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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第一次从广州来到外地读书的地方，我被住处周边环境吓到了：后面是山，窗外是农田，太阳下山后窗外漆黑一片，对于习惯了在珠三角地区晚上华灯璀璨的人来说，漆黑一片的夜晚是很恐怖的，夜空下农田和山林那一团团的黑色，就好像里面有不知道什么东西在蠕动。这是一个珠三角地区以外的一个广东城市，经济发展程度远比珠三角城市低，作为一个大城市人刚刚到这里生活，心理落差是非常巨大的。当然，我那个时候也没能了解到，这段日子在我身上留下了生活在都市群里和大自然环境给我带来的二元冲击，城市与郊野生活之间的关系思考会在我脑海里留下这么大的问号。
“如果一个人不跟同伴起舞，那是因为他听到了远处的其他鼓点。”美国自然主义作家亨利·大卫·梭罗曾经这样说过。回到珠三角地区，我突然又感觉这里拥挤的生活空间和到处都是人头涌涌的城市风貌难以忍受。习惯了在田间漫步，冥想和观赏云彩之后，回到城市却发现再次与大自然连线显得困难起来。身处于全世界最大规模的超级都市圈，我们是否已经失去了祖祖辈輩与自然之间的纽带？
我不知不觉过了几年梭罗式的生活
整整两百年前，亨利·大卫·梭罗出生于马塞诸瑟州小镇康考德，一生多数时间流连于北美洲众多森林和湖泊之间，其著作《瓦尔登湖》成为他在世界文学史上最受人关注的作品。《瓦尔登湖》一书记录下了他在瓦尔登湖边一个小木屋里试图依靠最基本的生活成本过上独立自主的生活，以及他在大自然环境中彻底进入另外一种哲学境界的心理轨迹。梭罗生前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到了45岁的时候就因为肺结核病逝。反而到了20世纪中期，环保运动在西方日益兴起，《瓦尔登湖》被重新推举为一本环保主义者的“精神读物”，梭罗以及他的好朋友、哲学家艾默生一同成为了这些环保主义者的先锋人物。在美国，以他在瓦尔登湖旁边小木屋生活为典范的原生态生活方式爱好者们纷纷选择举家搬到野外生存，以仅仅够维持生命的物质回归田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躲在车库里以自家手工制作DIY为荣的家庭不少也把梭罗视作精神榜样。
如果说在19世纪上半页，梭罗和他同时代的美国人所面对的问题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在北美洲的扩展对当地生态和社会发展的冲击；那么到了21世纪，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人口膨胀、全球气温变暖和城市化对生态环境的严峻冲击。
毕业后我重新回到了自己出生长大的广州，却发现自己看待这个处于珠三角中心的城市有了另一番感悟。回到广州的第一个早晨起床往窗外望去，满眼都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但总感觉缺少了什么。
这让我想起了自己在离开珠三角的那段岁月里是如何适应了跟大自然相处：基于好奇心，刚到这个地方的我没有理会学校和老师对周边治安环境的警告，几乎每个星期都抽半天的时间独自去一些自己认为是神秘的地方“探险”。几乎过了一年之后，我把周边大约三公里左右的范围都摸清楚了，每天下午在农田和山道之间跑步也就成为了常态。在最初的阶段，“探险”更加基于一种自我满足的“征服”心态，比如往西或者往南“征服了”多少公里。越到了后期，我自己才放慢“探索”的步伐，渐渐细心体会学校周边方圆三四公里范围内的自然景象。
这里有小山岗，有灌木丛，有广袤的甘蔗田，还有形似雕塑的水塔。我最享受的一段路程要数一段慢慢往下滑的斜坡了，这个坡段起码有一公里长，远眺大地，仿佛看不到边际，绿油油的一片田野，只看到很远处有一些凸起来的丘陵。看着最远处的地平线，我会自然而然地幻想翻过一处处小山丘有些什么风貌；看着最远处的小房子，我会去联想到底里面发生过什么故事，生活在里面的人过得好不好？在这条几乎一公里的下坡路上几乎碰不到两三个人，似乎只有我跟天地连接，那种梭罗与自然心灵相交的“超验主义”体验终于慢慢培养出来了。
