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英国一家金融机构提出了一个概念叫“李克强经济学”，并总结说不用经济刺激、金融去杠杆化和结构改革是“李克强经济学”的“三大支柱”。我理解的“李克强经济学”有三大要义：一是新方向，以转型打造经济升级版；二是新引擎，用好城镇化内需“最大潜力”和创新驱动；三是新动力，用改革释放“最大发展红利”。准确理解李克强总理的执政理念，在当前十分重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曾经说过，影响当今世界的两件大事，一个是美国的高科技，一个是中国的城镇化。世界银行《2030年的中国》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的城镇化会由现在的50%在未来20年上升到70%，也就是每年一个百分点。从当前的经济形势来看，新型城镇化在稳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城镇化对经济发展与改革有何战略意义
　　2011年我国GDP增速为9.2%，2012年下降到7.8%，今年第一季度是7.7%，上半年平均增速为7.6%，可以看出经济是稳中趋降。面对当前经济下行趋势，决策者最重要的是能忍住现实的阵痛，在阵痛中调整结构。当前的经济结构调整，要实现房地产去泡沫化、制造业去产能化、金融去杠杆化和环境去污染化，要解决好经济结构上的这四种问题，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政府要去“政府万能”的幻觉。
　　新型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经济实现稳增长迫切需要新引擎，今年上半年7.6%的增速比2009年9.2%的增速要好，2009年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高信贷、高投资、高房价，虽然“保八”成绩很好，但是难以持久，且带来了诸如产能过剩、房市泡沫、巨额政府债务以及低效和无效投资等负效应。所以我们当前要寻找新的经济稳增长的引擎，而新型城镇化正是稳增长的一个新引擎。
　　城镇化是持续的经济增长动力。城镇化涉及到几十个产业的发展，会为这些产业带来商机。城镇化可以把两亿多农民工的消费从流动性消费转化为定居型消费。有专家曾预测，未来10年，通过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人口城镇化率有望达到50%以上，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将有望达到45万亿～50万亿左右，居民消费率将达到50%左右，最终消费率达到60%左右。
　　城镇化是继人口数量红利消失后的新红利。可以说，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特征的人口数量红利已经消失，但人口的城镇化红利还有巨大空间。人口因素影响经济增长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会拉低经济增长2至3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人口城镇化会拉动经济增长3至6个百分点。新型城镇化最大的特点是人的城镇化，是农民工市民化。我国过去30年的城镇化是一种“半城镇化”。据官方统计，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2%，但是如果扣除农民工的话只有大约35%，也就是说，有近2亿农民工虽然实现了职业转换和地域转移，但是没有实现身份转变。很多农民工出现“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工作在城市，家属在农村；收入在城市，积累在农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农村”的“半城镇化”现象，或者叫作“候鸟型”的城镇化。这种模式牺牲了三代人的幸福，社会代价巨大。新型城镇化最关键的是解决农民工的“半城镇化”问题，减少半城镇化的巨大代价，这意味着新城镇化是一种平等的、新的理念。
　　新型城镇化是改革的新起点。30年前小平教育改革使一小部分农村青年通过高考跳出“农门”，今天需要通过户籍改革使大量的农民工市民化；30年前小平改革从农村生产责任制开始，从农民开始，今天改革需要从城镇化开始，从农民工开始；20年前小平南巡引发体制内精英下海创业潮，如今需要激发新一轮的创业潮，带动农民工创业就业，使草根经济大发展。
　　怎样推进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
　　推进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配套改革，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今年两会闭幕时，新华社记者问李克强总理，城镇化是现代化自然而然的发展进程，政府是否应该主动为之？还有网民讲城镇化只能是“瓜熟蒂落”，政府不能“强行引产”。在城镇化问题上，政府要做什么？如何做？从国际经验来看，城镇化有三种模式：一是放任式的模式，完全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二是政府主导式的模式；三是政府引导式的模式。放任式的模式会导致市场失灵，政府主导式模式也会引起政府失灵；放任式可能导致经济利益保障比较好，政府主导可能会对社会利益的调节比较看重。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配合，从“政府主导”模式逐步转向“市场主导，政府引导”模式，充分尊重市场客观规律。政府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
