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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罗炼出走”到“富士康之跳”，绝非个人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加快，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是任何一个政府组织、任何个人都阻挡不住的历史潮流。
问题在于，对于这些数以亿计拉着拉杆箱的年轻人，走进陌生的都市时，他们怎样才能找到精神支柱和人生的归宿？怎样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据广东省团委调查，目前在珠三角地区的90后外来务工青年，已经占到务工总数的三到四成，加上8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务工队伍的主力军。
富士康新闻发言人刘坤介绍，在这家全球五百强、世界最大代工厂，90后的队伍正在逐渐壮大。某车间900多员工中，90后有270多人，接近总数的五分之一，剩下的600多人全是80后。
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在家里都是宝贝，从学校出来后直接就进了工厂。他们很难适应公司，公司也不会给他们时间适应，只想尽快让他们创造价值。
跳楼的员工，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年纪小，都在18岁到29岁之间；二是入职时间不长，进厂工作最长的是一年半，最短的只有28天。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有别于老一代农民工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他们从来没有种过地，对土地没有父辈那样的感情，对农村没有父辈那样的依恋。这是其最鲜明、最突出的特点。他们进城打工，很大程度上不是基于生存需求，而是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把打工作为寻求进城的机遇和途径。简而言之，他们出来打工，根本就不想再回农村。第二，这批人都念过书，具有初中文化，其中相当一部分还具有高中文化。因为有文化，再加上他们是在电视机、手机的伴随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比较了解外部世界，知道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城市文明对他们有巨大的吸引力。到城里不管干什么都比在农村好，是他们比较坚定的信念。第三，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独生子女，有些就是上一代农民工在城里生的孩子。他们较之父辈，生活是优越的，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温饱问题在他们头脑里没有概念。由此，他们在城里打工，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第四，他们心理平衡度较差，难以接受“被歧视”。他们的父辈进城打工，尽管遇到很多困难，吃了很多苦，有很多不如意，比城里人干得多却挣得少，有时还遭人白眼，但通过纵向比较，总觉得比在农村好，比其他农民好，因而比较能够接受城里的不公平待遇。而新一代农民工受现代开放社会影响，已经具有了朴素的但有时又有些盲目的平等和民主观念，对城乡差距、一城两制现象不认同。他们要求和城里人一样平等就业、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甚至得到平等的政治权利。现在开始增多的劳资矛盾以及农民工维权的呼声等事件，与此不无关系。”
罗炼和罗炼们，带着各色各样美好的梦想，从偏僻的山村田野，来到繁华的都市。他们渴望挣钱，渴望成功，渴望受到尊重，渴望被关怀。但现实与梦想相差得太远！
贵州女孩李梓瑶是个典型的90后，怀着对城市和新生活的向往来到广州。她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找一个工作，不要太累，有一份稳定的收入。然而，进了厂，她才感受到打工的日子与自己的想象根本不一样。每天10个小时坐在流水线旁，刚开始，不熟练，两手老是跟不上趟，老受工长的批评。后来，慢慢熟练了，她觉得自己也变成一台机器了。一想到自己将永远重复这样的工作，她变得心灰意冷……
30岁的河南青年李创已经有了10年的打工生涯。前5年在广东，他换过许多厂家，最短的只有3天。2005年，同乡介绍他来北京的一家酒店当保安。每天的工作日复一日，或是早上7时上班，晚上7时下班；或是晚上7时上班，第二天早上7时下班。5年过去了，年龄见长，工资没增多少，还是一千挂个零。一想到30岁还没成婚，一想到不可知的未来的日子，他的心变得沉重了……
