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一般而言，理论体系的构建离不开核心概念的支撑。因此，对于理论体系的整体把握首先意味着对核心概念的准确理解。而对于外来思想而言，核心概念的理解又涉及译法的选择。在此方面，关于葛兰西思想的核心概念“egemonia”存在着长期的译法争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译法包括领导权、霸权、文化领导权、文化霸权和主导权。通过细致的文本考察，葛兰西核心概念应译为领导权。葛兰西对于领导权概念的使用呈现一种总体性意蕴。这种总体性意味着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以及革命等多个领域均有使用。
[关键词]葛兰西；领导权；霸权；总体性；文本
[中图分类号]B0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17）02-0019-06
众所周知，作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葛兰西的思想可谓风格独具、特色鲜明、影响深远。很多概念一经葛兰西的使用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意义增殖”，并成为了其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因此，对于这些概念的准确理解就成为了把握葛兰西思想总貌的基本前提和关键所在。而核心概念的中文译法则进一步成为了前提的前提、关键的关键。也正是在这一前提性和关键性的问题上，围绕“egemonia”中文译法的争论一直没有中断。在我们看来，译法选择除了符合思想逻辑和语言表达习惯之外，更为重要的依据需要建立在文本基础之上。
一、关于“egemonia”的译法选择的学术争论
从现有观点来看，国内学界主要存在“领导权”、“霸权”、“文化领导权”、“文化霸权”和“主导权”五种代表性的译法主张。
译法之一：“领导权”。国内学界最初关于葛兰西的译著和论著均采用“领导权”的译法。例如，《葛兰西的生平》（1957年）、《狱中札记》（1983年）、《葛兰西传》和《实践哲学》（1990年）。进入21世纪后，葛兰西的一些新的译著相继问世，例如《现代君主论》（2006年）、《狱中书简》（2007年）、《火与玫瑰》（2008年）和《导读葛兰西》（2014年）等，“领导权”的译法在其中得到了延承。主张“领导权”译法的考虑在于，在葛兰西的思想中，“egemonia”本身是强调一种与暴力的、强制性的统治相对应的一种自愿认同的非强制性控制。
译法之二：“霸权”。这种译法也较为常见，其中代表性的是《狱中札记》（2000年）。这种译法主张认为，比“领导权”相比较而言，“霸权”的意义空间更加丰富，不仅包括一般层面的“领导权”，还强调一种支配权、主导权和统制权。因此，“霸权”译法所具有的这种多重性能够更好地体现葛兰西思想的独特性。在表面上，“领导权”更符合中国人的表达习惯，但却“遮蔽”了葛兰西赋予“egemonia”的独特意蕴。“霸权”译法似有不妥，但却更有学理根据。[1]
译法之三：“文化霸权”。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大陆学者的《文化霸权理论研究》和台湾学者翻译的《文化霸权》。“文本霸权”是在“霸权”译法基础上附以“文化”作为前缀对其加以限定，从而凸显“文化统治”意味，旨在强调“egemonia”具有一种不同于军事霸权、政治霸权的非强制性特征。
译法之四：“文化领导权”。这种译法在中国学界影响广泛。在俞吾金、陈学明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衣俊卿主编的《20世纪的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层解读》等都采用此译法。这种译法主张通过对“领导权”附加前缀词“文化”旨在强调一种文化或者意识形态控制的非强制性。相比“文化霸权”，“文化领导权”不仅表达更到位，也便于从根本上把握葛兰西与列宁在领导权问题上的思想差异。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译法选择的背后存在一种为了比较而比较，为了差别而比较的动机和取向。
译法之五：“主导权”。这种译法主张认为，葛兰西“领导权”理论应翻译成“主导性”理论。其根据在于，与“egemonia”相对应的英文“hegemony”在中文词典的普遍翻译是“霸权”。虽然“hegemony”在一定意义上也有“霸权”的含义，但后者意义不贴切并且带有贬义色彩。而葛兰西“hegemony”是指统治阶级或一种社会体制能保持领导地位和在国家各领域保持“主导权”的能力。这种能力包含超越阶级和意识形态的普遍性价值观，统治阶级弹性和伸缩力以及不断更新和自身不断完善的素质。因此，“egemonia”应译为“主导”、“主导性”、“主導权”。[2]
总体来看，“领导权”、“文化领导权”、“文化霸权”以及“主导权”四种译法的共同依据在于强调“egemonia”的非强制性特征，而“霸权”译法在中文使用习惯中过于强硬和略显贬义。而选择“霸权”译法的主要考虑在于，“领导权”等译法过于一般化，而“霸权”更能体现葛兰西思想的独特性。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egemonia”的非强制性特征就是葛兰西思想的独特性特征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此而言，关于“egemonia”的译法的争论可以进一步缩小到“领导权”和“霸权”之间。初看起来，这些译法都各自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缺乏足够充分的依据支撑。而且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主张都始终强调一点，即其译法主张是真正与葛兰西思想相一致、相符合的。
其实，这种强调的程度越是加强，越是能够看到葛兰西本人对于译法主张的一种“不在场”。因此，葛兰西的“缺席”也成为了以上种种译法主张本身最大的“合法性”缺陷。也就是说，尽管各种译法都可以从相应的翻译工具书中找到对应的解释条目，但是我们不能单凭这一点来做出选择。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各种译法主张相持不下的根源。因此，要真正达成共识，需要呼唤葛兰西的“出场”，也就是回到葛兰西的文本世界，倾听葛兰西自己的“声音”。
二、“领导权”译法选择的文本依据
关于“egemonia”译法选择，既要遵循理论推演的一般规律和概念表达的语用习惯，还须立足于文本。从文本出发，我们主张将“egemonia”译为“领导权”，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依据。 一方面，“egemonia”译为“领导权”符合葛兰西的思想本意。
