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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们喜欢以“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来观照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家庭(族)及其变革过程,这样做,看到的多是宏大的、变的一面,细微的、不变的一面容易被屏蔽,那些介于变与不变之间的,或可称为“人类之习惯”“人类之情感”的共通成分,则难以入史,多数被忽略。
二0一九年初,我曾应约为某学术刊物写过一篇有关顾颉刚与“五四”思想关联的论文,其中涉及“家庭改造”的内容,我的结论是:“五四”时期,顾颉刚走出了传统,走向了现代,成为一个现代青年。但最近重读顾颉刚日记和书信,我发现这个结论未免失之于简单。
走向现代”,指的是顾颉刚走出了“旧家庭”。一九二0年九月,在傅斯年、罗家伦等同学的鼓动和老师胡适的资助下,顾颉刚终于决定离开苏州的原生家庭,回北京大学担任助教兼图书馆编目员,且承担了《新潮》杂志后期的编辑工作。两年前,在《新潮》上,他曾经以亲身经历,公开控诉“旧家庭”是残害人性的“恶地狱”,以至于鼓吹家庭乃“万恶之原”的同学兼挚友傅斯年也感觉震惊。重归北大后,他又续写了《对于旧家庭的感想》的后两部分,且亲手编辑,刊登在《新潮》上。
虽然后两部分并没有第一部分的冲击力大,但仅依照此文亦可判定,在“五四”学生中,他有关“家庭改造”的见解也是相当“先进”和“现代”的,作为“现代青年”的形象应该是坐实的。但“五四”后,顾颉刚在与原生家庭(族),特别是与父亲的关系上,却显得不甚“现代”。
一般而言,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一旦走出原生家庭(族),远赴他乡,就意味着原有关系和相处模式亦将发生变化。顾颉刚也不例外。当他走出原生家庭后,对其家乡的认同感就在变化。一九二四年春节,他第二次在北京过年,与友人到天桥一带观摩民间艺术,就生发了“为真正的北京人”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与日记所出现的对家乡苏州社会的观察和批评颇相对应。
可是,走出了原生家庭(族),并不意味着不再与原生家庭(族)联系。从一九一六年进入北京大学预科开始,至一九三九年其父去世,除了少数例外,顾颉刚基本每月都保持给父亲顾柏年写两封信。加之多次回苏州或赴杭州探望父亲,在苏、杭参与各种家庭(族)的仪式活动,他与原生家庭(特別是其父亲)的联系可谓密切。
一九二0.年九月前,顾颉刚回应罗家伦、傅斯年等同学“走出家庭”的劝导,用了两个词,一个是“报恩”,一个是“爱情”。当时,“报恩”的具体对象是其祖母,后来他说的“不得祖母,男必丧生”或可解释何以要“报恩”。至于“爱情”,即今之“亲情”,与“报恩”一样,都体现在“情”字上。他不愿意与原生家庭一刀两断,就是因为有“亲情”存在,不同意“家庭改造”的决绝做法,也是基于“亲情”的考虑。不过,在众声喧哗时,他所说的“在现在的社会里,要去解散家庭,实在是件做不到的事”不像是登高一呼,倒像是自言自语。或许在他看来,既然化人不得,就只有反求诸己。
现存顾颉刚传记较多地反映出顾颉刚与原生家庭(族)、与父亲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在其日记和书信中亦多有展示,可谓证据确凿。其原生家庭以及其父的“积威”是旧传统的象征,顾颉刚的不满则是新青年的新气象。“新”与“旧”较量仿佛顺应了近代中国历史的主流,而顾颉刚的境遇以及与境遇的抗争,正是近代历史“新”战胜“旧”的缩影。
不过,围绕顾颉刚与原生家庭关系的,并非全是“理”,而主要是“情”,即他所说的“在理上无服从父亲之必要,惟在情上不得不服从”。作为“五四”青年,顾颉刚具备自由、民主和平等意识,他也因为原生家庭(族)对自由的压抑和对平等的忽视而迸发出决裂之心。一九二一年与继母公开对骂后,他就想与家庭决裂,未实施是“诚不忍使(父)大人伤心”。这个“不忍之心”就属于“情”的范畴。顾颉刚对于祖母,是为了报答其养育和庇护之恩,而对待其父,则是为报答教育之义。“不忍之心”就是对不失学的报答。
