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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10年前投身独居生活还被当作一场社会实验的话，现在人们早已将其视为一种追寻现代价值的时代风潮。独居的盛行，意味着对个休自由的推崇和对自身权利的掌控，人们可以在适宜的时间，以自己的方式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作为大城市中主流生活方式的独居生活，其益处现已被广泛地认同，即人们有机会去探索并认知自身生命的意义与目的。
选择独居，便要独自承担更多的人生挑战。好在人们已经乐于接受广泛的私人生活被商业外包，尤其是共享经济时代的到来，它的范围和进程都被大大加快了。唐万里把退休在家的叔叔阿姨和全职主妇与这座城市最忙碌的年轻人相匹配，用一款“回家吃饭”的APP抚慰北漂孩子的胃，它的价值远超过一碗家常菜的可口美味；李厚辰试图在协同共享的语境下，用信用值取代金钱，打造一个“享借”的平台，让用户免费出借取用闲置物品，这既是冲动消费的终结，更是一种充满信任感的社会氛围的重新塑造；“懒投资”的张磊把年轻人的闲散资金拿去与优质小企业对接，共享的背后，倡导的是一种乐享生活的新消费理念……共享经济的要义是重新配置闲置的社会资源，一旦匹配战功，显然独居者将会更享受“轻生活”带来的乐趣。
同样，独居并不意味着孤独。苏占在“我有饭”上做私厨，用自己认为最舒服的社交方式来招待陌生人，既热衷认、只形形色色的新朋友，又享受曲终人散后一个人的寂静。坚守独立的空间，又需要保持活跃的社交关系，这已成为独居者的标签之一，但却是传统商业社会和虚拟的互联网并不能独立解决的困局，这一点我们在共享经济中同样看到了希望。人们需要在切实的生活需求中自然而然地去交朋友，共享经济让人们从线上走到现实，需求的配对、共同的志趣、善意和信任感的释放，这些将成为真实社交得以达成的必要前提。
独居绝不是离群索居。正如古希腊诗人提奥克里图斯所说：“人类永远彼此需要。”
匹配邻里关系
“北京这个城市很有意思，上班族一天花两三个小时在路上，十几个小时在工作，但却很难用一两个小时来做饭。”3年前唐万里从阿里巴巴离职，到北京来创业，和他一直生活的广州相比，这座超大型城市的面貌仍不免让他感慨。
很多人在电梯里看过这样一则广告，厨房里一个穿着浅红色毛衣的阿姨露出带着梨窝的微笑，“给闺女煲的鸡汤，给你也盛一份。老加班，喝点儿补的。”下班回家，心里不免被触动一下，又温暖又心酸。唐万里就是这款“回家吃饭”APP的创始人，他试图用邻居家的一道家常菜来抚慰上班族的胃，“看看能否改变这一代人吃饭的方式。”
这款产品现在应用于北京、上海、杭州等5座城市，根据你所在的位置，生成附近家庭厨房的列表和各自当天提供的菜品。唐万里说，公司做过凋查，产品的核心使用者是25岁以上，已经工作几年，“对营养和健康越来越重视的年轻人”。他们对吃饭问题相当敏感，“我希望找到一种新的模式，解决吃饭的需求，不再通过开更多餐馆，招聘更多厨师，而是将家庭资源变成社会资源。”因此，解决的虽是年轻人的吃饭问题，但第一个突破口却是社区里退休的大爷大妈。
公司里有一支300人的队伍去寻找并维系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家庭厨房。“最开始只能是地推，去找街道办、居委会和各离退休组织，还要去跟大爷大妈跳广场舞，通过赞助他们的跳舞服装博得好感，之后再推进到全职太太，到学校、菜市场和特长班里去找家长和主妇做推广。”唐万里说，充分撬动家庭厨房这一端，吸引年轻用户就不再是难事。首先是便利性，有人评论这款产品说，自己在一个位置隐蔽的小区里租房子，每次叫餐馆的外卖都要跟送餐员费劲儿地描述很久，但在“回家吃饭”上点了餐，双方不用沟通，住在同一小区的大爷做好饭直接就送过来了。另外，在北京这样杂糅了太多人的城市里，寻找家乡味也成了很多人选择“回家吃饭”的一个原因，我的一个朋友是四川人，有天开始乐此不疲地推荐她找到的一个四川家厨，“阿姨做饭太好吃了，我在北京从来没吃过这么地道的四川菜。”
唐万里越来越自豪的是，一个关于吃饭的互联网产品，逐渐变成了一种协同共享的新生活方式。就像Rachel Botsman在《共享经济时代》中写的那样，“过去，我们建立起各种围墙保护高度的个人主义；现在，我们需要新的界限来限定共享文化的范围。”他举了美国一个共享平台创始人在社区中进行实验的例子，一个地理位置偏狭的街道上，居民们相互都不认识，但通过动员，大家仍愿意坐下来讨论去做一个社区共享项目。“人们开始谈论他们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远离家庭、孤立社会的生活状态。在开始的时候，他们是带着不同的动机加入公社生活的。有的为了省钱或者省时间，当然也有部分人出于奉献精神，纯粹出于对邻里关系的考量。总的来说，他们参与公社的动机不外乎以下几种：省钱、聚会、生活便利、扩大社交圈。”唐万里也对家庭厨房的厨师们做过调查，“50%以上的人说自己之所以要待在这个平台上，是为了分享厨艺、打发业余时间，并且补贴家用。尽管从结果来看，我们似乎是给退休的叔叔阿姨和全职太太提供了新的工作机会，让他们赚到了一些钱，但很多在这个平台上活跃的人都是冲着这个分享的氛围而来的。”
