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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来,中国足协的所为和不为,使其声誉带着中国足球一起,一步步走向了谷底。
在2000年4月25日阎世铎出任足协专职副主席之前,足协和其他体育协会没有太大不同,没有成为公众特别攻击的对象。
中国足协先后由7人掌管,第一任足协主席黄中在位24年,1979年,由曾担任解放后第一任国家队主教练的李凤楼接任。其后分别由功勋卓著的女排主教练袁伟民,和直到现在依然在中国足球界享有很高威望的年维泗接任。当时无论球队胜败与否,足协和球队都能被球迷尊重看待。
1996年,王俊生当选专职副主席。虽然国足和国奥队无缘法国世界杯和悉尼奥运会,使其受到了唯成绩论的国家体育总局的不信任,但他在位期间,球市火爆,球迷们心安地享受着每个周末联赛带来的快乐。
新世纪之后,中国足协先后进入阎世铎和谢亚龙时代,屡屡身处足球风暴中心,足协数次出面,对黑幕采取绥靖政策,并用镇压的姿态抹平事态。
九年来,在公众对足协不满情绪渐长的过程中,中国足协的声誉带着中国足球一起,一步步走向了谷底。
反黑:阎世铎毁约
2001年,中国足球职业化第七年,“假球”已经泛滥成灾。那是足协面临足球市场化发展中第一个严峻的管理考验。
2001年甲B最后一轮涉及五个球队的两场比赛后,吉利俱乐部老板李书福和绿城俱乐部老板宋卫平决定联手反黑打假。这一事件引发了中国足坛首次扫黑风暴。时任足协副主席的阎世鐸一句“乱世必用重典,矫枉难免过正”,对涉假五队进行了重罚。
阎世铎来自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正是这位更有“官样”的主席对反黑打假浅尝辄止、“坦白者——杀”的处理方式,直接让足协的形象滑向低谷。也使中国足球联赛滑向对假赌黑失控的深渊。
在反黑伊始,时任浙江省体育局局长的陈培德对阎还是相当信任的。宋卫平公开绿城给裁判送钱的秘密时,希望自己“掀桌子”,足协来“扫除垃圾”,但他对足协方面能不能下定这个决心很是怀疑。陈培德当即对宋说,自己与阎世铎比较熟悉,也有一定交情,“阎世铎的工作第一步由我来做,看看他的态度,我要说动他。”
第二天,陈培德和宋卫平直飞北京。阎世铎面见二人时,特意做了打扮:头发整齐,一丝不苟;不打领带的衬衫,深灰色的西服便装——这是陈培德90 年代末在杭州送给他的——表现出了相当的诚意。
阎代表足协明确表示:你们要相信中国足协,首先相信我阎世铎,只要你们把材料交来,我肯定会一一查处。如果你们认为中国足协不可信,还有国家体育总局,总局上面还有党中央、国务院,总不能不相信吧?现在的问题是你们要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我不好办。
他的态度赢得了陈宋二人的信任,2001年12月21日,浙江绿城宋卫平向前来调查的中国足协有关负责人交出了一封“黑哨裁判”的忏悔书,并向新闻界公布。
此外,2002年1月6日,阎世铎还专门飞赴杭州,受到浙江体育局的超规格接待,双方相谈甚欢。在回机场的路上,阎世铎对陈培德表示要“大赦”绿城。他特别强调说:“这个事情不用讨论,就这么定了,但对外不要公开。”陈培德非常高兴,当面给宋卫平打电话,转告阎世铎的上述表态。
几乎所有人都相信,一场彻底摧毁中国足球黑势力的雷霆风暴即将展开。
然而,阎世铎对绿城俱乐部的承诺并没有兑现。“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来过,”陈培德在后来回忆说。浙江省两名体育局官员就此还曾专程赴北京与阎世铎沟通,在足协办公室与阎世铎谈完话后,“阎世铎只把他们送到办公室门口,连说一句吃了饭再走的客套话都没有。”
前国家体育总局袁伟民局长就曾给阎世铎交过底:“足球的天塌下来,也要你去顶着。”陈培德后来在一次采访中指出,“他和其领导的中国足协是主观上不想有作为,‘我要管,要花很大的代价,而且不是我能管的’,这些都是袁伟民接受专访时的原话。”
当时,中国要筹备北京奥运会,一切不容有失。
