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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姑父
祖母逝世后给我留下了一小包遗物，里面是她老人家在20世纪60年代持有的选民证，还有我的两个姑姑丁亚华、丁亚苏的《革命军人证明书》和几张老照片。其中一张照片是一位骑在马上的军人，高大、英武，目光炯炯，眺望远方。这张照片的主人公，就是我的姑父张铚秀将军。由于姑母亚华在家族同辈中排行第六，因此，我就称他们为六姑父、六姑母。
孩提时代，我对六姑父的印象是伴随着“共产党”“解放军”“志愿军”等当时还不甚了解的词汇而逐步加深的。村里的小伙伴指着我说，他家的六姑爷（当地对姑父的俗称）是个志愿军的大官。我便回去问祖母。祖母说，你六姑父是个将军，是个了不起的英雄，是个好人！于是，我便带着对“将军”“英雄”和“好人”的憧憬，编织着对这位姑父的想像。直到1959年的春天，我才第一次有机会见到这位已是解放军少将的六姑父。
那年春天，六姑父到安徽开会，特地绕到我们家所在的和县。他虽未着戎装，可挡不住那浑身的英气。高大挺拔的身材、简洁准确的谈吐，尤其是那双能看穿一切的眼睛，清澈、明亮，和蔼中透出威严，正是我想像中的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形象。他那时还不到44周岁，可已经当了近10年的军长了。后来我才知道，六姑父这次到和县，还另有“任务”，就是将我“带回去”。原来，我的生父丁荣纬曾为新四军七师某部的指导员，在一次与日军周旋的过程中，泡在芦苇荡中七天七夜不得上岸，由此而落下病根，于1947年病逝。当时我还不满周岁。1955年，母亲与同样曾为新四军干部的继父结婚，我与他们生活在一起。而对于我的几个姑姑来说，祖母和我就是她们关于“娘家”的全部寄托和牵挂。在此前数年，祖母已被六姑接到自己家中生活。现在，她们又开始考虑将我“回收”了。由于大姑母解放前即早逝，三姑母亚芳在农村，家中孩子也很多，小姑母亚苏刚成家不久，这样，对我的“安置”，最后落到了亚华姑母家。那时他们家已经有6个孩子了，但六姑父却说，反正我们家孩子已经很多了，再来一个昌明也不算多，把他们放一起养！后来，虽然由于父母委婉而坚决的拒绝，我最终没去六姑家生活。但六姑父、六姑母的这份恩情和亲情却被我永远地铭记在心。
自那之后，我基本上每隔两三年都要到六姑家住上一段日子，初中、高中、大学、工作之后，直至现在……他们在徐州、济南、北京的家，我一处也没落下。每次见到六姑父，他都要抽出时间问问我的学习、工作情况，每一次都叮嘱我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要听党的话”。1994年元旦前，我到北京出差，不住旅馆，就“赖”在六姑家。元旦那天清晨，我4点多钟起床，从万寿路乘地铁到天安门广场去参加升旗仪式。回来后，二老正在吃早餐。六姑问：“昌明，一大早到哪去了？”我回答去天安门看升旗去了。六姑父一听便大加赞赏，说：“好，好！要爱国！我们这个国家到今天不容易！”又说：“一个人不爱国就等于没有灵魂！”
六姑父无疑是我们亲戚中地位最高的“大官”，可他对我们这些六姑的“娘家人”，从来没嫌过麻烦。不仅从经济上给予无私地资助，而且在不违反政策的前提下，尽量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对战斗过的老区人民，他更是倾注了深厚的感情。凡那里的地方政府请求要办的事，他总是尽力去促成。对和他在一起战斗过的老战友、老部下和老乡们，他更是给以深切的关怀，显示出宽厚和慷慨。他说，这些人过去无私地支援过革命，有的致伤致残，有的甚至献出了亲人的性命，我们今天有点地位、有点能力，就装着不认识他们了？人家不会说你共产党忘本了吗？在六姑父的身上，草根阶层的朴实憨厚和无产阶级的宽广胸怀得到完美的统一。
