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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前，朱雪芹只是一个来自贫困乡村的打工妹，经过十多年的奋斗，她不但成为新“上海人”，还成为首批三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之一，并以全国劳模的身份受邀国庆60周年观礼。从普通的打工妹到家喻户晓的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从流水线上的工人到合资企业的管理者，她有着怎样的奋斗故事？履职全国人大代表5年间，她有着怎样的经历？近日，笔者采访了在北京参加“两会”的朱雪芹……
家贫辍学勇闯上海滩，偷师学艺一路超越
记者（以下简称记）：当年去上海打工时，据说你初中还没毕业，是这样的吗？
朱雪芹（以下简称朱）：我老家在苏北睢宁，那里很穷。读初中时，父母想让我二姐辍学回家，因为家里实在供不起我们兄妹四人读书。二姐很不情愿，我就主动辍学了。父母想让我在家帮他们干些农活，我不想一辈子就这样下去，便不顾父母的阻拦来到了上海。退学后我在老家学过剪裁，凭着这项技能，我应聘到上海一家中日合资的服装厂上班。城市的生活节奏跟农村完全不一样，第一次进车间，我就很有压力和紧迫感。我心里清楚，自己初中没毕业，要想在合资企业出人头地，在大上海让人看得起，一定要有文化知识。在服装厂里稳定下来后，我开始报名读业余高中。
记：你上班那么累，学习能坚持下去吗？
朱：如果没有足够的毅力确实很难。当时宿舍一共八个人，为了不影响大家休息，我买来台灯躲在被窝里看书。看着工友们睡得很香，我也犹豫过。白天工作实在太累了，我也想好好睡一觉，可一想到放弃就会回到原点，像父母一样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我就咬牙坚持着。生活上，我过得也很苦，当时一个月只有300多元工资，这些钱要寄回家一部分，还要留些钱买书。这样，我用到生活上的费用只有50元，根本不够。厂里每天只管一顿午饭，另外两餐需要自己掏钱，我舍不得花钱去买，就用保温瓶焖挂面或白粥来将就。到现在，我还能回忆起那种味道，因为面和米在保温瓶里根本不可能焖得熟，里面还夹生呢！
记：你进厂后做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朱：第一份工作是装西裤的裤腰。第一天我装了50条裤腰，带我的师傅却装了550条。我心里很不服气，师傅也就比我高一点，胖一点，为什么差距这么大？那时，我就立下了人生的第一个奋斗目标：一定要超过师傅。早上8点30分厂里才开始上班，7点30分我就到车间去练习。中午吃过饭，工友们都去休息了，我一放下碗筷就奔到车间苦练。晚上下班，其他人都去逛街或者看电视去了，我却一刻不闲着，为第二天的工作做准备。我知道自己不够聪明，只能笨鸟先飞，利用一切时间去学习。工作时，我还准备了一个小本子，每天都会记录自己完成的工作量。看到有上升进步的趋势，我就很欣慰。苦练了半年，我工作的速度超过了师傅，一天能装800条裤腰。师傅和同事都对我刮目相看。
记：你能超过师傅，很有成就感吧？
朱：的确很开心。但这种情绪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随之而来的是一种空虚。超过了师傅，一下子讓我没有了奋斗的方向。有一天，我做完手头的活儿，突然意识到，做好一条西裤需要近百道工序，自己为什么不能掌握所有的工艺环节呢？虽然这样想，但没人愿意把自己工艺环节上的绝活儿告诉我。我只能偷偷地看，牢牢记在心里，等大家都休息时，再悄悄地操作。很多工序看起来简单，可操作起来却不那么容易，一针一线都暗藏玄机。一次，我偷偷练习钉西裤纽扣，机器针稍微偏了一点，没有钉到纽扣，直接扎到了我的中指上，钻心的疼痛让我大叫起来。领班闻讯跑过来，用老虎钳帮我把针拔了出来。那天晚上，我疼得一夜未睡，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哭了好久。
记：你打过退堂鼓吗？
朱：没有。我知道，做什么事情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偷师学艺哪能那么顺利？20多天后，我手指上的伤刚好，就又开始偷师学艺。做这些的时候，我有时也会感到害怕，生怕主管知道了会骂我。但到了车间，一听到机器声，一切恐惧就都抛到了脑后。后来，主管知道了我的事情，不但没批评我，还被我好学的精神所打动，给了我大量的学习机会。凭着不顾一切的劲头，我掌握了很多道生产工序，成了车间里的技术骨干，并且连续两年被评为优秀员工。1998年，又一个惊喜降临到我的头上：公司选派三名优秀员工赴日本总公司培训，培训期三年。由于我的良好表现，幸运地被公司选中了。我从小连睢宁县城都很少去，现在竟然要坐着飞机出国了，心里很激动。我觉得这是老天对我勤奋刻苦的回报。我暗下决心：到了日本决不能给中国人丢脸！