刘良是高中还没毕业就从安徽老家来北京打工的，他想到大城市闯荡一番，干一番事业。可是由于没有什么手艺，只好到建筑工地当小工，管吃管住，一天25元工资，半年一算，平时只能借支点零花钱。半年到了，包工头却悄悄跑了。在北京打拼3年了，如今依然还在建筑工地当小工。再艰难，他说自己也不会回安徽老家，对于未来的日子，他依然充满着憧憬……
这都是些有理想、有梦想的罗炼们，问题是，当理想与梦想破灭时，他们便感到彷徨，甚至于绝望！
几年前，罗炼还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真希望自己的未来，就像《摩登家庭》里的肖云天和朴燕姬一般充满烂漫的情趣。开着越野车，把欢乐留在新婚夜的茫茫大草原上，真的别无所求。”
罗炼也有过追求。他的二姐罗娟说：“罗炼在2007年跑地产的时候，还写过一份宏伟的计划，打算几年后自己开家分店，甚至还想象未来自己的公司怎样上市等。”
然而，在珠三角闯荡了5年，换了8个工作，罗炼最终依然没有摆脱贫困的命运，甚至于连想孝敬年老的父母的孝心都无法实现。
5年前，武汉作家杨中标曾出过一部长篇小说《去天堂使坏》，小说的主角是一位叫毛次的青年。毛次和罗炼一样，同是湖南籍、同是打工族，又同是因梦破灭而出走。毛次是混迹于城市之間的穷光蛋，罗炼是辗转于珠三角的农民工。毛次爱读美国小说《在路上》，罗炼爱做中国的“庄子梦”。毛次从虚构的小说中消失，罗炼在茫茫的人海里蒸发。
杨中标说：“我们面临的当今社会，一座城市就是一部日夜轰鸣的机器，人类就是误入歧途、爬行在这部机器缝隙的蚂蚁……他们的身体终日左右突围，我们的内心又终日惊恐不安。于是，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就成为了我们现代人无法回避的一个重大命题，它关乎人类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质量生活匹配。”
毛次也好，罗炼也好，他们是觉醒的一代，“革命”的一代。他们只不过是不堪精神和身体的双重重压，用当下最时尚的行为方式，在与我们“玩失踪”。
罗炼的表哥、在某媒体做记者的沈亚川说：“问题在于罗炼有梦想，试图让梦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这个梦想和周遭的世界是如此的格格不入。”罗炼越有梦想越痛苦，“如果他仅只是在某山沟里浑浑噩噩地放羊，在某个小城镇里做呼啸来去的小混混，也许不会有这种痛苦”。 不是所有的梦想都可以变为现实的，当梦想破灭时，强者会继续努力，不断拼搏；弱者，或是出走，或是……
2010年5月27日就富士康连续发生员工跳楼自杀事件，《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复旦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孙时进教授，孙教授指出：“社会各方都要反思自己在其中应负的责任，而不应忙于指责企业。”
记者：最近有企业连续发生青年员工自杀事件，越来越多的人把追问真相的矛头指向企业管理，您对此怎么看？
孙时进：企业一定有很多问题，但这绝不只是企业的问题。当下，人们的精神生活乃至整个生活方式都在深刻转型，而我们整个社会对此警觉不够，这是悲剧连续发生的大背景。过去，人们为了生存而挣扎，可能宁可累死也不愿饿死，对精神心理层面的需要不太看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今天这一代青年已不再仅仅是为了混口饭吃。他们开始觉醒，产生了很多精神上的需要和追求。如果他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找不到做人的价值，感受不到尊严与爱，他会绝望，也就可能会想到或选择结束生命。
记者：据报道自杀员工大多在18岁至29岁之间，全部来自农村家庭。这些特点说明了什么？
孙时进：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不一样，他们在城市就业，甚至他们也是在城市接受的教育，他们认同城市生活却又无法完全融入城市，是“无根”的人，身份尴尬、撕裂。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他们承载了太多。如果我们的经济、文化和人际关系等领域的状况还是老一套，就会和这些年轻人发生越来越剧烈的冲突，而结果可能就是有的人想不开去杀人，有的人自杀了。
记者：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自杀论》中谈到，个体的社会关系越孤立、越疏离，越容易自杀。对于遏制自杀，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孙时进：我们社会对自杀的重视程度还不够。我们应及时对自杀行为做出预防性干预，这就需要进行相关立法。比如建立类似于传染性疾病上报制度的自杀事件上报制度，让决策部门和研究者可以清楚地知道自杀率、自杀者的年龄、地域分布、导致自杀的主要原因等重要信息，建立自杀诱因的谱系，并根据每年自杀诱因谱系的变化，确定让什么领域的专家提供意见，制定什么样的应对策略。
