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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一篇小说,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好小说?平庸的小说?抑或糟糕的小说?判断得有一定的依据。鲁迅先生的《呐喊》《彷徨》因“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而成为现代小说的经典;汪曾祺的小说于平淡中见奇崛,情韵灵动、风致淡远而另辟蹊径,亦是小说之上品。好的小说都是绝佳的艺术生命建构,自成体系,浑然一体。明月的短篇小说《卧驼岭》尽管比不上大家的境界,但也自成气象,可以划入好小说之列,究其依据,以下诸端,或可佐证。
其一,命运的獨特书写。短篇小说不仅可以写生活的横断面、写故事,也可以写人物的命运。如果短篇能把人物命运的发端、升腾、坠落、转机等曲折变化艺术地加以书写,自然会大大增添小说的思想意蕴。《卧驼岭》在不长的篇幅内,就写出了周书霖、夏菊花人生命运的“常”与“变”,文本充溢着浓浓的命运感。十年前的周书霖,心灰意冷,在卧驼岭岭脊最大的峰石枯坐一晚后,毅然决定到外面的世界混穷,想凭借自己的努力改变人生的命运。其间,周书霖到处漂泊,东莞,西安,天涯海角,海城,果真是“混穷”,从混穷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穷混,命运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观。三年前他曾回来一次,还是住不习惯,最终仍选择砖瓦封门,辞别乡井,返回霾气沉沉的海城,而海城的机器无情地吞噬了周书霖的一只胳膊。可见,外面的世界,更狭义地说,与卧驼岭相对应的城市并没有完成对周书霖命运的拯救,恰恰相反,加速了他命运的沦落与颓败。最终他无可奈何地成了周总骆驼的养护人,从而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卧驼岭。正是这次从城市到乡村的回归,他的命运因此有了“恒常”图式的“演变”,完成了他命运“沉沦”之后的拯救。他看护的骆驼惊了夏菊花,夏菊花被吓疯了,而正是这样的人生偶然事件,让孀居的夏菊花走入了周书霖的生活。在照顾、治疗夏菊花的过程中,周书霖逐渐摆脱了伦理的束缚,开始钟情于夏菊花的妖娆、性感与丰腴。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梵音绕耳,这是命运的召唤,也是命运的拯救。周书霖的心不再漂泊流浪,夏菊花也有了身与心的归属,在走驼的日子里,在铡草料的过程中,他们的情感在氤氲和升腾。回归了卧驼岭,周书霖回归了命运的温暖、光亮和存在的意义之所。
其二,氛围的匠心营造。小说感染读者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作家特别营造的小说氛围,而营造小说氛围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环境描写来渲染加强的。如鲁迅小说《药》的开头是:“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这样的自然环境给人以死气沉沉、非常压抑的感觉,使人感觉不出一点生命活动的迹象。与小说中的命运书写相对应,《卧驼岭》在小说叙事方面,也营造了与命运相因相契的氛围,充分展现了小说艺术的功力和叙述的感染力。首先,小说构造了一个苍茫、迷蒙,带有命运感的故事发生的地点、氛围和意境。命运故事的发生地点是在卧驼岭下的茫茫渡,三面环水,雾气迷蒙,像泊在梦中。其次,小说着意强化了命运氛围的营造,让命运充满沧桑、凄清、斑驳甚或神秘的气息。小说在现实叙事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句子,如“门前的半亩紫竹园被茫茫大雾模糊成一座浑沌的小山,风摇竹林,梦中的宿鸟纷纷收紧了爪子”;“三年前离家时的砖封门还是老样子,缝隙里张着几道雄关似的蜘蛛网,网满灰尘和蠓虫”;“竹林里一只乌臼鸟从这一枝跳到另一枝上”;“岭脊雾淡,一只山鸡裹雾低飞”;“麻雀声声噪暮”;“倦鸟噪暮,啾啾如歌”……这些物象不仅仅是自然的景象,更是作家主体情思的投射和小说叙述的审美需要。环境的斑驳凄清,乌臼鸟、山鸡、麻雀、倦鸟或低飞或噪暮或啾啾如歌,共同营造了与命运相互映射的氛围。作家李西闵认为“小说要想吸引读者,首先要营造一种氛围,氛围很重要,是任何故事的先导,有什么样的氛围,就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卧驼岭》深谙氛围营造对小说的价值。小说中氛围的营造有写实的环境描写,有超验的想象,诗意的氛围营造中带有象征、隐喻,自然而然对小说的主题起到暗示的作用,小说中周书霖的命运,夏菊花的命运,茫茫渡村其他人的命运,似乎都笼罩在这迷蒙的氛围中。