从深层次来看，部分学者之所以选择“霸权”译法，很大原因是在他们的认识中，葛兰西应呈现出一种特立独行的思想气质。而从客观来看，葛兰西也被贴上了“另类”的标签，从而将葛兰西限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进而疏离其与列宁原本密切的思想联系。但对于列宁，无论是狱前时期，还是狱中时期，葛兰西的态度都是一贯的。狱前时期，葛兰西明确将列宁作为其领导权思想的重要来源。通过对相关文本的考察，葛兰西所受影响主要集中来自于列宁十月革命之前完成的早期著作，尤其是《怎么办？》。后来，葛兰西尽管对“领导权”概念进行了意义拓展，但仍然是在列宁的“领导权”思想影响下完成的。既然葛兰西本人并不存在试图背弃列宁的想法，因此也就没有必要使用“霸权”译法来与之划清界限。即便狱中时期，在领导权问题上，葛兰西做了更多创新性探索，但是他对列宁的态度并没有表现出后世学者普遍认为的那种否定立场。这在《狱中札记》和部分狱中书信中能够得到非常真实的反映。
其中，在札记《人是什么？》中，葛兰西写道，“伊里奇（伊里奇即列宁，原名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所完成的领导权的理论化和实现是伟大的‘形而上学’事件。”[3]在札记《基础与上层建筑》中，葛兰西又写道，“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里有一句话，讲到发生在基础内部的冲突，人们在思想形式中意识到，这句话应该被看成是不仅具有精神—心理意义的，而且也具有认识论的意义的论断。由此可知，领导权的理论—实践原则也就具有认识论的意义，因此正应该在这方面来寻求伊里奇对实践哲学所做出的最伟大的理论贡献。由于伊里奇向前推进了政治理论与实践，他也就在事实上推进了哲学本身。”[4]
在札记《政治斗争和战争》中，葛兰西写道，“我以为伊里奇很理解：1917年在东方胜利地运用过的运动战，在西方必须改为阵地战——这是唯一可能的形式。”[5]1932年5月2日，葛兰西与塔尼娅讨论克罗齐的信中写道，“说实话，不明白为什么克罗齐认为其历史理论构建能够最终清除实践哲学。就在克罗齐制造其自称的武器的同时，实践哲学的现代大理论家也按同一方向构建理论，‘领导权’和文化领导权环节被系统地重新评价，以反对经济主义的机械论和宿命论的观念。甚至还可以断言：当代实践哲学的本质特征就在于‘领导权’的历史—政治概念。”[6]
通过对葛兰西狱中时期有关重要文本的考察，不难看出，葛兰西十分尊重列宁。他认为，列宁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从理论和实践上同时推动了领导权理论的向前发展。而且这种推动作用集中体现在列宁的《怎么办？》等文献中。在这些文献中，列宁也确实多次使用了“领导权”概念。因此，从葛兰西对待列宁的理论态度来看，“egemonia”译为“领导权”更符合葛兰西的思想本意。
另一方面，“egemonia”译为“领导权”符合葛兰西的使用习惯。
一般来看，在日常使用中，意大利语“egemonia”和英语“hegemony”都同时具有“领导权”和“霸权”的意义。而对于作为语言学专家的葛兰西来说，在他的文本世界中，除了存在很多“领导权”意义的使用之外，“霸权”意义的使用情况也并不少见。而且，对于“egemonia”的“霸权”意义，在葛兰西狱前时期的正式通信和狱中时期的研究札记都有过多次使用。需要强调的是，根据现有中文译本的翻译，葛兰西对于“领导权”和“霸权”都是在一般意义上使用的，在此我们举例加以说明。
1924年4月19日，在写给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中，葛兰西写道：“南斯拉夫的危机具有民族问题中的政治形式。由于在克罗地亚绝大多数人追随拉迪克的党，拉迪克又声明自己是共和主义者和联邦主义者，危机的两大主角发生改变：帕希茨——塞尔维亚激进党领袖，是个集权主义者和君主主义者；而拉迪克本人近期倾向于做一个受塞尔维亚人军事、行政霸权④压迫的南斯拉夫所有民族的卫士。南斯拉夫的军事—官僚机构掌握在塞尔维亚人手中，他们把旧机构扩展到新领土，并把其他民族人士一贯排斥在外。这种塞尔维亚霸权尤其在军队中感觉更加强烈，塞尔维亚军官数量庞大，并由一个称作‘白手’的秘密社团组织，它是君主制和集权制的强大工具。”[7]
1926年10月27日，也就是葛兰西被捕的前几天，在写给意共机关报《团结报》编辑部的信中，葛兰西写道，“你们根本沒有理解，法西斯因海军原因绝对不能同英国决裂，因财政及欧洲列强平衡原因不能脱离美国，整个是充满伪装及策略的‘大手笔’隐晦政策。你们不理解法西斯外交政策强大要素之一是坚决反对奥地利和德国合并，因为合并可能造成如下事实：1.意大利同一个拥有7000万人口的日耳曼国家接壤，这意味着可以动员是意大利政治两倍的兵力；2.维也纳同如此令人生畏的文化及军事机器结为一体，将重新恢复其在巴尔干的霸权地位，以反对意大利的影响扩张。”[8]1929年6月，葛兰西在给妻子朱丽娅的信中还写道，“城市若想抵御农村的入侵并且不丧失历史霸权，新的世代就必须改变生育观点。”[9]
在这些书信中既有狱前时期，也有狱中时期，既有工作信件，又有亲属通信。前两封主要谈论国际关系与地区政治问题，后一封则涉及城市与农村的关系问题。尽管问题域不同，但是都在强调相关方中一方凌驾于另一方的强制关系。除了信件以外，“霸权”的使用也存在于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之中。在札记《城市型与乡村型知识界地位的差异》里，葛兰西使用了与“egemonia”同根的“egemoniso”一词，意即“霸权主义”。他这样写道：“知识界组织的这种强大，说明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法国文化作为国际主义与世界主义思想辐射器的作用，在其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性质下有组织地进行的扩张，因而和意大利文化扩张截然不同的作用——意大利文化传播到其他国家，是经过它的代表人物移居于其他国家的途径——这种扩张没有对本民族的基础给予反作用以便加强它，恰好相反，是力图使建立巩固的民族基础成为不可能。”[10] 在札记中，“领导权”和“霸权”两种意义更是同时出现。葛兰西分析了国际政治中存在的霸权现象，并使用了“霸权制度”和“霸权国家”等探讨国际政治问题的常见术语。他指出，“这些力量对比关系包括：国际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应该把有关大国、霸权制度下的国家结盟、以及中小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的概念等条目统统归纳到这里），社会内部的客观关系，也就是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政治力量的关系，党派之间的关系（国家内部的领导权体制）以及直接的（或潜在的军事的）政治关系”，“它反映了这个国家受几个霸权国家政治上控制、经济上奴役的真实面貌。”[11]
