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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湖南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在党的“一大”前就已建立，党的“一大”代表的回忆也证明了这个结论；毛泽东的多次会议讲话及中央档案馆存1956年他填写的中共八大代表登记表填写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从李达、萧三、易礼容的一些回忆恰恰证明此历史事实是正确的。
关键词：毛泽东；湖南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党的“一大”；李达；萧三；易礼容
中图分类号：A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2）01-0012-03
向继东先生在《炎黄春秋》2009年第lO期《毛泽东入党年月考》和在2010年1月11日《北京日报》上《毛泽东是那一年入党的》两文，否定中共党史学界，关于毛泽东在1920年就已入党的历史考证，提出了“说毛泽东是1920年入党证据是不足的”意见，我认为这种看法是缺乏根据的，是欠妥的。理由如下：
第一，湖南长沙共产主义早期组织是在陈独秀的帮助下，在党的“一大”前就已建立，这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共历史学界经过调查考证和专门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长沙在“一大”前就已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5月，毛泽东从北京到上海，与陈独秀长谈后，他就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正如他在自述中所说：“我第二次去上海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印象。”另，又毛泽东于1921年1月在回复蔡和森关于要在国内组织共产党和出宣传马克思主义刊物的信时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并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就不仅表明，毛泽东当时与陈独秀的不一般关系，而且还说明毛泽东此时已成了党的一员。
第二，从参加党的“一大”代表的回忆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推断出，湖南长沙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党的“一大”前就已建立。据董必武回忆：“当时共产国际说，看看哪些地方有共产主义小组，就叫哪里来人参加。我们说在文化或产业的中心北京、上海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上海、北京、济南、湖北、湖南、广州有组织，要他们来人。”又据包惠僧回忆：“一九二零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任书记。后又相继成立了五个支部，总共是上海、北京、广州、湖南、湖北、济南六个组织。”张国焘回忆：“湖南长沙的共产党小组是由毛泽东发动于1920年十一月问成立的。”
第三，从毛泽东多次回忆讲话及1956年他填写的中共八大代表登记表中填写的入党时间：1920年。可知毛泽东的人党时间应是1920年，而不是在“一大”以后。我们知道，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的报告中说：“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现在还是在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说：“后来是客观环境逼得我同周围的人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研究马克思主义。”从上述档案及回忆可知，毛泽东的入党时间应是1920年，早在1920年初冬至1921年春湖南就已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向继东先生在分析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时说，毛泽东讲的“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说这个“我们”应该是就全党而言的，并不一定专指长沙。那么对于毛泽东1960年6月21日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讲话中明确指出：“客观环境逼得我同周围的人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研究马克思主义，”这里当毫无疑问是专指毛泽东建立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了吧。
第四，向继东先生否定毛泽东于1920年入党的主要依据是：1962年，李达在湖北省委党校一个训练班上的回忆，他说“毛泽东接到他的通知后，便邀上何叔衡来到上海。他俩找到李达后，李达问：“你们是C.P.还是S.Y.？”毛泽东说：“我们是S.Y.”李达说：“我们是C.P.的会，你们既然来了就参加C.P.开会吧，以后回去在湖南就组织C.P.”如所周知，李达早在1955年8月2日回忆党的创建过程时就说：1921年“六月初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据我记忆，当时国内和东京七个小组，”他列出的出席“一大”的代表名单：“长沙——毛泽东、何叔衡。”他还说：“长沙小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据参加“一大”的代表陈潭秋回忆，“在第一次大会前除掉在日本法国的留学生侨民的共产主义小组外，只有在上海、广东、长沙、武汉和济南有共产主义小组，在南京、成都和杭州只有个别的共产主义者。”
