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整体生活方式是否可以中介社会经济学地位与死亡和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关系，以及生活方式与社会经济学地位的交互作用和联合作用。
研究设计来自一般人群的队列研究。
参与者来自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1988—1994年和1999—2014年）的44 462名20岁以上的成年人和来自英国生物银行研究的399 537名37~73岁成年人。
暴露因素基于家庭收入、职业或就业情况、受教育程度和健康保险（仅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利用潜类别分析衡量参与者的社会经济学地位，根据后验概率确定低、中、高水平社会经济学地位。利用吸烟、饮酒、体力活动和膳食质量的信息构建一个健康生活方式评分。
主要结局两项研究均关注了全因死亡，而英国生物银行研究还关注了心血管疾病死亡和发病。疾病结局均来自登记系统。
结果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在平均11.2年的随访时间中记录了8 906例死亡事件，英国生物银行研究在平均8.8~11.0年的随访时间中记录了22 309例死亡事件和6 903例心血管疾病病例。与来自高社会经济学地位的成年人相比，来自低社会经济学地位的成年人全因死亡（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的风险比=2.13，95%可信区间1.90~2.38；英国生物银行研究的风险比=1.96，95%可信区间1.87~2.06）、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比=2.25，95%可信区间2.00~2.53）和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比=1.65，95%可信区间1.52~1.79）风险较高，而生活方式在上述关系中的中介比例分别为12.3%（10.7%~13.9%）、4.0%（3.5%~4.4%）、3.0%（2.5%~3.6%）和3.7%（3.1%~4.5%）。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中未发现生活方式与社会经济学地位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英国生物银行研究，生活方式与结局间的关系在低社会经济学地位的人群中更强。相较于同时拥有高社会经济学地位和3或4个健康生活方式因素的成年人，同时拥有低社会经济学地位和0或1个健康生活方式因素的成年人全因死亡（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的风险比=3.53，95%可信区间3.01~4.14；英国生物银行研究的风险比=2.65，95%可信区间2.39~2.94）、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比=2.65，95%可信区间2.09~3.38）和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比=2.09，95%可信区间1.78~2.46）风险均更高。
结论在美国和英国的成年人中，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健康不平等现象中仅起了很小的作用，故单一地促进健康生活方式可能不会大幅减少健康不平等现象，还应同时处理其他决定健康的社会因素。然而，健康生活方式与死亡和心血管疾病风险的保护关联在不同社会经济学地位的人群中稳定存在，这强调了健康生活方式在减轻疾病负担中仍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