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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政府更应关注社会公平，更应关注弱势群体。
过去，一条“最低生活保障线”，使那些因为家庭收入略高于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处于“夹心层”的困难群众只能是“孤立”地在社会救助体系的“围城”之外游离。
正视社会救助体系中存在的区域差别和“新贫阶层”
百姓之痛，应痛在政府心口上，百姓之困，应困在政府的心窝里。
近年来，我省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不断完善的新型社会救助体系，和以往的社会救助相比，救助内容更广，这是有目共睹的。记者了解到，浙江省城乡绝大多数困难群众都已得到不同程度的救助和保障。目前，农村五保集中供养率达90.4%，城镇“三无”集中供养率达97.1%；180万被征地农民也已纳入不同形式的社会保障，其中纳入基本生活保障的达155万，68万符合条件的对象已开始领取基本生活保障金或养老金。2005年12月20日，浙江省政府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新型社会救助体系的通知》，规定，在全省范围内，将家庭收入虽高于低保标准，但仍生活困难的群众纳入社会救助体系。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水涨船高的现实生活中，我们的社会救助体系还十分脆弱。区域与区域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社会救助体系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和不平衡，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不和谐音符。”原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文德代表，十分坦率地表述了他的看法。
宁波奉化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雷廷代表也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区域差别存在的不公现象：“去年，我到一些偏远的山区去访贫问苦，一些老百姓的生活非常苦，有的连吃饭都成问题。由于地方财政的紧张，一些贫困地区的群众根本得不到社会救助，许多贫困地区连公务员、教师的工资发放都有困难，应保尽保的政策并未完全落实到位，一些在应保范围之内的特困群众还没能享受到政府救助，生活处于贫困边缘。如果这样的状况再进一步地存在下去，超过一定的限度，和谐社会谈不上，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也是不利的。”
对此现象，宁波市江北区委书记裘伟代表分析认为，一些地方经济实力有限是一个原因，但并不是全部原因。因为我们不时看到一些财力并不宽裕，连教师工资都发不出的地方，建起“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来总是出手大方，动辄投资几百万、几千万元，毫不心疼。这就不是财力多少所能解释的了。“一个地方政府的财政即便是很困难，如果这个地方领导有一颗真正关心穷苦百姓的心，那么他也会想方设法地把一些资金用于困难群众的社会救助上。关键是看领导对老百姓的感情有多深，认识有多高，落实的决心有多大。”
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职工贴心人”的省财贸工会主席章凤仙代表对此也有同感。她认为，近年来，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城镇出现了大批的下岗失业职工，他们与国有企业的退休职工一起，使得过去以城镇“三无”人员为主体的城镇贫困人群明显扩大。如果遇到疾病及一些不可抗拒的突发性事件，他们无疑会成为社会的“新贫阶层”。
章凤仙告诉记者，去年，她曾经到杭州南星桥、望江门及拱宸桥的一些街道社区去调查，其中一个叫馒头山社区有2800多户人家，其中低保户有66户，困难户有58户，还有30多户收入略高于困难户的扩面困难户，社区内的失业人员超过1300人。这些人的工资普遍很低，还要省吃俭用培养孩子读书，如果一旦生病，他们的日子真当是很难过了。“面对为数不少的救助对象，政府的救助资金，能真正的落实到位吗？”章凤仙朴实的言语里，透着一位人大代表对群众疾苦的关怀。
对此，韩文德代表呼吁，政府要正视经济发展不平衡存在的区域差异，对一些“新贫阶层”，政府要在以人为本思想的指导下，全面落实分层分类救助办法，把需要帮助的困难群众全部纳入救助范围，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把救助体系建设列入各级考核内容。要加强财政投入，按照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保持财政投入的主渠道；切实加强基层社会救助综合管理服务机构建设，健全完善基层社会救助网络，努力解决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同时，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发挥其对社会救助工作必要的补充作用。
台州市椒江区委书记王建平代表建议，政府对困难群众的救助，既要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也要有“长远计划”，在“授之于鱼”的同时，更要“授之于渔”。
