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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贵州贫困大学生抑郁特征及心理健康的相互关系。[方法]以贵州籍贯的贫困大学生为被试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贫困大学生呈现中至重度抑郁症状的比例为32.1%。在抑郁因子得分上，女大学生显著高于男大学生，独生子女大学生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的大学生，来源农村的大学生显著高于来源城镇的大学生，文科的大学生显著高于理科的大学生，大一和大二的大学生多显著高于大三和大四的大学生（P<0.05）；父亲和母亲不同文化程度及是否兼职的大学生得分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心理健康各因子和抑郁的部分因子相关有统计学意义，后者对前者有显著的预测作用（P<0.05）。[结论]贫困大学生抑郁和心理健康之间关系密切。
【关键词】贫困大学生 抑郁 心理健康
1引言
抑郁是一种弥散性的不快乐感，特点是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严重者可出现自杀念头和行为，是精神科自杀率最高的疾病[1]。大学生处于心理和生理的转折期，由于学业、家庭经济、人际、恋爱、职业生涯等多方面的压力，很多学生出现了抑郁状态。目前国内关于大学生抑郁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抑郁的成因、矫正和疏导[2-3]，与人格、家庭环境[4]、心理健康[5-6]、复原力、生活事件[7]、网络成瘾[8]、自杀[9]、自尊、归因[10]、自我概念羞耻感等关系[11]。很多研究提出应用绘画疗法[12]、积极心理品质[13]、团体辅导[14-16]、瑜伽[17]、太极拳[18]、音乐[19]和健美操[20]等方法来缓解和消除抑郁状态。
贫困大学生由于经济困难，经受了更多的心理压力，在重压之下，连锁的心理行为反应中，他们的抑郁特征有何特点，心理健康处于怎样的水平，这是本文研究的一个焦点。力图通过探索，了解贫困大学生的抑郁情况，为缓解消除抑郁心理，提高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证支撑。
2研究对象
2.1被试
采取整群抽样方法，从贵州省的贵阳、安顺、毕节、凯里、铜仁、六盘水、兴义等地的大学抽取包括不同民族、年级、文理科等的贵州省籍贫困大学生1500人。发放问卷1500份，回收有效问卷1383份，有效率92.2%。其中男生657人，女生726人。大一学生353人，大二学生375人，大三学生341人，大四学生314人。
2.2研究工具
抑郁自评量表（SDS）由William W. K. Zung编制英文版，国内舒良对其进行中文版修订[21]，由于舒良修订版因子结构不稳定，本文进行了量表重新修订。该量表用于测量抑郁状态的轻重程度及其在治疗中的变化。由20个项目组成。每一项目相当于一个有关症状，采用四级评分（1-4），从从无或偶而到总是如此，得分越高，证明抑郁症状越明显。在本研究中总量表Cronbach's Alpha为0.710，分半信度为0.521，四个因子方差累积贡献率为47.969%。
SCL-90量表由Derogatis L R 于1975年编制英文版，国内王征宇1984年进行中文版修订，本研究采用的是中文修订版。此表包含比较广泛的精神病症状学内容，如思维、情感、行为、人际关系等[21]。在本研究中，总量表Cronbach's Alpha为0.980，分半信度为0.954，十个因子方差累积贡献率为55.699%，本研究采用前九个因子，采用五级计分（1-5），从无到严重。得分越高，证明阳性症状越明显。
2.3数据处理
用SPSS for windows 15.0对数据进行管理和分析。
3结果
3.1贫困大学生抑郁程度的描述性统计
根据Zung等对抑郁评分指数的标准[21]， 0.5以下为无抑郁，0.50～0.59为轻微至轻度抑郁，0.60～0.69为中至重度抑郁，0.70以上为重度抑郁。在本研究中无抑郁症状的贫困大学生约占总数的26.6%，轻微至轻度抑郁症状的贫困大学生约占总数的41.3%，中至重度抑郁以下症状的贫困大学生约占总数的30.5%，重度抑郁症状的贫困大学生约占总数的1.6%。
3.2贫困大学生抑郁因子的人口统计学差异
