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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学的道德论涉及到三种关系，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群体，以及个人的道德修养，因此它既属于伦理学的范围，同时也具有宗教的意义。传统儒学道德价值的失落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在大众文化中建构儒家的道德理性应该从家庭、社区和学校这几个方面着手。
关键词：传统伦理；儒家；道德
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主要在于道德理性方面，即“明人伦”，也就是探讨如何做人的道理。儒学伦理思想中的道德境界，可以分为两个不同层次：最基本的一个层次是要求社会各等级的人遵循礼义，使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种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之间等级有序，和谐相处；其最高的理想境界就是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大同”社会。
儒学的道德论涉及到三种关系，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群体，以及个人的道德修养，因此它既属于伦理学的范围，同时也具有宗教的意义。在儒家的道德论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天被赋予了道德的价值。儒家认为，天地自然是一个人化流行的整体，是有情的宇宙，具有至善至美的道德价值，而人的善性正是自然的至善至美的道德价值所赋予的。早往西周初，周公就提出了“天命靡常”的观念，即天命不会永远保护一个朝代永远存续下去，只有“敬德保民”，才能“祈天永命”。因为“天亦哀于四方之民”。这样就把“尊天”与“敬德”联系起采，使天具有了一定的道德含义。孔子对天也怀有一种敬畏之情，追求“知天命”。孟子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天人合德”的思想，天被直接赋予了道德的内涵。孟子的知识论提出“尽心知性知天”的思想，即通过极力扩充人生与俱来的四大善端，从而认识人性本善的道理，最后达于与天相通。在孟子的思想中，“性”与“天”具有同质性，所以从知性到知天，其实就是对人性本质和天道本质的体认。汉代的儒学大师董仲舒进一步阐述了人类社会的道德来源于天的思想，他说：“人受命于天，故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宜，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灿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义；知仁义，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子。”(《汉书·董仲舒传》)他把人类的一切道德信条都看成是天性的表现。正因为如此，所以人才“超然异于群生”而“贵于物”；而人之所以贵于物，也就在于人能秉承天性，知道仁义礼节。如果能够完全按照仁义礼节行事，安身立命，遵循天理，善以待人，那么他就是君子。
总之，在儒学中，道德并不完全局限在伦理的范围，它也表达了宗教的意义，“从形上学的意义上说这个道德的精神或仁的精神按其本质采说是等同于宇宙精神的。”因此儒学“在中国的社会中起着一种道德——宗教体系相同的作用。”(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400—401页)
人与社会群体的关系叮以说是儒家道德论的核心。社会性是人的本质特征，一方面，人与人之间需要交流感情，需要得到他人的尊重和关爱，人性只有在社会群体中才能得到体现；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和社会活动必须在某种结构中遵循某种规则有序地进行。在社会结构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都扮演作某一特定的角色。如果一个人不“安分守己”，摆正自己的位置，按照既定的规则演好自己的角色，整个社会就会乱套。儒学价值的本质就是关注人际关系，追求社会群体秩序的和谐，这可以说是儒学最显著的特点。儒家提出以礼义为纲纪，使君臣正，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朋友信，此即“彝伦攸叙”。儒家的道德论包含了两个层次：即家庭和社会，也就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这五伦关系。家庭关系乃是儒家道德伦的基础，处理家庭关系的基本原则是父慈于孝，兄弟和睦，夫妻之间相亲相爱。父亲在家庭关系中处于核心和主导地位，因此孝道是家庭之中最重要的原则。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君臣关系，二是普通人之间的关系。君臣关系可以推广到上下级关系。臣下对君主、下级对上级应该忠心耿耿，忠于职守；而君主对臣下、上级对下级要尊重和信任。普通的人际关系要讲诚信与理解。孔子讲：“仁者爱人”，就包含了五伦关系中的各方面。其内容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样两个方面。当自己在做任何事的时候，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要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董仲舒在论及个人与群体关系时提出：“仁者爱人，不在爱我；义者正我，不在正人。”以仁爱之心善待他人，关爱他人，对人多一分同情和理解；二“义”则是对自身的要求，既要做合宜的事，而不应以此要求别人。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整个社会就和谐安定了。