很多家庭部愿意打开家门，唐万里说，以前只是没有契机推动这种信任。望京有个王奶奶特别有趣，女儿在美国，老两口留守北京，为了排遣寂寞，王奶奶每天中午在“回家吃饭”上召集附近的上班族去她家里吃面条。“王奶奶的老伴是以前八一队的篮球队员，他们特别喜欢中午有一帮年轻人来家里和他们一起吃饭，跟他们聊天。”很多家庭厨房与订户邻居成为了朋友，“有的人感冒了，留言给阿姨说，请少放一些辣椒，结果就收到阿姨特意为他准备的一碗热汤。有人刚拔了牙，天天点阿姨的南瓜粥喝，过几天阿姨就特意给她换别的菜，跟她说，光喝稀的怎么行，还要吃有营养的东西。也有的直接把家人朋友从外地寄来的食材送到邻居家的厨房里，让邻居帮着做，做完大家一起吃。”
社会货币：重建独居者的信任感
我们必须承认早已习惯了家庭工作被广泛地外包，能够提供家庭服务的产品变得更专业，更依靠技术，针对特殊人群的定制服务也变得多了起来，那些怀念传统家庭晚餐的人，可以雇一个老奶奶同你一起购物、做饭、分享晚餐，一个单身者会鼓起勇气租一个伴侣陪你吃饭、看电影、去健身房锻炼甚至旅行。Arile Russell I Iochschild在《我们如何捍卫私人生活》中写道，“正是市场主要为人们提供生活所需和宽慰。现代最大的改变是市场服务抵达了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的情感生活，这个以前我们抗拒市场进入的领域。”这句话倒过来讲倒是说出了更多真理，仅仅将满足物欲需求的资源拉入平台就会赢得用户的青眯吗？所渭的资源匹配其实远非那么容易。 李厚辰是一款叫作“享借”的APP的创始人，在这个平台上，你会看到五花八门的物品借与还的故事。令人惊讶的是，在上面借东西是完全免费的，当然，为了保障物主的权益，需要支付相应的押金，但物品完整归还后会如数奉还。产品的灵感来源是他个人的一次吃火锅的经历，“在核心城市里，平均一个年轻人的居住面积在30平米左右，空间有限，不可能盛放很多东西。吃火锅时我需要一个电磁炉，但除了这次之外，它并没有别的用处。”最后李厚辰从北三环一直跑到双井才借到了朋友的电磁炉，总之是够折腾的，“那次我立马意识到，其实我的邻居家一定是有的，可我不可能挨家挨户敲门问别人要，现在虽然有各大论坛可以发布这样的闲置信息，但并没有将人聚拢起来，所以核心问题并不是搭建平台这么简单，而是如何能建立一种市场机制将撮合的效率提高。”
“享借”上用以交换的媒介不是金钱，而是信用值。“每个在上面出借自己物品的人，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想着有朝一日我有需要的时候，别人会把东西借给我。”每一次完成借物的行为，物主的信用值都会相应增加，这会增加别人对你的信任感，借别人东西的时候更容易，甚至可以减免押金。雅婷是“享借”上面信用值最高的物主，她晒了70多件物品，有上万元的包包、小礼服、Apple Watch、扫地机器人、旅行箱等等，很多都是刚买回来就直接上传上来。雅婷本身就是个慷慨之人，朋友要出去旅行，她会毫不吝啬地把满衣柜的衣服拿出来任君挑选，现在在“享借”上借给陌生人也不害怕，因为“愿意无偿借东西给别人的人，基本上都没有坏心眼”。她把扫地机器人借给了文亮，几天后还回，擦得干干净净，还附送一封信。文亮很惊讶雅婷居然把全新的东西拿了出来，同时写了一份详细的使用报告，“包括优缺点有哪些，操作步骤是怎样的，还拍了一段使用的小视频，告诉我机器人有多乖多智能。后来他借了我的Apple Watch，还回来时甚至先用酒精消了毒。”
“人的善意不可能随便向陌生人释放。”李厚辰说，“有些人看到美女就会眼前一亮，这是一种偏好；有些人会因为彼此有共同兴趣或者地理位置接近而愿意分享；还有的是通过二次关系来善待别人，比如你曾经帮我的朋友，即便我们不认识，那么我也天然地愿意去帮助你。”“享借”的信用值模式正是希望通过“我帮助你，别人再来帮我”的动态合作来推动新的生活方式形成，它与经济学上的“礼品经济”理论不谋而合。送礼者与受赠者中间形成一种未必经过理性思考的非明确义务关系，这种原本极具乌托邦色彩的经济理论因为互联网的蓬勃发展而得到复兴。Chris Anderson在《免费》里说，礼品经济也是一种交叉补贴，“信誉等级也能转化为滚滚而来的金钱”，但这种说法听起来不免功利。更恰当的表述应该如Jeremy Rifkin在《零边际成本社会》中的描述，“享借”的信用值模式相当于一种“真正的社会货币，它能使某一共同体内的商品和服务实现协同交换”。
重塑信任，并将其塑造成为一种替代性的社会货币是李厚辰对抗社会病的“武器”。他独自一人生活，觉得自己“未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会选择独居”，语气里带着一种淡淡的悲观，“在这个原子化的社会，保持一段长久的稳定关系越来越是一件困难的事。尤其在大城市里，未来我们的稳定生活，可能会从单一的强关系中解脱出来，变成多元的中等关系。美国有种社区互惠的方式叫作‘邻里守望’，看到奇怪的人出现在你的家门口，邻居会警惕地问一句在干吗，这不是市场，甚至也算不上道德，而是一种社会的氛围，是靠‘信用’这种社会资本塑造的互惠利他的本能反应。”
