦地在“夹缝中求生存”，业务量逐渐增多，名气也越来越大。在客户的邀请下，他当年还在义乌市设立办事处。到年底时，他不但还掉了3000元高利贷，回家过年时还带回了一个大彩电。
如今的邓德庚已经是申通义乌公司的总裁，他的创业经历被很多做快递的桐庐人视为一个励志故事。最潦倒的时候，邓德庚请对方到饭店吃饭并谈判。饭后因无钱埋单不得不把自己“押”在饭店，打电话给妻子借钱赎人。说起这段往事时，邓德庚眼眶泛红。来自桐庐的行业变革
当年，聂腾飞制定了加盟模式，几乎成了“桐庐帮”后来高速扩张的根基。然而，这却是一种比较松散的管理模式。总部的收入来源，其实是各地加盟商从总部购买的快递单和口袋，例如一个快递单1块钱，1个快递口袋6毛，总部就做这“1块6毛钱”的生意。加盟商数量越大，递送量越大，总部销售的运单就越多，获得的收入也就越多。
而对于加盟商来说，他们要自行购买车辆，招聘员工或者寻找下一级的承包商。制定快递价格是加盟商的权利，并不受总部影响。加盟商可以根据实际环境灵活制定快递价格，只要有得赚，他们就可以和消费者讨价还价。
但是，大规模的加盟扩张使得总部对各网点的管控力度不够。由于，各网点的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人们对桐庐帮的印象已经定格在了丢货、破损和服务态度差等方面。其中最主要原因是加盟商各自为政，以自身利益为中心，可能会为短期利益而牺牲质量和品牌。更严峻的是，作为割据诸侯的加盟商一旦足够强大，总部则无法掌控。
加盟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快递业一体化、集约化、标准化、机械化和集中化的发展趋势，直营模式是必然趋势。
2011年以来，圆通就开始强势推行直营改革。目前上海、北京、广州等几大经济发达城市圆通已率先变为直营模式，深圳、成都也实现平稳过渡。但这一过程并不顺利，2012年6月，圆通公司的“削藩”举动，令福州几个网点的加盟商不满，从而引发“停工”风波。在利益面前，一些加盟商同意放弃站点运营权，但圆通必须给予其满意的补偿，还有部分加盟商则想脱离圆通单独经营。
直营改加盟势必会引发与加盟商的利益冲突，据说顺丰的王卫在10年前收回加盟站点时，被香港黑社会追杀，并差点被别人卸胳膊断腿，目前顺丰是唯一一家全部为直营的快递公司。变革势在必行，喻渭蛟下达死命令：2012年圆通所有省会城市、货量大的二线城市全部要转型直营。
18年来风流云散，一场直营变革再次将桐庐，推上了中国民营快递史的风口浪尖。在商业规则与乡里亲情的交织下，桐庐人又将书写民营快递怎样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