政府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起到指导、协调和支持等作用。比如给媒体提出和国际接轨的关于自杀报道的指导原则，进行自杀谱系的调查和立法，用减免税收等方式鼓励企业在员工教育上花钱，还要对民间公益组织进行扶持和支持等。没有政府出面主导，这些事情是很难做到的。像这次世博心理服务项目，没有世博局的主导牵头，肯定无法有序、有效地开展。
记者：作为普通公众，我们应该怎么做？
孙时进：我们不能只是对别人进行批评或表示愤慨，要学会深入地反思我们自己的责任，思考自己能为这些事做些什么。
随着一个个自杀事件的曝出，不少人好像有了猎奇甚至预期心理。那些不断增加的数字，甚至成了一些人的企盼和兴奋点。鲁迅笔下的那些冷血看客們好像还活在今天，他们对于死亡表现出了冷漠和麻木。这说明，我们的教育中一直缺少生命教育，教育界和家长都应该反思。实际上，个别企业打工青年员工的心理危机潜伏在我们很多家庭中。说个几年前的例子，有个孩子自杀了，家长就状告学校。我那次当陪审员，看到孩子留下的遗书，发现孩子最大的压力恰恰来自父母。
记者：可否具体说说，如何进行生命教育？
孙时进：很多孩子的心理创伤，都是在童年埋下的。如果父母能和孩子建立平等亲密的关系，尊重他们的个性，孩子长大后会比较阳光，有安全感，也会有较强的抗压能力。相反，片面的、成人化的教育，会严重影响和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我们应还给孩子童年，给孩子完整的生活，不能让孩子变成“应试机器”。
记者：对于已经进入职场的青年，我们又能做点什么呢？
孙时进：企业文化也要变化，不能老用那种简单粗放的方式来维持经济增长。企业如果还是只把员工当赚钱工具，代价和成本将是极为巨大的。学会让劳动者体面地生活，企业可能发展得更好。
我曾见过一个合资企业的人力资源主管，他的做法就很聪明。他不仅对员工进行岗位培训和心理健康培训，还对员工的父母非常关心，为员工父母建立“老人之家”等。当然，有些责任更应由社会承担。比如近些年，一些城市在引进人才时要求必须在30岁以下，觉得年轻人对城市的发展贡献更大。可是，这些年轻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啊！我们整天提倡“孝”，可如果我们的社会不愿承担赡养老人和“孝”的责任，那这个社会中的个人就很难尽孝了。国家和社会已经在考虑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问题，可谁在考虑打工青年父母的问题？是否可以对这些父母也有相应政策？要知道，身边的父母会在很大程度上对情绪失常的青年予以及时的安抚，而且这个作用是任何心理咨询师都起不到的。
富士康集团媒体办公室主任刘坤认为：“许多问题，都出在上游，只是因为水流到了富士康这里，问题集中暴露出来，所以大家以为是富士康的问题。”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认为当前农民工高密度自杀的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在全民普遍低薪的历史背景下，农民工（外来工）的工资每月高达200至600元，当时大学教授的月工资只有180元左右。1992年之后，城镇在岗职工工资增长迅速，而外来工工资增长则十分缓慢，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2008年，珠三角和长三角出口工厂的工人平均年收入仅是这两个地区城镇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37.82%。
刘开明分析：“考虑到CPI的因素，新一代农民工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所获得的薪酬，要远远少于第一代打工者。”
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潘毅曾多次和同事在深圳和东莞，研究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5月18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和中国社科院、北京社科院的沈原、郭于华、潘毅、戴建中、沈红、谭深、任焰、张敦福等9名社会学者紧急发出了一份题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联名呼吁书。