共享的“轻生活”时代
共享经济时代，人们不再对闲置产能、认知盈余、零边际成本、免费这些词汇感到陌生。有了Uber和Airbnb，有车有房似乎不再是舒适生活的标准配置，更多的私人服务围绕在你周围，每月几百块可以租到很多高品质的时装；你去外地出差，能请一个邻居到家里给宠物做“铲屎官”；甚至你忙得走不开，有人可以替你上门照顾年迈的父母；或者当你百思不得其解时，你可以通过共享平台约到一位行家，让他同你交流经验和智慧——总之，我们已经进入一个资源过剩降低生活成本、服务外包大大增强生存便利性的“轻生活”时代了。
乐善好施的雅婷在“享借”上同样享受着别人提供的便利。去上海出差忘记带电脑的适配器，与其花几百块新买一个只用几天，不如发一个求借帖，很快就会有人响应。文亮借了雅婷的Apple Watch玩了几天，终于打消了购买的念头，“买Apple Watch不如买一只小米手环”。他同样无私贡献出自己的诸多电子产品，出借最多的是发烧友们特别追捧的Oculus的VR头盔，因为很难购买，在美国卖2000多块的头盔在网上炒到了4000多，“但内容只有那么多，我很快就看完了，而且在短时间内它不会增添新的内容，不能物尽其用真的挺浪费的，不如借给更多喜欢的人一起看看。”多少冲动消费和重复购买终结在此，从拥有权到使用权的欲望转变也是“轻生活”的要义之一。
在这其中，独居者群体显然是共享经济中的明显受盐者。Eric Klinenberg在《单身社会》中写道，独居不再被当作人性失败的象征，而是一种个人发展尤其是职业发展上的投资，因为当代的家庭关系非常脆弱，而工作也并不可靠，最后每个人可能都得依靠自己。选择独身，意味着要承担一些自我提升的挑战和社交上的更多努力。显然，共享带来的“轻生活”方式大大降低了独居的门槛，独身者因此更有激情面对生活的各种挑战。
Sala是一个开朗的独身女孩，也是Airbnb的一位重度用户。她从2013年年中就开始使用Ailbnb，不光自己旅行的时候要用，出差也尽量不选酒店，而是找“法租界的老房子、山顶的小别墅”去住。Airbnb现在已经是她生活的日常。她在北京的崇文门租了两居室，其中一间专门用来招待背包客，每个月靠租房的收入可以摊掉自己70%的房租。去年她终于换上了密码锁，这样即便自己忙得无法脱身，也可以让租客轻松入件。她还有一套完整的入件指南，订单达战后发邮件给对方，包括房子的位置、行车指南、家中电器的使用方法等等一应俱全，双方甚至无须见面就能实现交接。租客走后，请保洁阿姨过来换床单、打扫屋子，已然变成了流程化的一套既定动作。 她也是“回家吃饭”的常客。平时常常晚上九十点钟才下班，小区里恰好有个阿姨会一直经营到深夜。有时送餐的时候她还没到家，阿姨担心食物放在门外会被污染，先拿回家等着她回来再送。类似这样的关心，早已超过了一顿可口饭菜本身的价值，况且她收入不低，对价格并不敏感，只是觉得这样的服务更能走进一个独居者的内心罢了。
单纯算一笔经济账，使用共享产品并不见得是最便宜的选择。张磊是“懒投资”的创始人，这是一个金融的共享产品，吸纳年轻人的闲散资产，对接一些优质中小企业，使双方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业余时间，他在微信上开了一个教大家如何利用信用卡和航空公司常旅客计划提高生活品质的公众号，号召年轻人“对消费脱敏”，不要觉得花钱如“割肉”般难受。他的“懒投资”里最有趣的部分叫作“享乐计划”，用户存入9万多，可以免费拿走一部iPhone 6s，一年期限之后还可以获得4%的收益，类似这样的项目总共有十几种。“我觉得年轻人不用看重当下的钱，大可以花掉来改善自己。其实一部新手机再加一年后的一部分收益，和外面10%的投资回报相当，但我希望年轻人能够享受现在的生活，改变传统的消费方式。共享经济并不一定能让我们省钱，而是让我们生活得更好。”
独居与社交的平衡
苏占现在是“我有饭”平台上最火的召集人之一。“我有饭”很像国外的EatWith，私厨提供场地和食物，食客通过APP报名，双方其赴一场完全陌生的饭局。“每一周，我都可以认识几个朋友。大家可能来自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成长背景，周末能聚在一起吃我做的饭，这感觉很奇妙。”
他特别喜欢烹饪，这是一个打小就培养起的爱好，“小时候觉得厨房里有好多工具，爸妈只要几个简单的步骤，就能变出一个很好吃的东西来，觉得很神奇，就像有些人喜欢做手工似的。”他对私厨的最初印象来自十多年前的港片《魔幻厨房》，具体情节完全忘了，只记得那套隐藏在狭窄楼层中的暖色调房子，盛满了郑秀文的厨房秘籍和细密心事。他的私厨的确也和电影里很像，同样是柔和色彩的装修，开放的灶台，他另外增添了很多个人趣味的黑胶唱片、收藏的画和各种大大小小的玩具，据说整个软装下来，“够在北京买套房了”。