湖面不知名的水鸟从我的瞳孔里飞过
在这片方圆五六公里的山山水水里，我碰到了比我大三年的师兄李锐宏。那个时候我闯进了一个死火山形成的火山湖边，湖水平静如镜，却看到一个男人穿着裤衩躺在岸边，身体泡在水里，头靠着石头，露出鼻子在水面上呼吸。
在那个年代，这个火山湖周边并没有修建起难看丑陋的水泥堤岸，人与水之间的接触非常自然密切。只见不断有蝉蛹一般的火山岩被水冲上岸，拍打发出咚咚咚的响声。李锐宏是一个非常崇尚自然的潮汕年轻人，在那个自然风貌没被旅游业彻底改造变得庸俗化的年代，他几乎每天都拿着一本书，骑着车来到这个湖边，要么看书，要么踩车。“湖面不知名的水鸟从我的瞳孔里飞过，偶尔有着鱼虾捎着背脊，就这么懒洋洋地躺着……”这是他当年躺在水边记录下的心境随笔。可以想象在那个时空，人与自然界的动物距离可以这么近，读大学不仅是在念专业课，更加包含了在大自然里锻炼身心，与自然交融一体的宝贵经历。“你如果留在广州读书，也许就错过这种体验了，”我身边的一位老师曾经这样提醒过我。
有时候走在这条海阔天空的大路上，在江海湖泊之间，看到眼前的一草一木，我仿佛明白为何伟大的作曲家几乎都把大自然的意象带进自己的音乐世界：马勒《第一交响曲》第一乐章和贝多芬《第六田园交响曲》第二乐章的鸟鸣，西贝柳斯音乐世界里面的汹涌波浪和奇怪岩石，还有格里格《钢琴协奏曲》里面那种海天一色的情感抒发……这些音乐片段在我漫步于大自然的时候经常从脑海深处浮起来，也只有看着蓝天中不断变幻的白云，再联想起格里格《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那段钢琴与木管的对答，才能感受到这些乐句音符之间的隽永意境。
寻找那种辽阔和一望无际的风貌
回到城市后，我在音乐厅听过不少世界著名乐团的演出，相比起在一个边远郊区的宿舍里听电脑音箱，现场的演绎固然生动震撼，然而却始终没有那种跟大自然直接对话产生的奇妙感觉。从习惯了自然环境的生活中回到城市，除了拥挤之外总感觉设施和建筑太多了一点。即使是在珠三角地区的郊野公园，也太多主题性，好像仿佛纯粹自然的景观都不足够引起人们的兴趣，非得要在这里加一个卡通动物，那里修一个红色扎眼的广告牌，才觉得自己有一种干涉自然的能力。 回来这么多年，我会花好几个小时坐车去到佛山的郊区，试图寻回那种在野外无拘无束的感觉，却始终找不到那种辽阔和一望无际的风貌，每到一处总是有高楼大厦煞了风景，天际线老是被一些二十多层高的楼房遮挡掉。在其他城市也难以避开人群，人群纷扰带来的噪音和戒备心基本上没可能让人产生与天地独处的精神状态。
在经过如此长达几年的兜兜转转之后，我才明白原来能够在郊野环境中生活几年，并且与之产生关系，是一种一般城市人没有的体验。能够把我的这段平凡但是又算作独特的经历用一种理论镶嵌起来的，也许只有梭罗和他的自然主义文学了。
从树的身上我仿佛感受到一种生命的律动
在珠三角打拼了几年之后，李锐宏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潮州生活。在那里他依然致力于保护当地的大自然环境，成为了“潮州自然教室”的一个义务老师，经常为小朋友讲解植物知识。这种对一草一木的珍爱，也可以说是梭罗生活方式的一种体现吧。
之所以在大都市生活到处都看到让我自己觉得“辣眼睛”的事物，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整个地貌的功能性都被设计得过于明显，会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戒备心增强，相互没有利用目的的话基本上人际互动是非常少的。功利性和目标指向性过强的思维导致了生活自主性越加丧失，跟梭罗所倡导的“简朴地生活”或者“在自然野性中活出更高的层次”相悖。在城市的郊区躲避城市化铺开的进程中，我试图重拾那種“探险”的好奇心，骑着单车到处看，寻找能够与自己对话的人，却经常被高度警惕的门卫或者路人驱赶。
