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后期，国家给干部职工进行了一次调资。当时我在乌兰察布盟工会（现为乌兰察布市总工会）做宣传工作。调资的指标名额为40%。工会有23名干部职工，上级部门给了9个调资名额，由干部职工集体讨论，评选出9名调资人员。领导不提名，不指名，大民主，干部职工评选出谁谁调资。评资会场十分紧张严肃，誰也不先发言提名，唯恐提谁不提谁，给自己树立对立面。
　　人们在紧张纠结中度过了一上午，却没人发言提名。
　　中午，我和同事姜学文没回家吃饭，而是在一家小饭店就餐，商量调资的事。
　　小姜分析说：“先发言提名的，提9个人，会得到这9个人的支持，然而却得罪了14个人。”我说：“早得罪比迟得罪强。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先提谁？”小姜沉思片刻说：“一正两副的领导，我们只能提一个或两个，不能3个都提！”我说：“领导只能提两名，一正一副。”小姜说：“副的提分管财务的。”我同意，说：“对！一正一副就这样定了。”小姜说：“剩下的7个名额，提谁不提谁也很重要！”我说：“那是！提工资低的、家庭困难的。挣30多元的提一级才增加3元多。我们两个人都是大学毕业，工资比较高，56元，提一级能增加6元，这一档次的不提！”小姜说：“工资低的、家庭困难的，还有知恩图报的，这三类人我们提！”我考虑说：“会计员也得提，三榜定案时，往上报的时候，除了领导就是会计知道了，我们得留个内线人！”小姜说：“还是你想得周到！往上报的时候，我们知情，有猫腻我们去向上级反映！”我痛快地说：“反正我俩也不指望这一级，我们要为应该提的同志们出力争取！我先发言提名，你呼应！”
　　下午开会，会场仍然安静严肃。我鼓了鼓勇气，咽了口唾沫，“噌”地站起来，开了口：“这次调资的宗旨是，工作积极、埋头苦干的，工作实绩突出的，贡献大的，家庭生活较困难的。”我停了停，开始提名了。我逐一为提名人列出他们的业绩和生活实际情况，最后说：“我们单位一切成绩的取得，离不开领导的心血和汗水！”我提了一把手和一个分管财务的副手的名。
　　我发完言，小姜就接着说：“我完全同意尹绍林的提名！”
　　我和小姜的发言，打破了会场的安静和沉默。被我俩提名的开始发言，没被提名的也发言，各抒己见，争着为自己能提一级争取同盟者。
　　会场活跃起来了！
　　令我和小姜始料不及的是，除两位领导没发言，被提名的那7位，在发言时都提了我俩的名。我俩各得了7票，是那天下午得票最多的人。
　　那次调资，三榜定案，群众评选。第一榜有我和小姜的名。第一榜公布后，经过群众再评议，公布了第二榜，第二榜也有我和小姜的名。第三榜由单位领导上报，上级单位同意批准后，公布调资名单。三榜公布后，有意见的，还可以找上级部门申诉。所以出现了告状的，找领导的，报复的，对立的，断交的，记仇的，听说有的地方还出现了恶性事件！
　　单位两榜都有我的名，上级批下的第三榜有小姜，却没有我，我便去负责批准三榜的组织部申诉。组织部的云部长接待了我。我把单位两榜公布的名单拿给他看，他了解情况后，不知和我们单位的领导怎么协调的，最后给我调了一级。
　　后来会计跟我通风说：“单位没上报你，因为你的工资比较高。单位还有个机动指标，你要告状反映就给你，你要不告状反映，准备给另一个人。”
　　我听了以后叹口气说：“哦！领导高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