通过上述文本分析，不难看出，“领导权”的译法更为符合葛兰西的思想本意和使用习惯。从思想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来说，葛兰西受益于列宁的领导权思想是被前者所公开承认的。就此而言，在列宁“领导权”理论的影响下，葛兰西却构建出了“霸权”理论不免有些逻辑混乱。而这一点又在葛兰西关于“egemonia”的使用习惯中得到了印证。准确地选用“egemonia”的“领导权”和“霸权”意义，对于有着深厚的语言学造诣和丰富的新闻编辑经验的葛兰西来说，并不是一件多费周折的事情。在不同的言说语境中，葛兰西和普通人一样可以在两种意义中自由的选择和转换。因此，对于“egemonia”译法的选择，除了考虑思想家的理论气质，兼顾国人的语言习惯之外，最重要的是尊重思想家的情感态度及其思想文本。
三、葛兰西“领导权”概念总体性意蕴的文本考察
在葛兰西的思想中，“领导权”概念并未限于狭窄的意义层面，而是呈现出一种总体性意蕴。这种总体性意味着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以及革命等多个领域均有使用。对此，我们可从历时层面和共时层面做进一步的文本考察。
一方面，关于“领导权”概念总体性意蕴的历时分析。从历时性层面来看，领导权概念的总体性特征大致经历了一个从主要强调经济意义逐渐转变为文化、政治、经济和革命等多重意义的过程。
从十月革命到意大利工人委员会运动前后，葛兰西对于“领导权”的使用主要出现在经济领域或者生产领域。例如，1918年7月27日，在《俄国的乌托邦》一文中，葛兰西写道，“资产阶级力图确立自己的领导权，但是失败了。于是无产阶级接管了对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指导，并正在建立它自己的秩序。”[12]1920年5月8日，在《為了社会党的新生》一文中，葛兰西指出，“意大利劳动者的整个斗争将不可遏制地导致经济领域内的巨大变革，其结果将确立新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而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将从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手中夺取领导权，在生产领域中占据领导地位。”[13]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努力取得的领导权包含了对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指导。
1920年8月14日，在《<新秩序>周刊的纲领》一文中，葛兰西谈到，“我们之所以需要指出这些，是为了对企业产生的新等级关系进行历史的分析，是为了强调工人阶级（它的工厂组织尽力掌握生产的领导权）在生产上独立自主的最重要历史条件之一已经出现。”[14]从中可以看出，葛兰西在工厂委员会运动时期，对领导权的使用更多的是强调一种生产领导权或者经济领导权。这种使用与葛兰西关于苏维埃制度以及工人国家概念的理解有着内在的关联。而且，在这一时期，葛兰西主要强调领导权概念经济属性，也从侧面反映了葛兰西工厂委员会理论作为其经济思想重要组成的一种体现。
在1924年左右，随着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发展，葛兰西对领导权概念的使用开始拓展到政治领域，并且明确使用了“政治领导权”的表述。其中，1924年1月5日，在给内格里的信中，葛兰西指出，“我认为以往斗士的运动由于其实是意大利中南部农民的第一个世俗政党的形成，一般说来它在推翻旧意大利政治结构，严重削弱资产阶级议会领导权，从而决定追随法西斯主义的反动小资产阶级的胜利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15]1924年1月27日，在给乌尔巴尼的信中，葛兰西写道，“我们必须做到：党认真地组织起来并发挥本质作用，严格地确定职权范围。掌握政治领导权的人显然应当领导党的全部活动，但领导不意味着安排个别事情并打扰整个组织。”[16]1924年2月9日，葛兰西在信中写道，“阿马德奥拥有自己的思想，他不仅想在国内范围而且在国际范围让它获胜，这就是另一码事了。他深信不疑，通过巧妙、灵活的斗争可以实现其目的，为不危害其论纲，要推迟共产国际的惩罚，这种惩罚会阻止他现在衔接一个历史时期，在那个历史时期西欧和中欧的革命将去除苏联现在具有的领导权性质”；“我们只能希望把党的领导权交给少数派的代表，因为他们同共产国际的意见一致。”[17]1924年3月1日，葛兰西写道，“《新闻报》倾向于保持北方—皮埃蒙特对意大利的领导权，而不是相反，只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才让工人贵族进入领导权体系。”[18]在这里，葛兰西所谈及的政治领导权并非部分学者所理解的“政权”或者“专政”，而是政党政治、国际关系层面的领导权。
1926年前后，葛兰西对领导权概念的使用开始同时出现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在《意大利的形势和意共的任务（〈里昂提纲〉）》（1926年1月）的“革命的动力和前景”一节中，葛兰西写道，“没有对主观因素的评估，就不能预见革命过程的发展和速度，这些主观因素也就是：工人阶级能够在何种程度上造就它自己的政治形象、获得正确的阶级意识和独立于所有其他的阶级；工人阶级能够在何种程度上组织自己的力量，即事实上对其他部分执行领导权，而首先是从政治上把它同农民的联盟具体化。”[19]具体到“党的战略和策略”部分时，葛兰西进一步指出，“如果党放弃在工会中施加影响和赢得对它们的领导权的斗争，那事实上就是放弃赢得工人群众和放弃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20]“国家的加强和防卫需要同服从工业有限领导权的那些阶级进行妥协：特别是地主和小资产阶级。”[21]