苏占本周推出的菜单是：墨西哥沙拉配玉米片、烤苏尼特羊肋与羊前腿、大蒜土豆泥、新疆烤馕、松茸清汤和香草炖水梨。和以往一样，周六的聚会，至少在周二时就报满了。每周他要腾出两天来准备，周五开始出门采购，在进口超市买调味料和肉食，去三源里菜市场买菜，有时也求助万能的淘宝，每个环节都丝毫不敢马虎。他更偏爱做西餐，但没在国外或者跟西餐厨帅学过艺，做出来的都是自己的理解，“有时去国外玩儿，我会设计一条美食线路，专门去尝当地重要的餐厅。在北京也一周要订三个以上的餐厅，可能把一个餐厅一段时间菜单上所有的菜式全都吃遍。”
做私厨几个月以来，他招待了100多位客人，在自己最舒适的空间里安排一桌饭局，这让他觉得很放松。“如果投资开一间餐厅，那我肯定毛了，我会在意做得是不是地道，厨师是不是从意大利、法国请来的，也很怕顾客给我提意见。”苏占的客人里，差不多都是独自来赴宴的，而且80%都在30岁以上，萍水相逢的人们愿意凑在一起，很难说他们只是冲着口腹之欲而来。“大家似乎并不太挑剔菜品本身是否正宗，因为饭局主人都有一个背景介绍，客人来之前会有心理预期，他们可能是冲着我喜欢音乐、喜欢玩具收藏这些特点来的。”
做私厨让他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成就感，“从小读书也不好，体育也不好，好像上帝把所有的门都关上了，直到现在我才终于有了一种被认同的感觉。”客人来了，他会先挑一张唱片播放，再一道一道上菜，期间只做些介绍，就默默退到后面让客人们自己去聊，直到所有菜上齐，客人吃得差不多后，他才会参与到热烈的谈话中。苏占在交谈中更了解了外界在发生什么，“很快你就能描绘出一代人的面貌，互联网行业的人特别地多，变成了这个社会的整体趋势。”有时真觉得自己像《深夜食堂》里的那个中年老板，只是没有电视剧里那么戏剧性。有人来他这里包桌求婚，让他很感动，准备餐食的过程满是对这对情侣的由衷祝福，苏占特意为他们挑了Leonard Cohen的唱片《Songs of Love and Hate》，“两个人最终能走到一起，一定是包含了爱与恨这一切。”有一次来了个19岁的男孩，刚刚到北京读大一，失落又彷徨，不知人生该往阿处去。他本想邀请一个女生一起来这里过生日，结果被拒绝了，自己独身前来，宴席过后，苏占单独同他聊到了傍晚，跟他讲过来人的经历，“没想到他回去之后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邮件，感谢我对他做的这一切。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样的话。”
苏占每场饭局的定价是每人200元，算上食材的成本和自己付出的时间心力，勉强持平。想靠这个赚钱是不可能的，但他还是特别乐意去做这事儿，这让他的生活出现了某种微妙的平衡。
大学毕业之后，苏占就开始独自生活。他有一个相处了十多年的女朋友，两人都很享受目前这样的状态，苏占的妈妈也很尊重儿子的选择。2015年，苏占第一次感到了孤独，“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但是就觉得和外界的接触越来越窄了。”他今年33岁，和家人一起经营一间食品输送设备公司，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男孩，一直没离开过这座城市，朋友圈子也不曾发生断裂，但“人生到了某个阶段，很多人就是不再有精力和时间去经常联系了”。
吃饭是他最喜欢的社交方式。以前是约家人或朋友来，下厨给他们做一顿饭，吃完可以随意地聊天，“到餐馆去吃饭最多三个小时，之后该干吗去，可能也就各回各家了，在我这里吃饭的话就很自在。”当了私厨后，他原本有些失落的生活一下子热闹了许多，但他更享受的是曲终人散之后一个人的状态，“社交的时候我其实是紧张的，很怕冷场，等把客人们都送走了，我是最放松的。”
苏占这样的生活很有代表性。Eric Klinenberg曾分析独居者，往往表现出私人空间之外，另有一个高度社交化的生活，“单身生活同时也意味着社交上的更多努力——建立强大的朋友与同事的社交网络。”过去人们总在诟病，互联网的出现使很多人沉溺于虚拟世界的自嗨社交，但共享平台的出现，似乎让这种忧虑出现了转机——人们通过线上走到现实，与其他人的真实交往，才为独居生活真正扫清了障碍。
尽管社交只是共享工具的一项附加功能，但无须质疑这项功能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对此李厚辰看得清楚，“人们不可能单纯为了社交而社交，而是在一些具体的需要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社交关系。”他因为借移动4G手机和kindle分别认识了一对做设计的情侣和一个艺术家，前者因为都对设计感兴趣，变成了每月约饭的好友，后者因为发表了自己对艺术的想法，被艺术家邀请一起参与一个装置项目。雅婷也在借东西的过程中收获了很多友谊，其中有个借她书的大四男孩，最初因为格外有礼貌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男孩后来还在微信上向她请教就业的问题，谈话慢慢展开后，雅婷告诉他，自己特别向往台湾，很想去旅行。新年时，雅婷收到了男孩寄来的明信片，背面是雅婷曾经说过的，觉得台湾最美的地方，“他的字非常漂亮，写得也感人，‘你最向往的地方，现在我来了’。”
