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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庭是一个平凡的家庭，父母在20世纪中度过了他们平凡的一生。这里，我只想把他们一生的经历简单地罗列一下，至于如何赏析评价钱松嵒的作品可以阅读其他著作。
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七日（1899年9月11日）父亲出生于宜兴阳巷湖墅，起名“松嵒”。祖父钱绍起是私塾先生，在阳巷教书，名声在外。我的大舅慕名从新芳镇前去求学，不经意中，竟成就了我父母的婚姻，那时母亲才8岁。祖父思想开明，在清末统治薄弱时，号召剪辫子、放小脚，主张女孩也要上学。辛亥革命后，祖父在周围乡里，办了10多所小学，引进西方课目，60岁竟累死在岗位上。
父亲随祖父在私塾和大孩子一起刻苦读书、学诗、写文章、练书法，课后最大的爱好就是画画。熟读“四书”、“五经”只是为科举做准备，到了民国，年轻人的出路必须要取得学历。1918年父亲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无锡江苏第三师范五年制文科班，校长顾述之、图画老师胡汀鹭、语文老师钱基博等尤爱我父亲。学校的大量书籍使我父亲由过去只研究国画理论，到研究西方艺术，如：色彩学、透视学、人体解剖学等，这对他后来的教育工作以及中国画创作起了很大作用。
1923年父亲从三师毕业。因祖父病重，他挑选了工资最高的苏州市二女师附小，拒绝了留洋的资助。3年后，又应聘去溧阳县立一小担任校长。1926年初无锡美专成立，父亲被聘为教授，胡汀鹭老师把重点课目“画论”交给他讲。著名画家贺天健、褚健秋也是美专教授，校长为吴稚晖。学校常组织教师当场作画，无论山水、花鸟大家都推举父亲先下笔，以摸摸这一年轻教授的绘画实力。
父母亲在无锡租人家的小房子，居无定所地过日子，他们决定要置地，盖房子，让生活安定。父亲趁年轻，除在一所学校教课外，另到附近的一两所中学讲课，空余时间画画；母亲操持全部家务，省吃俭用，买了八分地，置办了建材。1937年日本鬼子轰炸无锡，父亲带着我们子女四个返回宜兴故里避难。1938年初回到无锡育才弄家中时，犹如五雷轰顶——全部书画作品、文房四宝及家用什物全部被一家邻居抢光，多年积蓄化为乌有。父母亲只好借钱，修建了今天的南市桥巷58号房屋。在1985年父亲将这所房子辟为“钱松嵒藏画室”献给国家时，对我说：“你妈盖这点房子不容易啊。”
日本鬼子占领时期，画卖不出去，教书工作时有时无，父亲在一幅指画《雄鸡修竹图》上的题诗，可见他当时的心情：
漫天风雨剧凄凉，一叫千门见曙光；
怎奈世人啼不醒，于今谁舞五更霜。
在八年亡国奴的日子里父母拖儿带女，每天吃着配给的霉米，城门上插着日本膏药旗，进出城门要鞠躬。真不知父母是如何渡过这苦海的。好不容易盼来鬼子投降，铙鼓声声“净扫胡尘春意回”。但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接收大员乘机谋取私利，物价暴涨，无锡城里出现多次抢米风潮，母亲领我出去买米要背一大口袋纸币。钱如果在家过夜，说不定第二天就成了废纸，我家阁楼上有一大堆废纸币，“文革”抄家中变成了复辟罪证。
1949年4月无锡解放，共产党颁布的一系列政策，深入人心，令老百姓欢欣鼓舞。画虽然卖不出去了，但是工资稳定、生活安定、社会安全。父亲以愉快的心情积极参加政府组织的各项公益活动，主持无锡美协工作。年过半百的父亲从不过问政治，但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运动一个接一个，你不问政治，政治要来问你，从此父亲和知识分子改造就结下了不解之缘。1957年成立江苏省国画院，父亲被聘为画师，成为专职画家。困难时期，省政府出于对老画家的关爱，组织写生团行程两万三千里，到全国老革命根据地去写生，大量素材为今后中国画的创新积累了丰富内容。在高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国画这块阵地也不会例外。有一次余彤甫先生善意地对父亲说：“钱老，你的红旗插得太少了，多插点啊。”回到家，父亲为难地对家人说：“中国画上插多了红旗不好看的。”父亲用中国画的传统形式来描绘革命根据地，胆大心细地处理一些命题作品，引起了全国美术出版社的注意，旋即各种出版物铺天盖地。