呼吁书写道：“我们从富士康发生的悲剧，听到了新生代农民工以生命发出的呐喊，警示全社会共同反思以牺牲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 在过去30年里，中国依靠数亿主要来自农村的劳动力打造了一个出口导向型的“世界工厂”，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利却长期被忽略。
九学者呼吁包括富士康在内的所有企业，要关心农民工，要爱护农民工，要在提高农民工待遇和权利方面做出切实努力，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企业主人。
九学者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状态做出了科学的分析：
“对于新生代農民工中的很多人来说，自他们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像其父母辈那样再回家做农民，就此而言，他们是踏上了一条进城打工的不归之路。当看不到打工通向城市安家生活的可能性的时候，打工的意义轰然坍塌，前进之路已经堵死，后退之路早已关闭，身陷这种处境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由此带来一系列的心理和情绪问题——这正是我们从富士康员工走上不归路背后看到的深层的社会和结构性原因。”
呼吁书说：“我们以‘农民工’的身份为借口，以平均低于第三世界的工资水平来支付他们的劳动报酬，使他们无法在城市中安家生活，漂泊徘徊于城市与农村之间，过着无根无助、家庭分离、父母无人照顾、孩子缺乏关爱的没有尊严的生活。”正如郭于华所说：基本权利的缺失，是这些年轻人选择终结生命的社会深层原因。
九位学者称：农民工在城市中安家生活，碰到的最大障碍是住房、子女教育与医疗问题。他们呼吁国家和地方政府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真正成为城市公民，真正分享到他们为之付出心血的经济发展的成果。
呼吁书呼吁：“今天的中国资本充足、国力强盛，已经具备了转变发展模式的条件和能力，依靠国家、企业与劳动者共同的努力，切实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一定能够有效防止类似的悲剧重演。”
不无遗憾的是，学者们话音刚落，富士康“第十跳”又发生了……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医学博士吴艳茹和张海音，就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建议从以下六方面人手：
一、明确并接受自己的身份定位。新生代农民工渴望市民化，但因为社会、经济、城乡文化差异等方面的原因，这个渴望在短时间内是难以实现的，即便是在社会的形式上实现了，内心的“边缘人”的感觉依然会长时间相伴。能够认识并接受这样的一种状态，反而会消除很多在城市中感受到的迷茫、孤独、疏离。
二、制定清晰、较容易实现的职业目标。眼高手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异永远给人带来张力。新生代农民工在立足于现实的基础上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并通过参加继续教育、进一步的职业培训等提高自己的职业竞争力，在不断实现自己的职业目标中取得成就感，获得更加美好的将来。
三、劳逸结合，平衡自己的身心健康。人毕竟不是工作的机器，而是有情感和生命的主体。努力工作、加班加点，是为了多挣钱，为了更好的职业提升，但是这一切最终是为了更美好的生活。很难想象如果把自己都榨干了，生活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农民工要学习拒绝加班的诱惑，企业在标准化高效率生产和人性化管理上要取得平衡。
四、与同事、亲朋、家人之间多交流、多沟通。人是社会性、情感性动物，如果长期得不到人际滋养的话，心灵必然萎缩，抗压能力也随之下降。人需要在交流沟通中分担痛苦烦恼、分享喜悦、互相支持、互相帮助。
五、尊重自己和自己的劳动，社会也应给予农民工们更多的尊重。尊重，是每个人的根本需求，既是他人给的，也是自己所赋予的。如果能更好地尊重自己，那么碰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可能就不那么容易受到伤害，甚至采取过激行为来进行反抗。
六、了解自己的情绪状态，学习一些情绪调节的方法，有问题及时就医。人食五谷杂粮，哪能不生病，包括心理疾病。紧张、担心、悲伤、愤怒、无助等是每个人在生活的某一阶段都会体会的情绪状态，要学习及时识别，并通过倾诉、放松、转移注意力、发泄等方式加以调节。如果持续时间长、并影响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这可能就需要专业的干预了，可以去寻求心理咨询，必要的时候服用相应的药物进行干预。