选择独居，便要独自承担更多的人生挑战。好在人们已经乐于接受广泛的私人生活被商业外包，尤其是共享经济时代的到来，它的范围和进程都被大大加快了。唐万里把退休在家的叔叔阿姨和全职主妇与这座城市最忙碌的年轻人相匹配，用一款“回家吃饭”的APP抚慰北漂孩子的胃，它的价值远超过一碗家常菜的可口美味；李厚辰试图在协同共享的语境下，用信用值取代金钱，打造一个“享借”的平台，让用户免费出借取用闲置物品，这既是冲动消费的终结，更是一种充满信任感的社会氛围的重新塑造；“懒投资”的张磊把年轻人的闲散资金拿去与优质小企业对接，共享的背后，倡导的是一种乐享生活的新消费理念……共享经济的要义是重新配置闲置的社会资源，一旦匹配战功，显然独居者将会更享受“轻生活”带来的乐趣。
同样，独居并不意味着孤独。苏占在“我有饭”上做私厨，用自己认为最舒服的社交方式来招待陌生人，既热衷认、只形形色色的新朋友，又享受曲终人散后一个人的寂静。坚守独立的空间，又需要保持活跃的社交关系，这已成为独居者的标签之一，但却是传统商业社会和虚拟的互联网并不能独立解决的困局，这一点我们在共享经济中同样看到了希望。人们需要在切实的生活需求中自然而然地去交朋友，共享经济让人们从线上走到现实，需求的配对、共同的志趣、善意和信任感的释放，这些将成为真实社交得以达成的必要前提。
独居绝不是离群索居。正如古希腊诗人提奥克里图斯所说：“人类永远彼此需要。”
匹配邻里关系
“北京这个城市很有意思，上班族一天花两三个小时在路上，十几个小时在工作，但却很难用一两个小时来做饭。”3年前唐万里从阿里巴巴离职，到北京来创业，和他一直生活的广州相比，这座超大型城市的面貌仍不免让他感慨。
很多人在电梯里看过这样一则广告，厨房里一个穿着浅红色毛衣的阿姨露出带着梨窝的微笑，“给闺女煲的鸡汤，给你也盛一份。老加班，喝点儿补的。”下班回家，心里不免被触动一下，又温暖又心酸。唐万里就是这款“回家吃饭”APP的创始人，他试图用邻居家的一道家常菜来抚慰上班族的胃，“看看能否改变这一代人吃饭的方式。”
这款产品现在应用于北京、上海、杭州等5座城市，根据你所在的位置，生成附近家庭厨房的列表和各自当天提供的菜品。唐万里说，公司做过凋查，产品的核心使用者是25岁以上，已经工作几年，“对营养和健康越来越重视的年轻人”。他们对吃饭问题相当敏感，“我希望找到一种新的模式，解决吃饭的需求，不再通过开更多餐馆，招聘更多厨师，而是将家庭资源变成社会资源。”因此，解决的虽是年轻人的吃饭问题，但第一个突破口却是社区里退休的大爷大妈。
公司里有一支300人的队伍去寻找并维系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家庭厨房。“最开始只能是地推，去找街道办、居委会和各离退休组织，还要去跟大爷大妈跳广场舞，通过赞助他们的跳舞服装博得好感，之后再推进到全职太太，到学校、菜市场和特长班里去找家长和主妇做推广。”唐万里说，充分撬动家庭厨房这一端，吸引年轻用户就不再是难事。首先是便利性，有人评论这款产品说，自己在一个位置隐蔽的小区里租房子，每次叫餐馆的外卖都要跟送餐员费劲儿地描述很久，但在“回家吃饭”上点了餐，双方不用沟通，住在同一小区的大爷做好饭直接就送过来了。另外，在北京这样杂糅了太多人的城市里，寻找家乡味也成了很多人选择“回家吃饭”的一个原因，我的一个朋友是四川人，有天开始乐此不疲地推荐她找到的一个四川家厨，“阿姨做饭太好吃了，我在北京从来没吃过这么地道的四川菜。”
唐万里越来越自豪的是，一个关于吃饭的互联网产品，逐渐变成了一种协同共享的新生活方式。就像Rachel Botsman在《共享经济时代》中写的那样，“过去，我们建立起各种围墙保护高度的个人主义；现在，我们需要新的界限来限定共享文化的范围。”他举了美国一个共享平台创始人在社区中进行实验的例子，一个地理位置偏狭的街道上，居民们相互都不认识，但通过动员，大家仍愿意坐下来讨论去做一个社区共享项目。“人们开始谈论他们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远离家庭、孤立社会的生活状态。在开始的时候，他们是带着不同的动机加入公社生活的。有的为了省钱或者省时间，当然也有部分人出于奉献精神，纯粹出于对邻里关系的考量。总的来说，他们参与公社的动机不外乎以下几种：省钱、聚会、生活便利、扩大社交圈。”唐万里也对家庭厨房的厨师们做过调查，“50%以上的人说自己之所以要待在这个平台上，是为了分享厨艺、打发业余时间，并且补贴家用。尽管从结果来看，我们似乎是给退休的叔叔阿姨和全职太太提供了新的工作机会，让他们赚到了一些钱，但很多在这个平台上活跃的人都是冲着这个分享的氛围而来的。”