本文对人口学变量分为两类的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对人口学变量分为三类或以上的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女大学生在精神性障碍和躯体性障碍因子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男大学生，独生子女的大学生在心理性障碍和运动情感障碍因子上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的大学生，来源农村的大学生在心理性障碍因子得分上显著高于来源于城镇的大学生，文科的大学生在精神性障碍因子得分上显著高于理科大学生的得分，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心理性障碍、躯体性障碍和运动情感障碍因子得分上均呈现显著差异（p<0.05）。经事后检验发现，在心理性障碍因子上，大一和大三学生因子得分显著高于大四学生的因子分；在躯体性障碍因子上，大二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大三学生的得分；在运动情感障碍因子上，大一和大三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大二和大四学生的得分（p<0.05）。父亲和母亲不同文化程度及是否兼职的大学生在四个因子分差异上均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
3.3贫困大学生抑郁因子对心理健康因子的预测
心理健康各因子和抑郁中的精神性障碍和躯体性障碍因子的相关均达到统计学意义（P<0.01），与运动情感障碍因子的相关部分达到统计学意义（P<0.05）。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130～0.676之间。以抑郁各因子为自变量，心理健康各因子为因变量，采用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进行预测，具体结果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对心理健康各因子预测时，躯体性障碍、精神性障碍和运动性障碍因子多进入回归方程，对心理健康各因子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P<0.01）。
4讨论
4.1贫困大学生抑郁程度的讨论 本文根据抑郁指数，中至重度抑郁症状的贫困大学生约占总数的32.1%，百分比低于傅晓荟、向群英高于王君、何红梅研究结果[22][14][4][13]。原因可能被试的取样范围、时间和使用不同的量表及对抑郁症状的不同界定引起的。但是相对来说，贫困大学生中明显抑郁症状的比例较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长期处于抑郁状态，容易产生各种社会功能的失调，甚至出现自残自杀等现象，严重影响心理健康的动态平衡。
4.2贫困大学生抑郁因子的人口统计学差异讨论
女大学生在精神性障碍和躯体性障碍因子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男大学生。该结论和以往研究有相同和不同的地方[15] [13] 。此处精神性障碍包含抑郁心境和哭泣方面，躯体性障碍包括睡眠障碍、食欲减退等。女生由于心思细腻，往往期望获得更多的积极评价和他人赞赏，来满足自尊心的需要。但是在大学氛围中理想我和实际我之间的落差太大，很多女生产生了不开心失落等心境和用哭泣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压抑。同时女性在社会适应及应激情境下，其应对方式不成熟，导致比男性经历更多的困难和努力，缺乏对负性事件的应对措施。并且女性的情绪不稳定，敏感多疑，缺乏自信，价值感低等因素使其易经受更多的挫败感，易引发抑郁[13]。同时也可能由于生物学因素，女性的荷尔蒙因素导致较高的抑郁患病率，或女性在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方面不一样使女性的抑郁情况高于男性。
独生子女的大学生在心理性障碍和运动情感障碍因子上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的大学生。此处心理性障碍包含思维混乱、无望感、易激惹、犹豫不决、自我贬值、空虚感、反复思考自杀和不满足等。运动情感障碍包含精神运动性迟滞和激越等。该结论不同于以往研究，以往研究认为没有差异[13]。本文原因可能在于，独生子女的父母尽可能事事亲力亲为，为子女营造一个安全的港湾。同时对子女的期待太多，希望子女通过大学教育，有个光明的未来，最终改变家庭经济困窘的现状。因此独生子女的大学生的精神压力较大，对自己的要求定位较高，有过高的期望值。她们没有兄弟姐妹，生活中很容易产生孤独寂寞感。同时大学的生活和学习存在一定的竞争性，一旦遇到挫折，往往不能及时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不能积极寻求他人的帮助，而多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出现自暴自弃，自我贬低，空虚，不愿与他人沟通等负性情绪和抑郁情况。相对来说，非独生子女由于成长环境的原因，自理能力较强，遇到挫折困境时，能向兄弟姐妹求助，社会支持网较广，多能拥有正性的情绪，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纵使产生抑郁情绪，也能运用合理化等问题解决方法来化解，所以两者之间出现显著差异。
