挡不住那隔岸的灯火阑珊
　　1978年盛夏，浑浊的深圳河畔酷热难熬，偷渡浪潮在这里激烈涌动。人们成群结队地躲过边境哨所严密的监视，穿过带有铁刺的铁丝网不顾死活地逃向香港。其中不少人被海浪无情吞没，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发蛇口工业区时，一次就发现7400多具偷渡者的尸体。
　　在香港那边，被抓获的内地偷渡者，被像牲口一样塞进卡车，一车一车地遣送了回来。
　　据当年宝安县不完全的统计，1978年全县外逃1.38万人，逃出7037人。1979年1至5月全广东外逃人数竟高达11.9万人，逃出2.9万人超出历史上最多的1962年全年外逃人员总数。
　　为此，时任广东省第一书记习仲勋来到深圳，专门解决偷渡问题。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深圳河两岸差距大是一个重要原因。仅一河之隔，依山带水，北岸深圳的罗芳村人均收入513元人民币，而南岸香港的较寮村人均年收入高达7.8万元人民币。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大陆，粮、油、布等各种生活必须品凭票供应，物质基础和生活资源严重匮乏，而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商品琳琅满目，物质生活极为丰富。强烈的反差，导致了一浪高于一浪的偷渡狂潮。
　　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4月，中央在北京听取广东省的汇报时，习仲勋直截了当地提出“希望中央给权，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放手干”。习仲勋的一席话，引起了一直静心听取汇报的邓小平极大的兴趣。
　　邓小平早就思考一个问题：改革开放，得找一个突破口，一个试验场。在这里放开手搞，为全国开个窗口，为大面积改革开放探路子。这个试验万一失败也不要紧。就那么一个地方，关系也不大。在哪里试验呢？习仲勋的汇报使他想到了深圳。
　　散会后，邓小平和习仲勋继续交谈。把深圳划出来，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试验场，这块地方叫什么呢？邓小平脱口而出：“就叫特区吧！”习仲勋高兴地表示赞同。
　　邓小平坚定地说：“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来！”
　　著名词作者蒋开儒在《春天的故事》里深情地写道：“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这个“圈”就是邓小平钦定的“试验田”。在这个“试验田”里，中央给予了在计划、财政、金融、物价等方面更多的自主权。自此，深圳在同时确定的四个经济特区中，首当其冲地担当起“杀出一条血路来”先锋的重任。
　　“二线”关筑起一道过滤网
　　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4年时间，由广东边防七支队在深圳东起小梅沙、西至宝安的南头安乐村，开始架设一条长达84.6公里、高2.8米的铁丝网，这道80多公里长的铁丝网将深圳分割成两部分：被它“网”住的327.5多平方公里就是深圳经济特区，外面则是1600多平方公里与特区无缘的宝安和龙岗区。
　　“铁丝网”以及配套的巡逻公路，共同构成了沿用至今的深圳经济特区陆地管理线。沿线开设的同乐等9个检查站以及多个供当地农民出入的耕作口，由武警边防人员驻守，对进入特区的人员和车辆进行检查。1985年起，前往深圳特区的内地人，凭“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地区通行证”和居民身份证必经这一关，叫“进关”。尔后进入深圳特区，这就是当地人俗称的“二线”关。
　　与“二线”相对应的是“一线”关。“一线”是深圳与香港接界的27.5公里边境线，设有罗湖等6个口岸。经过一线口岸后，便可直达香港。
　　“二线”关作为深圳特区内的一道过滤网，从建设启用的那一刻起，它就不是一条普通的隔离线。围绕着这条管理线，偷渡与反偷渡、外流与反外流、走私与反走私、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实际上它已经成为保护深圳经济特区和香港地区社会稳定安宁的一条不可或缺的屏障。
　　而由“二线”关派生出诸如“三无人员”、“蛇头”等等特定时期的特有名词，它们的产生与存在，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区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等，让大规模的群体外逃事件成为过去式，随它同样悄然淡去的“三无人员”、“蛇头”等词汇，对这座愈来愈响誉中外的城市而言，始终有着抹不去的记忆和难以忘怀的趣闻轶事。
　　7天干完7个月的活
　　1982年6月8日，经深圳市委、市政府组织勘察、设计、预算后，特区“二线”开始破土动工建设。广东边防七支队等多个部门共同承担起“五个一百公里”工程建设的重任，即100公里的巡逻公路修建、铁丝网架设、高低压照明线架设、有线通信设备电缆线铺设及绿化带，还有关口设施等。
　　动工建设前，七支队工程项目总指挥杨亚尧曾随领导及设计人员沿管理线进行勘察，发现工程线路是穿梭在荆棘丛中，那里杂草丛生，荆棘遍地，人走在这里都几乎是爬爬走走，走走爬爬，何况要修路、架设电缆等等，难度可想而知，然而工程一段一段如期进行。
　　百余公里的特区管理线中，沿线两侧有50多个自然村，大多是当年东江纵队活动过的革命老区。这里地处山区，交通不便，制约了经济发展。“要致富，先修路”一直是当地百姓的强烈呼声。1985年，深圳市政府计划修建梧桐山到沙湾大望的公路。通过预算需资金70万元左右，工期时间为7个月。由于财力有限，工期时间较长，相关领导在召开会议时定不下决心。
　　这时，参加会议的支队长杨亚尧当即表态：“该路由七支队承担修建，市政府不必承担工钱，只要买好材料，保证七天就能完成。”
　　此言一出，全场哗然。
　　其实，真得不必惊讶，这支部队从来就没有被困难难住过。别的不说，只说七支队初来深圳的第一个春节，由于是刚到深圳，供给渠道尚未理顺，下拨经费也没有及时到位，支队长请求外援救急，度过了来深圳的第一个春节。还有一次，全支队账上只有3000元钱，支队长急了，给上级机关打电话：“如果再不尽快拨款，就寄3000条绳子，我们集体上吊！”在等待上级拨款的同时，杨亚尧向兄弟单位所属公司借了6万元钱，解了燃眉之急。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会议一结束，杨亚尧便回到支队，第二天就带领官兵开赴工地，这里自然环境普遍较差，乱石成堆，杂草丛生，红土裸露，坎坷不平。
　　官兵们加班加点，大干苦干，每天施工超过12个小时，硬是拼搏了7天，又好又快地完成了修路任务。在验收工程时，验收人员不停地赞叹：“简直是不可思议！”
　　此后，七支队官兵又先后修建了沙河桥——塘朗村、沙河桥头——北环路、小梅沙——洞背村等五条公路。当地群众感叹地说：“大军修路，比剃头还快。”
　　如今，30年过去了，由七支队直接参与修筑的“二线”铁丝网，有一段段已经攀满了绿色的爬墙虎，也有的地方正在锈迹斑斑，只有那条蜿蜒的巡逻路上，一块块长长的青石板，仍然像战士们组成的绿色方阵，整齐地排列着，它们经历了沧桑岁月，见证着深圳的发展变化，述说着任何艰难困苦都难不住的七支队人，还有他们那用车载斗量的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