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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母亲的记忆都是日常的，琐碎的，一如母亲的性格。
工厂的上班时间是每天上午八点，母亲不到七点就起床，去食堂打早饭。
从生活区走到厂里再走到食堂，快走的话单程需要八九分钟，买完早点再回来，把我和妹妹叫起来，吃完早饭，我们去上学，母亲去上班。
工厂里的早点还是很丰富的，有面包、鸡蛋、馒头、豆沙包、稀粥、咸菜，还有上海人喜欢吃的发糕，有时还有菜肉包。我不喜欢吃豆沙包和发糕，而菜肉包不是总能吃到的。
中午的时间最紧张，工厂十二点下班，一点就要上班，中间只有一个小时，母亲要赶回来，给我们做饭、炒菜，然后还要午睡一会儿，往往是只能睡十五分钟。
现在想起来都不知道这么多事一个小时是怎么办到的。
我问母亲，你那时候都能睡着吗？
她说睡着睡不着，躺下眯一会儿总是要的。
但我还是总能听到她的打鼾声，经常是她人刚一进屋鼾声就传出来了，她是那种不管有天大的事，躺下就着的人。
后来为了让中午这点时间不那么紧张，母亲教会我开煤炉和做米饭，这样她一回来只需炒个菜就可以了。
学校离家很近，中途不玩的话，一分钟就能到家。这样等母亲下班到家，米饭基本上就能做熟。
母亲炒的菜基本可以论叶来数，偶尔有肉也只会少许几片，我们总是很珍惜这些有几片肉的日子。
我一般要吃两碗饭，到第二碗基本就没菜了，就用辣椒酱把一整碗饭都拌了，然后拿出家边玩边吃，我叫这是红饭，因为拌上辣椒酱的每一粒米都是红红的。
而周末父亲回来的时候，母亲总是做很大一碗肉，不论是鸡鸭鱼还是肘子。
父亲很爱吃肉，不吃蔬菜，他如果看到桌上没有大块肉是要发火的，他经常说母亲小气，平时不给我们吃肉。
但是很久很久以后，父亲已经不在了，母亲才说，其实是她没有钱。
父亲平时对钱没有概念，自己在京剧团的工资基本都是自己用掉了（父亲喜欢请同事们吃喝），家里面我们三个人加周末父亲回来所用、所吃都只能靠母亲一个人的工资，所以她只能等周末父亲回来好好做顿肉，平时要节省着，要是平时也做那么多肉，钱就不够用了。
我听了很震惊，误会了母親一辈子。
父亲一辈子不善于跟人拉关系、打交道，而母亲不是在工厂就是在学校，和社会接触极其有限，所以他们两人一辈子就靠工资生活。
等后来改革开放了，各家都想尽办法捞外快，他们也没有跟上时髦，所以家里一直都是很穷的。
虽然退休后的父亲有几次因为参加电视剧的拍摄挣了一些外快，也没有根本解决这个问题。
加上父亲对钱毫无概念，一有就花，大手大脚，所以不论母亲如何努力，一年到头还是积蓄不下什么余钱。
进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特别是到了武汉以后，条件稍好了一点，父亲的工资也全数交给母亲，母亲就会谨慎地计划着用钱，希望也像别的人家一样能有一些积蓄。但每次都刚刚有点好转就被父亲天才的气魄用掉。
主要有三次。
一次是我考上了中央美院附中，父亲一激动就要给我买一个当时很流行的单卡录音机，为此还借了点钱。在这方面父亲是一个暴君，母亲是丝毫没有话语权的，我极力反对也没有用。
后来美院附中楼道里飘荡着的邓丽君的《香港之夜》就是出自我那个全校唯一的录音机。
还有一次是我决定考电影学院，父亲执意要给我买一个海鸥牌单反照相机，说这对学导演是有帮助的，而这样一台相机当时就要花掉六百块钱，我再跳脚反对还是没有用。
母亲已经受到了惊吓，不敢说半个不字，虽然父亲的这一创意一下就要掏干母亲几年辛苦攒下的钱。而我却因为父亲暴君般的慷慨，上学时几乎成了当时的小富二代。
最后一次最难忘，父亲受聘出去导演了两集电视剧《背琴人》，据说是全军第一个电视剧，为此得到了两千元的酬金，这在当年是我们全家从未见到过的巨款。
母亲怕别人怀疑钱的来历（实在是没有一次性拥有那么多钱），她连续几天分几次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全部存进了银行。
居然在旧物堆里找到了印象中一直压在玻璃板下面的父亲的小油画，而且有题字，叫《古老的伞》。问了母亲之后才知道，它不像看起来那么抽象，是有故事内容的。母亲说这是她和父亲的第一次约会，那天正好下雨，他们打着伞坐在公园的长椅上，那个伞下的红点，是母亲辫子上的蝴蝶结。