2003年1月29日,北京宣武区法院以“受贿罪”判处主动交出忏悔信的足球裁判龚建平有期徒刑10年。龚建平最后是唯一坦白的足球裁判,也是这场风波中唯一被定罪判刑的足球裁判。揭竿而起的绿城,在所有俱乐部里遭到了最严厉的处罚,罚款80万,多名球员被禁赛。
陈培德事后曾致信中国足协讨说法,而中国足协以“功不能抵过”一言蔽之。
事件被媒体披露后,足协的公信力迅速遭到公众质疑。社会大众在痛骂假赌黑的同时,也将有关部门不作为的矛头对准了阎世铎和他所代表的足协。
“十月革命”:不了了之
2004年,甲A联赛升级为阎世铎规划的中超,但是联赛中暴露的问题也在升级。2004年10月14日到26日,徐明等职业足球投资人不堪重负、揭竿而起时,要夺权中超联赛。
值得注意的是,阎世铎平息此次“革命”的手段与其在反黑风波中的政治手腕完全相仿——先忽悠,再下狠手。
2004年10月19日晚,徐明和张海、罗宁等改革派“七君子”要求阎世铎前往实德大厦面谈。阎世铎轻装前往,与对手谈笑风生,满口答应对方提出的公开联赛财务、取消本赛季降级等要求。至于建立职业足球大联盟这一“革命党”的核心主张,他满脸真诚地表示,兹事体大,不是他和足协能决定的,“但放权是个大趋势”。徐明等人对此次非正式会谈非常满意,取消了罢赛的念头。
回过头去,阎世铎立即选择了以行政手段来扼杀“革命”。他联合地方体育局,先是向深圳、辽宁方面打招呼,削弱改革同盟的力量,又请辽宁省体育局原局长崔大林致电大连市领导,由大连方面告诫徐明“不要再闹了”。
在北京、上海、辽宁等地体育局官员的配合下,他们否决了改革派提出的关于延迟举行剩余中超赛事的申请,至于其他要求一概没有答复,只是允诺将成立“深化足球改革领导小组”。
由此,在这场权力与资本间极为罕见的大对抗中,官方势力在压力下最终取得了完胜,足协以行政手段取得了遏制市场改革的成功,以足球联赛俱乐部投资人发起的最大的一次改革冲动被灭于无痕,“十月革命”戛然而止。投资者对中国足球更失信心与热情。
连续两次大动作,阎世铎都维护了足坛的“稳定”,最终在球迷和业界人士促其“下课”声中,获得了不错的调任——2005年,他出任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局长,保障几乎所有在京训练的国家队后勤工作,备战2008年奥运会。
但是,中国足球从此驶向令人绝望的不归路。足协以行政摆布市场的行为更加肆无忌惮,球员、球迷、媒体,没人看得到足球的未来。这也是球迷、媒体公开攻击这位足协掌门人的原因。
不过,时至今日,陈培德依然认为把后来反黑风波的草草收场单归咎于阎世铎是不公平的,“在中国足球的现行体制下,任何人都不可能是救世主,王俊生不是,阎世铎同样也不可能是。”
急功近利谢亚龙
阎世铎之后,公众对足协的失望和不满到达了最高点,所以在2005年2月田径教练出身的谢亚龙开始执掌足协后,很多人对其是否可以拯救泥沼中的中国足球,抱一丝希望。
谢亚龙一上任,就拿表现尚好但易出成绩的女足开刀,将率领武汉队打出“七连胜”的裴恩才拉郎配,出任中国女足主帅。结果仅仅率队163 天后,裴恩才就由于女足在东亚四强赛上垫底而下课。中国女足的水平从此开始一落千丈。
在任期间,谢亚龙的急功近利和豪赌奥运心理让中国足球走到了更低谷——谢亚龙时代,中国男足国家队共更换了三名教练,在国际足联排名从世界第55位跌落到现在的第100位;中国女足共更换五名主教练,世界排名从第6位跌落至第13位;中国国奥队共更换三名主帅,在北京奥运会上只获得了一分和一个进球,获得第13名。
四年间,中超联赛上座率由低到更低迷、数次在“裸奔”边缘,资金管理、赌球做球、球员转会……无不混乱不堪,青少年足球人口锐减、青黄不接,中国足协内部人事斗争问题重重。
2008年8月,中国女足在北京奥运会上不敌日本队,未能达到赛前进入四强的目标。对此,豪赌奥运的谢亚龙极端失望,他在奥运会赛后总结会的发言中将女足定位为反面典型队伍,大骂她们缺少训练,“连‘叉腰肌’都不知道在哪里”。
球迷则迅速借此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谢亚龙和足协的极度不满——从此,这个没人知道位于哪里的部位“叉腰肌”在一夜之间成为网络流行语。