当时，六姑父夫妻俩的工资加起来不算少。可他们家后来又添了两个孩子，共计有8个孩子，祖母也长期和他们一起生活。光维持一家十几口人的吃饭穿衣，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另外，他们家从来没断过客人，对每位来访和求助的客人，他们都要给以不菲的资助。长此以往，终于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我曾听小姑亚苏说过，六姑还向“大娘”借钱呢！“大娘”是他们从沂蒙老区请来的保姆，她在六姑家地位极高，全家人除“首长”（指姑父）没挨她“熊”之外，其余人概莫能免。有年暑假我在六姑家，看到六姑赔着笑脸低声向大娘说着什么，大娘听后勃然变色，大声说，又花光了！帮人也要量力！这一幕要不是我亲眼瞧见，怎么也不能相信，一个我军高级将领之家，竟会窘迫到向保姆借钱的地步！
对于“姑父张铚秀”，我是那么熟悉，那么了解，但一直以来，对“将军张铚秀”我却知之甚少。他高大威武的将军形象，让我忍不住对他的经历产生深深的好奇心，他的那种气质、品格和魅力，是通过怎样的历练才铸就的？我由此开始了対他的“发掘”。
南征北战
1928年，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引燃了六姑父的家乡——江西永新的革命烈火。在大哥张成秀的引导下，他满腔热情地投入到这场革命中，那年，他才13岁。从此，他从永新到井冈山，从江西到湖南再到广西到贵州；由儿童团到游击队，再到独立营到主力红军；从小号手到战士，到副班长、班长、副排长、排长，到副连长、连长再到主力红军的营长，几乎一个台阶没落下。进攻时，他率队冲锋在前；撤退时，他引军如磐石殿后。战争的历练，使他很快成长为红军队伍中的一员骁将。红六军团抢渡金沙江时，他所在的营本来是作为前卫营在前面开路的，可到了江边又立刻改为后卫，掩护全军渡江。作为后卫营，他率部最后一批渡江；而作为后卫营长，他的船又是最后一个过江。到对岸后，船工紧紧拉住他的手说，这一走，就不知道何时再能见到你们！六姑父说，等我们北上打完日本革命胜利，就一定会来看望你们！他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这一握，就再也没分开。解放后，一位雕塑家以这一情节创作了一尊雕像。就这样，六姑父的身影永远地留在了金沙江畔，永远定格在中国革命的历史画卷中。
红军到达陕北后，六姑父得以进入红军大学（抗大前身）学习，任学员队中队长。抗战爆发后，他被派往新四军工作。1938年6月，在粟裕的指挥下，张铚秀作为先遣队的一员，在江南卫岗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在后来的皖南事变中，六姑父更是表现出众。事变发生后，六姑父所率的新一团，在他的正确指挥下，本已成建制地杀出重围。这时，支队首长命令他们再杀回包围圈，掩护支队机关和老一团突围。六姑父后来回忆道：“在敌人的包围里，一反一复付出的代价是可想而知的。可是，我们坚决执行了命令，掩护战友，掩护兄弟部队，掩护主力突围。”战斗激烈时，他夺过战士的机枪，冲在最前面开路，直至全部战友安全撤离。 事变后，突围部队转战到我的家乡巢（湖）无（为）和（县）含（山）地区，点燃了那个地区的抗日烈火。1942年，经人介绍，他与晚清爱国将领丁汝昌的曾孙女、我的亚华六姑结婚，正式成了丁氏家族的“六姑爷”。
六姑父在《军旅生涯》里叙述的1947年的战斗，令我应接不暇。你看，“从江苏打到山东，从鲁西南打到胶东，不停地行军打仗”。而在淮海战役中，他从歼灭黄百韬兵团的第一战新安镇战斗，一直打到歼灭杜聿明兵团的最后一战陈官庄战斗。上海解放后，解放军进驻市区，不入百姓家门而露宿街头的这段故事，我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直到翻到六姑父关于“战上海”的回忆文章时，我才赫然发现，那支露宿上海街头的队伍的师长竟然就是我的六姑父！“我师所属各团及直属部队，均驻扎于市中心区闹市。……从师长、政委到参谋、干事都是解开背包，铺马路，席地而入睡。”就是这寥寥数语，记载了一段我党我军的轰轰烈烈的历史，而当事人说起来，却是那么平淡无奇。但上海的老百姓可不是这样看的。当时一位两鬓斑白的老人清晨特意从徐家汇路赶到南京路，就是要看看解放军露宿马路的场景。观察良久之后，他找到他认为是“负责南京路防务军官”的六姑父，说：“仁义之师必胜，得人心者必胜，古往今来，无不如此。你们是仁义之师，得人心者！”