为学日语拜师小学生，婉拒高薪诱惑回国效力
记：你跨出了国门，家人肯定为你感到高兴吧？
朱：恰恰相反。我父母得知我要出国培训三年，都极力反对。尤其是我母亲，她不是舍不得我出国，而是担心我一去就是三年，回国后都24岁了，在农村这个年龄都成“剩女”了，她担心我以后嫁不出去。她在电话里对我说：“三年后回来你都成老姑娘了，你嫁给谁？谁还会要你？还是先把婚事解决了吧！”我在上海已经生活了四年，婚嫁观念早已改变，我只想抓住机会改变自己的人生。我对母亲说：“你还是让我去吧，就是将来我嫁不出去，也不会抱怨你。如果你们不让我去，我会恨你们一辈子，将来我过得不好会更恨你们。”父母看我的决心这么大，只好同意了。
记：在日本培训期间，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朱：最难的还是语言关。我没有任何日语基础，日方也不可能专门给我们配翻译，我们只是在广岛紧急培训了20天，就被送到了企业管理培训中心。由于语言不通，交流起来就比较困难。起初，我们的交流主要靠手势，较长的语句就无法沟通，培训的效果大打折扣。我心里非常着急，每天钢笔、本子、词典不离手。靠这种笨办法，词汇倒是积累不少，只是无法说出来。我没有钱上专业的日语培训班，更请不起辅导老师。怎样才能提高日语口语水平呢？当时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记： 想出好办法了吗？
朱：我看到公司旁边有一所小学，就有了和日本小学生交流提高日语口语水平的想法。但日本的小学管理十分严格，门卫根本不让我进门。我决定用真诚来打动他们。每天上班路过那所小学，我都向门卫报以真诚的微笑。时间一长，门卫对我有了好感，我趁势向他表达了我的学习诚意。后来，门卫向学校领导请示了一下，学校答应了我的请求，并推荐了三名小学生来辅导我学日语，每星期我们见三次面。见面时，我把几天内学说的日语用磁带录下来，放给他们听，请他们纠正我的发音。这些孩子都很认真，对我也很友好，我用口语向他们讲述中国小朋友的情况，他们都非常感兴趣。有了这几个小老师的耐心指导，我的日语进步很快，和日方技术人员沟通起来也顺畅多了，给我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很大便利。
记：三年培训期满后，日方对你还满意吧？
朱：研修课程结束时，我的日语水平让专业翻译都啧啧称赞，我还获得了日方颁发的管理奖、优秀研修生奖。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公司董事长亲自约见了我。董事长是个和蔼的老人，虽然管理着上万人的公司，却没有一点架子。他和我聊了几句题外话，然后提出了一个请求。他说：“我很欣赏你的能力，如果你能留下来，每月我给你20万日元的薪酬。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再给你介绍个日本帅男友。”他的话出乎我的意料。当时20万日元相当于1.6万元人民币，而我离开国内时月工资仅800元，要说不动心肯定是假的。我对董事长说：“谢谢您的好意，请给我两天时间考虑一下吧！”那短短的两天，我真的很犹豫。到了第三天，我想清楚了，便去找董事长，委婉地拒绝了他要我留下的请求。董事长以为我嫌工资低，说只要我留下来，工资可以再增加。我说：“董事长，您误会了，您给我的条件很优越也很诱人，但我认为我还是比较适合在中国发展。”董事长叹着气摇了摇头，说：“朱，你真的很优秀，我祝福你！”
记：回国后，你在日本学到的东西派上用场了吧？
朱：回到上海后，还是那个厂房，还是那条流水线，一切都那么熟悉、亲切，只是那些日复一日机械化重复的工序让人觉得有些迟缓、异样。当时，我已经被提拔为副班长，我主动向经理提出我想改革工序，如果失败了，我还回去当工人。经理被我的决心和自信打动了，爽快地给我一条流水线搞试点。我清楚自己肩上的担子，一旦改革失败，会有很多人看我的笑话。我没日没夜地琢磨改革方案，很多老员工说我逞能，去日本转一圈就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了。有一位大姐总跟我较劲，每次我提出新要求，她都要反对。为了征服她，我提出“比武”，她用她的方法做，我用我的方法做。结果，在相同的时间内，我做了两条裤子，而那位大姐只完成了一条。她对我心服口服。我带着员工们一点一点尝试，一点一点改进，细化了30多道工序。公司按照我所摸索出的办法推出了做一条裤子用时2800秒的新标准，比以前的办法节约了13分钟。半年后，我所带的整条流水线利润提高了30%，员工平均工资也提高了30%。此后，我在技改这条路上脚步更加坚定，还将一项国家专利技术运用到西裤的生产中，获得了上海市服装科技进步奖。