由此可见，李达和出席党的“一大”代表的回忆均说明，只有存在党的早期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的地方，共产国际代表才叫上海发起通知他们派代表出席党的“一大”。而李达1962年的回忆明显与上述事实是相矛盾的。正如研究李达的王炯华教授所指出的：“李达这样说，不排除有自己表功的一面。”
至于向继东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引用了萧三和易礼容的回忆，说是1921年10月10日湖南才正式建立党的组织。查萧三又名萧子唪，是早期新民学会会员，他于1920年夏到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底去莫斯科，他自述在法国人的党。因此，他对国内湖南的早期组织何时成立，毛泽东何时入党并不十分清楚。他在《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写道：“一九二零年夏天，这时在理论上和行动上已经成为了坚决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同志回到了长沙。”那么，毛泽东又进行了哪些革命活动呢？据萧三叙述：他受聘为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即校长）；恢复了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公开活动；作湖南自治运动；1920年8月2日发起成立文化书社，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阵地；同年8月22日，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一九二零秋，继上海、北京之后，毛泽东在湖南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可见萧三在他写的这本书中也清楚地叙述了，早在党的“一大”前，毛泽东在湖南就已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湖南共产主义小组。 至于向继东在他的文章中作为论据之一的，说萧三在他的这本书中叙述“可纪念的三十节”，说毛泽东与何叔衡是在1921年8月党的“一大”后回到湖南长沙，在1921年10月10日，“湖南省的共产党组织就正式成立了。”从萧三的上述叙述，我们也可分析得出，既然早在1920年秋冬，湖南党的早期组织已经存在，那么1921年10月10日，也可能是湖南党的支部正式建立。经查证，毛泽东在党的“一大”后回湖南长沙，于1921年10月10日成立湖南第一个党支部；大批发展党员又于1922年建立了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
向继东引证了易礼容在1979年9月11日的回忆，作为其论据。该回忆说：“毛泽东在‘一大’后找他和何叔衡在长沙清水塘后面协操坪商谈，”这样，我们三人在哪里决定了要成立党。时间是一九二一年九、十月，即文化书社正式营业后不久。“一部分新民学会会员形成了当初共产党核心，这是毛泽东建党的重要力量。但讲事实，毛泽东组织了青年团，共产党还没有成立。”查文化书社正式营业时间是一九二零年九月九日。按易礼容上述回忆，湖南党组织成立的时间“即在文化书社正式营业后不久”。那么，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湖南党的早期组织在此之前就已秘密建立。同时，从易礼容这一回忆也可以认为，在党的“一大”以后，毛泽东为执行“一大”大力发展党员的决定，毛泽东与何叔衡才找他谈话，发展他为党员。所以他的入党时间是1921年。由于易礼容并非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主要当事人”，所以，他的上述回忆是不足为据的。
至于易礼容的回忆中提到李达曾说过“一大”前毛泽东“组织了青年团，共产党还没有成立”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据一度被党派迁主持过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务的施复亮（即施存统）回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由共产党指派俞秀松负责组织的。青年团成立之后，共产党员不管年龄大小，都参加进去。”“凡有党组织的地方，都有团的组织。如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都有团的组织。”又据出席党的“一大”的包惠僧回忆：“一九二零年我们的党在上海成立，接着就在全国各地发展了六个支部（包括上海）……成立了党的支部（是绝对秘密），由支部负责同志发动组织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会，这个会是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我们当时称党为本校，称团为予校，这是半公开的组织。当时各区的情况都差不多，先组织党接着就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会’与‘团’是党的事业机构，就是用一套人马搞三方面活动。”
由此可见，早在1921年1月13日，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前，湖南共产党的早期秘密组织就已存在，易礼容上述引用李达的回忆的党的“一大”前“毛组织了青年团、共产党还没有成立”的说法是不足为据的。
至于向继东先生又引用《张文亮日记》，说毛泽东找张文亮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并发给他九本《共产党》刊物，想证明当时“毛泽东组织了团，共产党还没有成立”的论点，我认为就张文亮日记只能说明毛泽东正在大力发展团员，恰恰说明毛泽东正在有计划地大力发展党的预备队——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而并不能说明毛泽东组织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就不存在了。