来源于农村的大学生在心理性障碍因子得分上显著高于来源于城镇的大学生。该结论和以往研究有相同及相异的地方[4][13]。原因可能在于调查的被试及地区不同引起的。本文的贫困大学生多数来源于山区的农村，极少数来源于城镇，因此可能对数据结果有一定的影响。同时来源农村的贫困大学生由于生活环境空间的封闭狭隘，务农为主的父母的人生阅历和经验及眼界的局限，不可能从父母那里学会较多的合理解决问题的方法及灵活的应对策略。同时肩负着通过读大学改变自己家庭命运的重担，他们对自己的期望较高，一旦没有达到预期，往往感觉命运对自己的不公平，人生坎坷，易产生无助感，自卑等抑郁情绪。相对来说，来源于城镇的大学生，由于城镇文化的较发达，及父母视野的宽阔，他们能有发散式思维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较多采取解决问题的方法来面对困境，所以抑郁情绪较来源于农村的大学生低。
文科的大学生在精神性障碍因子得分上显著高于理科大学生的得分。该结论不同于李凤兰和何红梅研究但与亢莉结论相同[13][15][23]。李凤兰认为理工类学生对自我安全感的渴求、目标追求及自我批评的水平较高，因此理科生的抑郁水平高于文科生。何红梅认为没有差异。本文出现该结论的原因可能在于文科专业的大学生由于专业的特点，情感细腻，感性思维较强，对事物的认识多处于感性，情绪比较外显。在遇到困境，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多掺杂了情感因素。而理科生倾向逻辑思维，辨证分析问题能力较强，多用理性的思维解决问题。所以面对不同的应激源时，文理科大学生的认知评价方式和情感体现方式等因素的不同导致了上述结果。
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心理性障碍、躯体性障碍和运动情感障碍因子得分上均呈现显著差异，多为大一和大二的学生的抑郁情况高于大三和大四学生。该结论和以往研究有相同和相异的地方[13][15]。原因可能在于大一新生刚入校，生活方式、学习方法、社团活动和人际交往等和以前明显不同，在适应新的环境，自我做出改变进行调整时，不能良好的进行角色转换，所以容易出现情绪不稳定，低落，失望等症状。而大二学生经历大一学年的适应后，要在提高学习成绩的同时，形成良好的师生关系、同学友谊、发展爱情，参加各种证书考试，争取奖学金。同时由于家庭经济的困难，一些经济需要达不到满足，因此在多种压力下容易产生失眠、无动力、不开心、自我贬值、无望、空虚感、不满足等抑郁情绪。
父亲和母亲不同文化程度的大学生在抑郁因子分上均没有显著差异。原因可能在于本文中贫困大学生的父母多为小学或初中以下学历，父母由于低学历和经济贫困的压迫，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看问题角度相对来说具有局限性，不可能传授给子女对事情的积极应对理念和理智的问题解决方法。所以他们子女对待各种不适应时，很少从父母那里得到情感支持，只能靠自己探索，容易产生孤独等抑郁情绪。
兼职和不兼职的大学生在抑郁因子分上均没有显著差异。原因可能在于兼职的学生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应该找到一份满意的兼职。但往往自我期待过高，当工作繁重工资低廉时，和自己的预期产生严重的背离，他们容易产生无助、失落、认为自己一无是处等抑郁心境。不兼职的同学，他们的活动范围局限于校园内部，当学习成绩和自己的时间付出，友谊、爱情和自己的想象有不符的地方时，容易体验到挫败，压抑，生活不如意等抑郁情绪。同时不兼职的同学没有进入现实社会、经历各种事情的洗礼，没有更多的社会阅历，他们的思想不成熟，遇到问题时，多采取消极方法应对，所以心态容易抑郁。 4.3贫困大学生抑郁因子对心理健康因子的预测讨论
心理健康各因子和抑郁的多数因子相关达到统计学意义，后者对前者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这一结论说明抑郁和心理健康有密切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心理健康水平。由于贫困大学生遇到负性事件后，不能采取积极解决问题的应对方式，有效的社会支持网太小，社会支持力量太少，多数都是自己本身采取消极抵抗等方式来处理困境，容易长时间处于抑郁心境中，少眠多梦，主动性活动减少，经常萎靡不振，不愿从事各项活动。他们对困境的认知多数是消极的，怨天尤人，认为和别人相比不仅在经济上处于劣势，而且命运对他们不公平，要比他人经历更多的挫折困苦。他们只看到事情的消极面，看不到事情中包含的积极因素正性力量。多处于空虚冷漠、自责自卑自怜的心态，因此负性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抑郁情况不能缓解和消除就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影响心理健康。这一点警示我们要关注贫困大学生的抑郁情绪，多引导其进行积极归因，形成正确的认知观，激发积极品质，增强心理弹性和心理耐挫力，培养其健康人格，进而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
