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柏杨说：“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在中国西北的沙漠深处，一个叫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公益组织却把100多位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家组织起来，形成了一个中国本土最有影响力的NGO——阿拉善生态协会(SEE)。SEE前会长、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说：“中国人变了，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十个中国人是一条巨龙。”
2009年12月8日，丹麦，哥本哈根。一批来自中国的企业家在联合国气候大会期间发表了《我们的希望与愿景——中国企业家哥本哈根宣言》。这批中国企业家阵容豪华包括万科的王石、万通的冯仑、远大的张跃等，他们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以下简称“SEE”)的理事。
成立5年的SEE于2009年成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咨商会员，这意味着SEE有权利代表中国的NGO参与国际事务，SEE也因此成为中国企业家群体参与公共事务的一个典范。
《中欧商业评论》对SEE进行了长期的跟踪与观察，并应邀作为观察员参加了10月28日在北京举行的阿拉善SEE2009年理事大会。借助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选择理论，《中欧商业评论》试图从组织建设的角度，了解SEE快速成长的道路，并借此探讨企业家如何通过建立自主型组织参与公共事务。
冯仑遭遇
阿拉善SEE的选举大会又吵起来了。
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只花了两分钟就作完了他竞选监事的演讲，然后开始为未到会的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拉选票，会议规定给他的竞选演讲时长是5分钟。
“马蔚华前天去纽约之前，拉着我特别认真地说，冯仑老弟，这件事我是认真的……”
SEE监事云南红酒业董事长武克钢不同意了：“严重违规!严重违规!”有理事附和说：“理事会上规定不允许为别人竞选，除非秘书处代念书面竞选辞。”
冯仑辩解说这是马蔚华托付给他的事情，还有书面材料和短信为证。也有人认为冯仑用自己的时间为别人拉选票无可厚非，“没有规定不能用自己的时间为别人拉选票”。
任志强则反对马蔚华参选监事，因为马蔚华是第一届监事长、第二届监事，“如果连选三届就不灵了”。任志强和武克钢是SEE有名的两门大炮。
一时拿不定主意。
冯仑请王石来裁定。即将卸任的会长王石和监事长任志强都是选举委员会的成员，下面立即有理事问：“你代表的是你的意见，还是选举委员会的意见?”
乱了。主持人张树新请选举委员会召集人王石发表意见。请大家安静后，王石说：“民主程序应该经过主持人允许才能发言。”他批评任志强的大嗓门“很粗鲁，很野蛮”。
主持人张树新要求休会，请选举委员会开会裁定。几分钟后，选举委员会委托上海美通无线公司总裁王维嘉代表选举委员会发言作出裁定：“这次冯仑不算违规，但如果再用自己的时间为别人拉票和未经主持人同意随意打断演说都算违规。”会议得以继续。
这是2009年10月28日，在北京万科中心举行的SEE全体理事大会选举现场的一个镜头。
“以前吵得厉害多了，拍桌子是常事。”过去5年，阿拉善SEE就是在“吵架”中成长的，那些身价亿万的企业家也为讨论这些琐碎的游戏规则而乐此不疲。
武克刚是SEE有名的“好事者”，经常会对各种规则提出挑战，“挑战就是维护规则”。王石批评任志强“野蛮”的时候，中国地产界著名的“任大炮”也乐呵呵地听着。任志强说：“吵的过程就是学习规则的过程。”
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没有像以往被请上台去讲话，作为一个冷静的观察者，王说：“SEE的可贵之处是每个人的主体性都得到了体现，他会觉得自己的一票是有实际影响力的，这在中国的NGO中难能可贵。”