儒学非常强调自身的道德修养，个人的道德修养是儒学道德伦的基础。孔子讲：“克己复礼为仁。”意思是说，克制自己的欲望，使言行视听都合乎礼的规范，这样就可以达到仁了。“克己”很显然是—个自身修养的概念。人应该自觉的遵守道德规范，与社会道德的规范内通过长期坚韧持久的道德修养，使自身臻于完善。在孔子的思想中，仁与礼是高度统一的。仁是内在的自觉性,礼是外在的强制力。通过外在的“礼”的强制作用，可以促使人们内在品质修养和精神境界达到仁的高度；彻底反封建主义的口号下，把儒学的道德传统全部彻底地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造反有理等口号的鼓吹下，一切社会关系、人际关系都被阶级关系取代了，所谓“亲不亲，阶级分”，“同志”成为最时髦的称谓，凡是不被称为“同志”的，就被当作阶级异己分子看待，成为专政的对象。政治标准取代了道德标准。那时候，人們公开羞辱、伤害自己的亲人、师长、上级，更其甚者，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制造谣言，无限上纲，落井下石，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必欲置人于死地而后快。最叮悲的是，这种事情往往被看作是阶级觉悟高的表现而受到表彰，并号召人们向他们学习。道德沦丧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文革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野蛮、最邪恶的时期之一。传统的礼义之邦变得毫无人性。第三是90年代以来，中国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追求经济利润，一切向钱看，功利主义成为衡量价值高低的重要标准，为了追求各自的利益，把一切道德标准都抛弃了。腐败现象在当代中国非常引人注目。我们认为，仅仅是官僚阶层的大贪污、大腐败并不可怕，他们触犯了刑律，可以依法惩处；可怕的是全民的腐败，有人把这种全民的腐败称为小腐败。这种小腐败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如政府部门的公务员、教师或者有一技之长的人，可以依据自己的一点点权力替别人办事，这原本是他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但如果别人不给他好处，他就不给办；给他送礼，他就给你办快点，办好点。一些单位以各种名义收取赞助费、回扣以及一切不合理的收费，以及五花八门的“创收”；至于过年过节的时候各种请客送礼、红包现象，那更成了中国当代的一道景观。学术界、科技界各种评审中的走后门，学术界的抄袭、剽窃之风，等等。更为可怕的是人们把这种小腐败认为是理所当然，见惯不惊，习以为常了。大家痛恨大腐败，但对于小腐败却非常认可，殊不知正是这种小腐败败坏了人心，泯灭了是非观念，把一个社会公认的道德价值标准丢弃了。所以现在有人认为现在出现了普遍的道德危机，我认为这并非危言耸听。
传统儒学道德价值的失落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20世纪大部分时间处在“革命”的时期，而“革命就是同一切传统、传统观念彻底决裂。”20世纪前期，中国外有帝国主义的传略，内有封建专制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因此中国当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民族的独立，推翻腐朽的反动统治，争取人民民主，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而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下，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显示出比中国传统的文明具有更强的优势，在这种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对比之下，很容易使一些人对本国、本民族的文化产生自卑感，因而对传统文化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后，满足了中国社会对革命理论的需要，于是中国社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共产党宣言》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一思想对20世纪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和传统都被当作封建主义而被列入革命的对象。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的儒学理所当然的被抛弃了。