刚刚完成这个动作没几天，原来文工团舞美组的一对夫妻，也是我学习绘画的启蒙老师，因为要出国，回到武汉向过去的同事们借钱（当时他们已经调回上海），临走来我们家探访。
按母亲的话说，他们知道我们家是最穷的，所以根本没打算向父亲张口。
但吃饭间谈起了他们的出国计划，以及来武汉的目的，父亲听后大喝一声说为什么不早说，我们家有钱。
当即逼着母亲去银行，把刚刚放进去的两千元全部取出来交给了他们夫妇两人。
我听到以后惊呆了。
多年以后他们夫妇两人谈起这个事也说当时就惊呆了，无论如何推阻，招来的是父亲的一顿呵斥。
他们夫妇说，后来他们可以还钱的时候，第一时间还的是我们家的。
我完全可以想象母亲胆战心惊的贫穷生活，这使她慢慢地变成了一个“物质恐惧症患者”。
这是我自行下的定义，还加上了引号。
母亲被物质击垮了，和父亲的天马行空不同，为了维持这个家的正常运转，她被逼着去和每一天的吃喝拉撒战斗。
印象中的母亲，除了上班这一规定动作，她的一生就是围着菜市场和厨房战斗的一生，只要有一份花销脱离了她的控制和掌握，她就会变得极其不安。 直到现在，母亲炒完一个菜都要习惯性地在盛进盘子以后用筷子把菜往两边拨一拨，好显得分量大一点。
年轻的时候还经常戳穿她的这个小伎倆。如今，看着她颤抖的手在做这个小动作的时候，心里生出的除了酸楚，更多了一份愧疚。
是母亲，执拗地用她一个个小小的伎俩，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以至尊严。
记得刚上电影学院的那一年，我、妹妹和母亲一起去烟台探望一个远房亲戚。那是一个渔村，我们在海边散步，一起共同“声讨”父亲。
母亲开玩笑地说她以后享福就要靠我们了，我当时激动地说，等我以后拍电影了，赚了钱给她买一个大别墅，然后天天出去下馆子。
惭愧的是这个许下的宏愿至今也没能兑现，倒是她一直在宽慰我，给我打气，鼓励我坚持住。
母亲除了一日三餐，从来不关心政治，每每说起来，都是“关心了也没用”，我想这是很多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普遍的想法和标准答案吧。
母亲的性格是简单而直接的，无论把她放到哪里，她立刻就能融进新的环境，无论在单位、小区、邻居家还是菜市场，有她在都会显得热热闹闹，好像跟谁都是老熟人似的。
所以我以为她的不关心政治，只是不关心政治本身的含义和背后复杂的立场，但是却热心于参加各种活动，特别是组织上的活动。
所以，母亲和父亲不同，父亲之于政治，有更加理性和清醒的认知，他的行为，比如逃避、不参与，是带有主动性的。
而母亲是无所谓政治还是生活，她热爱的仅仅是参与，无论是哪个时代哪种口号，都不能阻止她积极地生活进去。
母亲做事很慢，同样的事情，别人家妈妈用一个小时就能做完，母亲可能会埋着头做三个小时，特别是做饭。
家里要请客人吃饭，母亲从上午就要开始准备，买完菜回来她就会一直在厨房里，不知道忙些什么，直到客人来了，她还在做菜。
然后客人边吃，母亲边一个个上菜，直到客人吃完喝完，她还会在厨房里弄最后一道菜。
父亲又是个急性子，几个菜摆好就招呼客人开始吃，不让人家等母亲忙完上桌，往往这个时候我很讨厌父亲，我会不吃，走到厨房里陪着母亲，看看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我只要不吃，至少还有一个人是陪着母亲的。
所以，我的印象中母亲的一生就是这样一直低着头，弯着腰，从早忙到晚，似乎从未见她停下来过。
家人的早饭、中饭、晚饭，买菜、洗菜、做菜，买布、裁布、缝纫衣服……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重复着。
晚年的母亲和父亲生活在北京，和以前一样一刻也不闲着。
有一度她还要照顾她一百多岁的母亲，我的外婆。我似乎感到她内心升腾起了比以前更伟大的责任感，她要照顾我那足不出户的父亲，照顾生活在城市另一边的自己的孙子，照顾另一个小区里她自己的母亲，还要参加自己小区里组织的老年人合唱团，她竟然是执行团长！
简直比年轻的时候还要活力四射！
她熟悉所有的公交车和地铁线路，每天拉着中国老年人特有的拉杆包，四处奔跑。
如今，父亲不在了，外婆也以一百零七岁高龄离世。