另一方面，关于“领导权”概念总体性意蕴的共时分析。从共时性层面来看，领导权概念的总体性特征主要体现为文化、政治、经济和革命领域的领导权意义在同一时期或者同一文章中同时使用。这一点在撰写《狱中札记》时期体现得尤为明显。相比较而言，领导权的经济色彩逐渐淡化，而在无产阶级领导权和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使用则更加频繁。 其一，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方面的使用。在写作意大利历史随笔期间，葛兰西专门撰写了题为《意大利民族和现代国家形成与发展中的政治领导权问题》的札记。在该文中，葛兰西指出，“政治领导权仅仅成为了统治职能的一部分。”[22]在札记《实践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葛兰西更加明确地指出，“我在另一处已经提到过由伊里奇负责（制定和实现）的领导权这一概念和事实本身的哲学意义。实现了的领导权意味着对哲学的实在的评论，意味着它的实在的辩证法。” [23]在札记《关于“经济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几个问题》中，葛兰西特别强调“必须在政治活动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反对经济主义。这条战线上的斗争可以而且必须通过发展领导权的思想来进行——其实在发展政党学说的过程中，以及在某些政党的实际经历中已经进行过这种斗争（如反对所谓‘不断革命论’——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革命民主专政的思想）。”[24]
其二，关于政治领导权方面的使用。在札记《政治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中，葛兰西提到，“意大利境内的均势的要求与欧洲国家争取领导权的需要之间的矛盾。”[25]“在战争时期掌握领导权的人由于斗争过程中受到削弱而最终失去领导权，而只好眼看着原来的‘从属者’由于手腕比较高明或者‘比较走运’而执掌领导权。”[26]在札记《领导权（市民社会）和三权分立》中，葛兰西认为，“三权都是政治领导权机构，但层次不同：（1）立法；（2）司法；（3）行政。”[27]在《国家》中，葛兰西指出，“如果说任何型式的国家都无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经济—团体的原始主义阶段，那么就可以由此得出推论：缔造这种新型国家的新社会集团的政治领导权的主要内容是经济秩序，即涉及到基础的重新组织以及人与经济世界或生产领域之间的现实关系的重新组织。”[28]在札记《历史的文学》中，葛兰西还指出，“斯皮里托关于市民就是国家官员的概念，其直接根源就是对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不加区别，把政治领导权同国家—政治管理机构混为一谈。”[29]从中可以看出，葛兰西反对将政治领导权直接等同于国家政权。
其三，关于文化领导权方面的使用。在札记《预见和前途》中，葛兰西指出，“双重前途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从最简单到最复杂；但在理论上却可以把它们归结为两种基本形式，即相当于马基雅维利的半人半马怪物——一半是兽性，一半是人性。具体表现形式则有：强制与协商，威望与领导权，暴力与文明，个别与全体（‘教会’与‘国家’），鼓动与宣传，战术与战略等等。”[30]在札记《个人和群众》中，葛兰西写道，“一致主义一直存在着。而今天的问题是‘两种一致主義’之间的斗争问题，也就是关于争取领导权的问题和关于市民社会危机的问题。曾在社会的智力方面和道德方面领导过社会的旧的领导者觉得他们的立脚点要垮台，理解到他们的‘说教’也只是‘说教’而已。”[31]在札记《欧洲人口成分合理化》中，葛兰西发现，美国“目前还没有发现（在1929年危机以前）任何‘上层建筑的’现象，有的也只是偶然地，换句话说，还没有提出基本问题——领导权问题。”[32]
在札记《关于“民族—人民的”概念》中，葛兰西写道，“意大利人民优先读外国作家的书那个事实意味着什么呢？它是意味着人民感觉到外国知识界的智力和道义领导权。”[33]在札记《关于建立通俗社会学的一种尝试的批评札记》中，葛兰西写道，“《通俗读本》的第一个错误是，它的出发点是假定，至少是含蓄地假定，阐明一种民众原始的哲学是同传统哲学的庞大体系以及教士领袖们的信仰，即同知识分子的及高度文化的世界观相对立的。其实这些体系根本不为群众所知，对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方式并没有直接的影响。当然这绝不是说毫无影响，只是影响的方式有所不同。这些体系是作为外部的政治力量而对民众施加影响，是统治阶级行使内聚力的一种因素，因而也是使之服从外部领导权的一种因素。”[34]
此外，葛兰西还使用过“公民领导权”的表述。在《关于“总体的人”或“社会一致”的问题》中，葛兰西写道，“在1870年以后的时期，随着欧洲的殖民扩张，所有这些因素都发生了变化：国家的内部关系和国际关系在组织上更加庞大复杂，政治学对1848年的‘不断革命’作了深入的研究，并且用‘公民领导权’的公式取而代之。”[35]
总而言之，通过对葛兰西领导权概念的总体性意蕴的文本分析，一方面比较清晰地呈现了葛兰西文本境域中的“领导权”的真实状态，另一方面对葛兰西首次使用领导权概念的时间问题也做了进一步的澄清。长期以来，学界普遍流行的观点认为，“领导权概念在葛兰西那里首次出现于《南方问题笔记》（1926年）中。”[36]在这种流行观点基础之上，学界进而将葛兰西与列宁在领导权问题上的思想关系演绎成了一种“对立论”。就此而言，对于“egemonia”的领导权译法及其使用情况进行文本考察，也为进一步澄清葛兰西与列宁之间的思想关系做了准备。
注释：
这封信没能寄到《团结报》编辑部，1926年11月8日，葛兰西被捕，此信也随之被没收。一同被没收的还有一封题为《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的信。后者被学界认为研究葛兰西狱前时期领导权思想的关键性文本。在这两封完成时间相隔不长且同时被法西斯政府没收信中，“egemonia”分别在“霸权”和“领导权”两种意义层面上得到了使用。
参考文献：
[1]周凡.重读葛兰西的霸权理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5）.
[2]李彤.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柔性和社会主义局限性的葛兰西方法[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0，（5）.
[3][4][10][31][32][33][34]葛兰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85、298、363、318、332、394、245.
[5][11][12][13][14][19][20][21][23][24][25][26][27][28][29][30][35]葛兰西文选（1916-193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420、367-368、31、118、163、271、286、260、459、358、334、445、428、444、453、361、424.
