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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就像一扇门,它周期性出现在中国人面前,不管面临什么样的境遇,旦夕祸福,年关都是我们必须交出答案的时候。回乡,则是一个普遍的答案。
最近十年,寻找乡愁成了一个公共议题。还在進行中的庞大、持久的城镇化,正持续消解乡村的活力。这是一把双刃剑,它让更多人过上了更体面的生活,也让无数村庄凋敝衰落,有人因此感叹我们正在失去乡村,故乡再也回不去了。?
说到乡愁,第一次理解这个东西,是少年时看赫尔曼·黑塞的《彼得·卡门青特》。那一段优美的描写深深震撼了我:“我家乡的高山、湖泊、溪流都叫些什么名字,我还一无所知。但是,我看到了红日之下平湖似镜,碧绿的湖面交织着丝丝银光,环抱着湖泊的崇山峻岭层层叠叠……我的可怜的、小小的心灵是那么空虚,那么平静,又有所期待,于是,湖泊和高山的精灵便把它们勇敢壮丽的事迹书写在我的心灵上。”主人公最后经历过世间的繁华,选择回归故乡。
寻根溯源、反本归真一直都是人类共同的乡愁。正如英国作家伍尔夫说的,“假如生命有个根基,那么它就是记忆。”
故乡,也许曾令人厌烦,但时过境迁,过往的不快都被时间冲淡,成年人的世界和解方为处世之道,哪怕童年少年时期的怨恨,也终将幻化为记忆的斑斓。于是,我们带上年货礼物,在淡淡的清愁与期待中返乡。
从乡村小镇走出来的人,几乎有着相同的时代记忆,如彼得·卡门青特那般,曾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在城市中寻找安身之所,心安之处仍是故乡的草甸、斜坡和长满青草、鲜花、蕨类的岩石。乡愁从来没有消失,消失的,只是我们的那份心境。
据家谱记载,我的村庄诞生在明朝末年。那时,一个姓曾的书生为了逃避张献忠的屠刀,逃难到这里。他赶着一匹呼吸急促的老骡子,载着两捆经书走了三天三夜,来到这块富庶的无主之地开荒播种。在中国人的伦理文化中,家谱的分量举足轻重,因为它包含了一个族群关于根的“备份”,无根的族群,生存合法性将大打折扣。
那时,全村的孩子都喜欢聚拢在我家,听父亲讲家谱上曾参“日三省吾身”、曾国藩以“吾家累世以来,孝弟勤俭”的故事。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村落,有着“自然血亲”的联系,村里人的矛盾都属于家族矛盾。小吵小闹,最后都被劝架人“一家人别说外家话”化解。
曾家的故事似乎没有对这群孩子产生太多正面影响。经常跟着我们一起疯的小皇,春节时经常蹲在村口的公共厕所,往粪坑里面扔鞭炮,随后,被厕所里面骂骂咧咧出来的村民追着满山跑。
这次春节,小皇带着儿女回家,买了一大堆鞭炮,但给他儿女定的第一条规矩就是:鞭炮只能到山上去放,不能在村里放影响到别人;每天8点前和晚上8点后不能放。
邻居老文是一个闷骚型的农民,曾经,他像看透了这片土地上所有事物奥秘似的对他人他事不屑一顾,有时却像出笼的猛兽疯狂撒野。小时候,我记得有一次他几拳将两个催收上交款的村干部打进了医院。
如今,他变了,两鬓斑白,见人一脸和蔼。前年,村里规范了垃圾清运,每家每户的垃圾必须统一送到一里外的地方处理。老文每天按时把自家垃圾运到指定地点。他说,儿子在江苏,去那里看到人家垃圾都分类了,这叫环保。
大年初一,村支书来了。戴着口罩,挨家挨户讲解新型冠状病毒特征和预防事宜,还要让每家每户签字确认,保证已知悉情况并遵守通知规则。整个春节期间,有村口春熙路之称的茶馆没有开,老板老孙说,要响应号召,不能给国家添乱。人们议论着疫情,得出了要自律、不听信谣言的结论,这个年过得清净。
年轻人都回来了,老一辈的恩怨情仇早已烟消云散,面对公共事件,岁月的小波折,不堪再提,人们有了同理心。城乡生活在无形地交集,不仅仅是村里用上了水、电、气和WIFI,小汽车可以直接开到家门口,更是公共生活这种往昔缺失的事物,随着社会发展和两代人的代际磨合,正慢慢在村庄彰显。或许,乡村并未衰落,而在以更好的方式涅槃。
最近十年,寻找乡愁成了一个公共议题。还在進行中的庞大、持久的城镇化,正持续消解乡村的活力。这是一把双刃剑,它让更多人过上了更体面的生活,也让无数村庄凋敝衰落,有人因此感叹我们正在失去乡村,故乡再也回不去了。?