履职5年倾力帮助农民工，家庭、事业难兼顾遇“甜蜜烦恼”
记：你从一个打工妹成长为公司的骨干、中层干部，还当选首批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对此，你的感悟是什么？
朱：我最大的感悟就是知识改变命运，学习成就未来。人生短短数十载，有人听任命运的安排，安安稳稳、平平淡淡过一生。有人积极奋争，用双手改变命运。我属于后者。来到上海后，我学完了高中课程，2010年9月完成了工商管理专科的课程，现在正在攻读工商管理本科学位。我觉得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才能更好地适应这个社会。我从不否认自己是农民工中幸运的一员，我到了一个很好的单位，一个很好的城市，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机遇。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后，我的愿望也在不断变化，更多地想为农民工这个群体做一些事情。
记：据说你还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专门接待农民工？
朱：是的。2009年，我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工作室，在沪西工人文化宫有专门的办公室，有两个志愿者和我一起接待求助的农民工。每周我都要抽出半天时间接待来访，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和心理咨询。两年多来，工作室成了农民工温暖的家，遇到欠薪、单位不给签合同、遭遇黑中介、子女教育有难处等问题，大家都愿意来找我。接到农民工的求助后，我总是竭尽全力找媒体、找各地工会帮助解决，有时还动用自己的关系。但我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因为我这个工作室不是执法部门，企业不买账，法院判了执行难，遇到这些棘手的事情，我时常会感觉力不从心。尤其是每年开两会前，前来求助的农民工特别多，我压力很大，晚上老失眠，吃安眠药都没有用。这时，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挑一些典型的案例带到两会上进行讨论。农民工社会保险、子女教育等问题，在两会上都得到了重视，并逐步在解决。今年，我又把农民工的情感问题以及农村老人养老问题带到了两会上。
记：履职五年间，你帮助的人很多，能说件具体的事情吗？
朱：有一次，一个农民工拖着病体来到我的工作室向我求助。他把自己遭遇欠薪的事情告诉我。我了解到，他有两个孩子，母亲病重，他急着回家，可连一分钱工资都没要来。他自我保护能力比较差，没有保存证据。我只能通过他提供的一个电话号码，利用我人大代表的身份，并通過总工会这个平台，最后帮他要回了4900元工资。4900元钱对于一个老板或者一个企业不算什么，但是对于一个困境中的农民工，就是雪中送炭。通过这件事，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每次帮农民工解决了难题，我总感觉特别幸福。尤其是工作室成立后，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华东政法大学的志愿者们，每逢周三、周六，都会来工作室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上海的律师志愿团，承诺为农民工免费咨询、打官司。复旦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们，周六自愿为农民工子女补课。现在为农民工撑腰说话的不再是我一个人。我真的希望全社会都能重视、关心农民工，更好地解决农民工被侵权的问题。
记：看你的状态就知道你的家庭生活很幸福，能谈谈你的家庭吗？