　　城镇化发展要围绕“人、业、钱、地、房”五个要素开展改革。人如何市民化？首先要有稳定的就业，然后政府要提供外来人口的子女教育、就业培训、医疗、养老之类的公共服务，还有安居。市民化决不是改户籍就能解决问题，不能盲目户改和土改，让大量农民工一夜之间成为市民而失去土地。人往哪里去？要努力提升中小城市的人口集聚功能，在大力发展城市群的同时积极依托县城发展中小城市，促进人口就地城镇化，而不是一味地促进人口向大城市过度集中。不能像有些人讲的，北京可以把人口规模从2000万扩大到5000万。城市要有产业的支撑，没有产业支撑、居民没有就业，就会出现“拉美化陷阱”。钱从哪里来？一方面需要构建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成本分担机制，特别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该联手合作，共同分担外来进城人口市民化的改革成本；另一方面需要建立体系多层次、产品多样化、渠道多元化的市场化的投融资机制，特别是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到城镇化建设中来。土地集约使用和土地改革中使农民利益最大化是城镇化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要保障城镇化建设用地的集约使用，改变土地城镇化大大快于人口城镇化的局面，推动转移人口土地在确权基础上的有序流转。土地制度改革还应坚持农民受益最大化的原则，完善土地“确权、流转、征用”等一系列环节，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赋能工作，完善农民承包地、宅基地的流转机制，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针对城镇化中住房问题，要深化住房及保障房制度改革，通过构建覆盖不同收入群体的多元化、多层次的住房供给体系来解决。厉以宁教授说我们城镇化不能有两个“老鼠洞”，一个“老鼠洞”是农民在村里的老房子，因为进城打工而闲置成了“老鼠洞”。另一个“老鼠洞”是农民进城打工以后住在地下室或条件较差的出租房，是老鼠出没的地方。 　　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
　　要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层次城镇体系。
　　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关键在于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城市群，发挥中心城市的规模效应和辐射作用，以大带小、合理分工，充分发挥大城市要素集聚的规模经济效益和中小城市吸纳就业的社会效益。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走向。我国长三角城市群是国际上六大城市群之一。我国还有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以及长江中游城市群。另一方面要通过发展中小城市和做大县城来鼓励更多的人就地城镇化，减少城镇化过程中的“候鸟型”、“钟摆式”人口流动带来的巨大社会代价。我去年到湖北黄冈调研，黄冈有2000人回乡就业创业，吸纳8万人就业，这种现象在中西部地区非常普遍。今年我去了河北、广东、山东等多地调研，关于我国城镇的合理体系形成了一些结论。河北有130多个县，城镇化发展的最大潜力在县城，最大优势在于环渤海，但是最大的挑战是工业结构偏重，十大高污染城市中河北就有7个，所以河北城镇化尤其要注重绿色发展。山东城镇化最大的特点是就地转移，山东省农民工90%以上是在本省流动，市民化的配套改革很重要。而珠三角地区城镇化水平已经很高，最重要的是城镇化转型，努力改变外来人口“半市民化”的局面，实现城镇化的“集约、智能、绿色、低碳”发展。
　　城镇化如何趋利避害防范误区
　　城镇化趋利避害，需要防范五大误区。一要防有城无市的过度城镇化，城镇化缺乏产业支撑，避免使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的“拉美化陷阱”。二要防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避免地方一哄而起搞大跃进，一味追求城镇化的高速度和规模扩张，陷入“速度至上陷阱”。城镇化决不是越快越好，提高城镇化的质量，要推进智慧城市的发展。世界银行测算，百万人口以上的智慧城市，可以提高城市发展的红利2.5至3倍。智慧城市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新型化，环境维护的自动化和服务的便捷化。三要防城镇化的“房地产化”，过度依赖土地财政，避免过高地价推高房价、陷入“卖地财政陷阱”。四要防地方政府以地生财，消灭村庄，迫使农民“被上楼”、农村被城镇化，陷入“掠夺式发展陷阱”。五要防特大都市“大城市病”，避免重物而轻人的城镇化，陷入高楼林立而居民幸福感下降、人口膨胀、环境恶化、资源粗放开发陷阱。
　　（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