新生代农民工需要进行“心理按摩”；当然，仅仅进行心理按摩是远远不够的！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加快，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是任何一个政府组织、任何个人都阻挡不住的历史潮流。
问题在于，对于这些数以亿计拉着拉杆箱的年轻人，走进陌生的都市时，他们怎样才能找到精神支柱和人生的归宿？怎样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据广东省团委调查，目前在珠三角地区的90后外来务工青年，已经占到务工总数的三到四成，加上8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务工队伍的主力军。
富士康新闻发言人刘坤介绍，在这家全球五百强、世界最大代工厂，90后的队伍正在逐渐壮大。某车间900多员工中，90后有270多人，接近总数的五分之一，剩下的600多人全是80后。
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在家里都是宝贝，从学校出来后直接就进了工厂。他们很难适应公司，公司也不会给他们时间适应，只想尽快让他们创造价值。
跳楼的员工，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年纪小，都在18岁到29岁之间；二是入职时间不长，进厂工作最长的是一年半，最短的只有28天。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有别于老一代农民工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他们从来没有种过地，对土地没有父辈那样的感情，对农村没有父辈那样的依恋。这是其最鲜明、最突出的特点。他们进城打工，很大程度上不是基于生存需求，而是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把打工作为寻求进城的机遇和途径。简而言之，他们出来打工，根本就不想再回农村。第二，这批人都念过书，具有初中文化，其中相当一部分还具有高中文化。因为有文化，再加上他们是在电视机、手机的伴随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比较了解外部世界，知道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城市文明对他们有巨大的吸引力。到城里不管干什么都比在农村好，是他们比较坚定的信念。第三，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独生子女，有些就是上一代农民工在城里生的孩子。他们较之父辈，生活是优越的，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温饱问题在他们头脑里没有概念。由此，他们在城里打工，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第四，他们心理平衡度较差，难以接受“被歧视”。他们的父辈进城打工，尽管遇到很多困难，吃了很多苦，有很多不如意，比城里人干得多却挣得少，有时还遭人白眼，但通过纵向比较，总觉得比在农村好，比其他农民好，因而比较能够接受城里的不公平待遇。而新一代农民工受现代开放社会影响，已经具有了朴素的但有时又有些盲目的平等和民主观念，对城乡差距、一城两制现象不认同。他们要求和城里人一样平等就业、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甚至得到平等的政治权利。现在开始增多的劳资矛盾以及农民工维权的呼声等事件，与此不无关系。”
罗炼和罗炼们，带着各色各样美好的梦想，从偏僻的山村田野，来到繁华的都市。他们渴望挣钱，渴望成功，渴望受到尊重，渴望被关怀。但现实与梦想相差得太远！
贵州女孩李梓瑶是个典型的90后，怀着对城市和新生活的向往来到广州。她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找一个工作，不要太累，有一份稳定的收入。然而，进了厂，她才感受到打工的日子与自己的想象根本不一样。每天10个小时坐在流水线旁，刚开始，不熟练，两手老是跟不上趟，老受工长的批评。后来，慢慢熟练了，她觉得自己也变成一台机器了。一想到自己将永远重复这样的工作，她变得心灰意冷……
30岁的河南青年李创已经有了10年的打工生涯。前5年在广东，他换过许多厂家，最短的只有3天。2005年，同乡介绍他来北京的一家酒店当保安。每天的工作日复一日，或是早上7时上班，晚上7时下班；或是晚上7时上班，第二天早上7时下班。5年过去了，年龄见长，工资没增多少，还是一千挂个零。一想到30岁还没成婚，一想到不可知的未来的日子，他的心变得沉重了……