朝鲜战场的历练，使六姑父的战争指挥艺术越臻成熟和精湛。入朝第一战，他碰到的敌手就是美军赫赫有名的陆战一师。时任第九兵团二十七军八十师师长的六姑父，为迎战该敌准备了3套方案，“无论态势向哪一案发展，我决以3个团同时使用向南攻击，这样主力投入快，攻击面宽，易于捕捉敌人，速战歼敌”。可就在他准备亲手实施这一完美的预案时，他接到赴本兵团二十六军就任副军长的命令。他的战友们替他完成了这一方案：这场战斗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一次歼灭美军最彻底、最多的战例。
此后，他参与指挥了著名的清（川江）长（津湖）战役。这一战役彻底扭转了自美军仁川登陆以来咄咄逼人的态势，导致了美军的大溃退、大崩溃，并为后来麦克阿瑟的解职埋下了伏笔。多少年后，美国士兵回忆：长津湖一役是他们记忆中“最寒冷的冬天”。清长战役使“中国从他们的胜利中一跃而为一个不能再被人轻视的世界大国，如果中国人没有于1951年11月在清长战役稳执牛耳，此后的世界历史进程就一定不一样”。（英国牛津大学战略学家罗伯特·奥威尔：《清长之战》）战火的洗礼和本身的天赋，使六姑父顺理成章地跻身于人民军队的将星之列。之后，他又经历了更加艰苦残酷的第四、第五次战役。1952年初，六姑父所在部队奉调回国。临行前，他以代理军长的身份和政委一道，受命代表志愿军司令部和所在兵团司令部向金日成汇报战况。金日成接见并宴请了他们，并亲自为他们解说朝鲜电影。
一身正气
从朝鲜回国后，六姑父奉中央军委之命，率六十八军驻守山东半岛地区，扼守住徐州这一自古以来逐鹿中原的兵家必争之地。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徐州成了全国动乱的重灾区，两次成立革命委员会而均告流产。后经周恩来提名、毛泽东任命六姑父为徐州市革委会主任。六姑父就任后，顶住帮派势力的压力和纠缠，排除干扰，首先保证了徐州这一铁路枢纽的畅通，为徐州的军政军民团结、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70年，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在京召开。六姑父顶住了当时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恶劣风气，大胆直言：公安工作“要相信大多数，不能否定一切”。这在当时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当年与会的原最高检检察长刘复之在40年后还对这件事记忆深刻：“张铚秀同志在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上，坚持真理，仗义执言，反对否定一切。这是1970年‘文革’高潮中的事，难能可贵。我怀念他，敬重他。”在就任山东省委常务副书记后，六姑父严格执行政策，不枉不纵一案一人。他常说：“人的脑袋只有一个，你砍错了就再也安不上了。”
在全国大乱、国民经济严重滑坡的形势下，六姑父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他深入田间和老农谈话，了解最基层的老百姓在运动中的最基本的要求：农民不种地就没吃的，城里人也没吃的。在一次视察济南重汽时，六姑父发现有一对李姓父子自运动以来没误过一天工。他立即将之作为典型在全省推广。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全国会议上多次肯定了山东的做法，说李氏父子的典型树得好，是全国抓革命促生产的典范。
在动乱年代里，六姑父坚持原则，一身正气，敢于向一切邪恶势力斗争。在山东“倒杨（得志）打袁（升平）”的问题上，六姑父坚持要实事求是地对待他们。为此，江青曾指着六姑父说，你这个张铚秀……你安的什么心！我们要用12吨大吊车把你吊出来！六姑父不为所动。在当时，这样做是需要多大胆魄啊！无怪乎，时任山东省委办公厅负责人的姜春云说：“张铚秀副书记不是一般的胸怀。一般人做不到，确实了不起！”