5结论
贫困大学生呈现中至重度抑郁症状的比例为32.1%。在抑郁因子得分上，女大学生显著高于男大学生，独生子女大学生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的大学生，来源农村的大学生显著高于来源城镇的大学生，文科的大学生显著高于理科的大学生，大一和大二的大学生多显著高于大三和大四的大学生（P<0.05）；父亲和母亲不同文化程度及是否兼职的大学生得分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心理健康各因子和抑郁的部分因子相关有统计学意义，后者对前者有显著的预测作用（P<0.05）。
参考文献：
[1]Baumeisler RF.Does high self-esteem cause better performance，interpersonal success，happiness，or heal thier lifestyles[J].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Society，2003，4（1）：19.
[2]张志安，刘慧芳.大学生抑郁心理的成因与疏导[J].中国成人教育，2007，9：25-26.
[3]陈笑丽，付彩云.大学生抑郁心理的矫治及调适[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19（9）：70-71.
[4]王君，张洪波，王莉娜，等.安徽省大学生抑郁症状与人格特征和家庭环境的关系[J].中国学校卫生，2009，30（1）：32-33.
[5]肖三蓉，王挺，雷良忻.大学生抑郁心理成因和心理健康教育对策[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1）：151-153.
[6]华颖.大学生抑郁状况及心理健康现状分析[J].科技信息（学术研究），2008（15）：356-358.
[7]王秀希，高玉红，刘卫洁，等.复原力和生活事件对邯郸高职高专大学生抑郁的影响[J].中国学校卫生，2010，31（5）：565-567.
[8]赵笑颜，胡晓斌，张梦菡.兰州市大学生网络成瘾与抑郁的关系[J].中国学校卫生，2012，33 （10）：1179-1181.
[9]袁立新.乐观主义对大学生抑郁与自杀意念关系的调节作用[J].中国学校卫生，2011，32（6）：732-733.
[10]杨会芹，刘晖，李瑗.生活事件自尊及归因方式对大学生抑郁影响路径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11，32（4）：466-467，469.
[11]汪启荣，钱铭怡.自我概念羞耻感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J].中国学校卫生，2010，31（8）：928-929，931.
[12]牛振海，曹运华.绘画疗法改善肥胖女大学生抑郁的实验研究[J].中国学校卫生，2011，32（5）：558-559.
[13]何红梅.大学生抑郁症状与积极心理品质的相关研究—以长沙市大学生为例[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2.
[14]向群英.贫困大学生抑郁心理的干预研究—团体心理辅导与自我教育[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9（1）：27-31，69.
[15]李凤兰，郑晓边.人际交往团体辅导改善大学生抑郁状况效果评价[J].中国学校卫生，2008，29（6）：519-520.
[16]宋玉冰，张海燕.团体心理辅导对贫困大学生抑郁心理的干预研究[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3）：56-58.
[17]单清华，魏冰，王振涛.瑜伽对大学生抑郁心理影响的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7，30：140-141，153.
[18]苏勇.不同频度二十四式太极拳锻炼对女大学生抑郁情绪影响的实验研究[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10.
[19]周巧.音乐审美欣赏对大学生抑郁症状影响的实脸研究[D].重庆：西南师范大学，2005.
