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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中共逐步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开始从理论上阐述对农民进行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一系列农民教育的基本原则,成为指导农民革命有力的思想武器。对这一思想进行梳理,既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也对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启示意义。
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中国民主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中心问题是要解决土地问题、解放农民。中共建党初期,由于自身经验缺乏以及受苏联的影响,最初并没有意识到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及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后来城市暴动的挫败以及领导农民运动的实践活动,中共不断进行理论总结,初步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形成了早期的农民教育思想。对这一思想进行挖掘和梳理,既有助于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工作,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农民教育,一般是指“依靠群众、农村基层组织和社会力量,举办冬学、民校和各种形式的文化技术教育设施,以提高农民的政治文化科学技术水平,为发展农业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项教育事业。”[1]本文所说农民教育,系指中共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农民进行的政治训练以及用文化科学技术知识培育农民,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及文化素质,进而引导他们进行革命为目的的系列教育活动。
中国革命以及中国农民的特殊性,决定了无产阶级必须和农民结成联盟,农民必须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本身具有其历史和阶级局限性,如果不进行教育和改造,农民的这些弱点是不会自发消亡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教育和发动农民投身革命的工作,认为教育和引导农民,对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克服农民自身的弱点,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第一,农民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农民教育的重要性以及领导农民运动,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革命理论的指导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新生的共产党人通过血的教训,意识到光靠无产阶级的满腔热血、单枪匹马是无法战胜强大的敌人。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寻找可靠的同盟者。马克思曾经指出,“被我们争取过来的农民人数越多,社会改造的实现也就越迅速和越容易”。[2]而要想取得最终的革命胜利,“只有预先把广大人民群众—这里就是指农民-争取过来,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3]五卅运动以后国民革命中工人阶级的孤立隔离,更证明农民斗争的奋起,是国民革命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工人阶级最需要最靠得住的同盟军。邓中夏在1923年就指出,“现在第一要事就是去唤醒这一般群众,他们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成分,他们是中国的柱子,若不唤醒这般农民群众,民族的解放是无望的”。[4]毛泽东更是明确强调,“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5]毛泽东对农民的认识没有一般性地停留在农民的革命性方面,而是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与农民息息相关。在毛泽东早期革命生涯中,农民问题始终是其关注的重要问题,可谓“从农民走向革命,又从革命回到农民当中。”
第二,教育农民是中国革命的应有之义。中国革命不仅需要为数众多的农民积极参加,更需要兼具坚定革命意识和为全体人民谋福利的农民担纲革命的主力。农民中蕴藏无限的革命潜力,但农民终归是农民,它的革命性、它与无产阶级并肩战斗是有条件的。事实上,农民存在观念保守、文化知识贫乏等缺点,以及参加革命阵营中实际存在的各种农民意识的泛滥。农民具有两重性,“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产品。”[6]他们一方面有革命的要求,希望通过革命解决土地问题,另一方面又担心革命使自己的利益受损,“囿于眼前小利益,缺乏政治常识”。[7]瞿秋白也认为,农民虽然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但担负不起领导革命的重担,农民需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和教育。在《国民革命之争论问题》一文中,他引用马克思的话语强调,农民不能自己代表自己,而应当请别人来代表,应当同时便是他们的主人。[8]农民阶级这种先天的保守意识和患得患失的心态影响着他们在革命中主体作用的发挥,进而影响民主革命进程,这就使党意识到对农民教育的紧迫性。
