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人会在我面前议论起上海男人，褒贬不一。但凡夸赞起上海男人时，他们也会连带把我捎上，认为我是典型的上海男人；但凡数落起上海男人时，又总会为我解围，说我南人北相不像上海男人。可见，所谓的上海男人，其实是没有一根准绳。然而，每每议论上海男人时，我搜肠刮肚想找一个代表性人物出来，好几次，我的脑海里都会不经意地浮现出陈逸飞的形象———戴着眼镜，脸挂笑容，衣着得体，一条丝巾大多数日子都缠绕在脖子上，老派之中含几分时髦，或者时尚之中又有几分守旧，讲话糯软的，慢条斯理，不急不躁。聪颖，爱美，身边不乏漂亮的女性；儒雅，勤奋，事业上孜孜不倦地追求；含蓄、练达，待人接物犹显世事通达。
　　我与陈逸飞蛮熟，但没有刻意来往，只是经常会在各种场合邂逅。甚至有一时段，我们会隔三差五在咖啡馆相遇，他身边簇拥着些许美女，我都不好意思与他招呼，倒是他大大方方、磊磊落落地向我伸出手来，热情地寒暄一番。我至今记不起来我们是在什么场合第一次相识，因为那个阶段他太出名，似乎认识他是顺理成章的事。记得有一次在上海国际体操中心举办一场演出，我与陈逸飞都被邀请出席，那晚我和他均早到了，在嘉宾室攀谈了好久，摄影记者过来给我俩拍了一张照，这是我唯一留下的和他的合影。
　　我孩提时期有一位同学兼邻居，画得一手好油画，长得也可人，少年时拍过电影，他的油画还在我们学校举办过画展，这一切都令我们同龄少年羡慕。他当时就是与陈逸飞一起学习油画，我是从他嘴里知道陈逸飞的。其时，陈逸飞因为《黄河颂》《占领总统府》等画作开始小有名气。让陈逸飞真正展露华彩的是那幅众所周知的油画《故乡的回忆（双桥）》。改革开放初期，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哈默拜访邓小平，作为见面礼送给邓小平的，就是陈逸飞画的江南水乡周庄的双桥。次年，联合国将这幅画印制成首日封在全世界发行。陈逸飞因此为世人所知，而周庄也声名鹊起。使陈逸飞更名声大振的是他那幅江南的仕女图《浔阳遗韵》，把江南女子那种温婉，那种水柔，那种优雅，那种婀娜多姿，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张画也是中国当代油画第一次在世界拍卖市场飚出高价，于是爆红。由此，陈逸飞的画成为艺术品市场的宠儿，连连飚出高价，他也成为中国的一线画家。
　　然而，在他最当红的时候，他不甘安于现状，大胆向其他视觉领域进军，玩电影，玩雕塑，玩时装，玩媒体，他的时尚产业和创意园区相继注册，活跃于上海街头，在上海时尚之地“新天地”就有一家。我有时会踱去新天地，顺便也在他的时装店里逛逛。一次看中一件黑色毛料立领夹克衫，我很喜欢，但价格不菲，犹豫再三还是出手买了下来。几十年了，现在虽然很少再穿，但依然挂在衣柜里，不舍得扔掉。陈逸飞先拍了一部纪录片《海上旧梦》，觉得不过瘾，又拍了一部故事影片《人约黄昏》，仍不过瘾，又着手拍第二部故事影片《理发师》。谁知道这部电影成了他的人生滑铁卢，他的伤心之地。电影是综合艺术，并不像个体画画那样简单。他是画家，有犀利的审美眼光，因此在摄影上他往往亲力亲为，将影片一帧帧整落得像他的油画一样美艳旖旎，但导演、剧本、制片等一大摞事情非他一介书生能够独力应对。他有点力不从心了，他选的合作伙伴与他又南辕北辙，大量的金钱投入进去，大量的精力投入进去，但收效甚微。
　　在拍摄《理发师》的初期，他就陷入不可开交的矛盾漩涡中，大笔资金泡汤，人事纠葛不能自拔，他义愤填膺但又束手无策。那一次，他亲自到北京去开新闻发布会，争取自己作为投资人、策划人和出品人的权利。北京回上海时，我们在机场休息室相遇，巧的是我们在机舱里又是邻座，于是他一路向我叙述他的主张和遭遇的不幸，那真是秀才碰到兵，他露出深深的无奈和疲惫。我很理解他，也很同情他，为他抱不平。那时我在上海国际艺术节任总裁，还兼着新闻午报的社长和总编辑。新闻午报是一份以报道文化娱乐为主的报纸，我让他将今天在北京发布的信息给我，他当即拿出了好几份材料。我记得第二天就见诸报端，我還将报纸寄送给他。以后，他似乎并不言败，亲自披挂上阵，最后倒在《理发师》拍摄现场。
　　由此，派生出许多对他的议论，其中一点就是他要得太多，他太商业化了，他应该老老实实做好自己的画家就可以了，何必要四面出击呢？其实，这是他的追求———他称自己为视觉艺术家，他要让美的事物充满世界，让眼前一切都赏心悦目，这无可厚非。他还要让美的艺术变成一种产业，变成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链条。这都是当下中国所缺乏的，也往往是上海男人的梦寐追求。他英年早逝，以身殉理想，理应获得社会更多的尊敬———有时候我总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太苛责了，除了盖棺论定式的赞誉，如果能在他活着的时候就给以更多的理解、支持和宽容，该有多好啊！
　　选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