王石说：这不是吵架，是辩论，是民主秩序的一部分。SEE没有因为“吵架”散掉，过去5年里，他们启动了200万亩梭梭(一种防风固沙灌木)林保护计划，完成了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梭梭林科学调查和保护行动计划，向政府提出了建立乌兰布和沙漠梭梭林生态保护试验示范区的报告，促进了政府对乌兰布和沙漠梭梭林保护的意识和政策完善。
SEE在阿拉善7个社区支持了20个村民环保和可持续发展项目，促进了社区自治和公共资源管理能力提高。通过SEE生态奖、SEE资助基金、绿色领导力培训项目、青国青城全国大学生环保项目，在全国资助了1 55个民间环保组织和环保人士从事环保项目，支持中国公民的环保参与行动。
SEE通过举办联合救灾行动、环保考察，为企业家参与环保公益提供服务，促进了企业家的环保公益责任担当。
截至2009年8月31日财年终止，SEE货币资金余额为2036.29万元，本财年收入合计939.69万元，支出合计1037.89万元。
在中国的民间公益组织中，它财力雄厚，业绩显著，已经成为中国环保公益组织的领头羊。
挑战刘晓光
SEE今天的秩序，起源于2004年6月4日晚上的一次争吵。
2001年，企业家宋军先生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投资5000万元建成月亮湖生态旅游景区。作为威胁北京的沙尘暴的发源地，阿拉善附近的沙漠正在以每年1 000平方公里的速度逼近华北，不但影响北京，甚至影响到日本和韩国一些地区。
曾经梦想成为画家的刘晓光在阿拉善“跪在沙地上，望天长叹”，慨叹“人类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毁灭自身”。他决定号召企业家兄弟们一起来治沙。2004年6月4日，67位企业家(部分发起人未到会)聚集在月亮湖畔，讨论发起成立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作为发起人的企业家们承诺：连续10年，每年投资10万元人民币，以减缓阿拉善的沙尘暴为起点，致力于保护中国的生态环境。
刘晓光把筹备组精心准备的SEE章程拿出来请大家讨论。按照中国的传统，发起人提出的方案会得到承认。但现场有人提出，“是不是要原则通过一下?”搜狐网总裁张朝阳质疑说：“什么叫原则通过?到底是通过还是不通过?”于是，现场只能临时调整议事规则，把企业家们提出的每一条章程修改建议都写到白板上，逐条进行表决。
表决过程中，张朝阳又站起来质疑修改章程所需要的票数，章程应该像宪法那样提高表决的门槛。最后，万科董事长王石和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出来圆场。最终决定对章程原则同意，保留修改，得到大多数理事的认可。
第二天，刘晓光拿出筹备小组酝酿已久的执行理事候选人名单进行等额选举。刘晓光本来以为这份名单简单通过一下就可以了，没想到又炸开锅了。质疑的声音包括，为什么选这15个人?筹备小组有没有提名权?甚至为什么不是差额 选举而是等额选举?刘晓光懵了，也觉得委屈。为了组织这次会议，筹备组忙了三个月，会前更是通宵达旦地工作，更何况自己只是热心公益，在这里没半点私心。
章程的起草者、学者出身的杨鹏说，民主就是没有人能一个人做主，只能设计一套制度来满足平衡各方的意见。最后大会进行了差额选举，刘晓光当选会长，马蔚华当选监事长，王石等当选副会长。刘晓光在当天晚上的头脑风暴上说：“我没想到我们设计的选举程序全部被推翻了，实际上这就是民主和反民主的较量。所以我觉得人也是在过程中提高，在民主的过程中提高自己。”
王石则坦言：“我当时的兴趣点就不是治沙，而是通过治沙大家走到一起。后来突然发现，大家在找一种共同语言，这种共同语言就是最基本的民主程序。”
凝聚共同使命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对类似于SEE这样的非营利性组织的管理非常关注。在《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一书中，他不厌其烦地强调使命、价值观等软性力量对非营利性组织的重要性。
在2004年发表的《阿拉善宣言中》，SEE的企业家们说：
“我们希望中国经济愈来愈发达，人民愈来愈富裕，我们希望人与人之间更加友好和善，我们希望中华大地山清水秀，一片生机勃勃，我们希望世界人民共同生活在一个美丽的地球村，我们梦想一个人人有机会实现自己心愿的大同世界。”
SEE老虎吃天，从哪里下爪子?