农民中还广泛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尤其小资产阶级意识比较浓厚。延续数千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束缚了农民的思维,为他们打上深深地小农意识的烙印。列宁认为,农民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反复无常,犹豫不决,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者。“可惜现在还存在许多小生产……,由于这一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了。”[9]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了各种农民意识的表现,如“绝对平均主义”、“流寇主义”、“雇佣观念”、“地方观念”、“小团体主义”、“家庭观念”等,剖析了农民意识产生的经济社会条件,提出用经常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意识教育农民,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意识。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强调:“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全是农民成份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要犯错误的。”并指出,由于农民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的领导者”。[5]农民中广泛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既可以直接给革命造成阻碍,也是党内错误思想的根源之一。因此,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用马克思主义来教育农民出身的党员,成为当时政治生活的主题。
第三,中共与农民核心利益契合相通。中国农民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可靠的同盟军,共同的利益使他们结成了稳定的政治联盟,这使得农民极易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结成强大的统一战线。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10]近代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就是土地问题。孙中山虽然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实施。中共从建党伊始就明确提出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建设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中共三大之后,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共也适时地提出借助党内合作形式,力图“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中共四大在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的同时,还强调领导权的实现必须结合农民运动实际,尽最大的努力“获得最大多数农民为工人阶级之革命的同盟”。[11]否则,党的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在韶山养病之际,动员乡亲参加革命,建立了秘密性质的农民协会以及公开性质的群众组织—雪耻会。在毛泽东等人的亲自领导下,韶山周边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到1925年底就建立30多个乡农协,发展会员8200多人,中共党员110多人,成为湖南乃至全国农民运动的发祥地之一。
旧社会传统文化视域下,劳苦人民基本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中共开展农民运动最初就是采取“开民智”的文化启蒙,大力开展各种形式的扫盲教育,赋予广大农民以文化知识。毛泽东说:“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6]他们一方面对文化顶礼膜拜,另一方面又嫉妒甚至愤恨,因而在革命过程中常常犯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因此,毛泽东强调,农民的落后思想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农民低下的文化水平又阻碍他们在革命中积极作用的发挥,“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12]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打破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6]
二、大革命前后,党对农民教育的目的主要是领导农民开展农民运动,支持国民革命。党结合革命实际和农民自身情况,开展了丰富的农民教育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产生革命的行动。党的各种文件和会议都清楚地表明,对农民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毛泽东十分重视从思想上提高党员干部包括农民出身的党员的觉悟。他认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能解决,党的一切政治斗争任务是不能完成的。”[12]中央文件也多次强调,对于共产党员必须时刻牢记自己的使命,包括“平常口语中须时时留意宣传”,应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党的主义和政策,使群众对本党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11]党在对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时,一方面直接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农民讲授自然科学技术知识以及浅显易懂的共产主义思想。另一方面,注重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动员农民群众,逐步引导农民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毛泽东、杨开慧在韶山动员民众时,尤其注重对农民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尤为注重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党的主张,这种“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他们理解的宣传教育”[12] 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当然,农民教育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农民教育政策的正确性以及党的干部贯彻政策的坚定性。