从上述四个方面，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是1920年入党的，早在党的“一大”前湖南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就已存在。而向继东先生否定毛泽东在1920年就已入党的看法是缺乏根据的。
[责任编辑：范君]
关键词：毛泽东；湖南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党的“一大”；李达；萧三；易礼容
中图分类号：A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2）01-0012-03
向继东先生在《炎黄春秋》2009年第lO期《毛泽东入党年月考》和在2010年1月11日《北京日报》上《毛泽东是那一年入党的》两文，否定中共党史学界，关于毛泽东在1920年就已入党的历史考证，提出了“说毛泽东是1920年入党证据是不足的”意见，我认为这种看法是缺乏根据的，是欠妥的。理由如下：
第一，湖南长沙共产主义早期组织是在陈独秀的帮助下，在党的“一大”前就已建立，这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共历史学界经过调查考证和专门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长沙在“一大”前就已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5月，毛泽东从北京到上海，与陈独秀长谈后，他就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正如他在自述中所说：“我第二次去上海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印象。”另，又毛泽东于1921年1月在回复蔡和森关于要在国内组织共产党和出宣传马克思主义刊物的信时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并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就不仅表明，毛泽东当时与陈独秀的不一般关系，而且还说明毛泽东此时已成了党的一员。
第二，从参加党的“一大”代表的回忆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推断出，湖南长沙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党的“一大”前就已建立。据董必武回忆：“当时共产国际说，看看哪些地方有共产主义小组，就叫哪里来人参加。我们说在文化或产业的中心北京、上海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上海、北京、济南、湖北、湖南、广州有组织，要他们来人。”又据包惠僧回忆：“一九二零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任书记。后又相继成立了五个支部，总共是上海、北京、广州、湖南、湖北、济南六个组织。”张国焘回忆：“湖南长沙的共产党小组是由毛泽东发动于1920年十一月问成立的。”
第三，从毛泽东多次回忆讲话及1956年他填写的中共八大代表登记表中填写的入党时间：1920年。可知毛泽东的人党时间应是1920年，而不是在“一大”以后。我们知道，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的报告中说：“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现在还是在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说：“后来是客观环境逼得我同周围的人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研究马克思主义。”从上述档案及回忆可知，毛泽东的入党时间应是1920年，早在1920年初冬至1921年春湖南就已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向继东先生在分析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时说，毛泽东讲的“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说这个“我们”应该是就全党而言的，并不一定专指长沙。那么对于毛泽东1960年6月21日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讲话中明确指出：“客观环境逼得我同周围的人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研究马克思主义，”这里当毫无疑问是专指毛泽东建立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了吧。
第四，向继东先生否定毛泽东于1920年入党的主要依据是：1962年，李达在湖北省委党校一个训练班上的回忆，他说“毛泽东接到他的通知后，便邀上何叔衡来到上海。他俩找到李达后，李达问：“你们是C.P.还是S.Y.？”毛泽东说：“我们是S.Y.”李达说：“我们是C.P.的会，你们既然来了就参加C.P.开会吧，以后回去在湖南就组织C.P.”如所周知，李达早在1955年8月2日回忆党的创建过程时就说：1921年“六月初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据我记忆，当时国内和东京七个小组，”他列出的出席“一大”的代表名单：“长沙——毛泽东、何叔衡。”他还说：“长沙小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据参加“一大”的代表陈潭秋回忆，“在第一次大会前除掉在日本法国的留学生侨民的共产主义小组外，只有在上海、广东、长沙、武汉和济南有共产主义小组，在南京、成都和杭州只有个别的共产主义者。”
由此可见，李达和出席党的“一大”代表的回忆均说明，只有存在党的早期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的地方，共产国际代表才叫上海发起通知他们派代表出席党的“一大”。而李达1962年的回忆明显与上述事实是相矛盾的。正如研究李达的王炯华教授所指出的：“李达这样说，不排除有自己表功的一面。”