刘良是高中还没毕业就从安徽老家来北京打工的，他想到大城市闯荡一番，干一番事业。可是由于没有什么手艺，只好到建筑工地当小工，管吃管住，一天25元工资，半年一算，平时只能借支点零花钱。半年到了，包工头却悄悄跑了。在北京打拼3年了，如今依然还在建筑工地当小工。再艰难，他说自己也不会回安徽老家，对于未来的日子，他依然充满着憧憬……
这都是些有理想、有梦想的罗炼们，问题是，当理想与梦想破灭时，他们便感到彷徨，甚至于绝望！
几年前，罗炼还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真希望自己的未来，就像《摩登家庭》里的肖云天和朴燕姬一般充满烂漫的情趣。开着越野车，把欢乐留在新婚夜的茫茫大草原上，真的别无所求。”
罗炼也有过追求。他的二姐罗娟说：“罗炼在2007年跑地产的时候，还写过一份宏伟的计划，打算几年后自己开家分店，甚至还想象未来自己的公司怎样上市等。”
然而，在珠三角闯荡了5年，换了8个工作，罗炼最终依然没有摆脱贫困的命运，甚至于连想孝敬年老的父母的孝心都无法实现。
5年前，武汉作家杨中标曾出过一部长篇小说《去天堂使坏》，小说的主角是一位叫毛次的青年。毛次和罗炼一样，同是湖南籍、同是打工族，又同是因梦破灭而出走。毛次是混迹于城市之間的穷光蛋，罗炼是辗转于珠三角的农民工。毛次爱读美国小说《在路上》，罗炼爱做中国的“庄子梦”。毛次从虚构的小说中消失，罗炼在茫茫的人海里蒸发。
杨中标说：“我们面临的当今社会，一座城市就是一部日夜轰鸣的机器，人类就是误入歧途、爬行在这部机器缝隙的蚂蚁……他们的身体终日左右突围，我们的内心又终日惊恐不安。于是，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就成为了我们现代人无法回避的一个重大命题，它关乎人类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质量生活匹配。”
毛次也好，罗炼也好，他们是觉醒的一代，“革命”的一代。他们只不过是不堪精神和身体的双重重压，用当下最时尚的行为方式，在与我们“玩失踪”。
罗炼的表哥、在某媒体做记者的沈亚川说：“问题在于罗炼有梦想，试图让梦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这个梦想和周遭的世界是如此的格格不入。”罗炼越有梦想越痛苦，“如果他仅只是在某山沟里浑浑噩噩地放羊，在某个小城镇里做呼啸来去的小混混，也许不会有这种痛苦”。 不是所有的梦想都可以变为现实的，当梦想破灭时，强者会继续努力，不断拼搏；弱者，或是出走，或是……
2010年5月27日就富士康连续发生员工跳楼自杀事件，《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复旦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孙时进教授，孙教授指出：“社会各方都要反思自己在其中应负的责任，而不应忙于指责企业。”
记者：最近有企业连续发生青年员工自杀事件，越来越多的人把追问真相的矛头指向企业管理，您对此怎么看？
孙时进：企业一定有很多问题，但这绝不只是企业的问题。当下，人们的精神生活乃至整个生活方式都在深刻转型，而我们整个社会对此警觉不够，这是悲剧连续发生的大背景。过去，人们为了生存而挣扎，可能宁可累死也不愿饿死，对精神心理层面的需要不太看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今天这一代青年已不再仅仅是为了混口饭吃。他们开始觉醒，产生了很多精神上的需要和追求。如果他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找不到做人的价值，感受不到尊严与爱，他会绝望，也就可能会想到或选择结束生命。
记者：据报道自杀员工大多在18岁至29岁之间，全部来自农村家庭。这些特点说明了什么？
孙时进：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不一样，他们在城市就业，甚至他们也是在城市接受的教育，他们认同城市生活却又无法完全融入城市，是“无根”的人，身份尴尬、撕裂。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他们承载了太多。如果我们的经济、文化和人际关系等领域的状况还是老一套，就会和这些年轻人发生越来越剧烈的冲突，而结果可能就是有的人想不开去杀人，有的人自杀了。
记者：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自杀论》中谈到，个体的社会关系越孤立、越疏离，越容易自杀。对于遏制自杀，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孙时进：我们社会对自杀的重视程度还不够。我们应及时对自杀行为做出预防性干预，这就需要进行相关立法。比如建立类似于传染性疾病上报制度的自杀事件上报制度，让决策部门和研究者可以清楚地知道自杀率、自杀者的年龄、地域分布、导致自杀的主要原因等重要信息，建立自杀诱因的谱系，并根据每年自杀诱因谱系的变化，确定让什么领域的专家提供意见，制定什么样的应对策略。