正确的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成为至关重要的一环。为提高党的领导和理论工作者的政策水平,克服实际存在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尤其是轻视农民教育及运动的倾向,毛泽东等不遗余力对广大党员干部宣传教育。在他看来,无产阶级思想理论的领导,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事实上,一个农民成分占大多数的党,若不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革命势难成功,“其趋向是会错误的”。[6]党通过各种形式的理论灌输,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第二,加强工农联盟教育。中共在建党之初,沿袭苏联经验,主要把精力投入到工人运动中,对农民问题的认识还不深刻。但联合农民的思想早在二大已经初步形成。中共二大宣言就已指出,贫苦农民要摆脱穷困和痛苦的环境,必须站起来进行革命。大量的贫苦农民若和工人并肩战斗,中国革命成功指日可待。为此,提出建立工人和贫农的联合战线。邓中夏指出,“我们必须联合农民,以打到一切压迫我们的特殊阶级”,“所以我们必得要派人到农村去宣传,然后借以纠正少数农友之错误行为”。[4]对于如何加强工农联合,提出如下策略:一是工人回乡时或在工作附近乡村,均应向农民宣传并帮助他们组建农会;二是工农会之间互派代表,工会应设法提携农会进行,并助其发展经济的组织,如合作社等;三是农民如发生经济或政治上的斗争,工会应领导工人为实力的援助。[11]三大之后,工农联盟得到中央重视。1923年春,毛泽东选派一批同志到衡山、岳北,通过开展农民教育,发展农工会会员十余万人,湖南农民运动呈现星火燎原之势。
第三,普及文化知识教育。旧中国,农民缺衣少食,文化知识贫乏是基本的国情。因此,革命的首要任务是进行扫盲,从文化上解放农民。党的许多早期领导人在没有参加革命以前,就对文化救国、教育先行的思想格外亲睐。毛泽东早期的逻辑趋向就是通过教育改造人心进而改造社会,也就是对国民性的改造。1917年,他在与张昆弟交谈时认为,须创立新教育“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13]他不仅如此,还发起湘潭教育促进会,力行新教育。当然,囿于当时的国情,毛泽东没有遵循肖子昇等人一般教育的路径,而是选择了革命,通过革命为教育开辟道路。中共一大后,他回到长沙办起湖南自修大学。这是一个有别于过去的新式学校,目的是把有志于革命的青年塑造成为革命人才。尽管该校存在时间很短,但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的形成关系甚大。后来为革命献出生命的许多早期农工运动的青年领袖,如毛泽民、杨开慧、夏曦、夏明翰、郭亮等都受教于该校。1925年5月,毛泽东回到韶山,亲自创办农民夜校,开展各种形式的农民教育,通过教习识字、讲授珠算,传授革命道理。
为加强对农民运动及农民教育的领导,中共在1925年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党中央从革命发展的现实和农民的实际需要出发,提出了“耕地农有”的口号来动员和引导农民参加革命。针对农民教育缺乏干部的状况,党加大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管理力度。毛泽东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并主编《农民问题丛刊》,大声疾呼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强调党的工作重心要进行战略转移。毛泽东对农运中出现的文化运动高度嘉许,他说“如今他们都大办其夜学,名之曰农民学校。……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时间,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现出来,不若知识阶级所谓‘教育家’者流,宣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6] P40实践证明,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不仅带动了周边数省农民运动的开展,而且对推动北伐顺利进军起到重要的作用。大革命失败后,湖南部分农民自卫军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为土地革命和工农红军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中共早期农民教育及其实践,不仅对于当时革命起到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且对后来获得政权,开始社会主义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农民教育必须与党的中心任务相结合。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中共早期农民教育围绕国民大革命而展开,它的中心任务是怎样更能使农民教育为大革命服务,怎样在革命洪流中提高民众政治觉悟。以湖南农民运动为例,中共目的是在农村来一个大变动,配合北伐进军。运动中,他们在政治上打击土豪劣绅,通过清算、罚款、游乡、逮捕、枪毙等形式,在许多地方形成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政治局面。军事上建立农民自卫军,农民协会还组建了庞大的梭标队。在经济上,他们开展谷米限价、禁运、减租、减息、减税、减押斗争。在社会制度改造上,他们冲击一切封建宗法制度,如族权、夫权和神权,开展禁烟禁赌、剪发放足、解放妇女、改良婚丧仪式、兴办学校、破除迷信、清除匪患等活动,使农村出现一派崭新气象。广大农民在运动中受到教育,得到实惠,有力地配合了前线,实现了党的中心任务。农民运动历来在中国革命运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每次大革命前的物质准备,又是每一次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推动力量。对农民的教育引导,必须紧扣党的中心任务,必须在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针对特定的环境做具有针对性的调查研究。
第二,农民教育必须与政权建设紧密结合。政权建设是农民教育的基础和保障,农民教育是政权建设的内容和条件。一方面,只有在中共取得政权之下（哪怕是小块根据地）,才有可能广泛有效地开展农民教育活动。后来农民教育蓬勃发展无不是在中共取得相对稳定的区域得以实现的。陕甘宁边区以及后来解放区农民教育的喜人景象就是最好的例证。而在整个大革命时期,由于中共缺乏相对稳定的革命基地以及科学的农民运动发展规划,农民教育以及农民运动最后都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另一方面,只有大力推进扎实有效的农民教育,才能巩固中共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革命低潮后周期性的农民教育（农民运动）工作,无不是最终服务于中共的方针政策。农民踊跃参军支前,同样有赖于农民教育的积极开展。