其三,话语的别样呈现。小说不仅是时间、空间的艺术,更是语言的艺术,小说的世界是作家借助语言构筑而成的,语言之外别无他物。作家汪曾祺就曾言:“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罗杰·福勒也曾说:“小说的结构以及小说传达的一切都是靠小说家熟练地操作语言来实现的。”“语言是存在的寓所”,海德格尔的话语则更为深邃,直抵语言的本质:“人活在自己的语言中,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人在说话,话在说人。”因此,语言不仅仅是工具论意义上的,更是存在论意义上的:语言建构历史,语言建构世界,语言也演绎人的命运。语言在小说中主要呈现为叙述话语和人物话语,而这些话语带给我们小说的艺术世界。在我看来,《卧驼岭》的文本话语建构了周书霖、夏菊花的命运,构建了人物命运展开的生活世界、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不仅如此,这篇小说的话语还极具特色:一方面是叙述话语的诗意化。正如上文所引用的“岭脊雾淡,一只山鸡裹雾低飞”,类似这样诗意的叙述话语于叙述间隙处,自然地镶嵌在人物故事情节和命运逻辑之中,小说因此充满了主观情思和别样的艺术感染力;另一方面小说引入了很多地方性的语言,让小说的叙述话语更加活色生香。比如这些语词的使用:滗、濡、挼、擩、掯……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种,它的流通范围小,使用人数少,并不利于现代信息社会的交际。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小说是一个自由的艺术王国,地域文化的承载,故土风情的演绎,乡野民俗的呈现都离不开俚语俗言的合理融入,这些表现功能是普通话、书面语言所不具备的。这篇小说写卧驼岭的乡民们的生活,方言俚语的合理使用,显然增添了小说的地方特色、乡土气息和村野文化的观感。
概而言之,小说的叙述不疾不徐,不羁的命运,别样的话语,生命的氛围,三者有机交融,形成了不俗的艺术格调,这些无疑体现了作家良好的艺术感觉——期待明月有更优秀的艺术佳构在不远的将来面世。
责任编辑 张 琳
其一,命运的獨特书写。短篇小说不仅可以写生活的横断面、写故事,也可以写人物的命运。如果短篇能把人物命运的发端、升腾、坠落、转机等曲折变化艺术地加以书写,自然会大大增添小说的思想意蕴。《卧驼岭》在不长的篇幅内,就写出了周书霖、夏菊花人生命运的“常”与“变”,文本充溢着浓浓的命运感。十年前的周书霖,心灰意冷,在卧驼岭岭脊最大的峰石枯坐一晚后,毅然决定到外面的世界混穷,想凭借自己的努力改变人生的命运。其间,周书霖到处漂泊,东莞,西安,天涯海角,海城,果真是“混穷”,从混穷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穷混,命运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观。三年前他曾回来一次,还是住不习惯,最终仍选择砖瓦封门,辞别乡井,返回霾气沉沉的海城,而海城的机器无情地吞噬了周书霖的一只胳膊。可见,外面的世界,更狭义地说,与卧驼岭相对应的城市并没有完成对周书霖命运的拯救,恰恰相反,加速了他命运的沦落与颓败。最终他无可奈何地成了周总骆驼的养护人,从而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卧驼岭。正是这次从城市到乡村的回归,他的命运因此有了“恒常”图式的“演变”,完成了他命运“沉沦”之后的拯救。他看护的骆驼惊了夏菊花,夏菊花被吓疯了,而正是这样的人生偶然事件,让孀居的夏菊花走入了周书霖的生活。在照顾、治疗夏菊花的过程中,周书霖逐渐摆脱了伦理的束缚,开始钟情于夏菊花的妖娆、性感与丰腴。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梵音绕耳,这是命运的召唤,也是命运的拯救。周书霖的心不再漂泊流浪,夏菊花也有了身与心的归属,在走驼的日子里,在铡草料的过程中,他们的情感在氤氲和升腾。回归了卧驼岭,周书霖回归了命运的温暖、光亮和存在的意义之所。