德鲁克说：“我们所犯的一个普遍的错误，就是把使命陈述弄成一锅良好愿望的大杂烩。非营利组织管理者的任务是把组织的使命陈述转化为具体的行动目标。”
在选择具体行动目标的时候，SEE的企业家们傻了眼：有些企业家建议种树治沙，而来自中科院的专家则提醒，种树将破坏植被和水资源，是破坏环境：有人希望通过移民让当地牧民离开草原就业，但牧民反对这个计划；有的理事提出企业化操作，但其他理事则拒绝商业化。“协会成立第二年的时候，大家从激情走到迷茫，不知道这个组织将来到底要干什么。”王维嘉说。
2006年初，副会长宋军提出阿拉善SEE应该制定战略。同年3月，由阿拉善SEE的7名企业家和2名学者组成“发展战略小组”，为了确定协会的未来发展方向，深入沙漠进行了6天的实地考察。一周后分头撰写报告。在2006年的理事大会上，他们的报告几乎没有遭到反对就获得通过。2007年，十几位企业家又自掏腰包，到美国考察各大公益基金会。回国后再次修订了共同使命，提出：
——通过调整社区内部、社区与外界的利益关系，以内生动力解决社区环境问题，达到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将环境教育、环境技术、环保科研等因素融入社区发展项目，促进社区的综合发展；
——通过社区试点项目，为政府提供环境治理方面可借鉴的有效途径，同时推动环境保护政策的完善；
——通过“SEE生态基金”的资助，支持不同类型的环保组织实施环境项目；
——通过每两年一届的“SEE生态奖”奖励环保项目，推动中国民间环保事业的发展；
大漠民主实验
尽管SEE确定了行动目标，也有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却在三个维度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在文化心理结构上，理事杨利川已经认识到：“中国人知道怎样对上，如何对下，却对横向关系比较陌生。”在民主能力上，作为一个以公益行动为目标的企业家自治体，王维嘉承认阿拉善的成员“在具体规则上大家一样缺乏训练”。在制度供给上，没有一套现成的可以学习的规则。
SEE的自主治理道路必须从头学起。
SEE对修订协会的“根本大法”不遗余力。2004年月亮湖发起会议原则通过了章程草案之后，SEE秘书处就组织专家对章程进行了修改。并在2006年9月23日一届三次理事大会上表决通过了修改过的章程。同时，决定成立章程委员会，王维嘉成为该委员会的主任，负责对章程提出修改动议。
2007年7月28日，SEE二届理事大会逐条讨论了章程委员会提交的修改建议，表决通过了SEE第三个章程。2009年10月，SEE根据国家关于成立基金会的法律要求，对章程进行了第四次修改，同样使用的是逐条审议的方，比人大审查法条还要细致(表1)。
为了解决开会吵架和低效率的问题，SEE请专门研究《罗伯特议事规则》的专家袁天鹏帮助SEE制定了《议事规则》。规则对于开会做了精巧细致的规定，这些规则作为章程的附件收入章程。
43条《议事规则》详细规定了发言、辩论、动议、表决、选举、会议议程等规则。“真正的决策民主，只能靠不打断、不跑题、正反方轮流发言等等细碎的规则来实现。”袁天鹏说。而这些“细枝末节”的背后，才有“议事的效率，以及议事程序的正义性”。
在SEE的组织架构中(图1)，设计了专门的监事会，并且执行理事会每个成员负责一个专门委员会，从而对会长进行了有效的分权。协会的财务经理对秘书长负责，财务总监对监事会和执行理事会负责，从而保证了财务的公开透明。
为了避免某一位领导人对sEE产生过大影响，SEE把会长的任期规定为两年，而且不能连选连任。此外，如果监事发现会长有违反SEE章程、财务制度等行为，可以依据相关规则提请罢免会长。会长离任时，需要由监事会委托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
一些观察者认为，SEE之所以能进行有效的比较公正的选举，原因在于其会长没有实际利益，只有一些名誉上的好处，却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一位台湾理事解释说，不是因为无利可图才能选举，而是因为这一套制度使利益分散和权力制衡，任何人除了公益都无利可图。这位企业家用美国和台湾地区的选举做比喻说，美国的总统权力分散在国会和60多个委员会，总统的实际权力很小，所以总统选举能彬彬有礼，而台湾地区的经济实权由“行政院长一个人掌握，所以选举才会打得头破血流，“因为利益太大了”。
5年后，刘晓光说：“如果没有民主程序，这些人坚持不下来，可能早就散了。”
自我更新的规则体系