第三,农民教育要坚持群众路线。大革命后期,由于国共合作的特殊性以及党内对农民问题的分歧,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实地调查,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用大量事实回击了各种对农民运动的非议。其中,他明确提出两条重要的农民教育的基本原则:一是要牢牢掌握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能否领导好农民,关乎革命的成败。毛泽东指出,“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6]能正确领导好农民是革命胜利的基石。二是农民教育应该坚持从实际出发。旧中国,贫农占农民的多数,紧密依靠和团结贫下中农是党开展农民教育的准绳。贫农群众不仅人数众多,对敌人苦大仇深,而且“最听共产党的领导、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6]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农民教育取得实效的关键和基本方针。农民教育要始终坚持教育与解决农民实际问题相结合,“以人民大众的利害为利害,以人民大众的好恶为好恶”,关注民众疾苦。诚如毛泽东所言,无产阶级要取得对同盟者的领导,必须带领被领导者向共同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同时要给以同盟者以实际利益,至少不损害其物质利益,同时要给予教育。[14]毛泽东在领导农民运动时,常常结合农民实际,如在讲授打倒帝国主义时,以“打倒洋财东”比喻之,讲“手”和“脚”时,以农民与地主对比,都有手脚,各自命运却有天壤之别。这种“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他们理解的宣传教育”,让农民喜闻乐见,易于接受。同时,为有效满足农民的物质利益诉求,毛泽东还领导韶山农民开展“平粜阻禁”斗争,甚至从自家开刀,极大地树立了在农民中的威信。中共借助广泛的农民教育,使广大农民对中共的领导达到高度的认同。
总之,大革命时期,由于党充分认识到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和阶级软弱性,又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作用,并深刻认识到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现实可能性,因此尤为重视农民思想教育。同时,党通过对农民的教育和改造,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从而发动农民积极投身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朱作仁.教育词典[M].江西教育出版社,198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4]邓中夏.邓中夏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瞿秋白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9]列宁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l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3]毛泽东早期文稿[M].湖南:湖南出版社,1990
[14]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中国民主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中心问题是要解决土地问题、解放农民。中共建党初期,由于自身经验缺乏以及受苏联的影响,最初并没有意识到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及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后来城市暴动的挫败以及领导农民运动的实践活动,中共不断进行理论总结,初步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形成了早期的农民教育思想。对这一思想进行挖掘和梳理,既有助于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工作,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农民教育,一般是指“依靠群众、农村基层组织和社会力量,举办冬学、民校和各种形式的文化技术教育设施,以提高农民的政治文化科学技术水平,为发展农业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项教育事业。”[1]本文所说农民教育,系指中共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农民进行的政治训练以及用文化科学技术知识培育农民,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及文化素质,进而引导他们进行革命为目的的系列教育活动。
中国革命以及中国农民的特殊性,决定了无产阶级必须和农民结成联盟,农民必须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本身具有其历史和阶级局限性,如果不进行教育和改造,农民的这些弱点是不会自发消亡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教育和发动农民投身革命的工作,认为教育和引导农民,对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克服农民自身的弱点,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第一,农民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农民教育的重要性以及领导农民运动,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革命理论的指导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新生的共产党人通过血的教训,意识到光靠无产阶级的满腔热血、单枪匹马是无法战胜强大的敌人。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寻找可靠的同盟者。马克思曾经指出,“被我们争取过来的农民人数越多,社会改造的实现也就越迅速和越容易”。