的确,从联赛到各级国家队,中国足球已经烂到极致,无人关心。几年间,中国足球已成为谁都可以骂,骂什么都可以的“全民发泄对象”。
而谢亚龙本人更是成为球迷和媒体宣泄的焦点,每当国足毫无斗志、成绩低下,球迷都会集体高喊“谢亚龙下课”。甚至于北京奥运男足半决赛阿根廷对战巴西的比赛上,比赛一旦陷入沉闷,现场的52000名球迷居然也高喊“谢亚龙下课”,为现场提供娱乐。
“谢亚龙下课”五个字走红于奥运,响遍中超赛场,又在短时间内迅速红遍网络世界,一度由愤怒变成了娱乐,成为流传最广泛的口号。而谢亚龙在任何场合则基本不还嘴,像是习惯了被谩骂和调侃。
自此,中国足协与中国足球一起,完全失去公信力。
与此同时,对于足坛反黑行动,谢亚龙延续了之前足协的“不作为”传统。2006年春,《辽沈晚报》根据一位神秘举报人提供的大量线索,搜集到了一批具有“直插心脏力量”的鐵证,并连续推出一系列大型报道,引发重大反响。全国几十家媒体纷纷响应,一个规模前所未有的“媒体反黑联盟”迅速集结。沈阳警方推出了震惊全国的“春雷行动”,打响了中国司法介入地方足球圈黑赌毒行为的第一枪。
此时,《辽沈晚报》记者接到了时任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的电话,邀请他们带上假球赌球的黑证来一趟足协,“我们一起探讨探讨,看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才好。要不然,光是媒体在呼喊,也很难有什么实质性的推进。”
足协这种积极应对的态度超越媒体的想象。该报记者一行人赶到了中国足协,受到了谢亚龙、南勇、杨一民三巨头的联袂接待。谢亚龙认真地看了他们带去的证据,随后带着严肃和凝重的神色,讲了大约十分钟的“官话”:中国足协对于治理足球环境一直非常重视;媒体有什么捕获最好应该先与中国足协通气,自行发布的话,既难产生效果还容易打草惊蛇;中国足协将认真研究这批证据并迅速提请司法介入,等等。
而中国足协在拿到这些证据之后,并没有什么切实的后续行动。该报记者认为,正是谢亚龙的冷漠和不作为,“让中国足球打黑反赌,至少推迟了三年。”
2009年,谢亚龙足协任期已到,遂“高升”任中体产业公司董事长,据公开报道称,其年薪超过一百万。
在2000年4月25日阎世铎出任足协专职副主席之前,足协和其他体育协会没有太大不同,没有成为公众特别攻击的对象。
中国足协先后由7人掌管,第一任足协主席黄中在位24年,1979年,由曾担任解放后第一任国家队主教练的李凤楼接任。其后分别由功勋卓著的女排主教练袁伟民,和直到现在依然在中国足球界享有很高威望的年维泗接任。当时无论球队胜败与否,足协和球队都能被球迷尊重看待。
1996年,王俊生当选专职副主席。虽然国足和国奥队无缘法国世界杯和悉尼奥运会,使其受到了唯成绩论的国家体育总局的不信任,但他在位期间,球市火爆,球迷们心安地享受着每个周末联赛带来的快乐。
新世纪之后,中国足协先后进入阎世铎和谢亚龙时代,屡屡身处足球风暴中心,足协数次出面,对黑幕采取绥靖政策,并用镇压的姿态抹平事态。
九年来,在公众对足协不满情绪渐长的过程中,中国足协的声誉带着中国足球一起,一步步走向了谷底。
反黑:阎世铎毁约
2001年,中国足球职业化第七年,“假球”已经泛滥成灾。那是足协面临足球市场化发展中第一个严峻的管理考验。
2001年甲B最后一轮涉及五个球队的两场比赛后,吉利俱乐部老板李书福和绿城俱乐部老板宋卫平决定联手反黑打假。这一事件引发了中国足坛首次扫黑风暴。时任足协副主席的阎世鐸一句“乱世必用重典,矫枉难免过正”,对涉假五队进行了重罚。
阎世铎来自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正是这位更有“官样”的主席对反黑打假浅尝辄止、“坦白者——杀”的处理方式,直接让足协的形象滑向低谷。也使中国足球联赛滑向对假赌黑失控的深渊。
在反黑伊始,时任浙江省体育局局长的陈培德对阎还是相当信任的。宋卫平公开绿城给裁判送钱的秘密时,希望自己“掀桌子”,足协来“扫除垃圾”,但他对足协方面能不能下定这个决心很是怀疑。陈培德当即对宋说,自己与阎世铎比较熟悉,也有一定交情,“阎世铎的工作第一步由我来做,看看他的态度,我要说动他。”