第二，知识分子价值和地位的跌落。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是传统儒学的载体，是儒学文化的承传者，是儒学精神民间化、大众化的承担者，因此知识分子在传统中国社会具有很高的地位。自汉武帝罢黜百家以后，儒学便以经学的形态，并通过学校和国家官吏的选拔制度的结合，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占主流地位的知识体系。科举制度废除以后，知识分子便失去了政治上乃至文化上的优势，随着儒学传统被当作封建主义而被抛弃，知识分子也失去了在传统文化的框架内独立运作的条件。另外，在20世纪有—种革命的理论，认为知识分子只是附着在某一阶级皮上的毛。在革命以后，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张皮已不复存在，那么知识分子的毛就应该附着在无产阶级的皮上。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中国20世纪的革命实践中，知识分子实际上失掉了自身的独立性，被当成革命改造的对象。在那革命的年代，许多知识分子被迫改造自己，学习重新做人。在那“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年代，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知识分子在社会中处于“臭老九”的地位，在社会上极不受人尊重。与此相关联的是知识分子的经济收入非常低下，总之，知识分子被彻底的边缘化厂。
第三，在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大发展的时期，社会的道德水平不仅没有随之提高，反而成下降的趋势。汤因比认为，人类道德行为的平均水平至今仍没提高。科学进步的力量跟伦理水中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宽。日本学者池田大左同意汤因比的观点，他也说：“人的道德水平随着技术的进步反而有所降低。”(《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左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88页)
我们并不能肯定这是否是一个规律。我们通常称之为文明的进步始终不过是技术和科学的提高，还有使用非人格力量的提高，这跟道德上(即伦理上)的提高。不能相提并论。现代史的事实的确如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全国人民一心一意为实现现代化而努力奋斗。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积极性像火山般地喷发出来。市场经济的一些价值观：如优胜劣败的竞争使商品经济活跃，但社会的道德却反而沦落了。二十二五年前，越穷越光荣，但现在则完全翻转过来了，越富越光荣，贫穷被人瞧不起。因此，为了获取切实的利益，追求经济效益、追逐物质财富，就有人敢于不顾法律，铤而走险，更遑论伦理道德规范了。何况经过几十年的革命以后，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把传统的伦理道德彻底地抛弃了，在这种时候，突然面对着金钱的刺激，违反道德的人性的恶欲就像被打开的潘多拉的盒子，种种罪恶现象都出现了。
社会上盛行的腐败现象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道德 危机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党中央和国家的最高决策者已经就此发出过许多指示，并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铲除腐败必须两手抓，一手是通过法制于以坚决的打击；另一手就是狠抓道德建设。腐败现象，特别是我们在前面指出的小腐败，更需要从道德方面着手解决。
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反思上一个世纪中国的彻底反传统，可以看出它给我们的民族带来的负面影响乃至创伤是非常巨大的。我们现在必须理直气壮的拨乱反正，对儒家的道德理性要实事求是地予以评价。它虽然有其弊端，但其合理价值是不可怀疑的，特别是它在维系社会稳定、和谐方面的功能并不会因社会形态的改变而消失。只要我们对它进行改造、重建，儒家道德理性的光芒必将照射现代文明的进程之中。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大传统中传统的伦理道德被重新肯定，但精英文化在这方面的努力还仅局限在学术讨论之中，还没有与小传统结合起来。本来儒学的道理就来自小传统，是中国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行为方式的理论提炼和升华。而它过来又对小传统施以巨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认为当代的道德建设应该立足于小传统。要采取切实的措施，加大宣传力度，形成强大的社会道德的氛围，促使社会风貌的改变。
我们认为在大众文化中建构儒家的道德理性应该从家庭、社区和学校这几个方面着手。特别是社区，可以通过建立社区公约和人际关怀的机制，以形成良好的道德环境。这方面，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一些时候，曾经有过行之有效的经验。比如社区的人际关怀，现在尤其应该加以提倡。对社区中的弱势群体(主要是下岗工人、老弱残疾者)，除了政府要给与特殊的生活保障和就业援助以外，社区对他们应該多一些关怀和体贴。据统计，在现在的犯罪案件中，案犯有很多是属于弱势群体。当他们生活艰难无助、或是受到歧视时，会加剧心理的不平衡，这样很容易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道路。如果社区多给他们一些关爱和安慰，化解他们紧张的心理压力，使他们感受到人间的真情，社区的温暖，这样就可降低犯罪率，增加社区的安全系数。