值得一提的是,顾颉刚把其父的教育之义,即从私塾到大学毕业的花费,具体化为一个数字:三千元。当然,此数或没有考虑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和利息升降的外部因素。它所对应的是,其父让他供养家庭(族)的支出。依照其父的标准,为维持小康之家的日用开支和地位,每月至少要给家庭(族)贡献五六十元,以此供养父母、叔辈,维持仪式运作,修缮老宅,或作为“家产”之一传之后辈,以显示香火永续。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顾颉刚在北大任助教和图书馆校对员,薪酬不高,且经常遭遇欠薪,不得已向友人借贷,月末往往有捉襟见肘之困,五六十元的“养家”之贡遂成为负担。
不过,顾颉刚已不再有传统的“养家”意识,加之在家族中曾经受到的种种压抑和不快,他也无意关心家族的延续和未来。“养家”的唯一对象只有其父亲,所以,一九三六年九月,他接父来京,便有“多年迎养之愿始遂”的宽慰。
但顾父对顾颉刚始终存在“积威”,晚年仍“声色俱厉”地斥责,故在顾颉刚日记中,留下了不少牢骚和不满。这也容易让人感觉父子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其实,在二十年代末,顾颉刚经济条件好转后,双方的关系也变得比较融洽。一九三二年一月,顾颉刚赴杭省亲,适逢上海“一·二八”战事,交通中断,在杭州一住四个月,期间的日记并无不满的记载。其父来京后,顾颉刚时常陪侍听戏、在饭店用餐,而游览所及,似囊括了京城的名胜古迹。
父子俩真正的矛盾,还在于彼此的追求和目标不同,以及由此带来的视角上的差异。其父像天下的父母一样,首先关心儿子的平安,加之天生谨慎,一有风吹草动就首先想着收起羽翼,安稳第一。其一九一三年起在两浙盐运使署课税、文牍等科担任科长,二十三年如一日,勤恳踏实,却也养成小富即安的习惯。
顾颉刚对其父的抱怨,经常涉及三个方面:做事“无计划”“不了解我”和“不明时势”。做事“无计划”主要是对人生缺乏长远规划,这乃是小富即安的表现,而顾颉刚内心是有大追求的,所以他会感觉与其父之间的“隔膜”。一九二三年,其父了解到北大时有欠薪的情况,要顾颉刚回苏州以编书为业,后者在日记中抱怨说:“不为我设身处地,而徒随情主张,亦太隔膜了。”“隔膜”的是“小环境”,不能“设身处地”也就是不理解学术工作所应有的“小环境”。在回信中,顾颉刚专门比较了北京与苏州学术环境的差异:“在京编书,所入与在苏同,而为事则较便。一以北京学术机关甚多,如京师图书馆、历史博物馆等均可供参考。二以北京师友多,不愁无问讯处,苏州则孤陋寡闻矣。”但是,像其他的解释一样,并未获得其父的首肯。 更有甚者,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为让其父放妻子殷履安来京,避免在原生家庭(族)里受气,顾颉刚竟在继母去世后建议父亲纳妾,以照顾生活。一九二二年十月,他曾对父亲为延续香火,未予通报即收叔父之孙为嗣子痛心疾首而写信抗议,可是,十六年后,却决定满足父亲愿望纳妾生子。依照他的逻辑,这样做“固非时代所许,但两害相权取其轻”。
血缘关系下的“亲情”是微妙的,它或许涉及本能,往往在刹那间闪现,直达内心深处。一九二六年八月,顾颉刚赴杭州省亲时,感觉父亲老态逼人,他用了一个“此甚足使游子伤怀”的表述。“足使”乃客观说法,仿佛是在讲他人的感受,足见此时并非刻骨铭心。八年后,他再赴杭州,见到丧妻而更加衰老的父亲,在一个闪念下,似乎感觉侍父之责任重大,远过自己的事业。他决定辞去燕京大学的教职。他主动替父亲整理藏书、碑帖,且分门别类,编制目录,这或许也是对长期在外工作不能侍奉父亲的补偿行为。燕京大学的同事洪煨莲(业)来信说:“父子以天合,学校以人合。”他是在劝顾颉刚不要辞职。但顾颉刚回信说,《左传》云:“人尽夫也,父一而已。”父亲既是唯一,还有什么能比得上侍父?这当然是出于特殊时期的特殊情感。
家庭关系的复杂性还包括它的自足和自我消解的一面。顾颉刚对原生家庭(族)和父亲的抱怨基本没有中断过。他甚至将父亲与自己的通信汇集在一起,起名“缚住了吗?”留作证据,供后人评判。可是,日记中的抱怨与日记中使用的“父大人”的虔诚称谓,以及信中“禀父大人”的抬头并存,又让抱怨隐私化,变成了家庭内部不可避免的磕碰,父子間无法例外的龃龉。