[2]而要想取得最终的革命胜利,“只有预先把广大人民群众—这里就是指农民-争取过来,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3]五卅运动以后国民革命中工人阶级的孤立隔离,更证明农民斗争的奋起,是国民革命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工人阶级最需要最靠得住的同盟军。邓中夏在1923年就指出,“现在第一要事就是去唤醒这一般群众,他们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成分,他们是中国的柱子,若不唤醒这般农民群众,民族的解放是无望的”。[4]毛泽东更是明确强调,“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5]毛泽东对农民的认识没有一般性地停留在农民的革命性方面,而是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与农民息息相关。在毛泽东早期革命生涯中,农民问题始终是其关注的重要问题,可谓“从农民走向革命,又从革命回到农民当中。”
第二,教育农民是中国革命的应有之义。中国革命不仅需要为数众多的农民积极参加,更需要兼具坚定革命意识和为全体人民谋福利的农民担纲革命的主力。农民中蕴藏无限的革命潜力,但农民终归是农民,它的革命性、它与无产阶级并肩战斗是有条件的。事实上,农民存在观念保守、文化知识贫乏等缺点,以及参加革命阵营中实际存在的各种农民意识的泛滥。农民具有两重性,“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产品。”[6]他们一方面有革命的要求,希望通过革命解决土地问题,另一方面又担心革命使自己的利益受损,“囿于眼前小利益,缺乏政治常识”。[7]瞿秋白也认为,农民虽然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但担负不起领导革命的重担,农民需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和教育。在《国民革命之争论问题》一文中,他引用马克思的话语强调,农民不能自己代表自己,而应当请别人来代表,应当同时便是他们的主人。[8]农民阶级这种先天的保守意识和患得患失的心态影响着他们在革命中主体作用的发挥,进而影响民主革命进程,这就使党意识到对农民教育的紧迫性。
农民中还广泛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尤其小资产阶级意识比较浓厚。延续数千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束缚了农民的思维,为他们打上深深地小农意识的烙印。列宁认为,农民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反复无常,犹豫不决,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者。“可惜现在还存在许多小生产……,由于这一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了。”[9]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了各种农民意识的表现,如“绝对平均主义”、“流寇主义”、“雇佣观念”、“地方观念”、“小团体主义”、“家庭观念”等,剖析了农民意识产生的经济社会条件,提出用经常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意识教育农民,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意识。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强调:“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全是农民成份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要犯错误的。”并指出,由于农民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的领导者”。[5]农民中广泛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既可以直接给革命造成阻碍,也是党内错误思想的根源之一。因此,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用马克思主义来教育农民出身的党员,成为当时政治生活的主题。
第三,中共与农民核心利益契合相通。中国农民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可靠的同盟军,共同的利益使他们结成了稳定的政治联盟,这使得农民极易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结成强大的统一战线。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10]近代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就是土地问题。孙中山虽然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实施。中共从建党伊始就明确提出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建设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中共三大之后,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共也适时地提出借助党内合作形式,力图“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中共四大在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的同时,还强调领导权的实现必须结合农民运动实际,尽最大的努力“获得最大多数农民为工人阶级之革命的同盟”。[11]否则,党的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在韶山养病之际,动员乡亲参加革命,建立了秘密性质的农民协会以及公开性质的群众组织—雪耻会。在毛泽东等人的亲自领导下,韶山周边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到1925年底就建立30多个乡农协,发展会员8200多人,中共党员110多人,成为湖南乃至全国农民运动的发祥地之一。