关键词：传统伦理；儒家；道德
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主要在于道德理性方面，即“明人伦”，也就是探讨如何做人的道理。儒学伦理思想中的道德境界，可以分为两个不同层次：最基本的一个层次是要求社会各等级的人遵循礼义，使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种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之间等级有序，和谐相处；其最高的理想境界就是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大同”社会。
儒学的道德论涉及到三种关系，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群体，以及个人的道德修养，因此它既属于伦理学的范围，同时也具有宗教的意义。在儒家的道德论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天被赋予了道德的价值。儒家认为，天地自然是一个人化流行的整体，是有情的宇宙，具有至善至美的道德价值，而人的善性正是自然的至善至美的道德价值所赋予的。早往西周初，周公就提出了“天命靡常”的观念，即天命不会永远保护一个朝代永远存续下去，只有“敬德保民”，才能“祈天永命”。因为“天亦哀于四方之民”。这样就把“尊天”与“敬德”联系起采，使天具有了一定的道德含义。孔子对天也怀有一种敬畏之情，追求“知天命”。孟子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天人合德”的思想，天被直接赋予了道德的内涵。孟子的知识论提出“尽心知性知天”的思想，即通过极力扩充人生与俱来的四大善端，从而认识人性本善的道理，最后达于与天相通。在孟子的思想中，“性”与“天”具有同质性，所以从知性到知天，其实就是对人性本质和天道本质的体认。汉代的儒学大师董仲舒进一步阐述了人类社会的道德来源于天的思想，他说：“人受命于天，故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宜，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灿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义；知仁义，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子。”(《汉书·董仲舒传》)他把人类的一切道德信条都看成是天性的表现。正因为如此，所以人才“超然异于群生”而“贵于物”；而人之所以贵于物，也就在于人能秉承天性，知道仁义礼节。如果能够完全按照仁义礼节行事，安身立命，遵循天理，善以待人，那么他就是君子。
总之，在儒学中，道德并不完全局限在伦理的范围，它也表达了宗教的意义，“从形上学的意义上说这个道德的精神或仁的精神按其本质采说是等同于宇宙精神的。”因此儒学“在中国的社会中起着一种道德——宗教体系相同的作用。”(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400—401页)
人与社会群体的关系叮以说是儒家道德论的核心。社会性是人的本质特征，一方面，人与人之间需要交流感情，需要得到他人的尊重和关爱，人性只有在社会群体中才能得到体现；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和社会活动必须在某种结构中遵循某种规则有序地进行。在社会结构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都扮演作某一特定的角色。如果一个人不“安分守己”，摆正自己的位置，按照既定的规则演好自己的角色，整个社会就会乱套。儒学价值的本质就是关注人际关系，追求社会群体秩序的和谐，这可以说是儒学最显著的特点。儒家提出以礼义为纲纪，使君臣正，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朋友信，此即“彝伦攸叙”。儒家的道德论包含了两个层次：即家庭和社会，也就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这五伦关系。家庭关系乃是儒家道德伦的基础，处理家庭关系的基本原则是父慈于孝，兄弟和睦，夫妻之间相亲相爱。父亲在家庭关系中处于核心和主导地位，因此孝道是家庭之中最重要的原则。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君臣关系，二是普通人之间的关系。君臣关系可以推广到上下级关系。臣下对君主、下级对上级应该忠心耿耿，忠于职守；而君主对臣下、上级对下级要尊重和信任。普通的人际关系要讲诚信与理解。孔子讲：“仁者爱人”，就包含了五伦关系中的各方面。其内容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样两个方面。当自己在做任何事的时候，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要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董仲舒在论及个人与群体关系时提出：“仁者爱人，不在爱我；义者正我，不在正人。”以仁爱之心善待他人，关爱他人，对人多一分同情和理解；二“义”则是对自身的要求，既要做合宜的事，而不应以此要求别人。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整个社会就和谐安定了。