很多家庭部愿意打开家门，唐万里说，以前只是没有契机推动这种信任。望京有个王奶奶特别有趣，女儿在美国，老两口留守北京，为了排遣寂寞，王奶奶每天中午在“回家吃饭”上召集附近的上班族去她家里吃面条。“王奶奶的老伴是以前八一队的篮球队员，他们特别喜欢中午有一帮年轻人来家里和他们一起吃饭，跟他们聊天。”很多家庭厨房与订户邻居成为了朋友，“有的人感冒了，留言给阿姨说，请少放一些辣椒，结果就收到阿姨特意为他准备的一碗热汤。有人刚拔了牙，天天点阿姨的南瓜粥喝，过几天阿姨就特意给她换别的菜，跟她说，光喝稀的怎么行，还要吃有营养的东西。也有的直接把家人朋友从外地寄来的食材送到邻居家的厨房里，让邻居帮着做，做完大家一起吃。”
社会货币：重建独居者的信任感
我们必须承认早已习惯了家庭工作被广泛地外包，能够提供家庭服务的产品变得更专业，更依靠技术，针对特殊人群的定制服务也变得多了起来，那些怀念传统家庭晚餐的人，可以雇一个老奶奶同你一起购物、做饭、分享晚餐，一个单身者会鼓起勇气租一个伴侣陪你吃饭、看电影、去健身房锻炼甚至旅行。Arile Russell I Iochschild在《我们如何捍卫私人生活》中写道，“正是市场主要为人们提供生活所需和宽慰。现代最大的改变是市场服务抵达了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的情感生活，这个以前我们抗拒市场进入的领域。”这句话倒过来讲倒是说出了更多真理，仅仅将满足物欲需求的资源拉入平台就会赢得用户的青眯吗？所渭的资源匹配其实远非那么容易。 李厚辰是一款叫作“享借”的APP的创始人，在这个平台上，你会看到五花八门的物品借与还的故事。令人惊讶的是，在上面借东西是完全免费的，当然，为了保障物主的权益，需要支付相应的押金，但物品完整归还后会如数奉还。产品的灵感来源是他个人的一次吃火锅的经历，“在核心城市里，平均一个年轻人的居住面积在30平米左右，空间有限，不可能盛放很多东西。吃火锅时我需要一个电磁炉，但除了这次之外，它并没有别的用处。”最后李厚辰从北三环一直跑到双井才借到了朋友的电磁炉，总之是够折腾的，“那次我立马意识到，其实我的邻居家一定是有的，可我不可能挨家挨户敲门问别人要，现在虽然有各大论坛可以发布这样的闲置信息，但并没有将人聚拢起来，所以核心问题并不是搭建平台这么简单，而是如何能建立一种市场机制将撮合的效率提高。”
“享借”上用以交换的媒介不是金钱，而是信用值。“每个在上面出借自己物品的人，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想着有朝一日我有需要的时候，别人会把东西借给我。”每一次完成借物的行为，物主的信用值都会相应增加，这会增加别人对你的信任感，借别人东西的时候更容易，甚至可以减免押金。雅婷是“享借”上面信用值最高的物主，她晒了70多件物品，有上万元的包包、小礼服、Apple Watch、扫地机器人、旅行箱等等，很多都是刚买回来就直接上传上来。雅婷本身就是个慷慨之人，朋友要出去旅行，她会毫不吝啬地把满衣柜的衣服拿出来任君挑选，现在在“享借”上借给陌生人也不害怕，因为“愿意无偿借东西给别人的人，基本上都没有坏心眼”。她把扫地机器人借给了文亮，几天后还回，擦得干干净净，还附送一封信。文亮很惊讶雅婷居然把全新的东西拿了出来，同时写了一份详细的使用报告，“包括优缺点有哪些，操作步骤是怎样的，还拍了一段使用的小视频，告诉我机器人有多乖多智能。后来他借了我的Apple Watch，还回来时甚至先用酒精消了毒。”
“人的善意不可能随便向陌生人释放。”李厚辰说，“有些人看到美女就会眼前一亮，这是一种偏好；有些人会因为彼此有共同兴趣或者地理位置接近而愿意分享；还有的是通过二次关系来善待别人，比如你曾经帮我的朋友，即便我们不认识，那么我也天然地愿意去帮助你。”“享借”的信用值模式正是希望通过“我帮助你，别人再来帮我”的动态合作来推动新的生活方式形成，它与经济学上的“礼品经济”理论不谋而合。送礼者与受赠者中间形成一种未必经过理性思考的非明确义务关系，这种原本极具乌托邦色彩的经济理论因为互联网的蓬勃发展而得到复兴。Chris Anderson在《免费》里说，礼品经济也是一种交叉补贴，“信誉等级也能转化为滚滚而来的金钱”，但这种说法听起来不免功利。更恰当的表述应该如Jeremy Rifkin在《零边际成本社会》中的描述，“享借”的信用值模式相当于一种“真正的社会货币，它能使某一共同体内的商品和服务实现协同交换”。
重塑信任，并将其塑造成为一种替代性的社会货币是李厚辰对抗社会病的“武器”。他独自一人生活，觉得自己“未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会选择独居”，语气里带着一种淡淡的悲观，“在这个原子化的社会，保持一段长久的稳定关系越来越是一件困难的事。尤其在大城市里，未来我们的稳定生活，可能会从单一的强关系中解脱出来，变成多元的中等关系。美国有种社区互惠的方式叫作‘邻里守望’，看到奇怪的人出现在你的家门口，邻居会警惕地问一句在干吗，这不是市场，甚至也算不上道德，而是一种社会的氛围，是靠‘信用’这种社会资本塑造的互惠利他的本能反应。”
共享的“轻生活”时代