链接一：浙江省政府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完善新型社会救助体系的通知》首次明确规定，各地要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和物价上涨水平相适应的增长机制，在应保尽保的前提下，适时调整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一般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40%确定，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一般按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60%确定。杭州等经济发达地区，将家庭人均收入在低保标准120%以下的困难家庭，列入市级帮扶救助圈，在低保标准120%至140%之间的，列入区级救助圈，其它生活确有困难的群众，列入街道和社区两级救助圈。
教育公平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
一个和谐的社会，必定包括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效率公平、分配公平、社会保障公平。
说到公平，来自宁波市宁海县的农民代表陈冬娥有一番感言：“与过去相比，我们农民的生活是一天天的好起来了，可是农村的教育与城里相比实在是差别太大了，实在是太不公平了。”陈冬娥说：“在乡下，我们的孩子到城里或到镇里的学校去读书要交一笔不小的费用。说实话，我们农民进城打工一年，辛辛苦苦攒的钱，不吃不喝，也不够孩子一个学期的费用啊！”
在过去的5年，我省的初中入学率、初升高比率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达到99.6%、91%和34%。但事实上，我省农村和城市教育还存在着师资力量差异巨大、学校硬件配置悬殊、资源配置极度失衡的现象。
“尽管我们村里小学的新房已盖起来了，但山村小学留不住好的老师，好的老师都往城里走。农民为了改变孩子的命运，宁愿背债也要送自己的孩子到城里读书，我看了真是为农村的孩子心焦。”来自台州的农民代表周振华也表达了他的担忧。
“农村教育是中国教育的重中之重，是改革中的难题。过去国家对农村教育的欠帐太多。就拿我们湖州来说吧，乡村学校99%是代课教师，一些乡村幼儿园30来个孩子，只有几个50岁左右的不识字的大妈做老师，这种落后的启蒙教育，如何不让人担忧！”有30年教龄，来自湖州的杨益民代表，在审议时的一番发言令人深思。
杨益民代表呼吁：“再穷不能穷教育，不能让农村的孩子在最初的教育阶段就被拉下一大截。”他提出，政府应该加大省级财政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各地要以县为主，因地制宜地集资办学。政府应该把优惠的待遇向乡村教师倾斜，给农村的基础教育创造优惠的条件，让老师能够安下心来。
来自台州的黄大树代表，虽然是从事古建筑建设工作，但他对外来务工子女入学难的问题也很关注。
黄大树代表对记者讲述了他调查过的一件事：“农民王传永2004年一年打工收入4100多元人民币，农闲外出帮人打工赚回三千多元，为3个孩子教育支出六千元，电费和其他生活开支只剩下一千元。”
对此，剩下来自湖州从事师范教育的韩惠莉代表提出，解决民工子女入学难的问题，仅仅敞开学校大门还不够。政府应该对专门招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方面作出显著成绩的学校予以奖励。同时通过设立助学金、减免学杂费等方式，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外来务工子女实现就学。公办学校应该发挥其办学的优势和师资优势，尽可能为民办学校提供帮助，使全社会的教育资源能够共享。
链接二：农村中小学“四项工程”
2005年5月，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关于全省农村中小学“四项工程”实施办法通知》，全省开始实施“农村中小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扩面工程”、“农村中小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扩面工程”、“农村中小学爱心营养餐工程”、“农村中小学食宿改造工程”和“农村中小学教师素质提升工程”等四项工程，计划从2005年至2007年，3年内全省将完成总投资30亿元，其中省政府每年投入约4亿元。
社会公平就是要让农民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
来自慈溪市周巷镇的女代表覃小兰显得格外朴实，脸上总是挂着微笑。覃小兰告诉记者，她最大的心愿是想看到农村的路像城里一样平整，农民看病像城里人一样方便，农民喝的水像城里人一样干净……
可以说，覃小兰代表的心愿代表着广大农民的愿望和期盼。应当承认，多年来，农民为城市的扩张提供着土地，也贡献着廉价劳动力，却很难随着城市一起发展。
对于这些问题，韩文德代表认为，农民的切身利益之所以受到侵害，原因在于少数人利用制度的缺陷滥用公权力，把公权力当作谋私利的工具。因此，从根本上完善相关制度，对公权力进行严格的约束，是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得以保护的关键。