[20]乔祯.健美操运动对女大学生抑郁情绪影响的研究[D]. 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师范大学，2010.
[21]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M].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194-195，31-35.
[22]傅晓荟，李丽萍.大学生自杀态度与抑郁情况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7，15（1）：42-45.
[23]亢莉.大学生抑郁与应激源、认知评价、人格特征及社会支持的相关研究[D]. 西安市：陕西师范大学，2004.
【关键词】贫困大学生 抑郁 心理健康
1引言
抑郁是一种弥散性的不快乐感，特点是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严重者可出现自杀念头和行为，是精神科自杀率最高的疾病[1]。大学生处于心理和生理的转折期，由于学业、家庭经济、人际、恋爱、职业生涯等多方面的压力，很多学生出现了抑郁状态。目前国内关于大学生抑郁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抑郁的成因、矫正和疏导[2-3]，与人格、家庭环境[4]、心理健康[5-6]、复原力、生活事件[7]、网络成瘾[8]、自杀[9]、自尊、归因[10]、自我概念羞耻感等关系[11]。很多研究提出应用绘画疗法[12]、积极心理品质[13]、团体辅导[14-16]、瑜伽[17]、太极拳[18]、音乐[19]和健美操[20]等方法来缓解和消除抑郁状态。
贫困大学生由于经济困难，经受了更多的心理压力，在重压之下，连锁的心理行为反应中，他们的抑郁特征有何特点，心理健康处于怎样的水平，这是本文研究的一个焦点。力图通过探索，了解贫困大学生的抑郁情况，为缓解消除抑郁心理，提高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证支撑。
2研究对象
2.1被试
采取整群抽样方法，从贵州省的贵阳、安顺、毕节、凯里、铜仁、六盘水、兴义等地的大学抽取包括不同民族、年级、文理科等的贵州省籍贫困大学生1500人。发放问卷1500份，回收有效问卷1383份，有效率92.2%。其中男生657人，女生726人。大一学生353人，大二学生375人，大三学生341人，大四学生314人。
2.2研究工具
抑郁自评量表（SDS）由William W. K. Zung编制英文版，国内舒良对其进行中文版修订[21]，由于舒良修订版因子结构不稳定，本文进行了量表重新修订。该量表用于测量抑郁状态的轻重程度及其在治疗中的变化。由20个项目组成。每一项目相当于一个有关症状，采用四级评分（1-4），从从无或偶而到总是如此，得分越高，证明抑郁症状越明显。在本研究中总量表Cronbach's Alpha为0.710，分半信度为0.521，四个因子方差累积贡献率为47.969%。
SCL-90量表由Derogatis L R 于1975年编制英文版，国内王征宇1984年进行中文版修订，本研究采用的是中文修订版。此表包含比较广泛的精神病症状学内容，如思维、情感、行为、人际关系等[21]。在本研究中，总量表Cronbach's Alpha为0.980，分半信度为0.954，十个因子方差累积贡献率为55.699%，本研究采用前九个因子，采用五级计分（1-5），从无到严重。得分越高，证明阳性症状越明显。
2.3数据处理
用SPSS for windows 15.0对数据进行管理和分析。
3结果
3.1贫困大学生抑郁程度的描述性统计
根据Zung等对抑郁评分指数的标准[21]， 0.5以下为无抑郁，0.50～0.59为轻微至轻度抑郁，0.60～0.69为中至重度抑郁，0.70以上为重度抑郁。在本研究中无抑郁症状的贫困大学生约占总数的26.6%，轻微至轻度抑郁症状的贫困大学生约占总数的41.3%，中至重度抑郁以下症状的贫困大学生约占总数的30.5%，重度抑郁症状的贫困大学生约占总数的1.6%。
3.2贫困大学生抑郁因子的人口统计学差异
本文对人口学变量分为两类的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对人口学变量分为三类或以上的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女大学生在精神性障碍和躯体性障碍因子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男大学生，独生子女的大学生在心理性障碍和运动情感障碍因子上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的大学生，来源农村的大学生在心理性障碍因子得分上显著高于来源于城镇的大学生，文科的大学生在精神性障碍因子得分上显著高于理科大学生的得分，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心理性障碍、躯体性障碍和运动情感障碍因子得分上均呈现显著差异（p<0.05）。经事后检验发现，在心理性障碍因子上，大一和大三学生因子得分显著高于大四学生的因子分；在躯体性障碍因子上，大二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大三学生的得分；在运动情感障碍因子上，大一和大三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大二和大四学生的得分（p<0.05）。父亲和母亲不同文化程度及是否兼职的大学生在四个因子分差异上均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
