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一、遗址简介和发掘概况科潘遗址是著名玛雅城邦——科潘的都城所在,位于洪都拉斯科潘省科潘墟(Copan Ruinas)镇东北约1公里。遗址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由仪式广场、金字塔、球场和王宫组成的核心区(Main Group);二是位于其西南的贵族居住区艾尔波斯齐(El Bosque);三是位于其东北450米、被称作拉斯塞布勒图拉斯(Las Sepulturas)的贵族居住区(图一)。从2015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拉斯塞布勒图拉斯的8N-11号遗址进行发掘。至2016年3月,遗址北侧表面建筑的发
【机 构】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潘工作队
【基金项目】
：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玛雅文明中心——科潘遗址考古及中美洲文明研究”(编号2015KGYJ002)的资助。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遗址简介和发掘概况科潘遗址是著名玛雅城邦——科潘的都城所在,位于洪都拉斯科潘省科潘墟(Copan Ruinas)镇东北约1公里。遗址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由仪式广场、金字塔、球场和王宫组成的核心区(Main Group);二是位于其西南的贵族居住区艾尔波斯齐(El Bosque);三是位于其东北450米、被称作拉斯塞布勒图拉斯(Las Sepulturas)的贵族居住区(图一)。从2015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拉斯塞布勒图拉斯的8N-11号遗址进行发掘。至2016年3月,遗址北侧表面建筑的发掘基本完成,资料已发表[1]。隧道式解剖发掘表明,整个北侧建筑经历了四个大的发展阶段。
其他文献
谢家包墓群位于长江北岸的陡坡上,朱衣河在其北侧自西北向东南流入长江。该墓群位于重庆市奉节县朱衣镇口前村一社,东北距奉节县城约1.4公里(图一)。2015年6~9月,为配合三峡工程重庆库区消落区的文物保护工作,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对其进行了发掘。
《张学海考古文集》是张学海先生学术文章的结集,文物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发行。本书为16开精装本,有正文604页,彩色图版22页,定价380元。本文集收录了张学海先生考古学术论文30余篇,主要是有关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研究,集中展示了张学海先生的学术成果。文集中文章对鲁故城墓地的墓葬进行了分组,区分了商、周系墓葬的不同文化特征。概括了齐、鲁文化的基本特征,说明二者是截然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南越国宫署遗址位于广州市中山四路西段北侧一带,地处广州老城中心区。这里既是西汉南越国和五代十国南汉国的都城王宫所在地,也是历代郡、县、州、府、道、路等治所的官署区。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统一岭南后设置桂林、南海、象三郡,其中南海郡治番禺(今广州市)。秦末,中原战乱,原南海郡尉赵佗为维护岭南地区社会稳定,击并桂林郡与象郡,于公元前203年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据《史记·南越列传》记载,南越国末年,汉、越交恶,汉武帝发兵征讨南越,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冬,“楼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会
西岗墓地位于山东省邹城市邾国故城遗址西北部的土岭上(图一)。该地原为面积广阔的土岗,西部现被民居占压,东部为果树林。2018年6月,峄山街村在扩建道路取土时破坏了一座墓葬,山东大学邾国故城考古队闻讯后,会同邹城市文物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编号为西岗墓地一号墓(以下简称M1)。墓葬早年遭多次盗扰,放置在棺椁之间和器物箱内的器物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唯有器物箱西端的器物保存较好,扰土中也发现一些随葬品。现将该墓的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钱山漾文化弧背鱼鳍形足垂腹鼎、细长颈鬶等陶器的发现可早至20世纪50年代,以往的研究多认为它们是良渚文化遗存。2000年之后,在广富林遗址及钱山漾遗址第三、四次发掘成果的基础上,钱山漾文化被正式命名[1],并确定其年代介于良渚文化与广富林文化之间,主要分布于包括苏南、上海、浙北在内的杭州湾两岸[2]。
《淄川渭头河窑址》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淄博市淄川区文物事业管理局编著,文物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发行。本书为16开精装本,有正文144页,文后有彩色图版64版,定价240元。
东周时期刻纹铜器,以在锻造成形的薄壁器物表面用坚硬的工具錾刻出大量由人物、神怪、动物、植物、建筑等构成的图像为主要特征[1],主要有盘、鉴[2]、匜等水器,也有少量匕、奁和箅形器。其图像的制作工艺,与同时期出现的画像铜器中或使用镶嵌技术[3],或直接铸出减地平雕式图像[4]的方法完全不同,加之图像内容非常丰富,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早期的研究者多注重图像内容,认为所展现的画面或为当时贵族生活的场景,如燕礼、射礼、蒐礼等,具有一定的礼制内涵[5];或与当时的神话传说或宗教观念有关[6]。
2017年,成都市群众路唐宋墓地M1出土一件佛教纸本真言(M1∶11)[1](图一),保存完整,是研究唐代宗教信仰的重要资料。虽然这类佛教纸本及绢本真言的发现尚属少见,但由于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能反映社会经济及宗教信仰情况,故十分引人注目。过去已有不少学者从图文内容、雕版印刷术及密教与民间信仰等方面对这类材料进行过研究[2]。本文立足材料本身,在对群众路M1出土纸本真言的年代、形制特征、功能性质及内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其装置器的制作工艺、类型及反映的密教传播、佩戴经咒的流行情况等问题进行讨论。
泉沟墓地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希里沟镇河东村东2公里,处于希里沟盆地东缘的低矮山丘之间(图一)。都兰河自北而南流经盆地东缘,经河东村西后又向南8公里注入希里沟湖(都兰湖),湖畔四周多沼泽湿地,水草充盈,宜牧牛羊。泉沟又名泉水湾,发源于东侧山麓,自东而西流经墓地,周边多为石山,又有高大的沙山,山谷间多为沟壑荒滩,杂草密布,山麓零星分布近现代墓葬,吐蕃时期墓葬则多分布于坡梁之上。泉沟一号墓位于泉沟北侧300米处一座独立山丘的东侧斜坡上,地理坐标为东经36°55′13″、北纬98°32′1.7″,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组成的周原考古队,自2014年9月重启田野考古工作以来,基于对周原作为先周时代晚期和西周时期都邑性聚落的理解,主要在两个学术方向开展工作并取得了重要收获。一是在贺家北区域,以凤雏建筑群和城墙为中心,了解该区域在先周时代晚期和西周时期的聚落结构和布局,探索其在周原遗址中的性质与地位。二是以厘清周原遗址内的池渠、城墙等大体量“框架性遗迹”为目标,了解周原遗址的聚落结构和功能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