朱：我29岁才结婚，老公是上海人，他对我很体贴。我工作忙，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由他来打理，婆婆也帮了我不少忙，他们一句怨言都没有，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能找到这么好的一个老公，还有一个能理解我的婆婆，我觉得自己很幸福。女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家庭、事业双丰收。
〔编辑：刘波〕
家贫辍学勇闯上海滩，偷师学艺一路超越
记者（以下简称记）：当年去上海打工时，据说你初中还没毕业，是这样的吗？
朱雪芹（以下简称朱）：我老家在苏北睢宁，那里很穷。读初中时，父母想让我二姐辍学回家，因为家里实在供不起我们兄妹四人读书。二姐很不情愿，我就主动辍学了。父母想让我在家帮他们干些农活，我不想一辈子就这样下去，便不顾父母的阻拦来到了上海。退学后我在老家学过剪裁，凭着这项技能，我应聘到上海一家中日合资的服装厂上班。城市的生活节奏跟农村完全不一样，第一次进车间，我就很有压力和紧迫感。我心里清楚，自己初中没毕业，要想在合资企业出人头地，在大上海让人看得起，一定要有文化知识。在服装厂里稳定下来后，我开始报名读业余高中。
记：你上班那么累，学习能坚持下去吗？
朱：如果没有足够的毅力确实很难。当时宿舍一共八个人，为了不影响大家休息，我买来台灯躲在被窝里看书。看着工友们睡得很香，我也犹豫过。白天工作实在太累了，我也想好好睡一觉，可一想到放弃就会回到原点，像父母一样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我就咬牙坚持着。生活上，我过得也很苦，当时一个月只有300多元工资，这些钱要寄回家一部分，还要留些钱买书。这样，我用到生活上的费用只有50元，根本不够。厂里每天只管一顿午饭，另外两餐需要自己掏钱，我舍不得花钱去买，就用保温瓶焖挂面或白粥来将就。到现在，我还能回忆起那种味道，因为面和米在保温瓶里根本不可能焖得熟，里面还夹生呢！
记：你进厂后做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朱：第一份工作是装西裤的裤腰。第一天我装了50条裤腰，带我的师傅却装了550条。我心里很不服气，师傅也就比我高一点，胖一点，为什么差距这么大？那时，我就立下了人生的第一个奋斗目标：一定要超过师傅。早上8点30分厂里才开始上班，7点30分我就到车间去练习。中午吃过饭，工友们都去休息了，我一放下碗筷就奔到车间苦练。晚上下班，其他人都去逛街或者看电视去了，我却一刻不闲着，为第二天的工作做准备。我知道自己不够聪明，只能笨鸟先飞，利用一切时间去学习。工作时，我还准备了一个小本子，每天都会记录自己完成的工作量。看到有上升进步的趋势，我就很欣慰。苦练了半年，我工作的速度超过了师傅，一天能装800条裤腰。师傅和同事都对我刮目相看。
记：你能超过师傅，很有成就感吧？
朱：的确很开心。但这种情绪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随之而来的是一种空虚。超过了师傅，一下子讓我没有了奋斗的方向。有一天，我做完手头的活儿，突然意识到，做好一条西裤需要近百道工序，自己为什么不能掌握所有的工艺环节呢？虽然这样想，但没人愿意把自己工艺环节上的绝活儿告诉我。我只能偷偷地看，牢牢记在心里，等大家都休息时，再悄悄地操作。很多工序看起来简单，可操作起来却不那么容易，一针一线都暗藏玄机。一次，我偷偷练习钉西裤纽扣，机器针稍微偏了一点，没有钉到纽扣，直接扎到了我的中指上，钻心的疼痛让我大叫起来。领班闻讯跑过来，用老虎钳帮我把针拔了出来。那天晚上，我疼得一夜未睡，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哭了好久。
记：你打过退堂鼓吗？
朱：没有。我知道，做什么事情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偷师学艺哪能那么顺利？20多天后，我手指上的伤刚好，就又开始偷师学艺。做这些的时候，我有时也会感到害怕，生怕主管知道了会骂我。但到了车间，一听到机器声，一切恐惧就都抛到了脑后。后来，主管知道了我的事情，不但没批评我，还被我好学的精神所打动，给了我大量的学习机会。凭着不顾一切的劲头，我掌握了很多道生产工序，成了车间里的技术骨干，并且连续两年被评为优秀员工。1998年，又一个惊喜降临到我的头上：公司选派三名优秀员工赴日本总公司培训，培训期三年。由于我的良好表现，幸运地被公司选中了。我从小连睢宁县城都很少去，现在竟然要坐着飞机出国了，心里很激动。我觉得这是老天对我勤奋刻苦的回报。我暗下决心：到了日本决不能给中国人丢脸！
为学日语拜师小学生，婉拒高薪诱惑回国效力
记：你跨出了国门，家人肯定为你感到高兴吧？