经过好几年的迂回摸索之后，我终于在广州和佛山的交界找到了一片能够自由骑车和交流的地方。还记得两年前，在平缓的鱼塘和草丛中间，夕阳映照在西部的大地，我来到两个鱼塘之间的小路，试图穿越一片杂草走到对面的堤坝上。一个男人从鱼塘边的茅舍里走了出来。当时我想这肯定又是来驱赶我的当地农民了吧。可是他看到我却停下来说：“是来这里散步的吧？”气氛顿时一下子放松了下来。原来，这位大叔从熟人手中承包下了两个鱼塘，并非是为了养鱼谋生或者拿去吃，而是纯粹在自娱自乐。我环视四周，看到这里有鱼塘也有鸡棚，而后面的山岗上则有一片公墓。也许正是这个被认为是“风水太差”原因，这里免于开发商的利用，一片空地反而免除任何功利性的运用。夕阳西照之下，一棵树屹立在平地上，也许很多人会认为这片土地“风水不利”，然而从树的身上我仿佛感受到一种生命的律动，仿佛在广州和佛山两座城市之间，这样一棵象征生命的树在诉说着这里质朴未曾变化的生活。“我们都不是为了某个目的来到这里养鱼的，纯粹就是为了养鱼而已，”大叔最后这样跟我说。
穿过一片鱼塘，我来到了江边的堤坝上，两边的灌木阻隔了附近一些工厂的纷繁吵闹，只有两三个还在收割农作物的村民把货物放上卡车。这片被当地居民称作“草场”的地方，实在是跟眼前的风貌很贴切。我回忆起之前在外地读书的时候那条长长的下坡路，这里自然没办法跟那条路比较，却也接近那种天地之间只有自我的感受。在广州我有时候路过一些站名，比如说“桂花岗”、“花果山”、“流花桥”，我自然地联想到也许在历史的某个片段，这些地方就好像它们身上的名字那样，充满小桥流水亭台楼角。
在这个广州西北角偏安一隅的小岛上，简简单单的“草场”两个字，让人感到一种朴实。在这里发现的别有洞天，让我更加坚信，在珠三角地区，还会找到有意思的地方。一位少年看到我一个人走在堤坝上，主动提出可以把我搭载到市区。成为梭罗的自然主义信徒，并非是隐居避世，相反我认为在大自然的环境中我们更加应该建立真挚而相互信赖的关系。就好像梭罗即使是居住在瓦尔登湖旁边的时候，也经常邀请一些朋友到树林边野餐，在草地上发表自己的哲学见解。在这片几乎被大都市圈包围的小小园地里，我仿佛找回了那种能够与自然沟通和呼吸的地方，直到现在，我还不时来这里散步，见证着这里一草一木的休养生息。
“如果一个人不跟同伴起舞，那是因为他听到了远处的其他鼓点。”美国自然主义作家亨利·大卫·梭罗曾经这样说过。回到珠三角地区，我突然又感觉这里拥挤的生活空间和到处都是人头涌涌的城市风貌难以忍受。习惯了在田间漫步，冥想和观赏云彩之后，回到城市却发现再次与大自然连线显得困难起来。身处于全世界最大规模的超级都市圈，我们是否已经失去了祖祖辈輩与自然之间的纽带？
我不知不觉过了几年梭罗式的生活
整整两百年前，亨利·大卫·梭罗出生于马塞诸瑟州小镇康考德，一生多数时间流连于北美洲众多森林和湖泊之间，其著作《瓦尔登湖》成为他在世界文学史上最受人关注的作品。《瓦尔登湖》一书记录下了他在瓦尔登湖边一个小木屋里试图依靠最基本的生活成本过上独立自主的生活，以及他在大自然环境中彻底进入另外一种哲学境界的心理轨迹。梭罗生前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到了45岁的时候就因为肺结核病逝。反而到了20世纪中期，环保运动在西方日益兴起，《瓦尔登湖》被重新推举为一本环保主义者的“精神读物”，梭罗以及他的好朋友、哲学家艾默生一同成为了这些环保主义者的先锋人物。在美国，以他在瓦尔登湖旁边小木屋生活为典范的原生态生活方式爱好者们纷纷选择举家搬到野外生存，以仅仅够维持生命的物质回归田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躲在车库里以自家手工制作DIY为荣的家庭不少也把梭罗视作精神榜样。
