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司法的公判大会，是梁柏台从红色苏联引入的。他曾在苏联的伯力省法院充任审判员，回到江西中央苏区后，任司法部长。一次，项英和何叔衡讨论，如何处罚一位干部的问题，群众控告他官僚主义严重。梁柏台提议参照苏联的公审，既教育本人，又教育大家。项英派梁柏台的妻子周月林主审，邓子恢陪审。在最高法院门前搭一个台，不用诉讼的方式，而是召集群众，公开批评教育他。
　　最初的公审，温和随意，群众可以旁听，有权发言，庭上庭下，热烈互动。后来变了味，捅了纰漏。
　　1930年12月，红军活捉了敌师长张辉瓒，毛主席填词赞道：“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毛主席不想杀他，计划让他到红军学校当教员（中国工农红军学校，1931年9月在江西宁都成立）。一个月后，召开祝捷大会，群众要求公审张辉瓒，增强气氛。毛叮嘱何长工，一定要保护好张辉瓒。结果公审过程中，局势失控，群众硬从红军手里，抢走张辉瓒，当场将他处死。
　　苏区和延安，文娱生活匮乏，公审是一出万人空巷的“大戏”。延安最戏剧性的事件，是公审黄克功。他因情感纠纷，枪杀了陕北公学的学生刘茜。审判台搭在陕北公学的操场上，台下千头攒动。审判长是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抗大和陕北公学推出4位陪审员——延安强调人民参审。抗大政治部胡耀邦、高等法院检察官徐世奎等担任公诉人。人民司法早期，没有或缺少职业公诉人，群众和单位可以公诉。
　　黄克功最后陈情：“死刑如果是必须执行的话，我希望我能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不死在自己的法场上……”他的战友们流下热泪，请求留他一命。但雷经天判决：死刑，立即执行。黄克功愣了一下，马上举起胳膊，高呼：“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喊完口号，他被架向刑场。
　　这时，延河边一匹快马飞驰而来——毛主席来信了！消息像风一样传遍会场。但毛主席没有命令刀下留人。信中说：中央与军委，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
　　黄克功和雷经天事先都给毛泽东写过信。他的死刑是中央和军委定的，不是法庭定的。依据的是党和红军的纪律，不是法律。庭审，是一出法官、检察官合演的“秧歌剧”。
　　“文化大革命”期间，公众和私人生活都有表演性。公审作为法律戏剧，在全国城乡遍地开演，被夸张到极致。与延安不同的是，公审不再审理案情，公审大会变成公判大会。
　　南京的方子奋在回忆他1970年参加的公判大会时说：我被押到台上，脚刚落地，身后的人一把揪住我头发，让我抬头“亮相”……五台山体育场少说有十万之众。大会结束后，十几辆敞篷军车押着被告，游街示众。南京30万人被组织起来，列于干道两旁。前面六辆死刑刑车上站着五花大绑的死刑犯，颈背插着一米多高的亡命牌。11支白色亡命牌，像夫子庙的条形宫灯，在半空中微微摇曳。
　　亮相，风中摇曳的亡命牌，6辆刑车，30万观众，公判大会进入癫狂状态。但即令如此，人性的光辉仍不经意地闪烁。作者回忆，押我上台的瞬间，一个军人在耳边低语：“我们一架你，你两条膀子马上要挺起来，下面随着我们的力量往前就行，千万不能松劲，不然膀子会吃不消。”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公判大会，以其宏大的场面、夸张的姿态、气壮山河的训词，触及着众生的灵魂。资料中见到的规模最大的公判，是1968年3月天津军管会办的。除总会场、主会场外，还通过有线广播，向各地分会场直播，总计160万人。有的犯人被吓瘫，由医生隔着裤子，注射一针吗啡，使其兴奋起来。据大会组织者说，从筹备、预演到会后总结，前后需要一个多月，每次都有千人以上公安干警参加。
　　最具战斗氛围的公判大会，发生在秦岭深处的宁陕县。1970年，该县全县人口不足4万，县城仅三五千人。县军管会宣布破获联系台湾的反革命敌特组织。公判大会前，县中队战士早早在宁陕中学操场城墙四周制高点，架上了机关枪，两人一组，趴在地上，机枪火力可以控制整个大会会场。
　　（摘自《南方都市报》 何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