政府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起到指导、协调和支持等作用。比如给媒体提出和国际接轨的关于自杀报道的指导原则，进行自杀谱系的调查和立法，用减免税收等方式鼓励企业在员工教育上花钱，还要对民间公益组织进行扶持和支持等。没有政府出面主导，这些事情是很难做到的。像这次世博心理服务项目，没有世博局的主导牵头，肯定无法有序、有效地开展。
记者：作为普通公众，我们应该怎么做？
孙时进：我们不能只是对别人进行批评或表示愤慨，要学会深入地反思我们自己的责任，思考自己能为这些事做些什么。
随着一个个自杀事件的曝出，不少人好像有了猎奇甚至预期心理。那些不断增加的数字，甚至成了一些人的企盼和兴奋点。鲁迅笔下的那些冷血看客們好像还活在今天，他们对于死亡表现出了冷漠和麻木。这说明，我们的教育中一直缺少生命教育，教育界和家长都应该反思。实际上，个别企业打工青年员工的心理危机潜伏在我们很多家庭中。说个几年前的例子，有个孩子自杀了，家长就状告学校。我那次当陪审员，看到孩子留下的遗书，发现孩子最大的压力恰恰来自父母。
记者：可否具体说说，如何进行生命教育？
孙时进：很多孩子的心理创伤，都是在童年埋下的。如果父母能和孩子建立平等亲密的关系，尊重他们的个性，孩子长大后会比较阳光，有安全感，也会有较强的抗压能力。相反，片面的、成人化的教育，会严重影响和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我们应还给孩子童年，给孩子完整的生活，不能让孩子变成“应试机器”。
记者：对于已经进入职场的青年，我们又能做点什么呢？
孙时进：企业文化也要变化，不能老用那种简单粗放的方式来维持经济增长。企业如果还是只把员工当赚钱工具，代价和成本将是极为巨大的。学会让劳动者体面地生活，企业可能发展得更好。
我曾见过一个合资企业的人力资源主管，他的做法就很聪明。他不仅对员工进行岗位培训和心理健康培训，还对员工的父母非常关心，为员工父母建立“老人之家”等。当然，有些责任更应由社会承担。比如近些年，一些城市在引进人才时要求必须在30岁以下，觉得年轻人对城市的发展贡献更大。可是，这些年轻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啊！我们整天提倡“孝”，可如果我们的社会不愿承担赡养老人和“孝”的责任，那这个社会中的个人就很难尽孝了。国家和社会已经在考虑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问题，可谁在考虑打工青年父母的问题？是否可以对这些父母也有相应政策？要知道，身边的父母会在很大程度上对情绪失常的青年予以及时的安抚，而且这个作用是任何心理咨询师都起不到的。
富士康集团媒体办公室主任刘坤认为：“许多问题，都出在上游，只是因为水流到了富士康这里，问题集中暴露出来，所以大家以为是富士康的问题。”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认为当前农民工高密度自杀的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在全民普遍低薪的历史背景下，农民工（外来工）的工资每月高达200至600元，当时大学教授的月工资只有180元左右。1992年之后，城镇在岗职工工资增长迅速，而外来工工资增长则十分缓慢，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2008年，珠三角和长三角出口工厂的工人平均年收入仅是这两个地区城镇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37.82%。
刘开明分析：“考虑到CPI的因素，新一代农民工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所获得的薪酬，要远远少于第一代打工者。”
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潘毅曾多次和同事在深圳和东莞，研究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5月18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和中国社科院、北京社科院的沈原、郭于华、潘毅、戴建中、沈红、谭深、任焰、张敦福等9名社会学者紧急发出了一份题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联名呼吁书。
呼吁书写道：“我们从富士康发生的悲剧，听到了新生代农民工以生命发出的呐喊，警示全社会共同反思以牺牲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 在过去30年里，中国依靠数亿主要来自农村的劳动力打造了一个出口导向型的“世界工厂”，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利却长期被忽略。