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父亲难逃一劫。1968年他被当做“牛鬼蛇神”揪了出来，南京的夏天顶着烈日被监督劳动。1969年7月我回家生小孩，女儿才七天，父亲由人押往省“五七”干校劳动，接受批斗。父亲临行时，对母亲说：“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自杀。”我和母亲看着这才来到人世的小生命默默无言。1970年初天寒地冻，父亲要下河为食堂洗菜，由于年老体衰，营养不良，加上沉重的精神负担，竟在排队打饭时晕倒在地，由此也结束了劳役之苦。1972年中国加入联合国，外交部首选我父亲，创作了《万里长城风光无限》，送去联合国总部布置，被冷落了六、七年的中国画又有了生命力。父亲事实上已“解放”，但是头上的几顶黑帽子与父亲的“解放”不太相称，于是1972年12月2日中共江苏省“五七”干校一大队五连支部委员会给了父亲一纸家庭出身和成分审查结论书，父亲如获“免死牌”，抄录了一式四份寄给我们。现在看来，有多可笑！有多心痛！令人厌恶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1977年4月恢复江苏省国画院，父亲任院长。全国经济出现了生机，父亲见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曙光。面对上世纪80年代的新起点，父亲笑对梅花，作画题诗：
八十年代第一春，迎新奋起老精神；
挥毫先对梅花笑，忘却我龄逾八旬。
这首诗曾在2005年中央电视台纪录片《见证》中作片头语。
1985年9月4日凌晨，父亲因病逝于江苏省人民医院。数十年前，父亲曾说过书画市场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如果老一辈的画家能见到今天的繁荣景象，定当开怀大笑。有人对我说：“你父亲没有享着福，现在我们享他的福了。”这话不一定对。父亲一生的心思是努力学习前人著作、深入观察世间万物，以高尚的心志来创作作品，全部思想感情倾注于中国画的创新，因此他是幸福的；父母亲同舟六十四年，他们的生活是和谐的。人生无非这两件大事，他们都有了。回想父亲的勤奋，我自愧弗如；想起母亲的慈爱，我无以回报，谨以此聊表纪念。
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七日（1899年9月11日）父亲出生于宜兴阳巷湖墅，起名“松嵒”。祖父钱绍起是私塾先生，在阳巷教书，名声在外。我的大舅慕名从新芳镇前去求学，不经意中，竟成就了我父母的婚姻，那时母亲才8岁。祖父思想开明，在清末统治薄弱时，号召剪辫子、放小脚，主张女孩也要上学。辛亥革命后，祖父在周围乡里，办了10多所小学，引进西方课目，60岁竟累死在岗位上。
父亲随祖父在私塾和大孩子一起刻苦读书、学诗、写文章、练书法，课后最大的爱好就是画画。熟读“四书”、“五经”只是为科举做准备，到了民国，年轻人的出路必须要取得学历。1918年父亲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无锡江苏第三师范五年制文科班，校长顾述之、图画老师胡汀鹭、语文老师钱基博等尤爱我父亲。学校的大量书籍使我父亲由过去只研究国画理论，到研究西方艺术，如：色彩学、透视学、人体解剖学等，这对他后来的教育工作以及中国画创作起了很大作用。
1923年父亲从三师毕业。因祖父病重，他挑选了工资最高的苏州市二女师附小，拒绝了留洋的资助。3年后，又应聘去溧阳县立一小担任校长。1926年初无锡美专成立，父亲被聘为教授，胡汀鹭老师把重点课目“画论”交给他讲。著名画家贺天健、褚健秋也是美专教授，校长为吴稚晖。学校常组织教师当场作画，无论山水、花鸟大家都推举父亲先下笔，以摸摸这一年轻教授的绘画实力。
父母亲在无锡租人家的小房子，居无定所地过日子，他们决定要置地，盖房子，让生活安定。父亲趁年轻，除在一所学校教课外，另到附近的一两所中学讲课，空余时间画画；母亲操持全部家务，省吃俭用，买了八分地，置办了建材。1937年日本鬼子轰炸无锡，父亲带着我们子女四个返回宜兴故里避难。1938年初回到无锡育才弄家中时，犹如五雷轰顶——全部书画作品、文房四宝及家用什物全部被一家邻居抢光，多年积蓄化为乌有。父母亲只好借钱，修建了今天的南市桥巷58号房屋。在1985年父亲将这所房子辟为“钱松嵒藏画室”献给国家时，对我说：“你妈盖这点房子不容易啊。”