旧社会传统文化视域下,劳苦人民基本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中共开展农民运动最初就是采取“开民智”的文化启蒙,大力开展各种形式的扫盲教育,赋予广大农民以文化知识。毛泽东说:“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6]他们一方面对文化顶礼膜拜,另一方面又嫉妒甚至愤恨,因而在革命过程中常常犯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因此,毛泽东强调,农民的落后思想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农民低下的文化水平又阻碍他们在革命中积极作用的发挥,“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12]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打破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6]
二、大革命前后,党对农民教育的目的主要是领导农民开展农民运动,支持国民革命。党结合革命实际和农民自身情况,开展了丰富的农民教育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产生革命的行动。党的各种文件和会议都清楚地表明,对农民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毛泽东十分重视从思想上提高党员干部包括农民出身的党员的觉悟。他认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能解决,党的一切政治斗争任务是不能完成的。”[12]中央文件也多次强调,对于共产党员必须时刻牢记自己的使命,包括“平常口语中须时时留意宣传”,应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党的主义和政策,使群众对本党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11]党在对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时,一方面直接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农民讲授自然科学技术知识以及浅显易懂的共产主义思想。另一方面,注重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动员农民群众,逐步引导农民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毛泽东、杨开慧在韶山动员民众时,尤其注重对农民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尤为注重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党的主张,这种“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他们理解的宣传教育”[12] 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当然,农民教育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农民教育政策的正确性以及党的干部贯彻政策的坚定性。正确的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成为至关重要的一环。为提高党的领导和理论工作者的政策水平,克服实际存在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尤其是轻视农民教育及运动的倾向,毛泽东等不遗余力对广大党员干部宣传教育。在他看来,无产阶级思想理论的领导,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事实上,一个农民成分占大多数的党,若不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革命势难成功,“其趋向是会错误的”。[6]党通过各种形式的理论灌输,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第二,加强工农联盟教育。中共在建党之初,沿袭苏联经验,主要把精力投入到工人运动中,对农民问题的认识还不深刻。但联合农民的思想早在二大已经初步形成。中共二大宣言就已指出,贫苦农民要摆脱穷困和痛苦的环境,必须站起来进行革命。大量的贫苦农民若和工人并肩战斗,中国革命成功指日可待。为此,提出建立工人和贫农的联合战线。邓中夏指出,“我们必须联合农民,以打到一切压迫我们的特殊阶级”,“所以我们必得要派人到农村去宣传,然后借以纠正少数农友之错误行为”。[4]对于如何加强工农联合,提出如下策略:一是工人回乡时或在工作附近乡村,均应向农民宣传并帮助他们组建农会;二是工农会之间互派代表,工会应设法提携农会进行,并助其发展经济的组织,如合作社等;三是农民如发生经济或政治上的斗争,工会应领导工人为实力的援助。[11]三大之后,工农联盟得到中央重视。1923年春,毛泽东选派一批同志到衡山、岳北,通过开展农民教育,发展农工会会员十余万人,湖南农民运动呈现星火燎原之势。
第三,普及文化知识教育。旧中国,农民缺衣少食,文化知识贫乏是基本的国情。因此,革命的首要任务是进行扫盲,从文化上解放农民。党的许多早期领导人在没有参加革命以前,就对文化救国、教育先行的思想格外亲睐。毛泽东早期的逻辑趋向就是通过教育改造人心进而改造社会,也就是对国民性的改造。1917年,他在与张昆弟交谈时认为,须创立新教育“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13]他不仅如此,还发起湘潭教育促进会,力行新教育。当然,囿于当时的国情,毛泽东没有遵循肖子昇等人一般教育的路径,而是选择了革命,通过革命为教育开辟道路。中共一大后,他回到长沙办起湖南自修大学。这是一个有别于过去的新式学校,目的是把有志于革命的青年塑造成为革命人才。尽管该校存在时间很短,但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的形成关系甚大。后来为革命献出生命的许多早期农工运动的青年领袖,如毛泽民、杨开慧、夏曦、夏明翰、郭亮等都受教于该校。1925年5月,毛泽东回到韶山,亲自创办农民夜校,开展各种形式的农民教育,通过教习识字、讲授珠算,传授革命道理。
