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喜欢以“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来观照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家庭（族）及其变革过程，这样做，看到的多是宏大的、变的一面，细微的、不变的一面容易被屏蔽，那些介于变与不变之间的，或可称为“人类之习惯”“人类之情感”的共通成分，则难以入史，多数被忽略。
　　二0一九年初，我曾应约为某学术刊物写过一篇有关顾颉刚与“五四”思想关联的论文，其中涉及“家庭改造”的内容，我的结论是：“五四”时期，顾颉刚走出了传统，走向了现代，成为一个现代青年。但最近重读顾颉刚日记和书信，我发现这个结论未免失之于简单。

一

　　走向现代”，指的是顾颉刚走出了“旧家庭”。一九二0年九月，在傅斯年、罗家伦等同学的鼓动和老师胡适的资助下，顾颉刚终于决定离开苏州的原生家庭，回北京大学担任助教兼图书馆编目员，且承担了《新潮》杂志后期的编辑工作。两年前，在《新潮》上，他曾经以亲身经历，公开控诉“旧家庭”是残害人性的“恶地狱”，以至于鼓吹家庭乃“万恶之原”的同学兼挚友傅斯年也感觉震惊。重归北大后，他又续写了《对于旧家庭的感想》的后两部分，且亲手编辑，刊登在《新潮》上。
　　虽然后两部分并没有第一部分的冲击力大，但仅依照此文亦可判定，在“五四”学生中，他有关“家庭改造”的见解也是相当“先进”和“现代”的，作为“现代青年”的形象应该是坐实的。但“五四”后，顾颉刚在与原生家庭（族），特别是与父亲的关系上，却显得不甚“现代”。
　　一般而言，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一旦走出原生家庭（族），远赴他乡，就意味着原有关系和相处模式亦将发生变化。顾颉刚也不例外。当他走出原生家庭后，对其家乡的认同感就在变化。一九二四年春节，他第二次在北京过年，与友人到天桥一带观摩民间艺术，就生发了“为真正的北京人”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与日记所出现的对家乡苏州社会的观察和批评颇相对应。
　　可是，走出了原生家庭（族），并不意味着不再与原生家庭（族）联系。从一九一六年进入北京大学预科开始，至一九三九年其父去世，除了少数例外，顾颉刚基本每月都保持给父亲顾柏年写两封信。加之多次回苏州或赴杭州探望父亲，在苏、杭参与各种家庭（族）的仪式活动，他与原生家庭（特別是其父亲）的联系可谓密切。
　　一九二0.年九月前，顾颉刚回应罗家伦、傅斯年等同学“走出家庭”的劝导，用了两个词，一个是“报恩”，一个是“爱情”。当时，“报恩”的具体对象是其祖母，后来他说的“不得祖母，男必丧生”或可解释何以要“报恩”。至于“爱情”，即今之“亲情”，与“报恩”一样，都体现在“情”字上。他不愿意与原生家庭一刀两断，就是因为有“亲情”存在，不同意“家庭改造”的决绝做法，也是基于“亲情”的考虑。不过，在众声喧哗时，他所说的“在现在的社会里，要去解散家庭，实在是件做不到的事”不像是登高一呼，倒像是自言自语。或许在他看来，既然化人不得，就只有反求诸己。

