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冠生先生在《曾国藩的手段》一文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曾国藩手下有一名青年将领，名叫李金旸，不到30岁就已经勇冠三军。有一次，李金旸战败，陷入敌人阵营中，后来逃了回来。其手下有人以此诬陷他通贼，曾国藩明辨其冤，将诬告者绳之以法。
　　某日，李金旸谒见，称赞“中堂明见万明”，感激涕零。不料，曾国藩却突然传令：李金旸虽然不是通贼，却打了败仗，得以军法从事。旋即李金旸被绑赴东门外处斩。此事传出，“闻者无不惊骇”。
　　这就是曾国藩，明察于秋毫之末：被诬告，还你清白；打了败仗，则必须军法从事。一码是一码，绝不营私舞弊。仔细想来，曾国藩之所以以书生身份统率千军万马，与他的手段高超不无关系。
　　我不禁想到发生在哈佛大学的一件事。1764年的一天深夜，一场大火烧毁了哈佛大学的图书馆，很多珍贵的书籍毁于一旦。在这之前，一个学生违反图书馆规则，把哈佛牧师捐赠的一本书带出馆外，准备读完后再归还。火灾后，这本书成为哈佛捐赠的250本书中的唯一珍本。怎么办？是据为己有，还是承认错误？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他敲开了校长办公室的门。说明理由后，郑重地将书还给学校。霍里厄克校长的举动令人吃惊，他先收下书表示感谢，对学生的勇气和诚实予以褒奖，接下来却把这个学生开除了。
　　原来，哈佛大学的理念是：让校规看守哈佛，比用其他东西看守哈佛更安全有效。
　　一个是晚清重臣，一个是世界名校，二者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对比起来，却可以清晰地看到：曾国藩治军靠的是纪律，哈佛治校靠的是规则。
　　在当下这个“潜规则”泛滥的年代，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启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