其二,氛围的匠心营造。小说感染读者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作家特别营造的小说氛围,而营造小说氛围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环境描写来渲染加强的。如鲁迅小说《药》的开头是:“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这样的自然环境给人以死气沉沉、非常压抑的感觉,使人感觉不出一点生命活动的迹象。与小说中的命运书写相对应,《卧驼岭》在小说叙事方面,也营造了与命运相因相契的氛围,充分展现了小说艺术的功力和叙述的感染力。首先,小说构造了一个苍茫、迷蒙,带有命运感的故事发生的地点、氛围和意境。命运故事的发生地点是在卧驼岭下的茫茫渡,三面环水,雾气迷蒙,像泊在梦中。其次,小说着意强化了命运氛围的营造,让命运充满沧桑、凄清、斑驳甚或神秘的气息。小说在现实叙事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句子,如“门前的半亩紫竹园被茫茫大雾模糊成一座浑沌的小山,风摇竹林,梦中的宿鸟纷纷收紧了爪子”;“三年前离家时的砖封门还是老样子,缝隙里张着几道雄关似的蜘蛛网,网满灰尘和蠓虫”;“竹林里一只乌臼鸟从这一枝跳到另一枝上”;“岭脊雾淡,一只山鸡裹雾低飞”;“麻雀声声噪暮”;“倦鸟噪暮,啾啾如歌”……这些物象不仅仅是自然的景象,更是作家主体情思的投射和小说叙述的审美需要。环境的斑驳凄清,乌臼鸟、山鸡、麻雀、倦鸟或低飞或噪暮或啾啾如歌,共同营造了与命运相互映射的氛围。作家李西闵认为“小说要想吸引读者,首先要营造一种氛围,氛围很重要,是任何故事的先导,有什么样的氛围,就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卧驼岭》深谙氛围营造对小说的价值。小说中氛围的营造有写实的环境描写,有超验的想象,诗意的氛围营造中带有象征、隐喻,自然而然对小说的主题起到暗示的作用,小说中周书霖的命运,夏菊花的命运,茫茫渡村其他人的命运,似乎都笼罩在这迷蒙的氛围中。
其三,话语的别样呈现。小说不仅是时间、空间的艺术,更是语言的艺术,小说的世界是作家借助语言构筑而成的,语言之外别无他物。作家汪曾祺就曾言:“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罗杰·福勒也曾说:“小说的结构以及小说传达的一切都是靠小说家熟练地操作语言来实现的。”“语言是存在的寓所”,海德格尔的话语则更为深邃,直抵语言的本质:“人活在自己的语言中,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人在说话,话在说人。”因此,语言不仅仅是工具论意义上的,更是存在论意义上的:语言建构历史,语言建构世界,语言也演绎人的命运。语言在小说中主要呈现为叙述话语和人物话语,而这些话语带给我们小说的艺术世界。在我看来,《卧驼岭》的文本话语建构了周书霖、夏菊花的命运,构建了人物命运展开的生活世界、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不仅如此,这篇小说的话语还极具特色:一方面是叙述话语的诗意化。正如上文所引用的“岭脊雾淡,一只山鸡裹雾低飞”,类似这样诗意的叙述话语于叙述间隙处,自然地镶嵌在人物故事情节和命运逻辑之中,小说因此充满了主观情思和别样的艺术感染力;另一方面小说引入了很多地方性的语言,让小说的叙述话语更加活色生香。比如这些语词的使用:滗、濡、挼、擩、掯……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种,它的流通范围小,使用人数少,并不利于现代信息社会的交际。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小说是一个自由的艺术王国,地域文化的承载,故土风情的演绎,乡野民俗的呈现都离不开俚语俗言的合理融入,这些表现功能是普通话、书面语言所不具备的。这篇小说写卧驼岭的乡民们的生活,方言俚语的合理使用,显然增添了小说的地方特色、乡土气息和村野文化的观感。
概而言之,小说的叙述不疾不徐,不羁的命运,别样的话语,生命的氛围,三者有机交融,形成了不俗的艺术格调,这些无疑体现了作家良好的艺术感觉——期待明月有更优秀的艺术佳构在不远的将来面世。
责任编辑 张 琳