[6][9][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书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33、209.
[7][8][15][16][17][18][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火与玫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46、335、121、153、171、188.
[22][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9.
[36][英]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71.
（责任编辑：木 杉）
[关键词]葛兰西；领导权；霸权；总体性；文本
[中图分类号]B0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17）02-0019-06
众所周知，作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葛兰西的思想可谓风格独具、特色鲜明、影响深远。很多概念一经葛兰西的使用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意义增殖”，并成为了其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因此，对于这些概念的准确理解就成为了把握葛兰西思想总貌的基本前提和关键所在。而核心概念的中文译法则进一步成为了前提的前提、关键的关键。也正是在这一前提性和关键性的问题上，围绕“egemonia”中文译法的争论一直没有中断。在我们看来，译法选择除了符合思想逻辑和语言表达习惯之外，更为重要的依据需要建立在文本基础之上。
一、关于“egemonia”的译法选择的学术争论
从现有观点来看，国内学界主要存在“领导权”、“霸权”、“文化领导权”、“文化霸权”和“主导权”五种代表性的译法主张。
译法之一：“领导权”。国内学界最初关于葛兰西的译著和论著均采用“领导权”的译法。例如，《葛兰西的生平》（1957年）、《狱中札记》（1983年）、《葛兰西传》和《实践哲学》（1990年）。进入21世纪后，葛兰西的一些新的译著相继问世，例如《现代君主论》（2006年）、《狱中书简》（2007年）、《火与玫瑰》（2008年）和《导读葛兰西》（2014年）等，“领导权”的译法在其中得到了延承。主张“领导权”译法的考虑在于，在葛兰西的思想中，“egemonia”本身是强调一种与暴力的、强制性的统治相对应的一种自愿认同的非强制性控制。
译法之二：“霸权”。这种译法也较为常见，其中代表性的是《狱中札记》（2000年）。这种译法主张认为，比“领导权”相比较而言，“霸权”的意义空间更加丰富，不仅包括一般层面的“领导权”，还强调一种支配权、主导权和统制权。因此，“霸权”译法所具有的这种多重性能够更好地体现葛兰西思想的独特性。在表面上，“领导权”更符合中国人的表达习惯，但却“遮蔽”了葛兰西赋予“egemonia”的独特意蕴。“霸权”译法似有不妥，但却更有学理根据。[1]
译法之三：“文化霸权”。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大陆学者的《文化霸权理论研究》和台湾学者翻译的《文化霸权》。“文本霸权”是在“霸权”译法基础上附以“文化”作为前缀对其加以限定，从而凸显“文化统治”意味，旨在强调“egemonia”具有一种不同于军事霸权、政治霸权的非强制性特征。
译法之四：“文化领导权”。这种译法在中国学界影响广泛。在俞吾金、陈学明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衣俊卿主编的《20世纪的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层解读》等都采用此译法。这种译法主张通过对“领导权”附加前缀词“文化”旨在强调一种文化或者意识形态控制的非强制性。相比“文化霸权”，“文化领导权”不仅表达更到位，也便于从根本上把握葛兰西与列宁在领导权问题上的思想差异。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译法选择的背后存在一种为了比较而比较，为了差别而比较的动机和取向。
译法之五：“主导权”。这种译法主张认为，葛兰西“领导权”理论应翻译成“主导性”理论。其根据在于，与“egemonia”相对应的英文“hegemony”在中文词典的普遍翻译是“霸权”。虽然“hegemony”在一定意义上也有“霸权”的含义，但后者意义不贴切并且带有贬义色彩。而葛兰西“hegemony”是指统治阶级或一种社会体制能保持领导地位和在国家各领域保持“主导权”的能力。这种能力包含超越阶级和意识形态的普遍性价值观，统治阶级弹性和伸缩力以及不断更新和自身不断完善的素质。因此，“egemonia”应译为“主导”、“主导性”、“主導权”。[2]
总体来看，“领导权”、“文化领导权”、“文化霸权”以及“主导权”四种译法的共同依据在于强调“egemonia”的非强制性特征，而“霸权”译法在中文使用习惯中过于强硬和略显贬义。而选择“霸权”译法的主要考虑在于，“领导权”等译法过于一般化，而“霸权”更能体现葛兰西思想的独特性。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egemonia”的非强制性特征就是葛兰西思想的独特性特征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此而言，关于“egemonia”的译法的争论可以进一步缩小到“领导权”和“霸权”之间。初看起来，这些译法都各自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缺乏足够充分的依据支撑。而且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主张都始终强调一点，即其译法主张是真正与葛兰西思想相一致、相符合的。
其实，这种强调的程度越是加强，越是能够看到葛兰西本人对于译法主张的一种“不在场”。因此，葛兰西的“缺席”也成为了以上种种译法主张本身最大的“合法性”缺陷。也就是说，尽管各种译法都可以从相应的翻译工具书中找到对应的解释条目，但是我们不能单凭这一点来做出选择。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各种译法主张相持不下的根源。因此，要真正达成共识，需要呼唤葛兰西的“出场”，也就是回到葛兰西的文本世界，倾听葛兰西自己的“声音”。
二、“领导权”译法选择的文本依据
关于“egemonia”译法选择，既要遵循理论推演的一般规律和概念表达的语用习惯，还须立足于文本。从文本出发，我们主张将“egemonia”译为“领导权”，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依据。 一方面，“egemonia”译为“领导权”符合葛兰西的思想本意。