九学者呼吁包括富士康在内的所有企业，要关心农民工，要爱护农民工，要在提高农民工待遇和权利方面做出切实努力，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企业主人。
九学者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状态做出了科学的分析：
“对于新生代農民工中的很多人来说，自他们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像其父母辈那样再回家做农民，就此而言，他们是踏上了一条进城打工的不归之路。当看不到打工通向城市安家生活的可能性的时候，打工的意义轰然坍塌，前进之路已经堵死，后退之路早已关闭，身陷这种处境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由此带来一系列的心理和情绪问题——这正是我们从富士康员工走上不归路背后看到的深层的社会和结构性原因。”
呼吁书说：“我们以‘农民工’的身份为借口，以平均低于第三世界的工资水平来支付他们的劳动报酬，使他们无法在城市中安家生活，漂泊徘徊于城市与农村之间，过着无根无助、家庭分离、父母无人照顾、孩子缺乏关爱的没有尊严的生活。”正如郭于华所说：基本权利的缺失，是这些年轻人选择终结生命的社会深层原因。
九位学者称：农民工在城市中安家生活，碰到的最大障碍是住房、子女教育与医疗问题。他们呼吁国家和地方政府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真正成为城市公民，真正分享到他们为之付出心血的经济发展的成果。
呼吁书呼吁：“今天的中国资本充足、国力强盛，已经具备了转变发展模式的条件和能力，依靠国家、企业与劳动者共同的努力，切实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一定能够有效防止类似的悲剧重演。”
不无遗憾的是，学者们话音刚落，富士康“第十跳”又发生了……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医学博士吴艳茹和张海音，就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建议从以下六方面人手：
一、明确并接受自己的身份定位。新生代农民工渴望市民化，但因为社会、经济、城乡文化差异等方面的原因，这个渴望在短时间内是难以实现的，即便是在社会的形式上实现了，内心的“边缘人”的感觉依然会长时间相伴。能够认识并接受这样的一种状态，反而会消除很多在城市中感受到的迷茫、孤独、疏离。
二、制定清晰、较容易实现的职业目标。眼高手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异永远给人带来张力。新生代农民工在立足于现实的基础上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并通过参加继续教育、进一步的职业培训等提高自己的职业竞争力，在不断实现自己的职业目标中取得成就感，获得更加美好的将来。
三、劳逸结合，平衡自己的身心健康。人毕竟不是工作的机器，而是有情感和生命的主体。努力工作、加班加点，是为了多挣钱，为了更好的职业提升，但是这一切最终是为了更美好的生活。很难想象如果把自己都榨干了，生活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农民工要学习拒绝加班的诱惑，企业在标准化高效率生产和人性化管理上要取得平衡。
四、与同事、亲朋、家人之间多交流、多沟通。人是社会性、情感性动物，如果长期得不到人际滋养的话，心灵必然萎缩，抗压能力也随之下降。人需要在交流沟通中分担痛苦烦恼、分享喜悦、互相支持、互相帮助。
五、尊重自己和自己的劳动，社会也应给予农民工们更多的尊重。尊重，是每个人的根本需求，既是他人给的，也是自己所赋予的。如果能更好地尊重自己，那么碰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可能就不那么容易受到伤害，甚至采取过激行为来进行反抗。
六、了解自己的情绪状态，学习一些情绪调节的方法，有问题及时就医。人食五谷杂粮，哪能不生病，包括心理疾病。紧张、担心、悲伤、愤怒、无助等是每个人在生活的某一阶段都会体会的情绪状态，要学习及时识别，并通过倾诉、放松、转移注意力、发泄等方式加以调节。如果持续时间长、并影响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这可能就需要专业的干预了，可以去寻求心理咨询，必要的时候服用相应的药物进行干预。
新生代农民工需要进行“心理按摩”；当然，仅仅进行心理按摩是远远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