第二天,陈培德和宋卫平直飞北京。阎世铎面见二人时,特意做了打扮:头发整齐,一丝不苟;不打领带的衬衫,深灰色的西服便装——这是陈培德90 年代末在杭州送给他的——表现出了相当的诚意。
阎代表足协明确表示:你们要相信中国足协,首先相信我阎世铎,只要你们把材料交来,我肯定会一一查处。如果你们认为中国足协不可信,还有国家体育总局,总局上面还有党中央、国务院,总不能不相信吧?现在的问题是你们要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我不好办。
他的态度赢得了陈宋二人的信任,2001年12月21日,浙江绿城宋卫平向前来调查的中国足协有关负责人交出了一封“黑哨裁判”的忏悔书,并向新闻界公布。
此外,2002年1月6日,阎世铎还专门飞赴杭州,受到浙江体育局的超规格接待,双方相谈甚欢。在回机场的路上,阎世铎对陈培德表示要“大赦”绿城。他特别强调说:“这个事情不用讨论,就这么定了,但对外不要公开。”陈培德非常高兴,当面给宋卫平打电话,转告阎世铎的上述表态。
几乎所有人都相信,一场彻底摧毁中国足球黑势力的雷霆风暴即将展开。
然而,阎世铎对绿城俱乐部的承诺并没有兑现。“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来过,”陈培德在后来回忆说。浙江省两名体育局官员就此还曾专程赴北京与阎世铎沟通,在足协办公室与阎世铎谈完话后,“阎世铎只把他们送到办公室门口,连说一句吃了饭再走的客套话都没有。”
前国家体育总局袁伟民局长就曾给阎世铎交过底:“足球的天塌下来,也要你去顶着。”陈培德后来在一次采访中指出,“他和其领导的中国足协是主观上不想有作为,‘我要管,要花很大的代价,而且不是我能管的’,这些都是袁伟民接受专访时的原话。”
当时,中国要筹备北京奥运会,一切不容有失。
2003年1月29日,北京宣武区法院以“受贿罪”判处主动交出忏悔信的足球裁判龚建平有期徒刑10年。龚建平最后是唯一坦白的足球裁判,也是这场风波中唯一被定罪判刑的足球裁判。揭竿而起的绿城,在所有俱乐部里遭到了最严厉的处罚,罚款80万,多名球员被禁赛。
陈培德事后曾致信中国足协讨说法,而中国足协以“功不能抵过”一言蔽之。
事件被媒体披露后,足协的公信力迅速遭到公众质疑。社会大众在痛骂假赌黑的同时,也将有关部门不作为的矛头对准了阎世铎和他所代表的足协。
“十月革命”:不了了之
2004年,甲A联赛升级为阎世铎规划的中超,但是联赛中暴露的问题也在升级。2004年10月14日到26日,徐明等职业足球投资人不堪重负、揭竿而起时,要夺权中超联赛。
值得注意的是,阎世铎平息此次“革命”的手段与其在反黑风波中的政治手腕完全相仿——先忽悠,再下狠手。
2004年10月19日晚,徐明和张海、罗宁等改革派“七君子”要求阎世铎前往实德大厦面谈。阎世铎轻装前往,与对手谈笑风生,满口答应对方提出的公开联赛财务、取消本赛季降级等要求。至于建立职业足球大联盟这一“革命党”的核心主张,他满脸真诚地表示,兹事体大,不是他和足协能决定的,“但放权是个大趋势”。徐明等人对此次非正式会谈非常满意,取消了罢赛的念头。
回过头去,阎世铎立即选择了以行政手段来扼杀“革命”。他联合地方体育局,先是向深圳、辽宁方面打招呼,削弱改革同盟的力量,又请辽宁省体育局原局长崔大林致电大连市领导,由大连方面告诫徐明“不要再闹了”。
在北京、上海、辽宁等地体育局官员的配合下,他们否决了改革派提出的关于延迟举行剩余中超赛事的申请,至于其他要求一概没有答复,只是允诺将成立“深化足球改革领导小组”。
由此,在这场权力与资本间极为罕见的大对抗中,官方势力在压力下最终取得了完胜,足协以行政手段取得了遏制市场改革的成功,以足球联赛俱乐部投资人发起的最大的一次改革冲动被灭于无痕,“十月革命”戛然而止。投资者对中国足球更失信心与热情。
连续两次大动作,阎世铎都维护了足坛的“稳定”,最终在球迷和业界人士促其“下课”声中,获得了不错的调任——2005年,他出任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局长,保障几乎所有在京训练的国家队后勤工作,备战2008年奥运会。
