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0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为顾准诞生八十周年和《顾准文集》的出版召开了纪念研讨会，王蒙先生应邀参加了这一活动。
　　王蒙先生在纪念会的发言中，强调了顾准所秉承的中国传统的忧患意识。他认为，在优越的环境下，进行思索，常常会变得平庸，而当国家、民族以及个人处在逆境中时，知识分子主动背负起历史的重任，才能产生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思想。
　　他说：“我原本也不知道顾准，是看到《读书》杂志和王元化写的文章才知道的。《顾准文集》中有关欧洲史、经济学部分我浅浅看了一遍，但《顾准文集》里面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我看得实在是入迷。我觉得人生，特别是知识界永远有这么一个矛盾，有这么一个悖论，台湾人叫‘吊诡’：一方面是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如作者的弟弟写序时所说从诗到散文，诗是浪漫的，是绝对的，是终极的；另一方面是经验、是行为、是实践，是相对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我以为正是这样一个概括，是顾准最自觉地，而且是最早地论述这一过程。但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活生生的，是充满血泪、疯狂、热情、失望和痛苦的过程。”
　　王蒙先生在讲话中说，顾准年龄比他大十九岁，但他赶上了尾巴，赶上了参加中国大革命高潮。为什么中国能接受共产主义？他觉得就是他们一代人从小接受了“大同”的思想，所以他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受一种传统的东西影响。王蒙先生说，有人说你王蒙对共产主义认识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为公”。在这种意义上说，各种意识形态往往都给人们一个允诺，就是能达到终极目的。有时你感觉到革命如果没有一个终极目标，没有一个地下的人间天堂允诺，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仁人志士“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瀚，自有后来人”、“我愿把这牢底坐穿”，这都是真的，不是假的。现在你可以说不行。所以对理想主义、经验主义与其说是一个价值判断，不如说是一个历史判断。因为在当时非常理想的事情，事后看却被人们嘲笑，你自己也觉得好笑。
　　王蒙先生的讲话风趣而博喻，并以顾准及其经历为例，为自己的作品作了另一番解读，他说：“我有一篇小说《布礼》，就是致布尔什维克的敬礼，这是开放初期的文章。香港有一些读者对此非常讨厌。香港一个评论家说王蒙的小说题目都是肉麻兮兮的。我觉得我到现在还不完全排除这种感情。我有时看张爱玲的小说倒觉得肉麻兮兮的。所以对理想主义与经验主义，我觉得与其进行价值争论，不如进行历史的借鉴和分析。确实在不同阶段，娜拉走后跟娜拉走前她的感觉和碰到的问题就是不一样。我们可以假设娜拉走前，她是理想主义，与她的婚姻状况是适应的。娜拉走后，回到了鲁迅笔下《伤逝》的状况下，你就无法有理想主义。顾准个人本身的故事，你就会觉得很有意思。你可以把他理解成一个英雄、一个志士、一个烈士。就是刚才大家说的，举起肋骨，点燃光明。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本身有个绝对东西，但他非常讨厌并深受绝对造神运动之苦。他身上有绝对东西，这就是追求真理，尽管他说真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真理是真实的，谁也不能够垄断。但他仍需为真理、为自己已经认识的真理去追求。”
　　作为有着相同信仰和抱负，王蒙先生对顾准怀有同情与敬意，他指出：“我觉得对人类精神生活来说，这样一个经验和教训是非常深刻的。顾准的价值，作为顾准这一代人，给人们的最大贡献是‘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不是从经验主义再制造理想主义。也许我们这些顾准后继承者，以顾准为楷模，来继续完成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任务。这个任务是实践。这是死了多少人，做了多少梦，流了多少泪所得出来的，非常宝贵的思想资源。顾准对相对主义、经验主义的总结，我看了以后非常佩服。当然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你只要讲相对，一些人就用辩证法讲话了：你老强调相对，本身就是绝对。我遇到这种情况就傻了。顾准说：好！我就是绝对主义的相对主义，也比你那个绝对的绝对主义要好一些。”
　　王蒙先生认为顾准是一位实践型的知识分子，他说道，我们可以回避一些事情，我也不认为顾准提的问题马上可以实现，它需要寻找许多的中间环节，这正是顾准的思考。我不认为顾准是一个书斋型的知识分子、书斋文化人，一个充满纸墨幽香、兰菊清雅的书斋人。顾准是一个实践型的知识分子，他谈的所有问题，他所关怀的事情“是没有办法的”，也是这一代人“不可救药”的。他想的就是国家、人民、民族命运和人类发展。他想的问题都涉及社会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