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就像一扇门，它周期性出现在中国人面前，不管面临什么样的境遇，旦夕祸福，年关都是我们必须交出答案的时候。回乡，则是一个普遍的答案。
　　最近十年，寻找乡愁成了一个公共议题。还在進行中的庞大、持久的城镇化，正持续消解乡村的活力。这是一把双刃剑，它让更多人过上了更体面的生活，也让无数村庄凋敝衰落，有人因此感叹我们正在失去乡村，故乡再也回不去了。？
　　说到乡愁，第一次理解这个东西，是少年时看赫尔曼·黑塞的《彼得·卡门青特》。那一段优美的描写深深震撼了我：“我家乡的高山、湖泊、溪流都叫些什么名字，我还一无所知。但是，我看到了红日之下平湖似镜，碧绿的湖面交织着丝丝银光，环抱着湖泊的崇山峻岭层层叠叠……我的可怜的、小小的心灵是那么空虚，那么平静，又有所期待，于是，湖泊和高山的精灵便把它们勇敢壮丽的事迹书写在我的心灵上。”主人公最后经历过世间的繁华，选择回归故乡。
　　寻根溯源、反本归真一直都是人类共同的乡愁。正如英国作家伍尔夫说的，“假如生命有个根基，那么它就是记忆。”
　　故乡，也许曾令人厌烦，但时过境迁，过往的不快都被时间冲淡，成年人的世界和解方为处世之道，哪怕童年少年时期的怨恨，也终将幻化为记忆的斑斓。于是，我们带上年货礼物，在淡淡的清愁与期待中返乡。
　　从乡村小镇走出来的人，几乎有着相同的时代记忆，如彼得·卡门青特那般，曾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在城市中寻找安身之所，心安之处仍是故乡的草甸、斜坡和长满青草、鲜花、蕨类的岩石。乡愁从来没有消失，消失的，只是我们的那份心境。
　　据家谱记载，我的村庄诞生在明朝末年。那时，一个姓曾的书生为了逃避张献忠的屠刀，逃难到这里。他赶着一匹呼吸急促的老骡子，载着两捆经书走了三天三夜，来到这块富庶的无主之地开荒播种。在中国人的伦理文化中，家谱的分量举足轻重，因为它包含了一个族群关于根的“备份”，无根的族群，生存合法性将大打折扣。
　　那时，全村的孩子都喜欢聚拢在我家，听父亲讲家谱上曾参“日三省吾身”、曾国藩以“吾家累世以来，孝弟勤俭”的故事。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村落，有着“自然血亲”的联系，村里人的矛盾都属于家族矛盾。小吵小闹，最后都被劝架人“一家人别说外家话”化解。
　　曾家的故事似乎没有对这群孩子产生太多正面影响。经常跟着我们一起疯的小皇，春节时经常蹲在村口的公共厕所，往粪坑里面扔鞭炮，随后，被厕所里面骂骂咧咧出来的村民追着满山跑。
　　这次春节，小皇带着儿女回家，买了一大堆鞭炮，但给他儿女定的第一条规矩就是：鞭炮只能到山上去放，不能在村里放影响到别人;每天8点前和晚上8点后不能放。
　　邻居老文是一个闷骚型的农民，曾经，他像看透了这片土地上所有事物奥秘似的对他人他事不屑一顾，有时却像出笼的猛兽疯狂撒野。小时候，我记得有一次他几拳将两个催收上交款的村干部打进了医院。
　　如今，他变了，两鬓斑白，见人一脸和蔼。前年，村里规范了垃圾清运，每家每户的垃圾必须统一送到一里外的地方处理。老文每天按时把自家垃圾运到指定地点。他说，儿子在江苏，去那里看到人家垃圾都分类了，这叫环保。
　　大年初一，村支书来了。戴着口罩，挨家挨户讲解新型冠状病毒特征和预防事宜，还要让每家每户签字确认，保证已知悉情况并遵守通知规则。整个春节期间，有村口春熙路之称的茶馆没有开，老板老孙说，要响应号召，不能给国家添乱。人们议论着疫情，得出了要自律、不听信谣言的结论，这个年过得清净。
　　年轻人都回来了，老一辈的恩怨情仇早已烟消云散，面对公共事件，岁月的小波折，不堪再提，人们有了同理心。城乡生活在无形地交集，不仅仅是村里用上了水、电、气和WIFI，小汽车可以直接开到家门口，更是公共生活这种往昔缺失的事物，随着社会发展和两代人的代际磨合，正慢慢在村庄彰显。或许，乡村并未衰落，而在以更好的方式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