朱：恰恰相反。我父母得知我要出国培训三年，都极力反对。尤其是我母亲，她不是舍不得我出国，而是担心我一去就是三年，回国后都24岁了，在农村这个年龄都成“剩女”了，她担心我以后嫁不出去。她在电话里对我说：“三年后回来你都成老姑娘了，你嫁给谁？谁还会要你？还是先把婚事解决了吧！”我在上海已经生活了四年，婚嫁观念早已改变，我只想抓住机会改变自己的人生。我对母亲说：“你还是让我去吧，就是将来我嫁不出去，也不会抱怨你。如果你们不让我去，我会恨你们一辈子，将来我过得不好会更恨你们。”父母看我的决心这么大，只好同意了。
记：在日本培训期间，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朱：最难的还是语言关。我没有任何日语基础，日方也不可能专门给我们配翻译，我们只是在广岛紧急培训了20天，就被送到了企业管理培训中心。由于语言不通，交流起来就比较困难。起初，我们的交流主要靠手势，较长的语句就无法沟通，培训的效果大打折扣。我心里非常着急，每天钢笔、本子、词典不离手。靠这种笨办法，词汇倒是积累不少，只是无法说出来。我没有钱上专业的日语培训班，更请不起辅导老师。怎样才能提高日语口语水平呢？当时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记： 想出好办法了吗？
朱：我看到公司旁边有一所小学，就有了和日本小学生交流提高日语口语水平的想法。但日本的小学管理十分严格，门卫根本不让我进门。我决定用真诚来打动他们。每天上班路过那所小学，我都向门卫报以真诚的微笑。时间一长，门卫对我有了好感，我趁势向他表达了我的学习诚意。后来，门卫向学校领导请示了一下，学校答应了我的请求，并推荐了三名小学生来辅导我学日语，每星期我们见三次面。见面时，我把几天内学说的日语用磁带录下来，放给他们听，请他们纠正我的发音。这些孩子都很认真，对我也很友好，我用口语向他们讲述中国小朋友的情况，他们都非常感兴趣。有了这几个小老师的耐心指导，我的日语进步很快，和日方技术人员沟通起来也顺畅多了，给我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很大便利。
记：三年培训期满后，日方对你还满意吧？
朱：研修课程结束时，我的日语水平让专业翻译都啧啧称赞，我还获得了日方颁发的管理奖、优秀研修生奖。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公司董事长亲自约见了我。董事长是个和蔼的老人，虽然管理着上万人的公司，却没有一点架子。他和我聊了几句题外话，然后提出了一个请求。他说：“我很欣赏你的能力，如果你能留下来，每月我给你20万日元的薪酬。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再给你介绍个日本帅男友。”他的话出乎我的意料。当时20万日元相当于1.6万元人民币，而我离开国内时月工资仅800元，要说不动心肯定是假的。我对董事长说：“谢谢您的好意，请给我两天时间考虑一下吧！”那短短的两天，我真的很犹豫。到了第三天，我想清楚了，便去找董事长，委婉地拒绝了他要我留下的请求。董事长以为我嫌工资低，说只要我留下来，工资可以再增加。我说：“董事长，您误会了，您给我的条件很优越也很诱人，但我认为我还是比较适合在中国发展。”董事长叹着气摇了摇头，说：“朱，你真的很优秀，我祝福你！”
记：回国后，你在日本学到的东西派上用场了吧？
朱：回到上海后，还是那个厂房，还是那条流水线，一切都那么熟悉、亲切，只是那些日复一日机械化重复的工序让人觉得有些迟缓、异样。当时，我已经被提拔为副班长，我主动向经理提出我想改革工序，如果失败了，我还回去当工人。经理被我的决心和自信打动了，爽快地给我一条流水线搞试点。我清楚自己肩上的担子，一旦改革失败，会有很多人看我的笑话。我没日没夜地琢磨改革方案，很多老员工说我逞能，去日本转一圈就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了。有一位大姐总跟我较劲，每次我提出新要求，她都要反对。为了征服她，我提出“比武”，她用她的方法做，我用我的方法做。结果，在相同的时间内，我做了两条裤子，而那位大姐只完成了一条。她对我心服口服。我带着员工们一点一点尝试，一点一点改进，细化了30多道工序。公司按照我所摸索出的办法推出了做一条裤子用时2800秒的新标准，比以前的办法节约了13分钟。半年后，我所带的整条流水线利润提高了30%，员工平均工资也提高了30%。此后，我在技改这条路上脚步更加坚定，还将一项国家专利技术运用到西裤的生产中，获得了上海市服装科技进步奖。
履职5年倾力帮助农民工，家庭、事业难兼顾遇“甜蜜烦恼”