但是,中国足球从此驶向令人绝望的不归路。足协以行政摆布市场的行为更加肆无忌惮,球员、球迷、媒体,没人看得到足球的未来。这也是球迷、媒体公开攻击这位足协掌门人的原因。
不过,时至今日,陈培德依然认为把后来反黑风波的草草收场单归咎于阎世铎是不公平的,“在中国足球的现行体制下,任何人都不可能是救世主,王俊生不是,阎世铎同样也不可能是。”
急功近利谢亚龙
阎世铎之后,公众对足协的失望和不满到达了最高点,所以在2005年2月田径教练出身的谢亚龙开始执掌足协后,很多人对其是否可以拯救泥沼中的中国足球,抱一丝希望。
谢亚龙一上任,就拿表现尚好但易出成绩的女足开刀,将率领武汉队打出“七连胜”的裴恩才拉郎配,出任中国女足主帅。结果仅仅率队163 天后,裴恩才就由于女足在东亚四强赛上垫底而下课。中国女足的水平从此开始一落千丈。
在任期间,谢亚龙的急功近利和豪赌奥运心理让中国足球走到了更低谷——谢亚龙时代,中国男足国家队共更换了三名教练,在国际足联排名从世界第55位跌落到现在的第100位;中国女足共更换五名主教练,世界排名从第6位跌落至第13位;中国国奥队共更换三名主帅,在北京奥运会上只获得了一分和一个进球,获得第13名。
四年间,中超联赛上座率由低到更低迷、数次在“裸奔”边缘,资金管理、赌球做球、球员转会……无不混乱不堪,青少年足球人口锐减、青黄不接,中国足协内部人事斗争问题重重。
2008年8月,中国女足在北京奥运会上不敌日本队,未能达到赛前进入四强的目标。对此,豪赌奥运的谢亚龙极端失望,他在奥运会赛后总结会的发言中将女足定位为反面典型队伍,大骂她们缺少训练,“连‘叉腰肌’都不知道在哪里”。
球迷则迅速借此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谢亚龙和足协的极度不满——从此,这个没人知道位于哪里的部位“叉腰肌”在一夜之间成为网络流行语。
的确,从联赛到各级国家队,中国足球已经烂到极致,无人关心。几年间,中国足球已成为谁都可以骂,骂什么都可以的“全民发泄对象”。
而谢亚龙本人更是成为球迷和媒体宣泄的焦点,每当国足毫无斗志、成绩低下,球迷都会集体高喊“谢亚龙下课”。甚至于北京奥运男足半决赛阿根廷对战巴西的比赛上,比赛一旦陷入沉闷,现场的52000名球迷居然也高喊“谢亚龙下课”,为现场提供娱乐。
“谢亚龙下课”五个字走红于奥运,响遍中超赛场,又在短时间内迅速红遍网络世界,一度由愤怒变成了娱乐,成为流传最广泛的口号。而谢亚龙在任何场合则基本不还嘴,像是习惯了被谩骂和调侃。
自此,中国足协与中国足球一起,完全失去公信力。
与此同时,对于足坛反黑行动,谢亚龙延续了之前足协的“不作为”传统。2006年春,《辽沈晚报》根据一位神秘举报人提供的大量线索,搜集到了一批具有“直插心脏力量”的鐵证,并连续推出一系列大型报道,引发重大反响。全国几十家媒体纷纷响应,一个规模前所未有的“媒体反黑联盟”迅速集结。沈阳警方推出了震惊全国的“春雷行动”,打响了中国司法介入地方足球圈黑赌毒行为的第一枪。
此时,《辽沈晚报》记者接到了时任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的电话,邀请他们带上假球赌球的黑证来一趟足协,“我们一起探讨探讨,看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才好。要不然,光是媒体在呼喊,也很难有什么实质性的推进。”
足协这种积极应对的态度超越媒体的想象。该报记者一行人赶到了中国足协,受到了谢亚龙、南勇、杨一民三巨头的联袂接待。谢亚龙认真地看了他们带去的证据,随后带着严肃和凝重的神色,讲了大约十分钟的“官话”:中国足协对于治理足球环境一直非常重视;媒体有什么捕获最好应该先与中国足协通气,自行发布的话,既难产生效果还容易打草惊蛇;中国足协将认真研究这批证据并迅速提请司法介入,等等。
而中国足协在拿到这些证据之后,并没有什么切实的后续行动。该报记者认为,正是谢亚龙的冷漠和不作为,“让中国足球打黑反赌,至少推迟了三年。”
2009年,谢亚龙足协任期已到,遂“高升”任中体产业公司董事长,据公开报道称,其年薪超过一百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