日本鬼子占领时期，画卖不出去，教书工作时有时无，父亲在一幅指画《雄鸡修竹图》上的题诗，可见他当时的心情：
漫天风雨剧凄凉，一叫千门见曙光；
怎奈世人啼不醒，于今谁舞五更霜。
在八年亡国奴的日子里父母拖儿带女，每天吃着配给的霉米，城门上插着日本膏药旗，进出城门要鞠躬。真不知父母是如何渡过这苦海的。好不容易盼来鬼子投降，铙鼓声声“净扫胡尘春意回”。但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接收大员乘机谋取私利，物价暴涨，无锡城里出现多次抢米风潮，母亲领我出去买米要背一大口袋纸币。钱如果在家过夜，说不定第二天就成了废纸，我家阁楼上有一大堆废纸币，“文革”抄家中变成了复辟罪证。
1949年4月无锡解放，共产党颁布的一系列政策，深入人心，令老百姓欢欣鼓舞。画虽然卖不出去了，但是工资稳定、生活安定、社会安全。父亲以愉快的心情积极参加政府组织的各项公益活动，主持无锡美协工作。年过半百的父亲从不过问政治，但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运动一个接一个，你不问政治，政治要来问你，从此父亲和知识分子改造就结下了不解之缘。1957年成立江苏省国画院，父亲被聘为画师，成为专职画家。困难时期，省政府出于对老画家的关爱，组织写生团行程两万三千里，到全国老革命根据地去写生，大量素材为今后中国画的创新积累了丰富内容。在高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国画这块阵地也不会例外。有一次余彤甫先生善意地对父亲说：“钱老，你的红旗插得太少了，多插点啊。”回到家，父亲为难地对家人说：“中国画上插多了红旗不好看的。”父亲用中国画的传统形式来描绘革命根据地，胆大心细地处理一些命题作品，引起了全国美术出版社的注意，旋即各种出版物铺天盖地。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父亲难逃一劫。1968年他被当做“牛鬼蛇神”揪了出来，南京的夏天顶着烈日被监督劳动。1969年7月我回家生小孩，女儿才七天，父亲由人押往省“五七”干校劳动，接受批斗。父亲临行时，对母亲说：“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自杀。”我和母亲看着这才来到人世的小生命默默无言。1970年初天寒地冻，父亲要下河为食堂洗菜，由于年老体衰，营养不良，加上沉重的精神负担，竟在排队打饭时晕倒在地，由此也结束了劳役之苦。1972年中国加入联合国，外交部首选我父亲，创作了《万里长城风光无限》，送去联合国总部布置，被冷落了六、七年的中国画又有了生命力。父亲事实上已“解放”，但是头上的几顶黑帽子与父亲的“解放”不太相称，于是1972年12月2日中共江苏省“五七”干校一大队五连支部委员会给了父亲一纸家庭出身和成分审查结论书，父亲如获“免死牌”，抄录了一式四份寄给我们。现在看来，有多可笑！有多心痛！令人厌恶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1977年4月恢复江苏省国画院，父亲任院长。全国经济出现了生机，父亲见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曙光。面对上世纪80年代的新起点，父亲笑对梅花，作画题诗：
八十年代第一春，迎新奋起老精神；
挥毫先对梅花笑，忘却我龄逾八旬。
这首诗曾在2005年中央电视台纪录片《见证》中作片头语。
1985年9月4日凌晨，父亲因病逝于江苏省人民医院。数十年前，父亲曾说过书画市场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如果老一辈的画家能见到今天的繁荣景象，定当开怀大笑。有人对我说：“你父亲没有享着福，现在我们享他的福了。”这话不一定对。父亲一生的心思是努力学习前人著作、深入观察世间万物，以高尚的心志来创作作品，全部思想感情倾注于中国画的创新，因此他是幸福的；父母亲同舟六十四年，他们的生活是和谐的。人生无非这两件大事，他们都有了。回想父亲的勤奋，我自愧弗如；想起母亲的慈爱，我无以回报，谨以此聊表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