从一九一八年开始,顾颉刚对原生家庭(族)的控诉和抱怨就出现在与同乡友人、同学、同事以及殷履安的通信中。朋友、同学、同事读后,深感震惊,以为他坠入如此痛苦深渊,一定无法忍受,故纷纷劝他以“娜拉出走”的方式离开“旧家庭”。可是,他却仿佛宣泄了怨恨,心里重归平静,继续循着家庭逻辑,做着诸多抱怨过的事。这也让朋友、同学、同事感觉到家事难料,毋庸外人置喙的无奈。
从晚清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毁家”,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家庭改造”,到随后的促发人员社会流动性加快的战争、革命以及工业化、商业化、城市化,这些不仅从理念上冲击着传统的大家族式家庭的根基,也直接导致多数传统大家庭(族)走向解体。在这个浪潮中,顾颉刚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考虑“养家”差不多颠覆了顾颉刚以前遵循家庭逻辑做的所有的非常“旧”的事。从此,他的小家庭也游离出顾氏大家族,变得分子化。从家庭社会学上看,家庭日渐分子化的趋势,既导致了社会基础的重组,也通过与传统断裂的方式,实际地完成了家庭的“革命”。这是只愿“改造”家庭,而无意“革命”家庭的顾颉刚始料未及的。当然,家庭“革命”的现象,还主要体现在中国城市的新派、新生的精英阶层中。
回过头来看,“家”本身的共通性是永远不变的,变的只有时代性。顾颉刚在原生家庭(族)的遭遇,他与原生家庭(族)、与其父亲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历史变迁的例证,也折射出情感在历史中的作用以及人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二0一九年初,我曾应约为某学术刊物写过一篇有关顾颉刚与“五四”思想关联的论文,其中涉及“家庭改造”的内容,我的结论是:“五四”时期,顾颉刚走出了传统,走向了现代,成为一个现代青年。但最近重读顾颉刚日记和书信,我发现这个结论未免失之于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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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现代”,指的是顾颉刚走出了“旧家庭”。一九二0年九月,在傅斯年、罗家伦等同学的鼓动和老师胡适的资助下,顾颉刚终于决定离开苏州的原生家庭,回北京大学担任助教兼图书馆编目员,且承担了《新潮》杂志后期的编辑工作。两年前,在《新潮》上,他曾经以亲身经历,公开控诉“旧家庭”是残害人性的“恶地狱”,以至于鼓吹家庭乃“万恶之原”的同学兼挚友傅斯年也感觉震惊。重归北大后,他又续写了《对于旧家庭的感想》的后两部分,且亲手编辑,刊登在《新潮》上。
虽然后两部分并没有第一部分的冲击力大,但仅依照此文亦可判定,在“五四”学生中,他有关“家庭改造”的见解也是相当“先进”和“现代”的,作为“现代青年”的形象应该是坐实的。但“五四”后,顾颉刚在与原生家庭(族),特别是与父亲的关系上,却显得不甚“现代”。
一般而言,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一旦走出原生家庭(族),远赴他乡,就意味着原有关系和相处模式亦将发生变化。顾颉刚也不例外。当他走出原生家庭后,对其家乡的认同感就在变化。一九二四年春节,他第二次在北京过年,与友人到天桥一带观摩民间艺术,就生发了“为真正的北京人”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与日记所出现的对家乡苏州社会的观察和批评颇相对应。
可是,走出了原生家庭(族),并不意味着不再与原生家庭(族)联系。从一九一六年进入北京大学预科开始,至一九三九年其父去世,除了少数例外,顾颉刚基本每月都保持给父亲顾柏年写两封信。加之多次回苏州或赴杭州探望父亲,在苏、杭参与各种家庭(族)的仪式活动,他与原生家庭(特別是其父亲)的联系可谓密切。