如果说在19世纪上半页，梭罗和他同时代的美国人所面对的问题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在北美洲的扩展对当地生态和社会发展的冲击；那么到了21世纪，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人口膨胀、全球气温变暖和城市化对生态环境的严峻冲击。
毕业后我重新回到了自己出生长大的广州，却发现自己看待这个处于珠三角中心的城市有了另一番感悟。回到广州的第一个早晨起床往窗外望去，满眼都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但总感觉缺少了什么。
这让我想起了自己在离开珠三角的那段岁月里是如何适应了跟大自然相处：基于好奇心，刚到这个地方的我没有理会学校和老师对周边治安环境的警告，几乎每个星期都抽半天的时间独自去一些自己认为是神秘的地方“探险”。几乎过了一年之后，我把周边大约三公里左右的范围都摸清楚了，每天下午在农田和山道之间跑步也就成为了常态。在最初的阶段，“探险”更加基于一种自我满足的“征服”心态，比如往西或者往南“征服了”多少公里。越到了后期，我自己才放慢“探索”的步伐，渐渐细心体会学校周边方圆三四公里范围内的自然景象。
这里有小山岗，有灌木丛，有广袤的甘蔗田，还有形似雕塑的水塔。我最享受的一段路程要数一段慢慢往下滑的斜坡了，这个坡段起码有一公里长，远眺大地，仿佛看不到边际，绿油油的一片田野，只看到很远处有一些凸起来的丘陵。看着最远处的地平线，我会自然而然地幻想翻过一处处小山丘有些什么风貌；看着最远处的小房子，我会去联想到底里面发生过什么故事，生活在里面的人过得好不好？在这条几乎一公里的下坡路上几乎碰不到两三个人，似乎只有我跟天地连接，那种梭罗与自然心灵相交的“超验主义”体验终于慢慢培养出来了。
湖面不知名的水鸟从我的瞳孔里飞过
在这片方圆五六公里的山山水水里，我碰到了比我大三年的师兄李锐宏。那个时候我闯进了一个死火山形成的火山湖边，湖水平静如镜，却看到一个男人穿着裤衩躺在岸边，身体泡在水里，头靠着石头，露出鼻子在水面上呼吸。
在那个年代，这个火山湖周边并没有修建起难看丑陋的水泥堤岸，人与水之间的接触非常自然密切。只见不断有蝉蛹一般的火山岩被水冲上岸，拍打发出咚咚咚的响声。李锐宏是一个非常崇尚自然的潮汕年轻人，在那个自然风貌没被旅游业彻底改造变得庸俗化的年代，他几乎每天都拿着一本书，骑着车来到这个湖边，要么看书，要么踩车。“湖面不知名的水鸟从我的瞳孔里飞过，偶尔有着鱼虾捎着背脊，就这么懒洋洋地躺着……”这是他当年躺在水边记录下的心境随笔。可以想象在那个时空，人与自然界的动物距离可以这么近，读大学不仅是在念专业课，更加包含了在大自然里锻炼身心，与自然交融一体的宝贵经历。“你如果留在广州读书，也许就错过这种体验了，”我身边的一位老师曾经这样提醒过我。
有时候走在这条海阔天空的大路上，在江海湖泊之间，看到眼前的一草一木，我仿佛明白为何伟大的作曲家几乎都把大自然的意象带进自己的音乐世界：马勒《第一交响曲》第一乐章和贝多芬《第六田园交响曲》第二乐章的鸟鸣，西贝柳斯音乐世界里面的汹涌波浪和奇怪岩石，还有格里格《钢琴协奏曲》里面那种海天一色的情感抒发……这些音乐片段在我漫步于大自然的时候经常从脑海深处浮起来，也只有看着蓝天中不断变幻的白云，再联想起格里格《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那段钢琴与木管的对答，才能感受到这些乐句音符之间的隽永意境。
寻找那种辽阔和一望无际的风貌
回到城市后，我在音乐厅听过不少世界著名乐团的演出，相比起在一个边远郊区的宿舍里听电脑音箱，现场的演绎固然生动震撼，然而却始终没有那种跟大自然直接对话产生的奇妙感觉。从习惯了自然环境的生活中回到城市，除了拥挤之外总感觉设施和建筑太多了一点。即使是在珠三角地区的郊野公园，也太多主题性，好像仿佛纯粹自然的景观都不足够引起人们的兴趣，非得要在这里加一个卡通动物，那里修一个红色扎眼的广告牌，才觉得自己有一种干涉自然的能力。 回来这么多年，我会花好几个小时坐车去到佛山的郊区，试图寻回那种在野外无拘无束的感觉，却始终找不到那种辽阔和一望无际的风貌，每到一处总是有高楼大厦煞了风景，天际线老是被一些二十多层高的楼房遮挡掉。在其他城市也难以避开人群，人群纷扰带来的噪音和戒备心基本上没可能让人产生与天地独处的精神状态。