肖知兴教授为“中国人为什么组织不起来”的难题，提出了一种“智慧型组织”的组织能力模型。这个三层结构的组织能力模型底部是价值观的分享、能力的分享和财富的分享，中层是严格精准流程、全面合作文化，最后在顶层形成了一种“自我更新机制”。
借用组织能力模型，我们也可以看到SEE的成功之处在于依靠制度建设，形成了自己的“自我更新机制”，包括人事和制度的自我更新。让SEE充满生机的不是规则，而是形成这些规则的机制。仔细研 究SEE的规则体系，就会发现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无论章程还是其他规则，可以像英美的案例法一样积累起来。
总体而言，SEE这些规则包括了四个层面的内容：
——操作规则：包括财务、项目运行和管理等一些基础的细则；
——议事规则：借鉴《罗伯特议事规则》制定了一套议事规则，保证了会议和议事的效率；
——章程：这是SEE的“根本大法”，也是各个行动的依据；
——共同使命、价值观和组织原则：SEE把它的价值观和组织原则归结为：“平等参与、民主决策、权力制衡、公开透明”，并作为组织内部治理的基本原则。
立法和制定章程不可能穷尽所有可能的情况，而当突然情况出现时，价值观、基本原则以及共同使命则成为产生新规则的依据。
我们倒过来看，从共同使命、价值观和组织原则到形成章程，而依据章程、按照“议事规则”则可以产生其他的规则，这和民主社会的立法程序是完全一致的。
自主组织的八条原则
200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美国著名政治学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她也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以来首位女性得主。
奥斯特罗姆通过对公共池塘分配的研究，认为在一个自主治理的群体当中，解决制度供给、可信承诺、互相监督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可以使得自主组织的效率达到最优，并且成为独立于市场和政府的公共领域。
毫无疑问，当SEE的企业家在沙漠发下宏愿的时候，他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一套有序的规则。SEE主要通过不断试错，依靠专家和外部学习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依靠企业家和政府的良性互动解决内部规则和政府法令的衔接问题。
在有效承诺上，SEE通过制定理事服务时间的登记和公布制度，以及未能兑现承诺的理事自动退会的方式，保证了个人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作为一种人际横向关系，有效承诺解决了横向关系中最重要的信任难题。
在权力制衡上，对会长、秘书长的权力有明确的限制。对于中国的公共组织来说，这三项显然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可以借鉴奥斯特罗姆教授提出的自主治理的八项原则来对照SEE的自主组织实践。括号后是和SEE的对照结果：
(1)分享资源单位的个人或家庭之边界界定清晰(会员有明确界定，权利义务分明)。
(2)使用、供给与当地具体情况相适应(内生性的环保行动提供了一个广泛参与的机制)。
(3)集体选择安排。绝大多数受操作规则影响的个人应该能够参与对操作规则的修改(多数原则对动议的票决，决定了每个人都会对组织产生影响力)。
(4)有效监督(财务透明、监事会制度以及细节上无所不在的权力制衡)。
(5)越“规”的分级制裁(董事会、监事会、理事大会的制裁权，选举本身就是一种制裁)。
(5)低成本如论坛式的冲突协调机制(“动议一辩论一决议”的议事机制，明确的多数原则)。
(6)对组织权的认可(权利透明，规则和决议对程序正义的坚持，形成共同认可的规则体系)。
(8)分权制组织(科层化的组织结构与专业化能力)。
我们看到，SEE的成功和快速发展，正是与这个八个原则密切相关的。
被复制的SEE
上海中凯集团副总裁朱亚芳正在青岛建立一家研究海洋荒漠化的公司，海洋荒漠化是指在人为作用下海洋(及沿海地区)生产力的衰退过程，即海洋环境向着不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海洋荒漠化的主要原因是输入海洋的污染物的大幅度增加。
同样，一些与会NGO组织，也在考虑将SEE自主治理实践复制到自己所在的公益组织。