二

　　现存顾颉刚传记较多地反映出顾颉刚与原生家庭（族）、与父亲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在其日记和书信中亦多有展示，可谓证据确凿。其原生家庭以及其父的“积威”是旧传统的象征，顾颉刚的不满则是新青年的新气象。“新”与“旧”较量仿佛顺应了近代中国历史的主流，而顾颉刚的境遇以及与境遇的抗争，正是近代历史“新”战胜“旧”的缩影。
　　不过，围绕顾颉刚与原生家庭关系的，并非全是“理”，而主要是“情”，即他所说的“在理上无服从父亲之必要，惟在情上不得不服从”。作为“五四”青年，顾颉刚具备自由、民主和平等意识，他也因为原生家庭（族）对自由的压抑和对平等的忽视而迸发出决裂之心。一九二一年与继母公开对骂后，他就想与家庭决裂，未实施是“诚不忍使（父）大人伤心”。这个“不忍之心”就属于“情”的范畴。顾颉刚对于祖母，是为了报答其养育和庇护之恩，而对待其父，则是为报答教育之义。“不忍之心”就是对不失学的报答。
　　值得一提的是，顾颉刚把其父的教育之义，即从私塾到大学毕业的花费，具体化为一个数字：三千元。当然，此数或没有考虑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和利息升降的外部因素。它所对应的是，其父让他供养家庭（族）的支出。依照其父的标准，为维持小康之家的日用开支和地位，每月至少要给家庭（族）贡献五六十元，以此供养父母、叔辈，维持仪式运作，修缮老宅，或作为“家产”之一传之后辈，以显示香火永续。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顾颉刚在北大任助教和图书馆校对员，薪酬不高，且经常遭遇欠薪，不得已向友人借贷，月末往往有捉襟见肘之困，五六十元的“养家”之贡遂成为负担。
　　不过，顾颉刚已不再有传统的“养家”意识，加之在家族中曾经受到的种种压抑和不快，他也无意关心家族的延续和未来。“养家”的唯一对象只有其父亲，所以，一九三六年九月，他接父来京，便有“多年迎养之愿始遂”的宽慰。
　　但顾父对顾颉刚始终存在“积威”，晚年仍“声色俱厉”地斥责，故在顾颉刚日记中，留下了不少牢骚和不满。这也容易让人感觉父子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其实，在二十年代末，顾颉刚经济条件好转后，双方的关系也变得比较融洽。一九三二年一月，顾颉刚赴杭省亲，适逢上海“一·二八”战事，交通中断，在杭州一住四个月，期间的日记并无不满的记载。其父来京后，顾颉刚时常陪侍听戏、在饭店用餐，而游览所及，似囊括了京城的名胜古迹。
　　父子俩真正的矛盾，还在于彼此的追求和目标不同，以及由此带来的视角上的差异。其父像天下的父母一样，首先关心儿子的平安，加之天生谨慎，一有风吹草动就首先想着收起羽翼，安稳第一。其一九一三年起在两浙盐运使署课税、文牍等科担任科长，二十三年如一日，勤恳踏实，却也养成小富即安的习惯。
　　顾颉刚对其父的抱怨，经常涉及三个方面：做事“无计划”“不了解我”和“不明时势”。做事“无计划”主要是对人生缺乏长远规划，这乃是小富即安的表现，而顾颉刚内心是有大追求的，所以他会感觉与其父之间的“隔膜”。一九二三年，其父了解到北大时有欠薪的情况，要顾颉刚回苏州以编书为业，后者在日记中抱怨说：“不为我设身处地，而徒随情主张，亦太隔膜了。”“隔膜”的是“小环境”，不能“设身处地”也就是不理解学术工作所应有的“小环境”。在回信中，顾颉刚专门比较了北京与苏州学术环境的差异：“在京编书，所入与在苏同，而为事则较便。一以北京学术机关甚多，如京师图书馆、历史博物馆等均可供参考。二以北京师友多，不愁无问讯处，苏州则孤陋寡闻矣。”但是，像其他的解释一样，并未获得其父的首肯。 　　更有甚者，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为让其父放妻子殷履安来京，避免在原生家庭（族）里受气，顾颉刚竟在继母去世后建议父亲纳妾，以照顾生活。一九二二年十月，他曾对父亲为延续香火，未予通报即收叔父之孙为嗣子痛心疾首而写信抗议，可是，十六年后，却决定满足父亲愿望纳妾生子。依照他的逻辑，这样做“固非时代所许，但两害相权取其轻”。

四

　　血缘关系下的“亲情”是微妙的，它或许涉及本能，往往在刹那间闪现，直达内心深处。一九二六年八月，顾颉刚赴杭州省亲时，感觉父亲老态逼人，他用了一个“此甚足使游子伤怀”的表述。“足使”乃客观说法，仿佛是在讲他人的感受，足见此时并非刻骨铭心。八年后，他再赴杭州，见到丧妻而更加衰老的父亲，在一个闪念下，似乎感觉侍父之责任重大，远过自己的事业。他决定辞去燕京大学的教职。他主动替父亲整理藏书、碑帖，且分门别类，编制目录，这或许也是对长期在外工作不能侍奉父亲的补偿行为。燕京大学的同事洪煨莲（业）来信说：“父子以天合，学校以人合。”他是在劝顾颉刚不要辞职。但顾颉刚回信说，《左传》云：“人尽夫也，父一而已。”父亲既是唯一，还有什么能比得上侍父？这当然是出于特殊时期的特殊情感。
　　家庭关系的复杂性还包括它的自足和自我消解的一面。顾颉刚对原生家庭（族）和父亲的抱怨基本没有中断过。他甚至将父亲与自己的通信汇集在一起，起名“缚住了吗？”留作证据，供后人评判。可是，日记中的抱怨与日记中使用的“父大人”的虔诚称谓，以及信中“禀父大人”的抬头并存，又让抱怨隐私化，变成了家庭内部不可避免的磕碰，父子間无法例外的龃龉。
　　从一九一八年开始，顾颉刚对原生家庭（族）的控诉和抱怨就出现在与同乡友人、同学、同事以及殷履安的通信中。朋友、同学、同事读后，深感震惊，以为他坠入如此痛苦深渊，一定无法忍受，故纷纷劝他以“娜拉出走”的方式离开“旧家庭”。可是，他却仿佛宣泄了怨恨，心里重归平静，继续循着家庭逻辑，做着诸多抱怨过的事。这也让朋友、同学、同事感觉到家事难料，毋庸外人置喙的无奈。
　　从晚清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毁家”，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家庭改造”，到随后的促发人员社会流动性加快的战争、革命以及工业化、商业化、城市化，这些不仅从理念上冲击着传统的大家族式家庭的根基，也直接导致多数传统大家庭（族）走向解体。在这个浪潮中，顾颉刚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考虑“养家”差不多颠覆了顾颉刚以前遵循家庭逻辑做的所有的非常“旧”的事。从此，他的小家庭也游离出顾氏大家族，变得分子化。从家庭社会学上看，家庭日渐分子化的趋势，既导致了社会基础的重组，也通过与传统断裂的方式，实际地完成了家庭的“革命”。这是只愿“改造”家庭，而无意“革命”家庭的顾颉刚始料未及的。当然，家庭“革命”的现象，还主要体现在中国城市的新派、新生的精英阶层中。
　　回过头来看，“家”本身的共通性是永远不变的，变的只有时代性。顾颉刚在原生家庭（族）的遭遇，他与原生家庭（族）、与其父亲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历史变迁的例证，也折射出情感在历史中的作用以及人的复杂性和多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