挥剑南疆
“鏖战五旬有余年”，这是六姑父对自己征战一生的总结。他注定此生要和战争结下不解之缘，而战争总是青睐于常胜将军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争时，时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的六姑父在临战前接替了突然生病的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担负起西线战役总指挥的重任。这一仗，打出了军威、国威，维护了我国西南地区的稳定。邓小平说：“云南边境作战，打出了国威军威。”胡耀邦说：“张铚秀同志在云南干了两件大事：一是平反冤假错案；二是指挥了云南边境作战。”华国锋说：“张司令员能打仗，会打仗，打得好。”胡耀邦还欣然挥毫：“国威军威看西南。”
说到自卫反击战，我不能不提到一件“小”事。张铚秀之子，我的表弟学民当时就在昆明军区当兵。开战前，他奉所在部队首长之命，护送一批老兵回昆明。途中路过前指时，见到了父亲。谁知六姑父一见到他，劈头一句：“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部队马上就要打仗了，你不在前线，怎么往后跑！赶紧回你的部队去！”学民表弟满心委屈：我一个小排长，怎么能知道开战日期这个最高机密？再说，我也是奉命公干。了解事情原委后，六姑父才和缓了脸色，说，那你完成任务后快回部队！这似乎是那场战争里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插曲，可我却禁不住地将之与毛泽东送儿子到朝鲜，斯大林送儿子到卫国战争前线联系起来。六姑父的身份不能和这两位国家元首比，但这里面的境界却是完全一样的。——须知，打仗是要死人的！后来，学民表弟及所有参战的我的表弟表妹们都荣立战功，没给祖国丢脸，也没给他们的父亲丢脸。由此，我注意到另一个现象：在六姑家，我有着8个表兄弟姐妹，我和他们接触、交往也有几十年了。他们一个个都憨厚朴实，没有一个是张扬和自命不凡的，社会上存在的那些“纨绔”和“衙内”气息与他们更是一点也沾不上边。即便是政民表哥后来都当上将军了，也还是那样的低调平和。我想，这就是六姑父他们家的家风所致。
功成身退
指挥西南自卫反击战，六姑父为国家和军队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可就在这时，党中央决定裁军百万，昆明军区和成都军区合并。一夜之间，原定“留昆去成”的方案遭遇逆转。六姑父在这突如其来的剧变面前，显示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坚决服从中央的安排。他还和时任昆明军区政委的谢振华将军在《红旗》杂志上刊文，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百万裁军后不久，我军第二次实行了军衔制度，各大军区正职都被授予上将军衔，而六姑父却这样和这机缘擦肩而过了。他平静地对待这一切，他常说，和那些牺牲的战友相比，我们活下来的人已经是够幸运的了，我们还要计较什么地位和名利吗？
但党和人民并没有忘记这位为国家和民族做出巨大贡献的开国将军。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六姑父作为10名抗战老兵之一，受到了胡锦涛主席的接见。在纪念建军80周年之际，他作为老军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他在临终时还不忘对党和国家、军队的眷念，上缴了5万元的特殊党费。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李继耐亲自将党费收据送到姑母手中。中央军委评价他：“高风亮节，奋斗一生。”他的一生，完全与这一评价相称。
如今，六姑父离开我们已经5年了，而他的音容笑貌却一直萦绕在我们的心间，他的高尚品质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他的丰功伟绩永远是我们心中的精神丰碑。