她的孙子、女儿和外孙也已经远在异国他乡。
需要母亲照顾的人突然减少了，她拖着拉杆车的脚步放慢了，一步一步地多了几分茫然。但是她很快学会了用微信，每周不定期地与孙儿们视频。
小区的老年人合唱团每周依旧要排练几次，他们深情地唱着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歌，很多是苏联歌曲。
她依然心无旁骛，不管社会怎样变化，在她的眼里，当前最大的任务就只剩下怎么给我做一顿饭了。
“帅，你要吃什么？我来做。”（摘自《时尚芭莎》）
王小帅
王小帅，1966年5月22日出生于上海，198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中国内地第六代导演之一。
1993年独立制片编剧导演处女作影片《冬春的日子》被英国BBC选为电影诞生一百周年之百部最佳影片之一。1999年执导第一部体制内电影《扁担姑娘》入选戛纳电影节一种注目栏目。2001年执导的影片《十七岁的单车》入选第51届柏林电影节竞赛片单元获评审团大奖银熊奖。2005年执导的影片《青红》获得第58届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2008年执导的影片《左右》获得第5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银熊奖和“特别关注”奖。
2010年执导的影片《日照重庆》入围第6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王小帅也因此获得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导演奖。2014年9月电影《闯入者》入围第7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2015年10月10日王小帅亮相第20届釜山国际电影节闭幕式。
工厂的上班时间是每天上午八点，母亲不到七点就起床，去食堂打早饭。
从生活区走到厂里再走到食堂，快走的话单程需要八九分钟，买完早点再回来，把我和妹妹叫起来，吃完早饭，我们去上学，母亲去上班。
工厂里的早点还是很丰富的，有面包、鸡蛋、馒头、豆沙包、稀粥、咸菜，还有上海人喜欢吃的发糕，有时还有菜肉包。我不喜欢吃豆沙包和发糕，而菜肉包不是总能吃到的。
中午的时间最紧张，工厂十二点下班，一点就要上班，中间只有一个小时，母亲要赶回来，给我们做饭、炒菜，然后还要午睡一会儿，往往是只能睡十五分钟。
现在想起来都不知道这么多事一个小时是怎么办到的。
我问母亲，你那时候都能睡着吗？
她说睡着睡不着，躺下眯一会儿总是要的。
但我还是总能听到她的打鼾声，经常是她人刚一进屋鼾声就传出来了，她是那种不管有天大的事，躺下就着的人。
后来为了让中午这点时间不那么紧张，母亲教会我开煤炉和做米饭，这样她一回来只需炒个菜就可以了。
学校离家很近，中途不玩的话，一分钟就能到家。这样等母亲下班到家，米饭基本上就能做熟。
母亲炒的菜基本可以论叶来数，偶尔有肉也只会少许几片，我们总是很珍惜这些有几片肉的日子。
我一般要吃两碗饭，到第二碗基本就没菜了，就用辣椒酱把一整碗饭都拌了，然后拿出家边玩边吃，我叫这是红饭，因为拌上辣椒酱的每一粒米都是红红的。
而周末父亲回来的时候，母亲总是做很大一碗肉，不论是鸡鸭鱼还是肘子。
父亲很爱吃肉，不吃蔬菜，他如果看到桌上没有大块肉是要发火的，他经常说母亲小气，平时不给我们吃肉。
但是很久很久以后，父亲已经不在了，母亲才说，其实是她没有钱。
父亲平时对钱没有概念，自己在京剧团的工资基本都是自己用掉了（父亲喜欢请同事们吃喝），家里面我们三个人加周末父亲回来所用、所吃都只能靠母亲一个人的工资，所以她只能等周末父亲回来好好做顿肉，平时要节省着，要是平时也做那么多肉，钱就不够用了。
我听了很震惊，误会了母親一辈子。
父亲一辈子不善于跟人拉关系、打交道，而母亲不是在工厂就是在学校，和社会接触极其有限，所以他们两人一辈子就靠工资生活。
等后来改革开放了，各家都想尽办法捞外快，他们也没有跟上时髦，所以家里一直都是很穷的。
虽然退休后的父亲有几次因为参加电视剧的拍摄挣了一些外快，也没有根本解决这个问题。