3.3贫困大学生抑郁因子对心理健康因子的预测
心理健康各因子和抑郁中的精神性障碍和躯体性障碍因子的相关均达到统计学意义（P<0.01），与运动情感障碍因子的相关部分达到统计学意义（P<0.05）。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130～0.676之间。以抑郁各因子为自变量，心理健康各因子为因变量，采用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进行预测，具体结果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对心理健康各因子预测时，躯体性障碍、精神性障碍和运动性障碍因子多进入回归方程，对心理健康各因子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P<0.01）。
4讨论
4.1贫困大学生抑郁程度的讨论 本文根据抑郁指数，中至重度抑郁症状的贫困大学生约占总数的32.1%，百分比低于傅晓荟、向群英高于王君、何红梅研究结果[22][14][4][13]。原因可能被试的取样范围、时间和使用不同的量表及对抑郁症状的不同界定引起的。但是相对来说，贫困大学生中明显抑郁症状的比例较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长期处于抑郁状态，容易产生各种社会功能的失调，甚至出现自残自杀等现象，严重影响心理健康的动态平衡。
4.2贫困大学生抑郁因子的人口统计学差异讨论
女大学生在精神性障碍和躯体性障碍因子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男大学生。该结论和以往研究有相同和不同的地方[15] [13] 。此处精神性障碍包含抑郁心境和哭泣方面，躯体性障碍包括睡眠障碍、食欲减退等。女生由于心思细腻，往往期望获得更多的积极评价和他人赞赏，来满足自尊心的需要。但是在大学氛围中理想我和实际我之间的落差太大，很多女生产生了不开心失落等心境和用哭泣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压抑。同时女性在社会适应及应激情境下，其应对方式不成熟，导致比男性经历更多的困难和努力，缺乏对负性事件的应对措施。并且女性的情绪不稳定，敏感多疑，缺乏自信，价值感低等因素使其易经受更多的挫败感，易引发抑郁[13]。同时也可能由于生物学因素，女性的荷尔蒙因素导致较高的抑郁患病率，或女性在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方面不一样使女性的抑郁情况高于男性。
独生子女的大学生在心理性障碍和运动情感障碍因子上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的大学生。此处心理性障碍包含思维混乱、无望感、易激惹、犹豫不决、自我贬值、空虚感、反复思考自杀和不满足等。运动情感障碍包含精神运动性迟滞和激越等。该结论不同于以往研究，以往研究认为没有差异[13]。本文原因可能在于，独生子女的父母尽可能事事亲力亲为，为子女营造一个安全的港湾。同时对子女的期待太多，希望子女通过大学教育，有个光明的未来，最终改变家庭经济困窘的现状。因此独生子女的大学生的精神压力较大，对自己的要求定位较高，有过高的期望值。她们没有兄弟姐妹，生活中很容易产生孤独寂寞感。同时大学的生活和学习存在一定的竞争性，一旦遇到挫折，往往不能及时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不能积极寻求他人的帮助，而多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出现自暴自弃，自我贬低，空虚，不愿与他人沟通等负性情绪和抑郁情况。相对来说，非独生子女由于成长环境的原因，自理能力较强，遇到挫折困境时，能向兄弟姐妹求助，社会支持网较广，多能拥有正性的情绪，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纵使产生抑郁情绪，也能运用合理化等问题解决方法来化解，所以两者之间出现显著差异。
来源于农村的大学生在心理性障碍因子得分上显著高于来源于城镇的大学生。该结论和以往研究有相同及相异的地方[4][13]。原因可能在于调查的被试及地区不同引起的。本文的贫困大学生多数来源于山区的农村，极少数来源于城镇，因此可能对数据结果有一定的影响。同时来源农村的贫困大学生由于生活环境空间的封闭狭隘，务农为主的父母的人生阅历和经验及眼界的局限，不可能从父母那里学会较多的合理解决问题的方法及灵活的应对策略。同时肩负着通过读大学改变自己家庭命运的重担，他们对自己的期望较高，一旦没有达到预期，往往感觉命运对自己的不公平，人生坎坷，易产生无助感，自卑等抑郁情绪。相对来说，来源于城镇的大学生，由于城镇文化的较发达，及父母视野的宽阔，他们能有发散式思维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较多采取解决问题的方法来面对困境，所以抑郁情绪较来源于农村的大学生低。
