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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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斯特劳斯关于亲属制度的研究有两大贡献，一个是早年的《亲属制度的基本结构》，一个是他在晚年从事的家产亲属制（maison）研究。后者从同源不区分系别继嗣（cognatic）社会入手，将政治—经济利益和财产作为亲属制度研究的核心，视家屋为聚合各种矛盾性要素的合众体，考察它最初出现的各种形式以及跨区域结构性关系。他的研究由此离开基本结构，从无文字社会迈向有文字社会，开启了结构人类学的历史研究。英语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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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6至19世纪欧洲塑造的‘中国’形象研究”（17BSS015）； 教育部重点基地重大项目“新时期汉藏交流现状及特点研究（改革开放至今）”（17JJD850001）； 四川大学学派培育项目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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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斯特劳斯关于亲属制度的研究有两大贡献，一个是早年的《亲属制度的基本结构》，一个是他在晚年从事的家产亲属制（maison）研究。后者从同源不区分系别继嗣（cognatic）社会入手，将政治—经济利益和财产作为亲属制度研究的核心，视家屋为聚合各种矛盾性要素的合众体，考察它最初出现的各种形式以及跨区域结构性关系。他的研究由此离开基本结构，从无文字社会迈向有文字社会，开启了结构人类学的历史研究。英语学界基于翻译想象，提出“家屋社会”概念，基本上终结了maison的理论贡献。本文旨在梳理相关的学术史，并在列维—斯特劳斯的原意基础上提出重新理解maison这一概念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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