说到乡愁,第一次理解这个东西,是少年时看赫尔曼·黑塞的《彼得·卡门青特》。那一段优美的描写深深震撼了我:“我家乡的高山、湖泊、溪流都叫些什么名字,我还一无所知。但是,我看到了红日之下平湖似镜,碧绿的湖面交织着丝丝银光,环抱着湖泊的崇山峻岭层层叠叠……我的可怜的、小小的心灵是那么空虚,那么平静,又有所期待,于是,湖泊和高山的精灵便把它们勇敢壮丽的事迹书写在我的心灵上。”主人公最后经历过世间的繁华,选择回归故乡。
寻根溯源、反本归真一直都是人类共同的乡愁。正如英国作家伍尔夫说的,“假如生命有个根基,那么它就是记忆。”
故乡,也许曾令人厌烦,但时过境迁,过往的不快都被时间冲淡,成年人的世界和解方为处世之道,哪怕童年少年时期的怨恨,也终将幻化为记忆的斑斓。于是,我们带上年货礼物,在淡淡的清愁与期待中返乡。
从乡村小镇走出来的人,几乎有着相同的时代记忆,如彼得·卡门青特那般,曾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在城市中寻找安身之所,心安之处仍是故乡的草甸、斜坡和长满青草、鲜花、蕨类的岩石。乡愁从来没有消失,消失的,只是我们的那份心境。
据家谱记载,我的村庄诞生在明朝末年。那时,一个姓曾的书生为了逃避张献忠的屠刀,逃难到这里。他赶着一匹呼吸急促的老骡子,载着两捆经书走了三天三夜,来到这块富庶的无主之地开荒播种。在中国人的伦理文化中,家谱的分量举足轻重,因为它包含了一个族群关于根的“备份”,无根的族群,生存合法性将大打折扣。
那时,全村的孩子都喜欢聚拢在我家,听父亲讲家谱上曾参“日三省吾身”、曾国藩以“吾家累世以来,孝弟勤俭”的故事。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村落,有着“自然血亲”的联系,村里人的矛盾都属于家族矛盾。小吵小闹,最后都被劝架人“一家人别说外家话”化解。
曾家的故事似乎没有对这群孩子产生太多正面影响。经常跟着我们一起疯的小皇,春节时经常蹲在村口的公共厕所,往粪坑里面扔鞭炮,随后,被厕所里面骂骂咧咧出来的村民追着满山跑。
这次春节,小皇带着儿女回家,买了一大堆鞭炮,但给他儿女定的第一条规矩就是:鞭炮只能到山上去放,不能在村里放影响到别人;每天8点前和晚上8点后不能放。
邻居老文是一个闷骚型的农民,曾经,他像看透了这片土地上所有事物奥秘似的对他人他事不屑一顾,有时却像出笼的猛兽疯狂撒野。小时候,我记得有一次他几拳将两个催收上交款的村干部打进了医院。
如今,他变了,两鬓斑白,见人一脸和蔼。前年,村里规范了垃圾清运,每家每户的垃圾必须统一送到一里外的地方处理。老文每天按时把自家垃圾运到指定地点。他说,儿子在江苏,去那里看到人家垃圾都分类了,这叫环保。
大年初一,村支书来了。戴着口罩,挨家挨户讲解新型冠状病毒特征和预防事宜,还要让每家每户签字确认,保证已知悉情况并遵守通知规则。整个春节期间,有村口春熙路之称的茶馆没有开,老板老孙说,要响应号召,不能给国家添乱。人们议论着疫情,得出了要自律、不听信谣言的结论,这个年过得清净。
年轻人都回来了,老一辈的恩怨情仇早已烟消云散,面对公共事件,岁月的小波折,不堪再提,人们有了同理心。城乡生活在无形地交集,不仅仅是村里用上了水、电、气和WIFI,小汽车可以直接开到家门口,更是公共生活这种往昔缺失的事物,随着社会发展和两代人的代际磨合,正慢慢在村庄彰显。或许,乡村并未衰落,而在以更好的方式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