加上父亲对钱毫无概念，一有就花，大手大脚，所以不论母亲如何努力，一年到头还是积蓄不下什么余钱。
进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特别是到了武汉以后，条件稍好了一点，父亲的工资也全数交给母亲，母亲就会谨慎地计划着用钱，希望也像别的人家一样能有一些积蓄。但每次都刚刚有点好转就被父亲天才的气魄用掉。
主要有三次。
一次是我考上了中央美院附中，父亲一激动就要给我买一个当时很流行的单卡录音机，为此还借了点钱。在这方面父亲是一个暴君，母亲是丝毫没有话语权的，我极力反对也没有用。
后来美院附中楼道里飘荡着的邓丽君的《香港之夜》就是出自我那个全校唯一的录音机。
还有一次是我决定考电影学院，父亲执意要给我买一个海鸥牌单反照相机，说这对学导演是有帮助的，而这样一台相机当时就要花掉六百块钱，我再跳脚反对还是没有用。
母亲已经受到了惊吓，不敢说半个不字，虽然父亲的这一创意一下就要掏干母亲几年辛苦攒下的钱。而我却因为父亲暴君般的慷慨，上学时几乎成了当时的小富二代。
最后一次最难忘，父亲受聘出去导演了两集电视剧《背琴人》，据说是全军第一个电视剧，为此得到了两千元的酬金，这在当年是我们全家从未见到过的巨款。
母亲怕别人怀疑钱的来历（实在是没有一次性拥有那么多钱），她连续几天分几次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全部存进了银行。
居然在旧物堆里找到了印象中一直压在玻璃板下面的父亲的小油画，而且有题字，叫《古老的伞》。问了母亲之后才知道，它不像看起来那么抽象，是有故事内容的。母亲说这是她和父亲的第一次约会，那天正好下雨，他们打着伞坐在公园的长椅上，那个伞下的红点，是母亲辫子上的蝴蝶结。
刚刚完成这个动作没几天，原来文工团舞美组的一对夫妻，也是我学习绘画的启蒙老师，因为要出国，回到武汉向过去的同事们借钱（当时他们已经调回上海），临走来我们家探访。
按母亲的话说，他们知道我们家是最穷的，所以根本没打算向父亲张口。
但吃饭间谈起了他们的出国计划，以及来武汉的目的，父亲听后大喝一声说为什么不早说，我们家有钱。
当即逼着母亲去银行，把刚刚放进去的两千元全部取出来交给了他们夫妇两人。
我听到以后惊呆了。
多年以后他们夫妇两人谈起这个事也说当时就惊呆了，无论如何推阻，招来的是父亲的一顿呵斥。
他们夫妇说，后来他们可以还钱的时候，第一时间还的是我们家的。
我完全可以想象母亲胆战心惊的贫穷生活，这使她慢慢地变成了一个“物质恐惧症患者”。
这是我自行下的定义，还加上了引号。
母亲被物质击垮了，和父亲的天马行空不同，为了维持这个家的正常运转，她被逼着去和每一天的吃喝拉撒战斗。
印象中的母亲，除了上班这一规定动作，她的一生就是围着菜市场和厨房战斗的一生，只要有一份花销脱离了她的控制和掌握，她就会变得极其不安。 直到现在，母亲炒完一个菜都要习惯性地在盛进盘子以后用筷子把菜往两边拨一拨，好显得分量大一点。
年轻的时候还经常戳穿她的这个小伎倆。如今，看着她颤抖的手在做这个小动作的时候，心里生出的除了酸楚，更多了一份愧疚。
是母亲，执拗地用她一个个小小的伎俩，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以至尊严。
记得刚上电影学院的那一年，我、妹妹和母亲一起去烟台探望一个远房亲戚。那是一个渔村，我们在海边散步，一起共同“声讨”父亲。
母亲开玩笑地说她以后享福就要靠我们了，我当时激动地说，等我以后拍电影了，赚了钱给她买一个大别墅，然后天天出去下馆子。
惭愧的是这个许下的宏愿至今也没能兑现，倒是她一直在宽慰我，给我打气，鼓励我坚持住。
母亲除了一日三餐，从来不关心政治，每每说起来，都是“关心了也没用”，我想这是很多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普遍的想法和标准答案吧。
母亲的性格是简单而直接的，无论把她放到哪里，她立刻就能融进新的环境，无论在单位、小区、邻居家还是菜市场，有她在都会显得热热闹闹，好像跟谁都是老熟人似的。
所以我以为她的不关心政治，只是不关心政治本身的含义和背后复杂的立场，但是却热心于参加各种活动，特别是组织上的活动。