文科的大学生在精神性障碍因子得分上显著高于理科大学生的得分。该结论不同于李凤兰和何红梅研究但与亢莉结论相同[13][15][23]。李凤兰认为理工类学生对自我安全感的渴求、目标追求及自我批评的水平较高，因此理科生的抑郁水平高于文科生。何红梅认为没有差异。本文出现该结论的原因可能在于文科专业的大学生由于专业的特点，情感细腻，感性思维较强，对事物的认识多处于感性，情绪比较外显。在遇到困境，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多掺杂了情感因素。而理科生倾向逻辑思维，辨证分析问题能力较强，多用理性的思维解决问题。所以面对不同的应激源时，文理科大学生的认知评价方式和情感体现方式等因素的不同导致了上述结果。
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心理性障碍、躯体性障碍和运动情感障碍因子得分上均呈现显著差异，多为大一和大二的学生的抑郁情况高于大三和大四学生。该结论和以往研究有相同和相异的地方[13][15]。原因可能在于大一新生刚入校，生活方式、学习方法、社团活动和人际交往等和以前明显不同，在适应新的环境，自我做出改变进行调整时，不能良好的进行角色转换，所以容易出现情绪不稳定，低落，失望等症状。而大二学生经历大一学年的适应后，要在提高学习成绩的同时，形成良好的师生关系、同学友谊、发展爱情，参加各种证书考试，争取奖学金。同时由于家庭经济的困难，一些经济需要达不到满足，因此在多种压力下容易产生失眠、无动力、不开心、自我贬值、无望、空虚感、不满足等抑郁情绪。
父亲和母亲不同文化程度的大学生在抑郁因子分上均没有显著差异。原因可能在于本文中贫困大学生的父母多为小学或初中以下学历，父母由于低学历和经济贫困的压迫，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看问题角度相对来说具有局限性，不可能传授给子女对事情的积极应对理念和理智的问题解决方法。所以他们子女对待各种不适应时，很少从父母那里得到情感支持，只能靠自己探索，容易产生孤独等抑郁情绪。
兼职和不兼职的大学生在抑郁因子分上均没有显著差异。原因可能在于兼职的学生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应该找到一份满意的兼职。但往往自我期待过高，当工作繁重工资低廉时，和自己的预期产生严重的背离，他们容易产生无助、失落、认为自己一无是处等抑郁心境。不兼职的同学，他们的活动范围局限于校园内部，当学习成绩和自己的时间付出，友谊、爱情和自己的想象有不符的地方时，容易体验到挫败，压抑，生活不如意等抑郁情绪。同时不兼职的同学没有进入现实社会、经历各种事情的洗礼，没有更多的社会阅历，他们的思想不成熟，遇到问题时，多采取消极方法应对，所以心态容易抑郁。 4.3贫困大学生抑郁因子对心理健康因子的预测讨论
心理健康各因子和抑郁的多数因子相关达到统计学意义，后者对前者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这一结论说明抑郁和心理健康有密切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心理健康水平。由于贫困大学生遇到负性事件后，不能采取积极解决问题的应对方式，有效的社会支持网太小，社会支持力量太少，多数都是自己本身采取消极抵抗等方式来处理困境，容易长时间处于抑郁心境中，少眠多梦，主动性活动减少，经常萎靡不振，不愿从事各项活动。他们对困境的认知多数是消极的，怨天尤人，认为和别人相比不仅在经济上处于劣势，而且命运对他们不公平，要比他人经历更多的挫折困苦。他们只看到事情的消极面，看不到事情中包含的积极因素正性力量。多处于空虚冷漠、自责自卑自怜的心态，因此负性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抑郁情况不能缓解和消除就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影响心理健康。这一点警示我们要关注贫困大学生的抑郁情绪，多引导其进行积极归因，形成正确的认知观，激发积极品质，增强心理弹性和心理耐挫力，培养其健康人格，进而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
5结论
贫困大学生呈现中至重度抑郁症状的比例为32.1%。在抑郁因子得分上，女大学生显著高于男大学生，独生子女大学生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的大学生，来源农村的大学生显著高于来源城镇的大学生，文科的大学生显著高于理科的大学生，大一和大二的大学生多显著高于大三和大四的大学生（P<0.05）；父亲和母亲不同文化程度及是否兼职的大学生得分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心理健康各因子和抑郁的部分因子相关有统计学意义，后者对前者有显著的预测作用（P<0.05）。
参考文献：
[1]Baumeisler RF.Does high self-esteem cause better performance，interpersonal success，happiness，or heal thier lifestyles[J].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Society，2003，4（1）：19.