在经过如此长达几年的兜兜转转之后，我才明白原来能够在郊野环境中生活几年，并且与之产生关系，是一种一般城市人没有的体验。能够把我的这段平凡但是又算作独特的经历用一种理论镶嵌起来的，也许只有梭罗和他的自然主义文学了。
从树的身上我仿佛感受到一种生命的律动
在珠三角打拼了几年之后，李锐宏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潮州生活。在那里他依然致力于保护当地的大自然环境，成为了“潮州自然教室”的一个义务老师，经常为小朋友讲解植物知识。这种对一草一木的珍爱，也可以说是梭罗生活方式的一种体现吧。
之所以在大都市生活到处都看到让我自己觉得“辣眼睛”的事物，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整个地貌的功能性都被设计得过于明显，会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戒备心增强，相互没有利用目的的话基本上人际互动是非常少的。功利性和目标指向性过强的思维导致了生活自主性越加丧失，跟梭罗所倡导的“简朴地生活”或者“在自然野性中活出更高的层次”相悖。在城市的郊区躲避城市化铺开的进程中，我试图重拾那種“探险”的好奇心，骑着单车到处看，寻找能够与自己对话的人，却经常被高度警惕的门卫或者路人驱赶。
经过好几年的迂回摸索之后，我终于在广州和佛山的交界找到了一片能够自由骑车和交流的地方。还记得两年前，在平缓的鱼塘和草丛中间，夕阳映照在西部的大地，我来到两个鱼塘之间的小路，试图穿越一片杂草走到对面的堤坝上。一个男人从鱼塘边的茅舍里走了出来。当时我想这肯定又是来驱赶我的当地农民了吧。可是他看到我却停下来说：“是来这里散步的吧？”气氛顿时一下子放松了下来。原来，这位大叔从熟人手中承包下了两个鱼塘，并非是为了养鱼谋生或者拿去吃，而是纯粹在自娱自乐。我环视四周，看到这里有鱼塘也有鸡棚，而后面的山岗上则有一片公墓。也许正是这个被认为是“风水太差”原因，这里免于开发商的利用，一片空地反而免除任何功利性的运用。夕阳西照之下，一棵树屹立在平地上，也许很多人会认为这片土地“风水不利”，然而从树的身上我仿佛感受到一种生命的律动，仿佛在广州和佛山两座城市之间，这样一棵象征生命的树在诉说着这里质朴未曾变化的生活。“我们都不是为了某个目的来到这里养鱼的，纯粹就是为了养鱼而已，”大叔最后这样跟我说。
穿过一片鱼塘，我来到了江边的堤坝上，两边的灌木阻隔了附近一些工厂的纷繁吵闹，只有两三个还在收割农作物的村民把货物放上卡车。这片被当地居民称作“草场”的地方，实在是跟眼前的风貌很贴切。我回忆起之前在外地读书的时候那条长长的下坡路，这里自然没办法跟那条路比较，却也接近那种天地之间只有自我的感受。在广州我有时候路过一些站名，比如说“桂花岗”、“花果山”、“流花桥”，我自然地联想到也许在历史的某个片段，这些地方就好像它们身上的名字那样，充满小桥流水亭台楼角。
在这个广州西北角偏安一隅的小岛上，简简单单的“草场”两个字，让人感到一种朴实。在这里发现的别有洞天，让我更加坚信，在珠三角地区，还会找到有意思的地方。一位少年看到我一个人走在堤坝上，主动提出可以把我搭载到市区。成为梭罗的自然主义信徒，并非是隐居避世，相反我认为在大自然的环境中我们更加应该建立真挚而相互信赖的关系。就好像梭罗即使是居住在瓦尔登湖旁边的时候，也经常邀请一些朋友到树林边野餐，在草地上发表自己的哲学见解。在这片几乎被大都市圈包围的小小园地里，我仿佛找回了那种能够与自然沟通和呼吸的地方，直到现在，我还不时来这里散步，见证着这里一草一木的休养生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