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过去的4年多里，周厚健就像一个神秘人物一样操纵着海信与残酷的市场争斗。他不曾从争斗中赢得个人的美誉；他从这个世界上得到的胜利越多，他对他头顶上的星空就愈加敬畏。
　　
　　海信在2005年把自己变成了中国家电业的主角——它开发出了中国第一款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视频芯片并且投入应用；更大的轰动是，它静悄悄地收购了科龙，在科龙的顾雏军被拘捕的时候，轰隆隆地抛出了惊动媒体的“大炸弹”。
　　于是，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周厚健这个笨嘴拙舌的企业家瞬间就变成了电视、广播、互联网、报纸、杂志的第一选择。
　　
　　收购科龙的背后故事
　　
　　


　　顾雏军“出事”前两个月的一天晚上，基于一种信任，海信副总裁程开训告诉我，海信有6个人正在科龙与顾雏军谈判。
　　我向他保证，在海信正式公布消息之前，不向任何人透露我所听到的一切。
　　我遵守了承诺，静静地等待着海信公布收购科龙的消息。我相信，很多人一定会被这个消息震惊，而我则不会。然而，后来我还是被震惊了。
　　就在我知道海信正秘密收购科龙之后不久，顾雏军“出事”了，而且这事极有可能致使他自此身败名裂、一蹶不振。关于科龙及顾雏军的种种传言及争论迅即遍及整个中国。
　　就在传媒业还在为此兴奋不已的时候，海信公布了他们收购科龙的消息。媒体恨不得把这惊天的秘密就像戳一层窗户纸般，一使劲儿戳破。
　　窗户纸没等他们戳就破了。海信公布了其间可公开的种种细节，但没有对收购科龙的事情给出一个确切的结论——事实上也没有确切的结论，因为直到今天，顾雏军和科龙的事都尚未了结，海信已成定局的收购也就只能在等待中等待。
　　事实上，海信的知名度远逊于同城“冤家”海尔，甚至不及被它收购的科龙；周厚健也从来没有获得过张瑞敏般的荣誉，也不及顾雏军在摄像镜头前的优雅风度。但在中国家电业所谓“巨头”当中，海信是唯一没有出现大危机的一家，也从来没有被激烈地诟病过。
　　当一家家企业纷纷倒毙于成长之路上时，一些企业却摘取了财富的橄榄叶。它们就那么一步步地走下来，变成了今天中国家电业的“巨头”。它们变成了成功者，理由只有一个——它们活了下来。它们开始享受胜利者的各种权利。在一个成王败寇的商业世界里，它们遵循生存第一的商业哲学，“剩”者为王。
　　而此时的周厚健和海信依旧低调得如同农田中埋头的耕牛。
　　很多人热衷于谈论周厚健如何并吞了科龙，认为那是一桩“蛇吞象”的经典案例。他们往往将之形容为周厚健在战略上的“孤注一掷”，是一场冒险性极大的赌博。
　　但周厚健从来不会轻易地“孤注一掷”，在他豪赌的背后，是一种商业上的精明，以及谨小慎微的准备。
　　据说海信清查科龙资产时，周厚健有一次见到仓库里堆满了各种零配件，就问科龙的仓库主管那些零配件价值几何。主管说：“大约900万元吧。”周厚健说：“大约不行，你得清查，一点点地查。在我们海信，就是一颗螺丝钉也得清查出它的价值来。”
　　几天后，那人将清查的结果告诉周厚健：3000万元，不过已经无法确定什么时间、什么原因完成的这些采购；而且，一些零配件已经腐烂、无法使用了。
　　很难说这个故事到底意味着什么，有人说它是周厚健与顾雏军管理思路的差异，也有人说是“青岛制造”与“顺德制造”的本质区别。
　　
　　一次真正的“孤注一掷”
　　
　　收购科龙只是一个动人心魄的美丽传说，事实上，真正能够体现海信“大战略”和“孤注一掷”的，是2005年6月26日海信在北京发布“hiview信芯”。那是一款由海信历时4年自主研发、达到同类芯片国际领先水平的数字视频处理芯片，稍早前它便已成功实现批量装机。
　　“hiview信芯”的出现意味着一颗真正的“中国芯”的诞生，它标志着“7000多万中国彩电芯片全部依赖进口的历史宣告结束”。
　　一位名叫战嘉瑾的年轻人成为“信芯之父”，他带领着11个人用了4年时间实现了这个“芯片梦”。使战嘉瑾成为“信芯之父”的，是周厚健。
　　4年来，他一直在战嘉瑾的背后默默支撑着他们不可思议的梦想。对于战嘉瑾来说，这是他生命中的一次豪赌；对于周厚健来说，则是一次在战略上的孤注一擲。
　　周厚健在1957年8月出生于烟台牟平。1982年，山东大学毕业后，周厚健在青岛电视机厂谋了一份工作。10年后，1992年，那个稚嫩的大学生成为了青岛电视机厂厂长。
　　从1992年起，那位35岁的年轻掌门就给人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他雷厉风行，对扯皮、人浮于事毫不手软。他喜欢新的事物、新的技术、新的市场和新的领域。在一个现实生活与虚拟网络并存的时代，他痴迷于工业品，痴迷于制造业和精细加工。
　　根植于周厚健内心的，是他对技术的迷恋。他的迷恋不仅仅缘于他工程师的出身，还来自对中国家电业的忧患。
　　有一次周厚健与海信集团总裁于淑珉去参加美国的CES展览会，他发现在平板产品的外观设计上，海信与日本、韩国的企业之间的差距正在缩短，“也为中国人挣回了点面子”，但是内在技术上的距离却依旧没有改变。