[2]张志安，刘慧芳.大学生抑郁心理的成因与疏导[J].中国成人教育，2007，9：25-26.
[3]陈笑丽，付彩云.大学生抑郁心理的矫治及调适[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19（9）：70-71.
[4]王君，张洪波，王莉娜，等.安徽省大学生抑郁症状与人格特征和家庭环境的关系[J].中国学校卫生，2009，30（1）：32-33.
[5]肖三蓉，王挺，雷良忻.大学生抑郁心理成因和心理健康教育对策[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1）：151-153.
[6]华颖.大学生抑郁状况及心理健康现状分析[J].科技信息（学术研究），2008（15）：356-358.
[7]王秀希，高玉红，刘卫洁，等.复原力和生活事件对邯郸高职高专大学生抑郁的影响[J].中国学校卫生，2010，31（5）：565-567.
[8]赵笑颜，胡晓斌，张梦菡.兰州市大学生网络成瘾与抑郁的关系[J].中国学校卫生，2012，33 （10）：1179-1181.
[9]袁立新.乐观主义对大学生抑郁与自杀意念关系的调节作用[J].中国学校卫生，2011，32（6）：732-733.
[10]杨会芹，刘晖，李瑗.生活事件自尊及归因方式对大学生抑郁影响路径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11，32（4）：466-467，469.
[11]汪启荣，钱铭怡.自我概念羞耻感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J].中国学校卫生，2010，31（8）：928-929，931.
[12]牛振海，曹运华.绘画疗法改善肥胖女大学生抑郁的实验研究[J].中国学校卫生，2011，32（5）：558-559.
[13]何红梅.大学生抑郁症状与积极心理品质的相关研究—以长沙市大学生为例[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2.
[14]向群英.贫困大学生抑郁心理的干预研究—团体心理辅导与自我教育[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9（1）：27-31，69.
[15]李凤兰，郑晓边.人际交往团体辅导改善大学生抑郁状况效果评价[J].中国学校卫生，2008，29（6）：519-520.
[16]宋玉冰，张海燕.团体心理辅导对贫困大学生抑郁心理的干预研究[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3）：56-58.
[17]单清华，魏冰，王振涛.瑜伽对大学生抑郁心理影响的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7，30：140-141，153.
[18]苏勇.不同频度二十四式太极拳锻炼对女大学生抑郁情绪影响的实验研究[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10.
[19]周巧.音乐审美欣赏对大学生抑郁症状影响的实脸研究[D].重庆：西南师范大学，2005.
[20]乔祯.健美操运动对女大学生抑郁情绪影响的研究[D]. 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师范大学，2010.
[21]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M].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194-195，31-35.
[22]傅晓荟，李丽萍.大学生自杀态度与抑郁情况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7，15（1）：42-45.
[23]亢莉.大学生抑郁与应激源、认知评价、人格特征及社会支持的相关研究[D]. 西安市：陕西师范大学，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