共享经济时代，人们不再对闲置产能、认知盈余、零边际成本、免费这些词汇感到陌生。有了Uber和Airbnb，有车有房似乎不再是舒适生活的标准配置，更多的私人服务围绕在你周围，每月几百块可以租到很多高品质的时装；你去外地出差，能请一个邻居到家里给宠物做“铲屎官”；甚至你忙得走不开，有人可以替你上门照顾年迈的父母；或者当你百思不得其解时，你可以通过共享平台约到一位行家，让他同你交流经验和智慧——总之，我们已经进入一个资源过剩降低生活成本、服务外包大大增强生存便利性的“轻生活”时代了。
乐善好施的雅婷在“享借”上同样享受着别人提供的便利。去上海出差忘记带电脑的适配器，与其花几百块新买一个只用几天，不如发一个求借帖，很快就会有人响应。文亮借了雅婷的Apple Watch玩了几天，终于打消了购买的念头，“买Apple Watch不如买一只小米手环”。他同样无私贡献出自己的诸多电子产品，出借最多的是发烧友们特别追捧的Oculus的VR头盔，因为很难购买，在美国卖2000多块的头盔在网上炒到了4000多，“但内容只有那么多，我很快就看完了，而且在短时间内它不会增添新的内容，不能物尽其用真的挺浪费的，不如借给更多喜欢的人一起看看。”多少冲动消费和重复购买终结在此，从拥有权到使用权的欲望转变也是“轻生活”的要义之一。
在这其中，独居者群体显然是共享经济中的明显受盐者。Eric Klinenberg在《单身社会》中写道，独居不再被当作人性失败的象征，而是一种个人发展尤其是职业发展上的投资，因为当代的家庭关系非常脆弱，而工作也并不可靠，最后每个人可能都得依靠自己。选择独身，意味着要承担一些自我提升的挑战和社交上的更多努力。显然，共享带来的“轻生活”方式大大降低了独居的门槛，独身者因此更有激情面对生活的各种挑战。
Sala是一个开朗的独身女孩，也是Airbnb的一位重度用户。她从2013年年中就开始使用Ailbnb，不光自己旅行的时候要用，出差也尽量不选酒店，而是找“法租界的老房子、山顶的小别墅”去住。Airbnb现在已经是她生活的日常。她在北京的崇文门租了两居室，其中一间专门用来招待背包客，每个月靠租房的收入可以摊掉自己70%的房租。去年她终于换上了密码锁，这样即便自己忙得无法脱身，也可以让租客轻松入件。她还有一套完整的入件指南，订单达战后发邮件给对方，包括房子的位置、行车指南、家中电器的使用方法等等一应俱全，双方甚至无须见面就能实现交接。租客走后，请保洁阿姨过来换床单、打扫屋子，已然变成了流程化的一套既定动作。 她也是“回家吃饭”的常客。平时常常晚上九十点钟才下班，小区里恰好有个阿姨会一直经营到深夜。有时送餐的时候她还没到家，阿姨担心食物放在门外会被污染，先拿回家等着她回来再送。类似这样的关心，早已超过了一顿可口饭菜本身的价值，况且她收入不低，对价格并不敏感，只是觉得这样的服务更能走进一个独居者的内心罢了。
单纯算一笔经济账，使用共享产品并不见得是最便宜的选择。张磊是“懒投资”的创始人，这是一个金融的共享产品，吸纳年轻人的闲散资产，对接一些优质中小企业，使双方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业余时间，他在微信上开了一个教大家如何利用信用卡和航空公司常旅客计划提高生活品质的公众号，号召年轻人“对消费脱敏”，不要觉得花钱如“割肉”般难受。他的“懒投资”里最有趣的部分叫作“享乐计划”，用户存入9万多，可以免费拿走一部iPhone 6s，一年期限之后还可以获得4%的收益，类似这样的项目总共有十几种。“我觉得年轻人不用看重当下的钱，大可以花掉来改善自己。其实一部新手机再加一年后的一部分收益，和外面10%的投资回报相当，但我希望年轻人能够享受现在的生活，改变传统的消费方式。共享经济并不一定能让我们省钱，而是让我们生活得更好。”
独居与社交的平衡
苏占现在是“我有饭”平台上最火的召集人之一。“我有饭”很像国外的EatWith，私厨提供场地和食物，食客通过APP报名，双方其赴一场完全陌生的饭局。“每一周，我都可以认识几个朋友。大家可能来自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成长背景，周末能聚在一起吃我做的饭，这感觉很奇妙。”
他特别喜欢烹饪，这是一个打小就培养起的爱好，“小时候觉得厨房里有好多工具，爸妈只要几个简单的步骤，就能变出一个很好吃的东西来，觉得很神奇，就像有些人喜欢做手工似的。”他对私厨的最初印象来自十多年前的港片《魔幻厨房》，具体情节完全忘了，只记得那套隐藏在狭窄楼层中的暖色调房子，盛满了郑秀文的厨房秘籍和细密心事。他的私厨的确也和电影里很像，同样是柔和色彩的装修，开放的灶台，他另外增添了很多个人趣味的黑胶唱片、收藏的画和各种大大小小的玩具，据说整个软装下来，“够在北京买套房了”。
苏占本周推出的菜单是：墨西哥沙拉配玉米片、烤苏尼特羊肋与羊前腿、大蒜土豆泥、新疆烤馕、松茸清汤和香草炖水梨。和以往一样，周六的聚会，至少在周二时就报满了。每周他要腾出两天来准备，周五开始出门采购，在进口超市买调味料和肉食，去三源里菜市场买菜，有时也求助万能的淘宝，每个环节都丝毫不敢马虎。他更偏爱做西餐，但没在国外或者跟西餐厨帅学过艺，做出来的都是自己的理解，“有时去国外玩儿，我会设计一条美食线路，专门去尝当地重要的餐厅。在北京也一周要订三个以上的餐厅，可能把一个餐厅一段时间菜单上所有的菜式全都吃遍。”