2005年，我省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全省财政支农支出资金累计310.4亿元，年均增长21.6%；累计改造建设通乡、通村等级公路4.3万公里，通电话和有线电视的行政村比重分别达100%和85%，全省非农从业人员比重由64.4%提高到75%以上，城市化水平由48.7%提高到54%。尽管政府在支农的投入上比以往增加了，但许多代表反映，一些边远地区的农民的生活方式、生活质量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个别困难地区的农民远离城市文明，处于被“边缘化”的处境仍没有实质性的转变。
“现在农民最怕的是生大病，小毛小病如感冒拉肚子可以在农村的卫生院打打针，一旦生了大病，就只有等死了。”陈冬娥代表说出了他们农民最为担忧的事。
“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已经到了应该反哺农业的时候了。”吴雷廷代表认为，过去我们造高速公路，建工业园区，城市要发展、要扩展，政府从农民手里低价征用了大量的土地，使许多农民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现在城市现代化发展迅速，而农村社会的基本设施仍处于一种低级而简陋的状态，这样对农民不公平，要实现和谐社会也只能是一句空喊的口号。
“让农民也真切地享受改革发展带来的成果”，这个话题农民代表关注，来自企业界的代表也同样关注。奉化市南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荣平代表认为，眼下农民最突出的问题仍是“老有所养，老有所医”和社会的公共设施落后的问题。政府应该通过财政、税收、社会保障和公共救助等政策，使所有社会成员都享受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好处，这无疑是我们政府落实执政理念最佳的途径，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之策。
链接三：农民健康工程
指以加强农村公共卫生服务和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重点，旨在改善农村卫生状况，提高农民健康水平的社会系统工程。从2003年起，省财政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村居民，分别给予每人每年10元、5元和3元的补助，并由地方政府配套补助到20元以上。从2005年起，全省以县（市、区）为单位，按农村常住人口每年15元以上标准设立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专项资金，按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每人每年10元的标准设立农民健康体检专项资金。参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做法，省财政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就农村公共卫生服务和农民健康体检，分别给予每人每年10元、5元、和3元的补助。
过去，一条“最低生活保障线”，使那些因为家庭收入略高于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处于“夹心层”的困难群众只能是“孤立”地在社会救助体系的“围城”之外游离。
正视社会救助体系中存在的区域差别和“新贫阶层”
百姓之痛，应痛在政府心口上，百姓之困，应困在政府的心窝里。
近年来，我省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不断完善的新型社会救助体系，和以往的社会救助相比，救助内容更广，这是有目共睹的。记者了解到，浙江省城乡绝大多数困难群众都已得到不同程度的救助和保障。目前，农村五保集中供养率达90.4%，城镇“三无”集中供养率达97.1%；180万被征地农民也已纳入不同形式的社会保障，其中纳入基本生活保障的达155万，68万符合条件的对象已开始领取基本生活保障金或养老金。2005年12月20日，浙江省政府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新型社会救助体系的通知》，规定，在全省范围内，将家庭收入虽高于低保标准，但仍生活困难的群众纳入社会救助体系。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水涨船高的现实生活中，我们的社会救助体系还十分脆弱。区域与区域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社会救助体系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和不平衡，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不和谐音符。”原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文德代表，十分坦率地表述了他的看法。
宁波奉化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雷廷代表也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区域差别存在的不公现象：“去年，我到一些偏远的山区去访贫问苦，一些老百姓的生活非常苦，有的连吃饭都成问题。由于地方财政的紧张，一些贫困地区的群众根本得不到社会救助，许多贫困地区连公务员、教师的工资发放都有困难，应保尽保的政策并未完全落实到位，一些在应保范围之内的特困群众还没能享受到政府救助，生活处于贫困边缘。如果这样的状况再进一步地存在下去，超过一定的限度，和谐社会谈不上，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也是不利的。”