所以，母亲和父亲不同，父亲之于政治，有更加理性和清醒的认知，他的行为，比如逃避、不参与，是带有主动性的。
而母亲是无所谓政治还是生活，她热爱的仅仅是参与，无论是哪个时代哪种口号，都不能阻止她积极地生活进去。
母亲做事很慢，同样的事情，别人家妈妈用一个小时就能做完，母亲可能会埋着头做三个小时，特别是做饭。
家里要请客人吃饭，母亲从上午就要开始准备，买完菜回来她就会一直在厨房里，不知道忙些什么，直到客人来了，她还在做菜。
然后客人边吃，母亲边一个个上菜，直到客人吃完喝完，她还会在厨房里弄最后一道菜。
父亲又是个急性子，几个菜摆好就招呼客人开始吃，不让人家等母亲忙完上桌，往往这个时候我很讨厌父亲，我会不吃，走到厨房里陪着母亲，看看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我只要不吃，至少还有一个人是陪着母亲的。
所以，我的印象中母亲的一生就是这样一直低着头，弯着腰，从早忙到晚，似乎从未见她停下来过。
家人的早饭、中饭、晚饭，买菜、洗菜、做菜，买布、裁布、缝纫衣服……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重复着。
晚年的母亲和父亲生活在北京，和以前一样一刻也不闲着。
有一度她还要照顾她一百多岁的母亲，我的外婆。我似乎感到她内心升腾起了比以前更伟大的责任感，她要照顾我那足不出户的父亲，照顾生活在城市另一边的自己的孙子，照顾另一个小区里她自己的母亲，还要参加自己小区里组织的老年人合唱团，她竟然是执行团长！
简直比年轻的时候还要活力四射！
她熟悉所有的公交车和地铁线路，每天拉着中国老年人特有的拉杆包，四处奔跑。
如今，父亲不在了，外婆也以一百零七岁高龄离世。
她的孙子、女儿和外孙也已经远在异国他乡。
需要母亲照顾的人突然减少了，她拖着拉杆车的脚步放慢了，一步一步地多了几分茫然。但是她很快学会了用微信，每周不定期地与孙儿们视频。
小区的老年人合唱团每周依旧要排练几次，他们深情地唱着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歌，很多是苏联歌曲。
她依然心无旁骛，不管社会怎样变化，在她的眼里，当前最大的任务就只剩下怎么给我做一顿饭了。
“帅，你要吃什么？我来做。”（摘自《时尚芭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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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帅
王小帅，1966年5月22日出生于上海，198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中国内地第六代导演之一。
1993年独立制片编剧导演处女作影片《冬春的日子》被英国BBC选为电影诞生一百周年之百部最佳影片之一。1999年执导第一部体制内电影《扁担姑娘》入选戛纳电影节一种注目栏目。2001年执导的影片《十七岁的单车》入选第51届柏林电影节竞赛片单元获评审团大奖银熊奖。2005年执导的影片《青红》获得第58届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2008年执导的影片《左右》获得第5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银熊奖和“特别关注”奖。
2010年执导的影片《日照重庆》入围第6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王小帅也因此获得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导演奖。2014年9月电影《闯入者》入围第7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2015年10月10日王小帅亮相第20届釜山国际电影节闭幕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