做私厨几个月以来，他招待了100多位客人，在自己最舒适的空间里安排一桌饭局，这让他觉得很放松。“如果投资开一间餐厅，那我肯定毛了，我会在意做得是不是地道，厨师是不是从意大利、法国请来的，也很怕顾客给我提意见。”苏占的客人里，差不多都是独自来赴宴的，而且80%都在30岁以上，萍水相逢的人们愿意凑在一起，很难说他们只是冲着口腹之欲而来。“大家似乎并不太挑剔菜品本身是否正宗，因为饭局主人都有一个背景介绍，客人来之前会有心理预期，他们可能是冲着我喜欢音乐、喜欢玩具收藏这些特点来的。”
做私厨让他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成就感，“从小读书也不好，体育也不好，好像上帝把所有的门都关上了，直到现在我才终于有了一种被认同的感觉。”客人来了，他会先挑一张唱片播放，再一道一道上菜，期间只做些介绍，就默默退到后面让客人们自己去聊，直到所有菜上齐，客人吃得差不多后，他才会参与到热烈的谈话中。苏占在交谈中更了解了外界在发生什么，“很快你就能描绘出一代人的面貌，互联网行业的人特别地多，变成了这个社会的整体趋势。”有时真觉得自己像《深夜食堂》里的那个中年老板，只是没有电视剧里那么戏剧性。有人来他这里包桌求婚，让他很感动，准备餐食的过程满是对这对情侣的由衷祝福，苏占特意为他们挑了Leonard Cohen的唱片《Songs of Love and Hate》，“两个人最终能走到一起，一定是包含了爱与恨这一切。”有一次来了个19岁的男孩，刚刚到北京读大一，失落又彷徨，不知人生该往阿处去。他本想邀请一个女生一起来这里过生日，结果被拒绝了，自己独身前来，宴席过后，苏占单独同他聊到了傍晚，跟他讲过来人的经历，“没想到他回去之后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邮件，感谢我对他做的这一切。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样的话。”
苏占每场饭局的定价是每人200元，算上食材的成本和自己付出的时间心力，勉强持平。想靠这个赚钱是不可能的，但他还是特别乐意去做这事儿，这让他的生活出现了某种微妙的平衡。
大学毕业之后，苏占就开始独自生活。他有一个相处了十多年的女朋友，两人都很享受目前这样的状态，苏占的妈妈也很尊重儿子的选择。2015年，苏占第一次感到了孤独，“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但是就觉得和外界的接触越来越窄了。”他今年33岁，和家人一起经营一间食品输送设备公司，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男孩，一直没离开过这座城市，朋友圈子也不曾发生断裂，但“人生到了某个阶段，很多人就是不再有精力和时间去经常联系了”。
吃饭是他最喜欢的社交方式。以前是约家人或朋友来，下厨给他们做一顿饭，吃完可以随意地聊天，“到餐馆去吃饭最多三个小时，之后该干吗去，可能也就各回各家了，在我这里吃饭的话就很自在。”当了私厨后，他原本有些失落的生活一下子热闹了许多，但他更享受的是曲终人散之后一个人的状态，“社交的时候我其实是紧张的，很怕冷场，等把客人们都送走了，我是最放松的。”
苏占这样的生活很有代表性。Eric Klinenberg曾分析独居者，往往表现出私人空间之外，另有一个高度社交化的生活，“单身生活同时也意味着社交上的更多努力——建立强大的朋友与同事的社交网络。”过去人们总在诟病，互联网的出现使很多人沉溺于虚拟世界的自嗨社交，但共享平台的出现，似乎让这种忧虑出现了转机——人们通过线上走到现实，与其他人的真实交往，才为独居生活真正扫清了障碍。
尽管社交只是共享工具的一项附加功能，但无须质疑这项功能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对此李厚辰看得清楚，“人们不可能单纯为了社交而社交，而是在一些具体的需要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社交关系。”他因为借移动4G手机和kindle分别认识了一对做设计的情侣和一个艺术家，前者因为都对设计感兴趣，变成了每月约饭的好友，后者因为发表了自己对艺术的想法，被艺术家邀请一起参与一个装置项目。雅婷也在借东西的过程中收获了很多友谊，其中有个借她书的大四男孩，最初因为格外有礼貌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男孩后来还在微信上向她请教就业的问题，谈话慢慢展开后，雅婷告诉他，自己特别向往台湾，很想去旅行。新年时，雅婷收到了男孩寄来的明信片，背面是雅婷曾经说过的，觉得台湾最美的地方，“他的字非常漂亮，写得也感人，‘你最向往的地方，现在我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