（责任编辑：吴玫）
祖母逝世后给我留下了一小包遗物，里面是她老人家在20世纪60年代持有的选民证，还有我的两个姑姑丁亚华、丁亚苏的《革命军人证明书》和几张老照片。其中一张照片是一位骑在马上的军人，高大、英武，目光炯炯，眺望远方。这张照片的主人公，就是我的姑父张铚秀将军。由于姑母亚华在家族同辈中排行第六，因此，我就称他们为六姑父、六姑母。
孩提时代，我对六姑父的印象是伴随着“共产党”“解放军”“志愿军”等当时还不甚了解的词汇而逐步加深的。村里的小伙伴指着我说，他家的六姑爷（当地对姑父的俗称）是个志愿军的大官。我便回去问祖母。祖母说，你六姑父是个将军，是个了不起的英雄，是个好人！于是，我便带着对“将军”“英雄”和“好人”的憧憬，编织着对这位姑父的想像。直到1959年的春天，我才第一次有机会见到这位已是解放军少将的六姑父。
那年春天，六姑父到安徽开会，特地绕到我们家所在的和县。他虽未着戎装，可挡不住那浑身的英气。高大挺拔的身材、简洁准确的谈吐，尤其是那双能看穿一切的眼睛，清澈、明亮，和蔼中透出威严，正是我想像中的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形象。他那时还不到44周岁，可已经当了近10年的军长了。后来我才知道，六姑父这次到和县，还另有“任务”，就是将我“带回去”。原来，我的生父丁荣纬曾为新四军七师某部的指导员，在一次与日军周旋的过程中，泡在芦苇荡中七天七夜不得上岸，由此而落下病根，于1947年病逝。当时我还不满周岁。1955年，母亲与同样曾为新四军干部的继父结婚，我与他们生活在一起。而对于我的几个姑姑来说，祖母和我就是她们关于“娘家”的全部寄托和牵挂。在此前数年，祖母已被六姑接到自己家中生活。现在，她们又开始考虑将我“回收”了。由于大姑母解放前即早逝，三姑母亚芳在农村，家中孩子也很多，小姑母亚苏刚成家不久，这样，对我的“安置”，最后落到了亚华姑母家。那时他们家已经有6个孩子了，但六姑父却说，反正我们家孩子已经很多了，再来一个昌明也不算多，把他们放一起养！后来，虽然由于父母委婉而坚决的拒绝，我最终没去六姑家生活。但六姑父、六姑母的这份恩情和亲情却被我永远地铭记在心。
自那之后，我基本上每隔两三年都要到六姑家住上一段日子，初中、高中、大学、工作之后，直至现在……他们在徐州、济南、北京的家，我一处也没落下。每次见到六姑父，他都要抽出时间问问我的学习、工作情况，每一次都叮嘱我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要听党的话”。1994年元旦前，我到北京出差，不住旅馆，就“赖”在六姑家。元旦那天清晨，我4点多钟起床，从万寿路乘地铁到天安门广场去参加升旗仪式。回来后，二老正在吃早餐。六姑问：“昌明，一大早到哪去了？”我回答去天安门看升旗去了。六姑父一听便大加赞赏，说：“好，好！要爱国！我们这个国家到今天不容易！”又说：“一个人不爱国就等于没有灵魂！”
六姑父无疑是我们亲戚中地位最高的“大官”，可他对我们这些六姑的“娘家人”，从来没嫌过麻烦。不仅从经济上给予无私地资助，而且在不违反政策的前提下，尽量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对战斗过的老区人民，他更是倾注了深厚的感情。凡那里的地方政府请求要办的事，他总是尽力去促成。对和他在一起战斗过的老战友、老部下和老乡们，他更是给以深切的关怀，显示出宽厚和慷慨。他说，这些人过去无私地支援过革命，有的致伤致残，有的甚至献出了亲人的性命，我们今天有点地位、有点能力，就装着不认识他们了？人家不会说你共产党忘本了吗？在六姑父的身上，草根阶层的朴实憨厚和无产阶级的宽广胸怀得到完美的统一。
