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这些年来，我们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他老人家的思念。每每回忆起与父亲有关的点点滴滴，我们从来都不曾感到与他分离过。他的目光、他的笑容、他的声音总在眼前闪现，他对我们的严格让人终生难忘。
　　做好人，读好书
　　“做好人，读好书”，这是父亲对我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也是他对我们最朴实的要求和愿望，虽然只有短短六个字，却浸透了父亲对儿女们最深沉的爱。
　　从小到大，父亲都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他教育我们要“做好人”，首先是要做好普通人，不能以高干子弟自居。他跟我们说：“你们若是在外面表现不好，那就是我的问题了。”我大姐伟力开始上小学时，父亲很严肃地把她叫到办公室谈话：“你就要上学了，学校里有很多同学，而且这些同学来自不同的家庭，出身都不一样，有的孩子甚至可能很穷苦。你到这个环境以后，绝对不许提父亲是谁，更不能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你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本钱，你是你，我是我。”
　　1968年，我妹妹伟华21岁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怀柔山区当老师。去的时候，父亲特意嘱咐她，到农村不要穿皮鞋，因为农民的生活都很艰苦。伟华第一次远离家，在那边人生地不熟，经常想家。有一次工作日期间，伟华也没向学校请假，就走了几十里山路，冒雨赶回家。没想到，父亲看到伟华，不但不高兴，还严肃批评了她，让她立即回去。晚上父亲又专门找伟华谈心，说孩子们的功课缺不得，让伟华在那儿安心教好书、育好人，在农村好好干下去，干出好成绩。伟华听了父亲的话，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回了学校。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我们越来越能体会到父亲的一番苦心。父亲对我们在做人方面的严格要求，深深影响了我们家的家风。母亲曾经说过：“我们家的家风有一个特点，就是以普通劳动者自居。我们的儿女、孙子辈，在学校里别人看不出他们是干部子弟，他们比普通老百姓的孩子还要朴素。”
　　父亲一生酷爱学习，对我们的学习也抓得特别紧。他常对我们说，我只有小学文化，所以希望你们多念点书，好为国家多作贡献。
　　父亲非常注重学哲学。他曾经说过：“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父亲下放江西“蹲点”期间，我们每次去看他，他都给我们讲要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著作，而且带着我们一起读，一边读一边给我们讲。记得妹妹伟兰刚开始读一些马克思著作，感觉比较吃力，父亲就让她先停下来，先读《毛泽东选集》。
　　为了鼓励家里人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父亲将大家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家庭学习小组，每人先按照约定的书目、段落分头阅读，然后每周日上午六点半到九点半集中讨论，提出疑问，交流学习心得。母亲和当时在北京的几个家人都被吸收进这个学习小组，有些亲戚也加入其中。
　　懂了白菜，就懂了民心
　　父亲出身贫苦，年仅4岁时就失去了双亲，小时在农村长大，后来进城到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做店员，这些经历让父亲对人民群众有很深的感情，这也是激励他后来投身革命的强大动力。父亲经常告诫我们不能脱离群众，工作中他也是时时处处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开始主抓财经工作。他提出重要民生工作“必须安排在前”的方针，老百姓的吃穿用度，哪一样短缺了他都睡不好觉，在他眼中，大白菜也是政治问题。从那个年代生活过来的人，都不会忘记冬储大白菜。当时，大白菜可是北方老百姓饭桌上的“当家菜”，炖、炒、熬、熘、凉拌、包饺子，大白菜都是绝对的主角。父亲说，老百姓就是靠大白菜、土豆这两样东西过冬，卖得太贵他们会买不起，没菜吃不行啊！他还让秘书告诉管理部门，大白菜的储存、运输等每一个环节都要搞好。到了1982年，已经77岁的父亲还给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写信，要求务必组织好大白菜的生产、流通和消费，避免冬季出现烂菜问题。
　　我们小的时候，父亲有个爱好，就是喜欢周末带着我们在公园散步。他说不光要看风景，还要看群众都在干什么，看到群众安居乐业的样子，心里就感到高兴。可是有段时间，父亲突然不去了，我们都感觉很奇怪。一天，父亲正在听广播，我问他为什么最近不去公园了，父亲先是沉默了一会儿，而后关掉收音机，神色凝重地说：“现在老百姓吃不上饭，我怕见了群众不好说。”
　　父亲主持财经工作期间有一个习惯，就是逛市场，东安市场、东单菜市场、西单菜市场，他全都转过。他也喜欢逛百货商场，他说一看商品的档次，一看货全不全，就知道现在经济发展得怎么样。我们住的北长街有个杂货铺他也去看过。他说，别看这家小店只有5平方米，老百姓却离不开它，小孩的铅笔、笔记本、橡皮、墨水、毛笔都在那儿买。父亲进到店里时，就坐在那儿看着老板怎么忙活生意。有个戴瓜皮帽的人总是拿着个水烟袋坐在后头抽，他说这个人是在思考进什么货、出什么货，该给顾客准备点什么东西。后来他经常引用这个例子，说我们需要这种戴瓜皮帽、拿水烟袋的人，能够站在较远的地方去看全局。
　　父亲还十分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20世纪80年代初，科协让母亲转交给父亲一封信，一位来自北京航空学院的教师在信中反映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工作负担重，工资收入低，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父亲看了以后，觉得这个问题很严峻，就开始着手调查研究，还从曾在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工作的伟力那儿了解情况。伟力自己生活待遇也很差，生孩子后单位分给她一间9平方米的房子，没有厨房，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就把房间填得满满当当，几十块钱的工资也是多年不变。那时，父亲又恰好收到全国政协关于知识分子政策落实问题调查组写的报告，反映的也是这类问题。经过调查研究，父亲致信中央常委：“这是国家的一个大问题，确实要下大决心，在今明两年内解决，不能再按部就班地搞。我们基本建设每年要用500多亿元，为什么不可以用十幾亿来解决知识分子的问题呢？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应当看成是基本建设的一个项目。我们把钱用在中年知识分子身上，是好钢用在刀刃上。”
　　他说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抢救知识分子，抢救他们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后来，父亲的那封信得到了小平同志和其他常委们的赞成，信中的意见也被中央有关部门在工资改革中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