变化出现在每个理事身上。新当选的第三任会长，台湾企业家韩家寰说：“我从阿拉善学到了谦虚。当你发现跟自然跟环境打交道，你要很谦虚。”王石则称，3年的会长生涯让这位企业强人学会了“妥协”。王维嘉则称他学会了“敬畏自然”。
更大的变化在理事们的企业当中，王石说：“SEE是一所学校，我们每个企业家都在这里学习到许多，这影响了我观察企业的视角，我更重视环保了，也更重视企业与社区的关系了，而且在企业战略中，把先行投入更节能环保的住宅产业化生产模式视为未来竞争的要点之一。”
SEE理事，湖南远大集团董事长张跃在了解到自己的公务飞机一次出行的碳排放相当于8棵60年的大树一年所吸收的二氧化碳时，断然决定大幅减少企业公务飞机的飞行。
一些企业家也希望把SEE良好的组织治理运用到企业实践中。杨鹏强调，公共组织和企业是两种完全不用的运作方式，企业是以股权为原则的，而公共组织是以平等为原则的，对此绝对不能混淆。
张树新说：“把公共精神真的转化为公共组织，然后形成公共能力，最后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起到该起的作用，我觉得我们就没白做这件事。”
2009年12月8日，丹麦，哥本哈根。一批来自中国的企业家在联合国气候大会期间发表了《我们的希望与愿景——中国企业家哥本哈根宣言》。这批中国企业家阵容豪华包括万科的王石、万通的冯仑、远大的张跃等，他们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以下简称“SEE”)的理事。
成立5年的SEE于2009年成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咨商会员，这意味着SEE有权利代表中国的NGO参与国际事务，SEE也因此成为中国企业家群体参与公共事务的一个典范。
《中欧商业评论》对SEE进行了长期的跟踪与观察，并应邀作为观察员参加了10月28日在北京举行的阿拉善SEE2009年理事大会。借助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选择理论，《中欧商业评论》试图从组织建设的角度，了解SEE快速成长的道路，并借此探讨企业家如何通过建立自主型组织参与公共事务。
冯仑遭遇
阿拉善SEE的选举大会又吵起来了。
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只花了两分钟就作完了他竞选监事的演讲，然后开始为未到会的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拉选票，会议规定给他的竞选演讲时长是5分钟。
“马蔚华前天去纽约之前，拉着我特别认真地说，冯仑老弟，这件事我是认真的……”
SEE监事云南红酒业董事长武克钢不同意了：“严重违规!严重违规!”有理事附和说：“理事会上规定不允许为别人竞选，除非秘书处代念书面竞选辞。”
冯仑辩解说这是马蔚华托付给他的事情，还有书面材料和短信为证。也有人认为冯仑用自己的时间为别人拉选票无可厚非，“没有规定不能用自己的时间为别人拉选票”。
任志强则反对马蔚华参选监事，因为马蔚华是第一届监事长、第二届监事，“如果连选三届就不灵了”。任志强和武克钢是SEE有名的两门大炮。
一时拿不定主意。
冯仑请王石来裁定。即将卸任的会长王石和监事长任志强都是选举委员会的成员，下面立即有理事问：“你代表的是你的意见，还是选举委员会的意见?”
乱了。主持人张树新请选举委员会召集人王石发表意见。请大家安静后，王石说：“民主程序应该经过主持人允许才能发言。”他批评任志强的大嗓门“很粗鲁，很野蛮”。
主持人张树新要求休会，请选举委员会开会裁定。几分钟后，选举委员会委托上海美通无线公司总裁王维嘉代表选举委员会发言作出裁定：“这次冯仑不算违规，但如果再用自己的时间为别人拉票和未经主持人同意随意打断演说都算违规。”会议得以继续。
这是2009年10月28日，在北京万科中心举行的SEE全体理事大会选举现场的一个镜头。
“以前吵得厉害多了，拍桌子是常事。”过去5年，阿拉善SEE就是在“吵架”中成长的，那些身价亿万的企业家也为讨论这些琐碎的游戏规则而乐此不疲。
武克刚是SEE有名的“好事者”，经常会对各种规则提出挑战，“挑战就是维护规则”。王石批评任志强“野蛮”的时候，中国地产界著名的“任大炮”也乐呵呵地听着。任志强说：“吵的过程就是学习规则的过程。”
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没有像以往被请上台去讲话，作为一个冷静的观察者，王说：“SEE的可贵之处是每个人的主体性都得到了体现，他会觉得自己的一票是有实际影响力的，这在中国的NGO中难能可贵。”