从深层次来看，部分学者之所以选择“霸权”译法，很大原因是在他们的认识中，葛兰西应呈现出一种特立独行的思想气质。而从客观来看，葛兰西也被贴上了“另类”的标签，从而将葛兰西限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进而疏离其与列宁原本密切的思想联系。但对于列宁，无论是狱前时期，还是狱中时期，葛兰西的态度都是一贯的。狱前时期，葛兰西明确将列宁作为其领导权思想的重要来源。通过对相关文本的考察，葛兰西所受影响主要集中来自于列宁十月革命之前完成的早期著作，尤其是《怎么办？》。后来，葛兰西尽管对“领导权”概念进行了意义拓展，但仍然是在列宁的“领导权”思想影响下完成的。既然葛兰西本人并不存在试图背弃列宁的想法，因此也就没有必要使用“霸权”译法来与之划清界限。即便狱中时期，在领导权问题上，葛兰西做了更多创新性探索，但是他对列宁的态度并没有表现出后世学者普遍认为的那种否定立场。这在《狱中札记》和部分狱中书信中能够得到非常真实的反映。
其中，在札记《人是什么？》中，葛兰西写道，“伊里奇（伊里奇即列宁，原名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所完成的领导权的理论化和实现是伟大的‘形而上学’事件。”[3]在札记《基础与上层建筑》中，葛兰西又写道，“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里有一句话，讲到发生在基础内部的冲突，人们在思想形式中意识到，这句话应该被看成是不仅具有精神—心理意义的，而且也具有认识论的意义的论断。由此可知，领导权的理论—实践原则也就具有认识论的意义，因此正应该在这方面来寻求伊里奇对实践哲学所做出的最伟大的理论贡献。由于伊里奇向前推进了政治理论与实践，他也就在事实上推进了哲学本身。”[4]
在札记《政治斗争和战争》中，葛兰西写道，“我以为伊里奇很理解：1917年在东方胜利地运用过的运动战，在西方必须改为阵地战——这是唯一可能的形式。”[5]1932年5月2日，葛兰西与塔尼娅讨论克罗齐的信中写道，“说实话，不明白为什么克罗齐认为其历史理论构建能够最终清除实践哲学。就在克罗齐制造其自称的武器的同时，实践哲学的现代大理论家也按同一方向构建理论，‘领导权’和文化领导权环节被系统地重新评价，以反对经济主义的机械论和宿命论的观念。甚至还可以断言：当代实践哲学的本质特征就在于‘领导权’的历史—政治概念。”[6]
通过对葛兰西狱中时期有关重要文本的考察，不难看出，葛兰西十分尊重列宁。他认为，列宁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从理论和实践上同时推动了领导权理论的向前发展。而且这种推动作用集中体现在列宁的《怎么办？》等文献中。在这些文献中，列宁也确实多次使用了“领导权”概念。因此，从葛兰西对待列宁的理论态度来看，“egemonia”译为“领导权”更符合葛兰西的思想本意。
另一方面，“egemonia”译为“领导权”符合葛兰西的使用习惯。
一般来看，在日常使用中，意大利语“egemonia”和英语“hegemony”都同时具有“领导权”和“霸权”的意义。而对于作为语言学专家的葛兰西来说，在他的文本世界中，除了存在很多“领导权”意义的使用之外，“霸权”意义的使用情况也并不少见。而且，对于“egemonia”的“霸权”意义，在葛兰西狱前时期的正式通信和狱中时期的研究札记都有过多次使用。需要强调的是，根据现有中文译本的翻译，葛兰西对于“领导权”和“霸权”都是在一般意义上使用的，在此我们举例加以说明。
1924年4月19日，在写给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中，葛兰西写道：“南斯拉夫的危机具有民族问题中的政治形式。由于在克罗地亚绝大多数人追随拉迪克的党，拉迪克又声明自己是共和主义者和联邦主义者，危机的两大主角发生改变：帕希茨——塞尔维亚激进党领袖，是个集权主义者和君主主义者；而拉迪克本人近期倾向于做一个受塞尔维亚人军事、行政霸权④压迫的南斯拉夫所有民族的卫士。南斯拉夫的军事—官僚机构掌握在塞尔维亚人手中，他们把旧机构扩展到新领土，并把其他民族人士一贯排斥在外。这种塞尔维亚霸权尤其在军队中感觉更加强烈，塞尔维亚军官数量庞大，并由一个称作‘白手’的秘密社团组织，它是君主制和集权制的强大工具。”[7]
1926年10月27日，也就是葛兰西被捕的前几天，在写给意共机关报《团结报》编辑部的信中，葛兰西写道，“你们根本沒有理解，法西斯因海军原因绝对不能同英国决裂，因财政及欧洲列强平衡原因不能脱离美国，整个是充满伪装及策略的‘大手笔’隐晦政策。你们不理解法西斯外交政策强大要素之一是坚决反对奥地利和德国合并，因为合并可能造成如下事实：1.意大利同一个拥有7000万人口的日耳曼国家接壤，这意味着可以动员是意大利政治两倍的兵力；2.维也纳同如此令人生畏的文化及军事机器结为一体，将重新恢复其在巴尔干的霸权地位，以反对意大利的影响扩张。”[8]1929年6月，葛兰西在给妻子朱丽娅的信中还写道，“城市若想抵御农村的入侵并且不丧失历史霸权，新的世代就必须改变生育观点。”[9]
在这些书信中既有狱前时期，也有狱中时期，既有工作信件，又有亲属通信。前两封主要谈论国际关系与地区政治问题，后一封则涉及城市与农村的关系问题。尽管问题域不同，但是都在强调相关方中一方凌驾于另一方的强制关系。除了信件以外，“霸权”的使用也存在于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之中。在札记《城市型与乡村型知识界地位的差异》里，葛兰西使用了与“egemonia”同根的“egemoniso”一词，意即“霸权主义”。他这样写道：“知识界组织的这种强大，说明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法国文化作为国际主义与世界主义思想辐射器的作用，在其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性质下有组织地进行的扩张，因而和意大利文化扩张截然不同的作用——意大利文化传播到其他国家，是经过它的代表人物移居于其他国家的途径——这种扩张没有对本民族的基础给予反作用以便加强它，恰好相反，是力图使建立巩固的民族基础成为不可能。”[10] 在札记中，“领导权”和“霸权”两种意义更是同时出现。葛兰西分析了国际政治中存在的霸权现象，并使用了“霸权制度”和“霸权国家”等探讨国际政治问题的常见术语。他指出，“这些力量对比关系包括：国际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应该把有关大国、霸权制度下的国家结盟、以及中小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的概念等条目统统归纳到这里），社会内部的客观关系，也就是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政治力量的关系，党派之间的关系（国家内部的领导权体制）以及直接的（或潜在的军事的）政治关系”，“它反映了这个国家受几个霸权国家政治上控制、经济上奴役的真实面貌。”[11]