对此现象，宁波市江北区委书记裘伟代表分析认为，一些地方经济实力有限是一个原因，但并不是全部原因。因为我们不时看到一些财力并不宽裕，连教师工资都发不出的地方，建起“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来总是出手大方，动辄投资几百万、几千万元，毫不心疼。这就不是财力多少所能解释的了。“一个地方政府的财政即便是很困难，如果这个地方领导有一颗真正关心穷苦百姓的心，那么他也会想方设法地把一些资金用于困难群众的社会救助上。关键是看领导对老百姓的感情有多深，认识有多高，落实的决心有多大。”
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职工贴心人”的省财贸工会主席章凤仙代表对此也有同感。她认为，近年来，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城镇出现了大批的下岗失业职工，他们与国有企业的退休职工一起，使得过去以城镇“三无”人员为主体的城镇贫困人群明显扩大。如果遇到疾病及一些不可抗拒的突发性事件，他们无疑会成为社会的“新贫阶层”。
章凤仙告诉记者，去年，她曾经到杭州南星桥、望江门及拱宸桥的一些街道社区去调查，其中一个叫馒头山社区有2800多户人家，其中低保户有66户，困难户有58户，还有30多户收入略高于困难户的扩面困难户，社区内的失业人员超过1300人。这些人的工资普遍很低，还要省吃俭用培养孩子读书，如果一旦生病，他们的日子真当是很难过了。“面对为数不少的救助对象，政府的救助资金，能真正的落实到位吗？”章凤仙朴实的言语里，透着一位人大代表对群众疾苦的关怀。
对此，韩文德代表呼吁，政府要正视经济发展不平衡存在的区域差异，对一些“新贫阶层”，政府要在以人为本思想的指导下，全面落实分层分类救助办法，把需要帮助的困难群众全部纳入救助范围，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把救助体系建设列入各级考核内容。要加强财政投入，按照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保持财政投入的主渠道；切实加强基层社会救助综合管理服务机构建设，健全完善基层社会救助网络，努力解决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同时，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发挥其对社会救助工作必要的补充作用。
台州市椒江区委书记王建平代表建议，政府对困难群众的救助，既要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也要有“长远计划”，在“授之于鱼”的同时，更要“授之于渔”。
链接一：浙江省政府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完善新型社会救助体系的通知》首次明确规定，各地要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和物价上涨水平相适应的增长机制，在应保尽保的前提下，适时调整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一般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40%确定，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一般按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60%确定。杭州等经济发达地区，将家庭人均收入在低保标准120%以下的困难家庭，列入市级帮扶救助圈，在低保标准120%至140%之间的，列入区级救助圈，其它生活确有困难的群众，列入街道和社区两级救助圈。
教育公平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
一个和谐的社会，必定包括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效率公平、分配公平、社会保障公平。
说到公平，来自宁波市宁海县的农民代表陈冬娥有一番感言：“与过去相比，我们农民的生活是一天天的好起来了，可是农村的教育与城里相比实在是差别太大了，实在是太不公平了。”陈冬娥说：“在乡下，我们的孩子到城里或到镇里的学校去读书要交一笔不小的费用。说实话，我们农民进城打工一年，辛辛苦苦攒的钱，不吃不喝，也不够孩子一个学期的费用啊！”
在过去的5年，我省的初中入学率、初升高比率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达到99.6%、91%和34%。但事实上，我省农村和城市教育还存在着师资力量差异巨大、学校硬件配置悬殊、资源配置极度失衡的现象。
“尽管我们村里小学的新房已盖起来了，但山村小学留不住好的老师，好的老师都往城里走。农民为了改变孩子的命运，宁愿背债也要送自己的孩子到城里读书，我看了真是为农村的孩子心焦。”来自台州的农民代表周振华也表达了他的担忧。
“农村教育是中国教育的重中之重，是改革中的难题。过去国家对农村教育的欠帐太多。就拿我们湖州来说吧，乡村学校99%是代课教师，一些乡村幼儿园30来个孩子，只有几个50岁左右的不识字的大妈做老师，这种落后的启蒙教育，如何不让人担忧！”有30年教龄，来自湖州的杨益民代表，在审议时的一番发言令人深思。
杨益民代表呼吁：“再穷不能穷教育，不能让农村的孩子在最初的教育阶段就被拉下一大截。”他提出，政府应该加大省级财政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各地要以县为主，因地制宜地集资办学。政府应该把优惠的待遇向乡村教师倾斜，给农村的基础教育创造优惠的条件，让老师能够安下心来。
来自台州的黄大树代表，虽然是从事古建筑建设工作，但他对外来务工子女入学难的问题也很关注。