一九二0.年九月前,顾颉刚回应罗家伦、傅斯年等同学“走出家庭”的劝导,用了两个词,一个是“报恩”,一个是“爱情”。当时,“报恩”的具体对象是其祖母,后来他说的“不得祖母,男必丧生”或可解释何以要“报恩”。至于“爱情”,即今之“亲情”,与“报恩”一样,都体现在“情”字上。他不愿意与原生家庭一刀两断,就是因为有“亲情”存在,不同意“家庭改造”的决绝做法,也是基于“亲情”的考虑。不过,在众声喧哗时,他所说的“在现在的社会里,要去解散家庭,实在是件做不到的事”不像是登高一呼,倒像是自言自语。或许在他看来,既然化人不得,就只有反求诸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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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顾颉刚传记较多地反映出顾颉刚与原生家庭(族)、与父亲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在其日记和书信中亦多有展示,可谓证据确凿。其原生家庭以及其父的“积威”是旧传统的象征,顾颉刚的不满则是新青年的新气象。“新”与“旧”较量仿佛顺应了近代中国历史的主流,而顾颉刚的境遇以及与境遇的抗争,正是近代历史“新”战胜“旧”的缩影。
不过,围绕顾颉刚与原生家庭关系的,并非全是“理”,而主要是“情”,即他所说的“在理上无服从父亲之必要,惟在情上不得不服从”。作为“五四”青年,顾颉刚具备自由、民主和平等意识,他也因为原生家庭(族)对自由的压抑和对平等的忽视而迸发出决裂之心。一九二一年与继母公开对骂后,他就想与家庭决裂,未实施是“诚不忍使(父)大人伤心”。这个“不忍之心”就属于“情”的范畴。顾颉刚对于祖母,是为了报答其养育和庇护之恩,而对待其父,则是为报答教育之义。“不忍之心”就是对不失学的报答。
值得一提的是,顾颉刚把其父的教育之义,即从私塾到大学毕业的花费,具体化为一个数字:三千元。当然,此数或没有考虑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和利息升降的外部因素。它所对应的是,其父让他供养家庭(族)的支出。依照其父的标准,为维持小康之家的日用开支和地位,每月至少要给家庭(族)贡献五六十元,以此供养父母、叔辈,维持仪式运作,修缮老宅,或作为“家产”之一传之后辈,以显示香火永续。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顾颉刚在北大任助教和图书馆校对员,薪酬不高,且经常遭遇欠薪,不得已向友人借贷,月末往往有捉襟见肘之困,五六十元的“养家”之贡遂成为负担。
不过,顾颉刚已不再有传统的“养家”意识,加之在家族中曾经受到的种种压抑和不快,他也无意关心家族的延续和未来。“养家”的唯一对象只有其父亲,所以,一九三六年九月,他接父来京,便有“多年迎养之愿始遂”的宽慰。
但顾父对顾颉刚始终存在“积威”,晚年仍“声色俱厉”地斥责,故在顾颉刚日记中,留下了不少牢骚和不满。这也容易让人感觉父子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其实,在二十年代末,顾颉刚经济条件好转后,双方的关系也变得比较融洽。一九三二年一月,顾颉刚赴杭省亲,适逢上海“一·二八”战事,交通中断,在杭州一住四个月,期间的日记并无不满的记载。其父来京后,顾颉刚时常陪侍听戏、在饭店用餐,而游览所及,似囊括了京城的名胜古迹。
父子俩真正的矛盾,还在于彼此的追求和目标不同,以及由此带来的视角上的差异。其父像天下的父母一样,首先关心儿子的平安,加之天生谨慎,一有风吹草动就首先想着收起羽翼,安稳第一。其一九一三年起在两浙盐运使署课税、文牍等科担任科长,二十三年如一日,勤恳踏实,却也养成小富即安的习惯。