通过上述文本分析，不难看出，“领导权”的译法更为符合葛兰西的思想本意和使用习惯。从思想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来说，葛兰西受益于列宁的领导权思想是被前者所公开承认的。就此而言，在列宁“领导权”理论的影响下，葛兰西却构建出了“霸权”理论不免有些逻辑混乱。而这一点又在葛兰西关于“egemonia”的使用习惯中得到了印证。准确地选用“egemonia”的“领导权”和“霸权”意义，对于有着深厚的语言学造诣和丰富的新闻编辑经验的葛兰西来说，并不是一件多费周折的事情。在不同的言说语境中，葛兰西和普通人一样可以在两种意义中自由的选择和转换。因此，对于“egemonia”译法的选择，除了考虑思想家的理论气质，兼顾国人的语言习惯之外，最重要的是尊重思想家的情感态度及其思想文本。
三、葛兰西“领导权”概念总体性意蕴的文本考察
在葛兰西的思想中，“领导权”概念并未限于狭窄的意义层面，而是呈现出一种总体性意蕴。这种总体性意味着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以及革命等多个领域均有使用。对此，我们可从历时层面和共时层面做进一步的文本考察。
一方面，关于“领导权”概念总体性意蕴的历时分析。从历时性层面来看，领导权概念的总体性特征大致经历了一个从主要强调经济意义逐渐转变为文化、政治、经济和革命等多重意义的过程。
从十月革命到意大利工人委员会运动前后，葛兰西对于“领导权”的使用主要出现在经济领域或者生产领域。例如，1918年7月27日，在《俄国的乌托邦》一文中，葛兰西写道，“资产阶级力图确立自己的领导权，但是失败了。于是无产阶级接管了对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指导，并正在建立它自己的秩序。”[12]1920年5月8日，在《為了社会党的新生》一文中，葛兰西指出，“意大利劳动者的整个斗争将不可遏制地导致经济领域内的巨大变革，其结果将确立新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而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将从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手中夺取领导权，在生产领域中占据领导地位。”[13]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努力取得的领导权包含了对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指导。
1920年8月14日，在《<新秩序>周刊的纲领》一文中，葛兰西谈到，“我们之所以需要指出这些，是为了对企业产生的新等级关系进行历史的分析，是为了强调工人阶级（它的工厂组织尽力掌握生产的领导权）在生产上独立自主的最重要历史条件之一已经出现。”[14]从中可以看出，葛兰西在工厂委员会运动时期，对领导权的使用更多的是强调一种生产领导权或者经济领导权。这种使用与葛兰西关于苏维埃制度以及工人国家概念的理解有着内在的关联。而且，在这一时期，葛兰西主要强调领导权概念经济属性，也从侧面反映了葛兰西工厂委员会理论作为其经济思想重要组成的一种体现。
在1924年左右，随着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发展，葛兰西对领导权概念的使用开始拓展到政治领域，并且明确使用了“政治领导权”的表述。其中，1924年1月5日，在给内格里的信中，葛兰西指出，“我认为以往斗士的运动由于其实是意大利中南部农民的第一个世俗政党的形成，一般说来它在推翻旧意大利政治结构，严重削弱资产阶级议会领导权，从而决定追随法西斯主义的反动小资产阶级的胜利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15]1924年1月27日，在给乌尔巴尼的信中，葛兰西写道，“我们必须做到：党认真地组织起来并发挥本质作用，严格地确定职权范围。掌握政治领导权的人显然应当领导党的全部活动，但领导不意味着安排个别事情并打扰整个组织。”[16]1924年2月9日，葛兰西在信中写道，“阿马德奥拥有自己的思想，他不仅想在国内范围而且在国际范围让它获胜，这就是另一码事了。他深信不疑，通过巧妙、灵活的斗争可以实现其目的，为不危害其论纲，要推迟共产国际的惩罚，这种惩罚会阻止他现在衔接一个历史时期，在那个历史时期西欧和中欧的革命将去除苏联现在具有的领导权性质”；“我们只能希望把党的领导权交给少数派的代表，因为他们同共产国际的意见一致。”[17]1924年3月1日，葛兰西写道，“《新闻报》倾向于保持北方—皮埃蒙特对意大利的领导权，而不是相反，只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才让工人贵族进入领导权体系。”[18]在这里，葛兰西所谈及的政治领导权并非部分学者所理解的“政权”或者“专政”，而是政党政治、国际关系层面的领导权。
1926年前后，葛兰西对领导权概念的使用开始同时出现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在《意大利的形势和意共的任务（〈里昂提纲〉）》（1926年1月）的“革命的动力和前景”一节中，葛兰西写道，“没有对主观因素的评估，就不能预见革命过程的发展和速度，这些主观因素也就是：工人阶级能够在何种程度上造就它自己的政治形象、获得正确的阶级意识和独立于所有其他的阶级；工人阶级能够在何种程度上组织自己的力量，即事实上对其他部分执行领导权，而首先是从政治上把它同农民的联盟具体化。”[19]具体到“党的战略和策略”部分时，葛兰西进一步指出，“如果党放弃在工会中施加影响和赢得对它们的领导权的斗争，那事实上就是放弃赢得工人群众和放弃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20]“国家的加强和防卫需要同服从工业有限领导权的那些阶级进行妥协：特别是地主和小资产阶级。”[21]
另一方面，关于“领导权”概念总体性意蕴的共时分析。从共时性层面来看，领导权概念的总体性特征主要体现为文化、政治、经济和革命领域的领导权意义在同一时期或者同一文章中同时使用。这一点在撰写《狱中札记》时期体现得尤为明显。相比较而言，领导权的经济色彩逐渐淡化，而在无产阶级领导权和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使用则更加频繁。 其一，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方面的使用。在写作意大利历史随笔期间，葛兰西专门撰写了题为《意大利民族和现代国家形成与发展中的政治领导权问题》的札记。在该文中，葛兰西指出，“政治领导权仅仅成为了统治职能的一部分。”[22]在札记《实践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葛兰西更加明确地指出，“我在另一处已经提到过由伊里奇负责（制定和实现）的领导权这一概念和事实本身的哲学意义。实现了的领导权意味着对哲学的实在的评论，意味着它的实在的辩证法。” [23]在札记《关于“经济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几个问题》中，葛兰西特别强调“必须在政治活动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反对经济主义。这条战线上的斗争可以而且必须通过发展领导权的思想来进行——其实在发展政党学说的过程中，以及在某些政党的实际经历中已经进行过这种斗争（如反对所谓‘不断革命论’——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革命民主专政的思想）。”[24]