当时，六姑父夫妻俩的工资加起来不算少。可他们家后来又添了两个孩子，共计有8个孩子，祖母也长期和他们一起生活。光维持一家十几口人的吃饭穿衣，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另外，他们家从来没断过客人，对每位来访和求助的客人，他们都要给以不菲的资助。长此以往，终于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我曾听小姑亚苏说过，六姑还向“大娘”借钱呢！“大娘”是他们从沂蒙老区请来的保姆，她在六姑家地位极高，全家人除“首长”（指姑父）没挨她“熊”之外，其余人概莫能免。有年暑假我在六姑家，看到六姑赔着笑脸低声向大娘说着什么，大娘听后勃然变色，大声说，又花光了！帮人也要量力！这一幕要不是我亲眼瞧见，怎么也不能相信，一个我军高级将领之家，竟会窘迫到向保姆借钱的地步！
对于“姑父张铚秀”，我是那么熟悉，那么了解，但一直以来，对“将军张铚秀”我却知之甚少。他高大威武的将军形象，让我忍不住对他的经历产生深深的好奇心，他的那种气质、品格和魅力，是通过怎样的历练才铸就的？我由此开始了対他的“发掘”。
南征北战
1928年，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引燃了六姑父的家乡——江西永新的革命烈火。在大哥张成秀的引导下，他满腔热情地投入到这场革命中，那年，他才13岁。从此，他从永新到井冈山，从江西到湖南再到广西到贵州；由儿童团到游击队，再到独立营到主力红军；从小号手到战士，到副班长、班长、副排长、排长，到副连长、连长再到主力红军的营长，几乎一个台阶没落下。进攻时，他率队冲锋在前；撤退时，他引军如磐石殿后。战争的历练，使他很快成长为红军队伍中的一员骁将。红六军团抢渡金沙江时，他所在的营本来是作为前卫营在前面开路的，可到了江边又立刻改为后卫，掩护全军渡江。作为后卫营，他率部最后一批渡江；而作为后卫营长，他的船又是最后一个过江。到对岸后，船工紧紧拉住他的手说，这一走，就不知道何时再能见到你们！六姑父说，等我们北上打完日本革命胜利，就一定会来看望你们！他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这一握，就再也没分开。解放后，一位雕塑家以这一情节创作了一尊雕像。就这样，六姑父的身影永远地留在了金沙江畔，永远定格在中国革命的历史画卷中。
红军到达陕北后，六姑父得以进入红军大学（抗大前身）学习，任学员队中队长。抗战爆发后，他被派往新四军工作。1938年6月，在粟裕的指挥下，张铚秀作为先遣队的一员，在江南卫岗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在后来的皖南事变中，六姑父更是表现出众。事变发生后，六姑父所率的新一团，在他的正确指挥下，本已成建制地杀出重围。这时，支队首长命令他们再杀回包围圈，掩护支队机关和老一团突围。六姑父后来回忆道：“在敌人的包围里，一反一复付出的代价是可想而知的。可是，我们坚决执行了命令，掩护战友，掩护兄弟部队，掩护主力突围。”战斗激烈时，他夺过战士的机枪，冲在最前面开路，直至全部战友安全撤离。 事变后，突围部队转战到我的家乡巢（湖）无（为）和（县）含（山）地区，点燃了那个地区的抗日烈火。1942年，经人介绍，他与晚清爱国将领丁汝昌的曾孙女、我的亚华六姑结婚，正式成了丁氏家族的“六姑爷”。
六姑父在《军旅生涯》里叙述的1947年的战斗，令我应接不暇。你看，“从江苏打到山东，从鲁西南打到胶东，不停地行军打仗”。而在淮海战役中，他从歼灭黄百韬兵团的第一战新安镇战斗，一直打到歼灭杜聿明兵团的最后一战陈官庄战斗。上海解放后，解放军进驻市区，不入百姓家门而露宿街头的这段故事，我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直到翻到六姑父关于“战上海”的回忆文章时，我才赫然发现，那支露宿上海街头的队伍的师长竟然就是我的六姑父！“我师所属各团及直属部队，均驻扎于市中心区闹市。……从师长、政委到参谋、干事都是解开背包，铺马路，席地而入睡。”就是这寥寥数语，记载了一段我党我军的轰轰烈烈的历史，而当事人说起来，却是那么平淡无奇。但上海的老百姓可不是这样看的。当时一位两鬓斑白的老人清晨特意从徐家汇路赶到南京路，就是要看看解放军露宿马路的场景。观察良久之后，他找到他认为是“负责南京路防务军官”的六姑父，说：“仁义之师必胜，得人心者必胜，古往今来，无不如此。你们是仁义之师，得人心者！”