记：你从一个打工妹成长为公司的骨干、中层干部，还当选首批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对此，你的感悟是什么？
朱：我最大的感悟就是知识改变命运，学习成就未来。人生短短数十载，有人听任命运的安排，安安稳稳、平平淡淡过一生。有人积极奋争，用双手改变命运。我属于后者。来到上海后，我学完了高中课程，2010年9月完成了工商管理专科的课程，现在正在攻读工商管理本科学位。我觉得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才能更好地适应这个社会。我从不否认自己是农民工中幸运的一员，我到了一个很好的单位，一个很好的城市，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机遇。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后，我的愿望也在不断变化，更多地想为农民工这个群体做一些事情。
记：据说你还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专门接待农民工？
朱：是的。2009年，我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工作室，在沪西工人文化宫有专门的办公室，有两个志愿者和我一起接待求助的农民工。每周我都要抽出半天时间接待来访，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和心理咨询。两年多来，工作室成了农民工温暖的家，遇到欠薪、单位不给签合同、遭遇黑中介、子女教育有难处等问题，大家都愿意来找我。接到农民工的求助后，我总是竭尽全力找媒体、找各地工会帮助解决，有时还动用自己的关系。但我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因为我这个工作室不是执法部门，企业不买账，法院判了执行难，遇到这些棘手的事情，我时常会感觉力不从心。尤其是每年开两会前，前来求助的农民工特别多，我压力很大，晚上老失眠，吃安眠药都没有用。这时，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挑一些典型的案例带到两会上进行讨论。农民工社会保险、子女教育等问题，在两会上都得到了重视，并逐步在解决。今年，我又把农民工的情感问题以及农村老人养老问题带到了两会上。
记：履职五年间，你帮助的人很多，能说件具体的事情吗？
朱：有一次，一个农民工拖着病体来到我的工作室向我求助。他把自己遭遇欠薪的事情告诉我。我了解到，他有两个孩子，母亲病重，他急着回家，可连一分钱工资都没要来。他自我保护能力比较差，没有保存证据。我只能通过他提供的一个电话号码，利用我人大代表的身份，并通過总工会这个平台，最后帮他要回了4900元工资。4900元钱对于一个老板或者一个企业不算什么，但是对于一个困境中的农民工，就是雪中送炭。通过这件事，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每次帮农民工解决了难题，我总感觉特别幸福。尤其是工作室成立后，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华东政法大学的志愿者们，每逢周三、周六，都会来工作室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上海的律师志愿团，承诺为农民工免费咨询、打官司。复旦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们，周六自愿为农民工子女补课。现在为农民工撑腰说话的不再是我一个人。我真的希望全社会都能重视、关心农民工，更好地解决农民工被侵权的问题。
记：看你的状态就知道你的家庭生活很幸福，能谈谈你的家庭吗？
朱：我29岁才结婚，老公是上海人，他对我很体贴。我工作忙，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由他来打理，婆婆也帮了我不少忙，他们一句怨言都没有，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能找到这么好的一个老公，还有一个能理解我的婆婆，我觉得自己很幸福。女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家庭、事业双丰收。
〔编辑：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