儒学非常强调自身的道德修养，个人的道德修养是儒学道德伦的基础。孔子讲：“克己复礼为仁。”意思是说，克制自己的欲望，使言行视听都合乎礼的规范，这样就可以达到仁了。“克己”很显然是—个自身修养的概念。人应该自觉的遵守道德规范，与社会道德的规范内通过长期坚韧持久的道德修养，使自身臻于完善。在孔子的思想中，仁与礼是高度统一的。仁是内在的自觉性,礼是外在的强制力。通过外在的“礼”的强制作用，可以促使人们内在品质修养和精神境界达到仁的高度；彻底反封建主义的口号下，把儒学的道德传统全部彻底地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造反有理等口号的鼓吹下，一切社会关系、人际关系都被阶级关系取代了，所谓“亲不亲，阶级分”，“同志”成为最时髦的称谓，凡是不被称为“同志”的，就被当作阶级异己分子看待，成为专政的对象。政治标准取代了道德标准。那时候，人們公开羞辱、伤害自己的亲人、师长、上级，更其甚者，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制造谣言，无限上纲，落井下石，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必欲置人于死地而后快。最叮悲的是，这种事情往往被看作是阶级觉悟高的表现而受到表彰，并号召人们向他们学习。道德沦丧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文革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野蛮、最邪恶的时期之一。传统的礼义之邦变得毫无人性。第三是90年代以来，中国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追求经济利润，一切向钱看，功利主义成为衡量价值高低的重要标准，为了追求各自的利益，把一切道德标准都抛弃了。腐败现象在当代中国非常引人注目。我们认为，仅仅是官僚阶层的大贪污、大腐败并不可怕，他们触犯了刑律，可以依法惩处；可怕的是全民的腐败，有人把这种全民的腐败称为小腐败。这种小腐败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如政府部门的公务员、教师或者有一技之长的人，可以依据自己的一点点权力替别人办事，这原本是他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但如果别人不给他好处，他就不给办；给他送礼，他就给你办快点，办好点。一些单位以各种名义收取赞助费、回扣以及一切不合理的收费，以及五花八门的“创收”；至于过年过节的时候各种请客送礼、红包现象，那更成了中国当代的一道景观。学术界、科技界各种评审中的走后门，学术界的抄袭、剽窃之风，等等。更为可怕的是人们把这种小腐败认为是理所当然，见惯不惊，习以为常了。大家痛恨大腐败，但对于小腐败却非常认可，殊不知正是这种小腐败败坏了人心，泯灭了是非观念，把一个社会公认的道德价值标准丢弃了。所以现在有人认为现在出现了普遍的道德危机，我认为这并非危言耸听。
传统儒学道德价值的失落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20世纪大部分时间处在“革命”的时期，而“革命就是同一切传统、传统观念彻底决裂。”20世纪前期，中国外有帝国主义的传略，内有封建专制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因此中国当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民族的独立，推翻腐朽的反动统治，争取人民民主，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而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下，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显示出比中国传统的文明具有更强的优势，在这种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对比之下，很容易使一些人对本国、本民族的文化产生自卑感，因而对传统文化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后，满足了中国社会对革命理论的需要，于是中国社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共产党宣言》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一思想对20世纪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和传统都被当作封建主义而被列入革命的对象。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的儒学理所当然的被抛弃了。