王石说：这不是吵架，是辩论，是民主秩序的一部分。SEE没有因为“吵架”散掉，过去5年里，他们启动了200万亩梭梭(一种防风固沙灌木)林保护计划，完成了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梭梭林科学调查和保护行动计划，向政府提出了建立乌兰布和沙漠梭梭林生态保护试验示范区的报告，促进了政府对乌兰布和沙漠梭梭林保护的意识和政策完善。
SEE在阿拉善7个社区支持了20个村民环保和可持续发展项目，促进了社区自治和公共资源管理能力提高。通过SEE生态奖、SEE资助基金、绿色领导力培训项目、青国青城全国大学生环保项目，在全国资助了1 55个民间环保组织和环保人士从事环保项目，支持中国公民的环保参与行动。
SEE通过举办联合救灾行动、环保考察，为企业家参与环保公益提供服务，促进了企业家的环保公益责任担当。
截至2009年8月31日财年终止，SEE货币资金余额为2036.29万元，本财年收入合计939.69万元，支出合计1037.89万元。
在中国的民间公益组织中，它财力雄厚，业绩显著，已经成为中国环保公益组织的领头羊。
挑战刘晓光
SEE今天的秩序，起源于2004年6月4日晚上的一次争吵。
2001年，企业家宋军先生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投资5000万元建成月亮湖生态旅游景区。作为威胁北京的沙尘暴的发源地，阿拉善附近的沙漠正在以每年1 000平方公里的速度逼近华北，不但影响北京，甚至影响到日本和韩国一些地区。
曾经梦想成为画家的刘晓光在阿拉善“跪在沙地上，望天长叹”，慨叹“人类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毁灭自身”。他决定号召企业家兄弟们一起来治沙。2004年6月4日，67位企业家(部分发起人未到会)聚集在月亮湖畔，讨论发起成立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作为发起人的企业家们承诺：连续10年，每年投资10万元人民币，以减缓阿拉善的沙尘暴为起点，致力于保护中国的生态环境。
刘晓光把筹备组精心准备的SEE章程拿出来请大家讨论。按照中国的传统，发起人提出的方案会得到承认。但现场有人提出，“是不是要原则通过一下?”搜狐网总裁张朝阳质疑说：“什么叫原则通过?到底是通过还是不通过?”于是，现场只能临时调整议事规则，把企业家们提出的每一条章程修改建议都写到白板上，逐条进行表决。
表决过程中，张朝阳又站起来质疑修改章程所需要的票数，章程应该像宪法那样提高表决的门槛。最后，万科董事长王石和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出来圆场。最终决定对章程原则同意，保留修改，得到大多数理事的认可。
第二天，刘晓光拿出筹备小组酝酿已久的执行理事候选人名单进行等额选举。刘晓光本来以为这份名单简单通过一下就可以了，没想到又炸开锅了。质疑的声音包括，为什么选这15个人?筹备小组有没有提名权?甚至为什么不是差额 选举而是等额选举?刘晓光懵了，也觉得委屈。为了组织这次会议，筹备组忙了三个月，会前更是通宵达旦地工作，更何况自己只是热心公益，在这里没半点私心。
章程的起草者、学者出身的杨鹏说，民主就是没有人能一个人做主，只能设计一套制度来满足平衡各方的意见。最后大会进行了差额选举，刘晓光当选会长，马蔚华当选监事长，王石等当选副会长。刘晓光在当天晚上的头脑风暴上说：“我没想到我们设计的选举程序全部被推翻了，实际上这就是民主和反民主的较量。所以我觉得人也是在过程中提高，在民主的过程中提高自己。”
王石则坦言：“我当时的兴趣点就不是治沙，而是通过治沙大家走到一起。后来突然发现，大家在找一种共同语言，这种共同语言就是最基本的民主程序。”
凝聚共同使命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对类似于SEE这样的非营利性组织的管理非常关注。在《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一书中，他不厌其烦地强调使命、价值观等软性力量对非营利性组织的重要性。
在2004年发表的《阿拉善宣言中》，SEE的企业家们说：
“我们希望中国经济愈来愈发达，人民愈来愈富裕，我们希望人与人之间更加友好和善，我们希望中华大地山清水秀，一片生机勃勃，我们希望世界人民共同生活在一个美丽的地球村，我们梦想一个人人有机会实现自己心愿的大同世界。”
SEE老虎吃天，从哪里下爪子?