　　他后来感慨地说：“我们与国外同行的技术差距越来越大，大到已不是时间上的概念，而是空间上的……中国企业技术上的差距让人心痛。当然，这种差距不是海信一家的问题，是中国消费电子产业整体的‘软肋’。”
　　但周厚健试图突破“软肋”的限制，在一条事关生死的道路上，他试图为海信找到一个通往生存的方向。
　　1998年，海信开始探究开发芯片的可能性，第二年他们便派人前往美国进行考察。在周厚健和海信集团副总裁夏晓东（现为副董事长）的授意下，战嘉瑾花了两年时间进行技术潮流的跟踪、技术资料的搜集以及研究方向的判断。经过一次次报告、一场场争论和一遍遍定位后，周厚健终于许可他选择数字视频处理芯片作为开发的方向。那是所有电视机芯片中开发难度最大的一款，当然，如果成功了，它也将成为利润空间最大的一款。
　　2005年夏天，当周厚健说起“信芯”时，他异常感慨：“如果我5年前搞一个东西，当时就说这个成果要花5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个不难，关键是5年前大家看到的结果可能是零，所以能坚持下来非常困难。”
　　
　　记者：5年前他们看到的是零，你们看到的也是零，为什么还要进行芯片的开发？
　　周厚健：应该说，我们清楚中国的彩电产量很大，但是没有自己的芯片。没有自己的芯片就等于你没有决定产品的权力……中国是绝对的彩电第一大国，但连最起码的产品都决定不了，所以也很难讲未来发展的趋势。
　　记者：当时有没有考虑到，花了很长时间却做不成芯片怎么办？
　　周厚健：在决定进行开发时，我们也考虑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如果你想去攻克难度大的技术课题，你就必须允许失败……“失败”虽然代价比较大，但它对企业的这种对技术、对高难技术的追求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机制。它对技术人员也是有益的，作为有才华、有思想的技术人员，他愿意承担有挑战性的任务。如果能够认可承担难的课题，失败是正常的，他愿意承担难的课题，去试验，而且付出了。一旦成功，对他的技术追求很有意义、对他的成长来说也很重要。
　　记者：这就是仅前期论证就论证了两年多的原因？
　　周厚健：作为我们这些人，决策，特别是技术上的决策，任何一个决策都不是我们自己拍脑袋决定的，一定要有比较专业、比较好的技术群体来帮我们下决定。所以海信在一些比较难的技术领域没有出错，这绝对不是一个偶然，而是一个必然。是在这样一个条件下，有一些很积极向上的技术人员，他们掌握的知识和他们的精神来帮助我们进行决策。而这是长期积累起来的。
　　在某种程度上，“信芯”就是海信与跨国公司较量的信心。
　　
　　事实上，周厚健还试图通过“信芯”向中国家电业的同行传递一种信心。他想告诉他们，不需要太多，只要几千万元人民币，就可以为自己的未来创造出一种可能性。
　　虽然“信芯”最终可能迫使国外芯片供应商降价，惠及整个中国彩电业，但周厚健始终相信收益最大的一定是海信：“如果一个芯片从成本上可以便宜四五美元的话，100万台就是四五百万美元……海信2005年（彩电产销量）大概700万台，700万中我就是再保守100万台可以吧？10万片就可以赚钱，那100万片呢？所以它的经济意义很大。”
　　“信芯”诞生之后，全球电视机芯片巨头泰鼎和GENESIS肯定不会坐视“信芯”长大，它们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将“信芯”扼杀于摇篮之中。周厚健已经做好了准备，他说：“他们会很快想办法淘汰我们这款芯片。所以，我们后续必须来搞升级芯片的研发，（加快研发速度）。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款芯片在还没有完全试验成功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筹划将来后续芯片的研发。”
　　更多的钱和更多的人将加入战嘉瑾的团队。周厚健知道，仅仅依靠战嘉瑾在上海的11个人远远不够。但现在已与4年前不同。4年前，他们看到的是零，他们不知道自己到底能收获什么。现在，整个海信、整个国家看到的都是成功和成功之后的无穷可能性。
　　从“信芯”发布那天起，“信芯”便已成为往事。为了赶上跨国公司的脚步，“信芯”的下一代升级芯片已经进入了开发。在青岛，周厚健准备了更多的人和更多的钱。他知道他将进行一场更大的“赌博”，而他已经看到了“翻盘”的希望。
　　从2001年将权力棒交给了他人以来，周厚健开始习惯性地隐藏在海信的背后。在这过去的4年多里，周厚健就像一个神秘人物一样操纵着海信与残酷的市场争斗、与跨国公司争斗、与潮流争斗、与时间争斗。他不曾从争斗中赢得个人的美誉；他从这个世界上得到的胜利越多，他对他头顶上的星空就愈加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