朝鲜战场的历练，使六姑父的战争指挥艺术越臻成熟和精湛。入朝第一战，他碰到的敌手就是美军赫赫有名的陆战一师。时任第九兵团二十七军八十师师长的六姑父，为迎战该敌准备了3套方案，“无论态势向哪一案发展，我决以3个团同时使用向南攻击，这样主力投入快，攻击面宽，易于捕捉敌人，速战歼敌”。可就在他准备亲手实施这一完美的预案时，他接到赴本兵团二十六军就任副军长的命令。他的战友们替他完成了这一方案：这场战斗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一次歼灭美军最彻底、最多的战例。
此后，他参与指挥了著名的清（川江）长（津湖）战役。这一战役彻底扭转了自美军仁川登陆以来咄咄逼人的态势，导致了美军的大溃退、大崩溃，并为后来麦克阿瑟的解职埋下了伏笔。多少年后，美国士兵回忆：长津湖一役是他们记忆中“最寒冷的冬天”。清长战役使“中国从他们的胜利中一跃而为一个不能再被人轻视的世界大国，如果中国人没有于1951年11月在清长战役稳执牛耳，此后的世界历史进程就一定不一样”。（英国牛津大学战略学家罗伯特·奥威尔：《清长之战》）战火的洗礼和本身的天赋，使六姑父顺理成章地跻身于人民军队的将星之列。之后，他又经历了更加艰苦残酷的第四、第五次战役。1952年初，六姑父所在部队奉调回国。临行前，他以代理军长的身份和政委一道，受命代表志愿军司令部和所在兵团司令部向金日成汇报战况。金日成接见并宴请了他们，并亲自为他们解说朝鲜电影。
一身正气
从朝鲜回国后，六姑父奉中央军委之命，率六十八军驻守山东半岛地区，扼守住徐州这一自古以来逐鹿中原的兵家必争之地。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徐州成了全国动乱的重灾区，两次成立革命委员会而均告流产。后经周恩来提名、毛泽东任命六姑父为徐州市革委会主任。六姑父就任后，顶住帮派势力的压力和纠缠，排除干扰，首先保证了徐州这一铁路枢纽的畅通，为徐州的军政军民团结、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70年，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在京召开。六姑父顶住了当时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恶劣风气，大胆直言：公安工作“要相信大多数，不能否定一切”。这在当时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当年与会的原最高检检察长刘复之在40年后还对这件事记忆深刻：“张铚秀同志在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上，坚持真理，仗义执言，反对否定一切。这是1970年‘文革’高潮中的事，难能可贵。我怀念他，敬重他。”在就任山东省委常务副书记后，六姑父严格执行政策，不枉不纵一案一人。他常说：“人的脑袋只有一个，你砍错了就再也安不上了。”
在全国大乱、国民经济严重滑坡的形势下，六姑父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他深入田间和老农谈话，了解最基层的老百姓在运动中的最基本的要求：农民不种地就没吃的，城里人也没吃的。在一次视察济南重汽时，六姑父发现有一对李姓父子自运动以来没误过一天工。他立即将之作为典型在全省推广。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全国会议上多次肯定了山东的做法，说李氏父子的典型树得好，是全国抓革命促生产的典范。
在动乱年代里，六姑父坚持原则，一身正气，敢于向一切邪恶势力斗争。在山东“倒杨（得志）打袁（升平）”的问题上，六姑父坚持要实事求是地对待他们。为此，江青曾指着六姑父说，你这个张铚秀……你安的什么心！我们要用12吨大吊车把你吊出来！六姑父不为所动。在当时，这样做是需要多大胆魄啊！无怪乎，时任山东省委办公厅负责人的姜春云说：“张铚秀副书记不是一般的胸怀。一般人做不到，确实了不起！”
挥剑南疆