黄大树代表对记者讲述了他调查过的一件事：“农民王传永2004年一年打工收入4100多元人民币，农闲外出帮人打工赚回三千多元，为3个孩子教育支出六千元，电费和其他生活开支只剩下一千元。”
对此，剩下来自湖州从事师范教育的韩惠莉代表提出，解决民工子女入学难的问题，仅仅敞开学校大门还不够。政府应该对专门招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方面作出显著成绩的学校予以奖励。同时通过设立助学金、减免学杂费等方式，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外来务工子女实现就学。公办学校应该发挥其办学的优势和师资优势，尽可能为民办学校提供帮助，使全社会的教育资源能够共享。
链接二：农村中小学“四项工程”
2005年5月，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关于全省农村中小学“四项工程”实施办法通知》，全省开始实施“农村中小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扩面工程”、“农村中小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扩面工程”、“农村中小学爱心营养餐工程”、“农村中小学食宿改造工程”和“农村中小学教师素质提升工程”等四项工程，计划从2005年至2007年，3年内全省将完成总投资30亿元，其中省政府每年投入约4亿元。
社会公平就是要让农民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
来自慈溪市周巷镇的女代表覃小兰显得格外朴实，脸上总是挂着微笑。覃小兰告诉记者，她最大的心愿是想看到农村的路像城里一样平整，农民看病像城里人一样方便，农民喝的水像城里人一样干净……
可以说，覃小兰代表的心愿代表着广大农民的愿望和期盼。应当承认，多年来，农民为城市的扩张提供着土地，也贡献着廉价劳动力，却很难随着城市一起发展。
对于这些问题，韩文德代表认为，农民的切身利益之所以受到侵害，原因在于少数人利用制度的缺陷滥用公权力，把公权力当作谋私利的工具。因此，从根本上完善相关制度，对公权力进行严格的约束，是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得以保护的关键。
2005年，我省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全省财政支农支出资金累计310.4亿元，年均增长21.6%；累计改造建设通乡、通村等级公路4.3万公里，通电话和有线电视的行政村比重分别达100%和85%，全省非农从业人员比重由64.4%提高到75%以上，城市化水平由48.7%提高到54%。尽管政府在支农的投入上比以往增加了，但许多代表反映，一些边远地区的农民的生活方式、生活质量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个别困难地区的农民远离城市文明，处于被“边缘化”的处境仍没有实质性的转变。
“现在农民最怕的是生大病，小毛小病如感冒拉肚子可以在农村的卫生院打打针，一旦生了大病，就只有等死了。”陈冬娥代表说出了他们农民最为担忧的事。
“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已经到了应该反哺农业的时候了。”吴雷廷代表认为，过去我们造高速公路，建工业园区，城市要发展、要扩展，政府从农民手里低价征用了大量的土地，使许多农民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现在城市现代化发展迅速，而农村社会的基本设施仍处于一种低级而简陋的状态，这样对农民不公平，要实现和谐社会也只能是一句空喊的口号。
“让农民也真切地享受改革发展带来的成果”，这个话题农民代表关注，来自企业界的代表也同样关注。奉化市南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荣平代表认为，眼下农民最突出的问题仍是“老有所养，老有所医”和社会的公共设施落后的问题。政府应该通过财政、税收、社会保障和公共救助等政策，使所有社会成员都享受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好处，这无疑是我们政府落实执政理念最佳的途径，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之策。
链接三：农民健康工程
指以加强农村公共卫生服务和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重点，旨在改善农村卫生状况，提高农民健康水平的社会系统工程。从2003年起，省财政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村居民，分别给予每人每年10元、5元和3元的补助，并由地方政府配套补助到20元以上。从2005年起，全省以县（市、区）为单位，按农村常住人口每年15元以上标准设立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专项资金，按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每人每年10元的标准设立农民健康体检专项资金。参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做法，省财政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就农村公共卫生服务和农民健康体检，分别给予每人每年10元、5元、和3元的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