德鲁克说：“我们所犯的一个普遍的错误，就是把使命陈述弄成一锅良好愿望的大杂烩。非营利组织管理者的任务是把组织的使命陈述转化为具体的行动目标。”
在选择具体行动目标的时候，SEE的企业家们傻了眼：有些企业家建议种树治沙，而来自中科院的专家则提醒，种树将破坏植被和水资源，是破坏环境：有人希望通过移民让当地牧民离开草原就业，但牧民反对这个计划；有的理事提出企业化操作，但其他理事则拒绝商业化。“协会成立第二年的时候，大家从激情走到迷茫，不知道这个组织将来到底要干什么。”王维嘉说。
2006年初，副会长宋军提出阿拉善SEE应该制定战略。同年3月，由阿拉善SEE的7名企业家和2名学者组成“发展战略小组”，为了确定协会的未来发展方向，深入沙漠进行了6天的实地考察。一周后分头撰写报告。在2006年的理事大会上，他们的报告几乎没有遭到反对就获得通过。2007年，十几位企业家又自掏腰包，到美国考察各大公益基金会。回国后再次修订了共同使命，提出：
——通过调整社区内部、社区与外界的利益关系，以内生动力解决社区环境问题，达到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将环境教育、环境技术、环保科研等因素融入社区发展项目，促进社区的综合发展；
——通过社区试点项目，为政府提供环境治理方面可借鉴的有效途径，同时推动环境保护政策的完善；
——通过“SEE生态基金”的资助，支持不同类型的环保组织实施环境项目；
——通过每两年一届的“SEE生态奖”奖励环保项目，推动中国民间环保事业的发展；
大漠民主实验
尽管SEE确定了行动目标，也有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却在三个维度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在文化心理结构上，理事杨利川已经认识到：“中国人知道怎样对上，如何对下，却对横向关系比较陌生。”在民主能力上，作为一个以公益行动为目标的企业家自治体，王维嘉承认阿拉善的成员“在具体规则上大家一样缺乏训练”。在制度供给上，没有一套现成的可以学习的规则。
SEE的自主治理道路必须从头学起。
SEE对修订协会的“根本大法”不遗余力。2004年月亮湖发起会议原则通过了章程草案之后，SEE秘书处就组织专家对章程进行了修改。并在2006年9月23日一届三次理事大会上表决通过了修改过的章程。同时，决定成立章程委员会，王维嘉成为该委员会的主任，负责对章程提出修改动议。
2007年7月28日，SEE二届理事大会逐条讨论了章程委员会提交的修改建议，表决通过了SEE第三个章程。2009年10月，SEE根据国家关于成立基金会的法律要求，对章程进行了第四次修改，同样使用的是逐条审议的方，比人大审查法条还要细致(表1)。
为了解决开会吵架和低效率的问题，SEE请专门研究《罗伯特议事规则》的专家袁天鹏帮助SEE制定了《议事规则》。规则对于开会做了精巧细致的规定，这些规则作为章程的附件收入章程。
43条《议事规则》详细规定了发言、辩论、动议、表决、选举、会议议程等规则。“真正的决策民主，只能靠不打断、不跑题、正反方轮流发言等等细碎的规则来实现。”袁天鹏说。而这些“细枝末节”的背后，才有“议事的效率，以及议事程序的正义性”。
在SEE的组织架构中(图1)，设计了专门的监事会，并且执行理事会每个成员负责一个专门委员会，从而对会长进行了有效的分权。协会的财务经理对秘书长负责，财务总监对监事会和执行理事会负责，从而保证了财务的公开透明。
为了避免某一位领导人对sEE产生过大影响，SEE把会长的任期规定为两年，而且不能连选连任。此外，如果监事发现会长有违反SEE章程、财务制度等行为，可以依据相关规则提请罢免会长。会长离任时，需要由监事会委托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
一些观察者认为，SEE之所以能进行有效的比较公正的选举，原因在于其会长没有实际利益，只有一些名誉上的好处，却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一位台湾理事解释说，不是因为无利可图才能选举，而是因为这一套制度使利益分散和权力制衡，任何人除了公益都无利可图。这位企业家用美国和台湾地区的选举做比喻说，美国的总统权力分散在国会和60多个委员会，总统的实际权力很小，所以总统选举能彬彬有礼，而台湾地区的经济实权由“行政院长一个人掌握，所以选举才会打得头破血流，“因为利益太大了”。
5年后，刘晓光说：“如果没有民主程序，这些人坚持不下来，可能早就散了。”
自我更新的规则体系
肖知兴教授为“中国人为什么组织不起来”的难题，提出了一种“智慧型组织”的组织能力模型。这个三层结构的组织能力模型底部是价值观的分享、能力的分享和财富的分享，中层是严格精准流程、全面合作文化，最后在顶层形成了一种“自我更新机制”。
借用组织能力模型，我们也可以看到SEE的成功之处在于依靠制度建设，形成了自己的“自我更新机制”，包括人事和制度的自我更新。让SEE充满生机的不是规则，而是形成这些规则的机制。仔细研 究SEE的规则体系，就会发现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无论章程还是其他规则，可以像英美的案例法一样积累起来。