至于向继东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引用了萧三和易礼容的回忆，说是1921年10月10日湖南才正式建立党的组织。查萧三又名萧子唪，是早期新民学会会员，他于1920年夏到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底去莫斯科，他自述在法国人的党。因此，他对国内湖南的早期组织何时成立，毛泽东何时入党并不十分清楚。他在《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写道：“一九二零年夏天，这时在理论上和行动上已经成为了坚决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同志回到了长沙。”那么，毛泽东又进行了哪些革命活动呢？据萧三叙述：他受聘为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即校长）；恢复了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公开活动；作湖南自治运动；1920年8月2日发起成立文化书社，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阵地；同年8月22日，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一九二零秋，继上海、北京之后，毛泽东在湖南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可见萧三在他写的这本书中也清楚地叙述了，早在党的“一大”前，毛泽东在湖南就已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湖南共产主义小组。 至于向继东在他的文章中作为论据之一的，说萧三在他的这本书中叙述“可纪念的三十节”，说毛泽东与何叔衡是在1921年8月党的“一大”后回到湖南长沙，在1921年10月10日，“湖南省的共产党组织就正式成立了。”从萧三的上述叙述，我们也可分析得出，既然早在1920年秋冬，湖南党的早期组织已经存在，那么1921年10月10日，也可能是湖南党的支部正式建立。经查证，毛泽东在党的“一大”后回湖南长沙，于1921年10月10日成立湖南第一个党支部；大批发展党员又于1922年建立了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
向继东引证了易礼容在1979年9月11日的回忆，作为其论据。该回忆说：“毛泽东在‘一大’后找他和何叔衡在长沙清水塘后面协操坪商谈，”这样，我们三人在哪里决定了要成立党。时间是一九二一年九、十月，即文化书社正式营业后不久。“一部分新民学会会员形成了当初共产党核心，这是毛泽东建党的重要力量。但讲事实，毛泽东组织了青年团，共产党还没有成立。”查文化书社正式营业时间是一九二零年九月九日。按易礼容上述回忆，湖南党组织成立的时间“即在文化书社正式营业后不久”。那么，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湖南党的早期组织在此之前就已秘密建立。同时，从易礼容这一回忆也可以认为，在党的“一大”以后，毛泽东为执行“一大”大力发展党员的决定，毛泽东与何叔衡才找他谈话，发展他为党员。所以他的入党时间是1921年。由于易礼容并非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主要当事人”，所以，他的上述回忆是不足为据的。
至于易礼容的回忆中提到李达曾说过“一大”前毛泽东“组织了青年团，共产党还没有成立”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据一度被党派迁主持过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务的施复亮（即施存统）回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由共产党指派俞秀松负责组织的。青年团成立之后，共产党员不管年龄大小，都参加进去。”“凡有党组织的地方，都有团的组织。如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都有团的组织。”又据出席党的“一大”的包惠僧回忆：“一九二零年我们的党在上海成立，接着就在全国各地发展了六个支部（包括上海）……成立了党的支部（是绝对秘密），由支部负责同志发动组织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会，这个会是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我们当时称党为本校，称团为予校，这是半公开的组织。当时各区的情况都差不多，先组织党接着就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会’与‘团’是党的事业机构，就是用一套人马搞三方面活动。”
由此可见，早在1921年1月13日，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前，湖南共产党的早期秘密组织就已存在，易礼容上述引用李达的回忆的党的“一大”前“毛组织了青年团、共产党还没有成立”的说法是不足为据的。
至于向继东先生又引用《张文亮日记》，说毛泽东找张文亮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并发给他九本《共产党》刊物，想证明当时“毛泽东组织了团，共产党还没有成立”的论点，我认为就张文亮日记只能说明毛泽东正在大力发展团员，恰恰说明毛泽东正在有计划地大力发展党的预备队——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而并不能说明毛泽东组织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就不存在了。
从上述四个方面，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是1920年入党的，早在党的“一大”前湖南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就已存在。而向继东先生否定毛泽东在1920年就已入党的看法是缺乏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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