其二，关于政治领导权方面的使用。在札记《政治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中，葛兰西提到，“意大利境内的均势的要求与欧洲国家争取领导权的需要之间的矛盾。”[25]“在战争时期掌握领导权的人由于斗争过程中受到削弱而最终失去领导权，而只好眼看着原来的‘从属者’由于手腕比较高明或者‘比较走运’而执掌领导权。”[26]在札记《领导权（市民社会）和三权分立》中，葛兰西认为，“三权都是政治领导权机构，但层次不同：（1）立法；（2）司法；（3）行政。”[27]在《国家》中，葛兰西指出，“如果说任何型式的国家都无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经济—团体的原始主义阶段，那么就可以由此得出推论：缔造这种新型国家的新社会集团的政治领导权的主要内容是经济秩序，即涉及到基础的重新组织以及人与经济世界或生产领域之间的现实关系的重新组织。”[28]在札记《历史的文学》中，葛兰西还指出，“斯皮里托关于市民就是国家官员的概念，其直接根源就是对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不加区别，把政治领导权同国家—政治管理机构混为一谈。”[29]从中可以看出，葛兰西反对将政治领导权直接等同于国家政权。
其三，关于文化领导权方面的使用。在札记《预见和前途》中，葛兰西指出，“双重前途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从最简单到最复杂；但在理论上却可以把它们归结为两种基本形式，即相当于马基雅维利的半人半马怪物——一半是兽性，一半是人性。具体表现形式则有：强制与协商，威望与领导权，暴力与文明，个别与全体（‘教会’与‘国家’），鼓动与宣传，战术与战略等等。”[30]在札记《个人和群众》中，葛兰西写道，“一致主义一直存在着。而今天的问题是‘两种一致主義’之间的斗争问题，也就是关于争取领导权的问题和关于市民社会危机的问题。曾在社会的智力方面和道德方面领导过社会的旧的领导者觉得他们的立脚点要垮台，理解到他们的‘说教’也只是‘说教’而已。”[31]在札记《欧洲人口成分合理化》中，葛兰西发现，美国“目前还没有发现（在1929年危机以前）任何‘上层建筑的’现象，有的也只是偶然地，换句话说，还没有提出基本问题——领导权问题。”[32]
在札记《关于“民族—人民的”概念》中，葛兰西写道，“意大利人民优先读外国作家的书那个事实意味着什么呢？它是意味着人民感觉到外国知识界的智力和道义领导权。”[33]在札记《关于建立通俗社会学的一种尝试的批评札记》中，葛兰西写道，“《通俗读本》的第一个错误是，它的出发点是假定，至少是含蓄地假定，阐明一种民众原始的哲学是同传统哲学的庞大体系以及教士领袖们的信仰，即同知识分子的及高度文化的世界观相对立的。其实这些体系根本不为群众所知，对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方式并没有直接的影响。当然这绝不是说毫无影响，只是影响的方式有所不同。这些体系是作为外部的政治力量而对民众施加影响，是统治阶级行使内聚力的一种因素，因而也是使之服从外部领导权的一种因素。”[34]
此外，葛兰西还使用过“公民领导权”的表述。在《关于“总体的人”或“社会一致”的问题》中，葛兰西写道，“在1870年以后的时期，随着欧洲的殖民扩张，所有这些因素都发生了变化：国家的内部关系和国际关系在组织上更加庞大复杂，政治学对1848年的‘不断革命’作了深入的研究，并且用‘公民领导权’的公式取而代之。”[35]
总而言之，通过对葛兰西领导权概念的总体性意蕴的文本分析，一方面比较清晰地呈现了葛兰西文本境域中的“领导权”的真实状态，另一方面对葛兰西首次使用领导权概念的时间问题也做了进一步的澄清。长期以来，学界普遍流行的观点认为，“领导权概念在葛兰西那里首次出现于《南方问题笔记》（1926年）中。”[36]在这种流行观点基础之上，学界进而将葛兰西与列宁在领导权问题上的思想关系演绎成了一种“对立论”。就此而言，对于“egemonia”的领导权译法及其使用情况进行文本考察，也为进一步澄清葛兰西与列宁之间的思想关系做了准备。
注释：
这封信没能寄到《团结报》编辑部，1926年11月8日，葛兰西被捕，此信也随之被没收。一同被没收的还有一封题为《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的信。后者被学界认为研究葛兰西狱前时期领导权思想的关键性文本。在这两封完成时间相隔不长且同时被法西斯政府没收信中，“egemonia”分别在“霸权”和“领导权”两种意义层面上得到了使用。
参考文献：
[1]周凡.重读葛兰西的霸权理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5）.
[2]李彤.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柔性和社会主义局限性的葛兰西方法[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0，（5）.
[3][4][10][31][32][33][34]葛兰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85、298、363、318、332、394、245.
[5][11][12][13][14][19][20][21][23][24][25][26][27][28][29][30][35]葛兰西文选（1916-193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420、367-368、31、118、163、271、286、260、459、358、334、445、428、444、453、361、424.
[6][9][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书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33、209.
[7][8][15][16][17][18][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火与玫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46、335、121、153、171、188.
[22][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9.
[36][英]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71.
（责任编辑：木 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