第二，知识分子价值和地位的跌落。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是传统儒学的载体，是儒学文化的承传者，是儒学精神民间化、大众化的承担者，因此知识分子在传统中国社会具有很高的地位。自汉武帝罢黜百家以后，儒学便以经学的形态，并通过学校和国家官吏的选拔制度的结合，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占主流地位的知识体系。科举制度废除以后，知识分子便失去了政治上乃至文化上的优势，随着儒学传统被当作封建主义而被抛弃，知识分子也失去了在传统文化的框架内独立运作的条件。另外，在20世纪有—种革命的理论，认为知识分子只是附着在某一阶级皮上的毛。在革命以后，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张皮已不复存在，那么知识分子的毛就应该附着在无产阶级的皮上。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中国20世纪的革命实践中，知识分子实际上失掉了自身的独立性，被当成革命改造的对象。在那革命的年代，许多知识分子被迫改造自己，学习重新做人。在那“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年代，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知识分子在社会中处于“臭老九”的地位，在社会上极不受人尊重。与此相关联的是知识分子的经济收入非常低下，总之，知识分子被彻底的边缘化厂。
第三，在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大发展的时期，社会的道德水平不仅没有随之提高，反而成下降的趋势。汤因比认为，人类道德行为的平均水平至今仍没提高。科学进步的力量跟伦理水中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宽。日本学者池田大左同意汤因比的观点，他也说：“人的道德水平随着技术的进步反而有所降低。”(《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左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88页)
我们并不能肯定这是否是一个规律。我们通常称之为文明的进步始终不过是技术和科学的提高，还有使用非人格力量的提高，这跟道德上(即伦理上)的提高。不能相提并论。现代史的事实的确如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全国人民一心一意为实现现代化而努力奋斗。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积极性像火山般地喷发出来。市场经济的一些价值观：如优胜劣败的竞争使商品经济活跃，但社会的道德却反而沦落了。二十二五年前，越穷越光荣，但现在则完全翻转过来了，越富越光荣，贫穷被人瞧不起。因此，为了获取切实的利益，追求经济效益、追逐物质财富，就有人敢于不顾法律，铤而走险，更遑论伦理道德规范了。何况经过几十年的革命以后，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把传统的伦理道德彻底地抛弃了，在这种时候，突然面对着金钱的刺激，违反道德的人性的恶欲就像被打开的潘多拉的盒子，种种罪恶现象都出现了。
社会上盛行的腐败现象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道德 危机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党中央和国家的最高决策者已经就此发出过许多指示，并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铲除腐败必须两手抓，一手是通过法制于以坚决的打击；另一手就是狠抓道德建设。腐败现象，特别是我们在前面指出的小腐败，更需要从道德方面着手解决。
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反思上一个世纪中国的彻底反传统，可以看出它给我们的民族带来的负面影响乃至创伤是非常巨大的。我们现在必须理直气壮的拨乱反正，对儒家的道德理性要实事求是地予以评价。它虽然有其弊端，但其合理价值是不可怀疑的，特别是它在维系社会稳定、和谐方面的功能并不会因社会形态的改变而消失。只要我们对它进行改造、重建，儒家道德理性的光芒必将照射现代文明的进程之中。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大传统中传统的伦理道德被重新肯定，但精英文化在这方面的努力还仅局限在学术讨论之中，还没有与小传统结合起来。本来儒学的道理就来自小传统，是中国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行为方式的理论提炼和升华。而它过来又对小传统施以巨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认为当代的道德建设应该立足于小传统。要采取切实的措施，加大宣传力度，形成强大的社会道德的氛围，促使社会风貌的改变。
我们认为在大众文化中建构儒家的道德理性应该从家庭、社区和学校这几个方面着手。特别是社区，可以通过建立社区公约和人际关怀的机制，以形成良好的道德环境。这方面，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一些时候，曾经有过行之有效的经验。比如社区的人际关怀，现在尤其应该加以提倡。对社区中的弱势群体(主要是下岗工人、老弱残疾者)，除了政府要给与特殊的生活保障和就业援助以外，社区对他们应該多一些关怀和体贴。据统计，在现在的犯罪案件中，案犯有很多是属于弱势群体。当他们生活艰难无助、或是受到歧视时，会加剧心理的不平衡，这样很容易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道路。如果社区多给他们一些关爱和安慰，化解他们紧张的心理压力，使他们感受到人间的真情，社区的温暖，这样就可降低犯罪率，增加社区的安全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