总体而言，SEE这些规则包括了四个层面的内容：
——操作规则：包括财务、项目运行和管理等一些基础的细则；
——议事规则：借鉴《罗伯特议事规则》制定了一套议事规则，保证了会议和议事的效率；
——章程：这是SEE的“根本大法”，也是各个行动的依据；
——共同使命、价值观和组织原则：SEE把它的价值观和组织原则归结为：“平等参与、民主决策、权力制衡、公开透明”，并作为组织内部治理的基本原则。
立法和制定章程不可能穷尽所有可能的情况，而当突然情况出现时，价值观、基本原则以及共同使命则成为产生新规则的依据。
我们倒过来看，从共同使命、价值观和组织原则到形成章程，而依据章程、按照“议事规则”则可以产生其他的规则，这和民主社会的立法程序是完全一致的。
自主组织的八条原则
200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美国著名政治学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她也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以来首位女性得主。
奥斯特罗姆通过对公共池塘分配的研究，认为在一个自主治理的群体当中，解决制度供给、可信承诺、互相监督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可以使得自主组织的效率达到最优，并且成为独立于市场和政府的公共领域。
毫无疑问，当SEE的企业家在沙漠发下宏愿的时候，他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一套有序的规则。SEE主要通过不断试错，依靠专家和外部学习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依靠企业家和政府的良性互动解决内部规则和政府法令的衔接问题。
在有效承诺上，SEE通过制定理事服务时间的登记和公布制度，以及未能兑现承诺的理事自动退会的方式，保证了个人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作为一种人际横向关系，有效承诺解决了横向关系中最重要的信任难题。
在权力制衡上，对会长、秘书长的权力有明确的限制。对于中国的公共组织来说，这三项显然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可以借鉴奥斯特罗姆教授提出的自主治理的八项原则来对照SEE的自主组织实践。括号后是和SEE的对照结果：
(1)分享资源单位的个人或家庭之边界界定清晰(会员有明确界定，权利义务分明)。
(2)使用、供给与当地具体情况相适应(内生性的环保行动提供了一个广泛参与的机制)。
(3)集体选择安排。绝大多数受操作规则影响的个人应该能够参与对操作规则的修改(多数原则对动议的票决，决定了每个人都会对组织产生影响力)。
(4)有效监督(财务透明、监事会制度以及细节上无所不在的权力制衡)。
(5)越“规”的分级制裁(董事会、监事会、理事大会的制裁权，选举本身就是一种制裁)。
(5)低成本如论坛式的冲突协调机制(“动议一辩论一决议”的议事机制，明确的多数原则)。
(6)对组织权的认可(权利透明，规则和决议对程序正义的坚持，形成共同认可的规则体系)。
(8)分权制组织(科层化的组织结构与专业化能力)。
我们看到，SEE的成功和快速发展，正是与这个八个原则密切相关的。
被复制的SEE
上海中凯集团副总裁朱亚芳正在青岛建立一家研究海洋荒漠化的公司，海洋荒漠化是指在人为作用下海洋(及沿海地区)生产力的衰退过程，即海洋环境向着不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海洋荒漠化的主要原因是输入海洋的污染物的大幅度增加。
同样，一些与会NGO组织，也在考虑将SEE自主治理实践复制到自己所在的公益组织。
变化出现在每个理事身上。新当选的第三任会长，台湾企业家韩家寰说：“我从阿拉善学到了谦虚。当你发现跟自然跟环境打交道，你要很谦虚。”王石则称，3年的会长生涯让这位企业强人学会了“妥协”。王维嘉则称他学会了“敬畏自然”。
更大的变化在理事们的企业当中，王石说：“SEE是一所学校，我们每个企业家都在这里学习到许多，这影响了我观察企业的视角，我更重视环保了，也更重视企业与社区的关系了，而且在企业战略中，把先行投入更节能环保的住宅产业化生产模式视为未来竞争的要点之一。”
SEE理事，湖南远大集团董事长张跃在了解到自己的公务飞机一次出行的碳排放相当于8棵60年的大树一年所吸收的二氧化碳时，断然决定大幅减少企业公务飞机的飞行。
一些企业家也希望把SEE良好的组织治理运用到企业实践中。杨鹏强调，公共组织和企业是两种完全不用的运作方式，企业是以股权为原则的，而公共组织是以平等为原则的，对此绝对不能混淆。
张树新说：“把公共精神真的转化为公共组织，然后形成公共能力，最后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起到该起的作用，我觉得我们就没白做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