顾颉刚对其父的抱怨,经常涉及三个方面:做事“无计划”“不了解我”和“不明时势”。做事“无计划”主要是对人生缺乏长远规划,这乃是小富即安的表现,而顾颉刚内心是有大追求的,所以他会感觉与其父之间的“隔膜”。一九二三年,其父了解到北大时有欠薪的情况,要顾颉刚回苏州以编书为业,后者在日记中抱怨说:“不为我设身处地,而徒随情主张,亦太隔膜了。”“隔膜”的是“小环境”,不能“设身处地”也就是不理解学术工作所应有的“小环境”。在回信中,顾颉刚专门比较了北京与苏州学术环境的差异:“在京编书,所入与在苏同,而为事则较便。一以北京学术机关甚多,如京师图书馆、历史博物馆等均可供参考。二以北京师友多,不愁无问讯处,苏州则孤陋寡闻矣。”但是,像其他的解释一样,并未获得其父的首肯。 更有甚者,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为让其父放妻子殷履安来京,避免在原生家庭(族)里受气,顾颉刚竟在继母去世后建议父亲纳妾,以照顾生活。一九二二年十月,他曾对父亲为延续香火,未予通报即收叔父之孙为嗣子痛心疾首而写信抗议,可是,十六年后,却决定满足父亲愿望纳妾生子。依照他的逻辑,这样做“固非时代所许,但两害相权取其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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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缘关系下的“亲情”是微妙的,它或许涉及本能,往往在刹那间闪现,直达内心深处。一九二六年八月,顾颉刚赴杭州省亲时,感觉父亲老态逼人,他用了一个“此甚足使游子伤怀”的表述。“足使”乃客观说法,仿佛是在讲他人的感受,足见此时并非刻骨铭心。八年后,他再赴杭州,见到丧妻而更加衰老的父亲,在一个闪念下,似乎感觉侍父之责任重大,远过自己的事业。他决定辞去燕京大学的教职。他主动替父亲整理藏书、碑帖,且分门别类,编制目录,这或许也是对长期在外工作不能侍奉父亲的补偿行为。燕京大学的同事洪煨莲(业)来信说:“父子以天合,学校以人合。”他是在劝顾颉刚不要辞职。但顾颉刚回信说,《左传》云:“人尽夫也,父一而已。”父亲既是唯一,还有什么能比得上侍父?这当然是出于特殊时期的特殊情感。
家庭关系的复杂性还包括它的自足和自我消解的一面。顾颉刚对原生家庭(族)和父亲的抱怨基本没有中断过。他甚至将父亲与自己的通信汇集在一起,起名“缚住了吗?”留作证据,供后人评判。可是,日记中的抱怨与日记中使用的“父大人”的虔诚称谓,以及信中“禀父大人”的抬头并存,又让抱怨隐私化,变成了家庭内部不可避免的磕碰,父子間无法例外的龃龉。
从一九一八年开始,顾颉刚对原生家庭(族)的控诉和抱怨就出现在与同乡友人、同学、同事以及殷履安的通信中。朋友、同学、同事读后,深感震惊,以为他坠入如此痛苦深渊,一定无法忍受,故纷纷劝他以“娜拉出走”的方式离开“旧家庭”。可是,他却仿佛宣泄了怨恨,心里重归平静,继续循着家庭逻辑,做着诸多抱怨过的事。这也让朋友、同学、同事感觉到家事难料,毋庸外人置喙的无奈。
从晚清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毁家”,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家庭改造”,到随后的促发人员社会流动性加快的战争、革命以及工业化、商业化、城市化,这些不仅从理念上冲击着传统的大家族式家庭的根基,也直接导致多数传统大家庭(族)走向解体。在这个浪潮中,顾颉刚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考虑“养家”差不多颠覆了顾颉刚以前遵循家庭逻辑做的所有的非常“旧”的事。从此,他的小家庭也游离出顾氏大家族,变得分子化。从家庭社会学上看,家庭日渐分子化的趋势,既导致了社会基础的重组,也通过与传统断裂的方式,实际地完成了家庭的“革命”。这是只愿“改造”家庭,而无意“革命”家庭的顾颉刚始料未及的。当然,家庭“革命”的现象,还主要体现在中国城市的新派、新生的精英阶层中。
回过头来看,“家”本身的共通性是永远不变的,变的只有时代性。顾颉刚在原生家庭(族)的遭遇,他与原生家庭(族)、与其父亲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历史变迁的例证,也折射出情感在历史中的作用以及人的复杂性和多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