“鏖战五旬有余年”，这是六姑父对自己征战一生的总结。他注定此生要和战争结下不解之缘，而战争总是青睐于常胜将军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争时，时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的六姑父在临战前接替了突然生病的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担负起西线战役总指挥的重任。这一仗，打出了军威、国威，维护了我国西南地区的稳定。邓小平说：“云南边境作战，打出了国威军威。”胡耀邦说：“张铚秀同志在云南干了两件大事：一是平反冤假错案；二是指挥了云南边境作战。”华国锋说：“张司令员能打仗，会打仗，打得好。”胡耀邦还欣然挥毫：“国威军威看西南。”
说到自卫反击战，我不能不提到一件“小”事。张铚秀之子，我的表弟学民当时就在昆明军区当兵。开战前，他奉所在部队首长之命，护送一批老兵回昆明。途中路过前指时，见到了父亲。谁知六姑父一见到他，劈头一句：“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部队马上就要打仗了，你不在前线，怎么往后跑！赶紧回你的部队去！”学民表弟满心委屈：我一个小排长，怎么能知道开战日期这个最高机密？再说，我也是奉命公干。了解事情原委后，六姑父才和缓了脸色，说，那你完成任务后快回部队！这似乎是那场战争里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插曲，可我却禁不住地将之与毛泽东送儿子到朝鲜，斯大林送儿子到卫国战争前线联系起来。六姑父的身份不能和这两位国家元首比，但这里面的境界却是完全一样的。——须知，打仗是要死人的！后来，学民表弟及所有参战的我的表弟表妹们都荣立战功，没给祖国丢脸，也没给他们的父亲丢脸。由此，我注意到另一个现象：在六姑家，我有着8个表兄弟姐妹，我和他们接触、交往也有几十年了。他们一个个都憨厚朴实，没有一个是张扬和自命不凡的，社会上存在的那些“纨绔”和“衙内”气息与他们更是一点也沾不上边。即便是政民表哥后来都当上将军了，也还是那样的低调平和。我想，这就是六姑父他们家的家风所致。
功成身退
指挥西南自卫反击战，六姑父为国家和军队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可就在这时，党中央决定裁军百万，昆明军区和成都军区合并。一夜之间，原定“留昆去成”的方案遭遇逆转。六姑父在这突如其来的剧变面前，显示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坚决服从中央的安排。他还和时任昆明军区政委的谢振华将军在《红旗》杂志上刊文，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百万裁军后不久，我军第二次实行了军衔制度，各大军区正职都被授予上将军衔，而六姑父却这样和这机缘擦肩而过了。他平静地对待这一切，他常说，和那些牺牲的战友相比，我们活下来的人已经是够幸运的了，我们还要计较什么地位和名利吗？
但党和人民并没有忘记这位为国家和民族做出巨大贡献的开国将军。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六姑父作为10名抗战老兵之一，受到了胡锦涛主席的接见。在纪念建军80周年之际，他作为老军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他在临终时还不忘对党和国家、军队的眷念，上缴了5万元的特殊党费。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李继耐亲自将党费收据送到姑母手中。中央军委评价他：“高风亮节，奋斗一生。”他的一生，完全与这一评价相称。
如今，六姑父离开我们已经5年了，而他的音容笑貌却一直萦绕在我们的心间，他的高尚品质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他的丰功伟绩永远是我们心中的精神丰碑。
（责任编辑：吴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