为加强对农民运动及农民教育的领导,中共在1925年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党中央从革命发展的现实和农民的实际需要出发,提出了“耕地农有”的口号来动员和引导农民参加革命。针对农民教育缺乏干部的状况,党加大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管理力度。毛泽东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并主编《农民问题丛刊》,大声疾呼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强调党的工作重心要进行战略转移。毛泽东对农运中出现的文化运动高度嘉许,他说“如今他们都大办其夜学,名之曰农民学校。……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时间,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现出来,不若知识阶级所谓‘教育家’者流,宣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6] P40实践证明,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不仅带动了周边数省农民运动的开展,而且对推动北伐顺利进军起到重要的作用。大革命失败后,湖南部分农民自卫军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为土地革命和工农红军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中共早期农民教育及其实践,不仅对于当时革命起到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且对后来获得政权,开始社会主义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农民教育必须与党的中心任务相结合。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中共早期农民教育围绕国民大革命而展开,它的中心任务是怎样更能使农民教育为大革命服务,怎样在革命洪流中提高民众政治觉悟。以湖南农民运动为例,中共目的是在农村来一个大变动,配合北伐进军。运动中,他们在政治上打击土豪劣绅,通过清算、罚款、游乡、逮捕、枪毙等形式,在许多地方形成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政治局面。军事上建立农民自卫军,农民协会还组建了庞大的梭标队。在经济上,他们开展谷米限价、禁运、减租、减息、减税、减押斗争。在社会制度改造上,他们冲击一切封建宗法制度,如族权、夫权和神权,开展禁烟禁赌、剪发放足、解放妇女、改良婚丧仪式、兴办学校、破除迷信、清除匪患等活动,使农村出现一派崭新气象。广大农民在运动中受到教育,得到实惠,有力地配合了前线,实现了党的中心任务。农民运动历来在中国革命运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每次大革命前的物质准备,又是每一次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推动力量。对农民的教育引导,必须紧扣党的中心任务,必须在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针对特定的环境做具有针对性的调查研究。
第二,农民教育必须与政权建设紧密结合。政权建设是农民教育的基础和保障,农民教育是政权建设的内容和条件。一方面,只有在中共取得政权之下（哪怕是小块根据地）,才有可能广泛有效地开展农民教育活动。后来农民教育蓬勃发展无不是在中共取得相对稳定的区域得以实现的。陕甘宁边区以及后来解放区农民教育的喜人景象就是最好的例证。而在整个大革命时期,由于中共缺乏相对稳定的革命基地以及科学的农民运动发展规划,农民教育以及农民运动最后都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另一方面,只有大力推进扎实有效的农民教育,才能巩固中共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革命低潮后周期性的农民教育（农民运动）工作,无不是最终服务于中共的方针政策。农民踊跃参军支前,同样有赖于农民教育的积极开展。
第三,农民教育要坚持群众路线。大革命后期,由于国共合作的特殊性以及党内对农民问题的分歧,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实地调查,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用大量事实回击了各种对农民运动的非议。其中,他明确提出两条重要的农民教育的基本原则:一是要牢牢掌握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能否领导好农民,关乎革命的成败。毛泽东指出,“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6]能正确领导好农民是革命胜利的基石。二是农民教育应该坚持从实际出发。旧中国,贫农占农民的多数,紧密依靠和团结贫下中农是党开展农民教育的准绳。贫农群众不仅人数众多,对敌人苦大仇深,而且“最听共产党的领导、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6]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农民教育取得实效的关键和基本方针。农民教育要始终坚持教育与解决农民实际问题相结合,“以人民大众的利害为利害,以人民大众的好恶为好恶”,关注民众疾苦。诚如毛泽东所言,无产阶级要取得对同盟者的领导,必须带领被领导者向共同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同时要给以同盟者以实际利益,至少不损害其物质利益,同时要给予教育。[14]毛泽东在领导农民运动时,常常结合农民实际,如在讲授打倒帝国主义时,以“打倒洋财东”比喻之,讲“手”和“脚”时,以农民与地主对比,都有手脚,各自命运却有天壤之别。这种“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他们理解的宣传教育”,让农民喜闻乐见,易于接受。同时,为有效满足农民的物质利益诉求,毛泽东还领导韶山农民开展“平粜阻禁”斗争,甚至从自家开刀,极大地树立了在农民中的威信。中共借助广泛的农民教育,使广大农民对中共的领导达到高度的认同。
总之,大革命时期,由于党充分认识到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和阶级软弱性,又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作用,并深刻认识到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现实可能性,因此尤为重视农民思想教育。同时,党通过对农民的教育和改造,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从而发动农民积极投身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朱作仁.教育词典[M].江西教育出版社,198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4]邓中夏.邓中夏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瞿秋白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9]列宁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l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3]毛泽东早期文稿[M].湖南:湖南出版社,1990
[14]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